树灭浑无岸,风生只有潮。

岁穷程未尽,天末国仍遥。

已入闽王梦,香花境外邀。

——《送圆仁三藏归本国》

归心似箭的圆仁走水路,经过洛阳、郑州、汴州、泗州,回到扬州。会昌六年(846年)四月,武宗皇帝驾崩的消息传到扬州。不久,新皇帝登基,严厉的灭佛政策随着皇帝的去世一起松动,被禁锢的佛教活动又昌盛起来。圆仁终于可以重新公开他和尚的身份。

圆仁沿着海岸线一路北上,经过楚州、海州,最后回到登州赤山,他巡礼中国的旅程真正开始的地方。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九月,圆仁登船回到日本博多。返国这年,圆仁五十四岁,后十七年,圆仁在日本国传法,成为日本天台宗的“慈觉大师”。

武宗在位七年,他的年号“会昌”因为发生在这六年中的残酷的对僧尼寺院的迫害而成为后世最屡屡提起的名字。武宗的死因与他的爷爷宪宗一样成谜:服食丹药,喜怒失常,甚至神志不清,口不能言。死前连宰相李德裕想见他,也被宦官拦在门外。他并没有比自己的前辈们更加坚强。

会昌年间,天下拆寺院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按两税法交税。“会昌毁佛”之后,国家的户口增加了一倍多,成为日后收税的税基。寺院和僧侣中有武艺、有医术、有建筑机械手艺的僧侣多半被派上了会昌三年至四年间征讨回纥与藩镇叛乱的战场。从寺院缴获的铜像与钟锣被命令用来铸钱,但是铸造成本极高,每铸造一千文钱所耗费的人力物料与运输成本就有七百五十文左右。

从佛教寺院挤压出的土地、财富与人口并没有能够改变李唐王朝沉没的轨迹。武宗之后继位的宣宗晚年落入了与他的前辈们一样的怪圈:求神炼丹,中毒而死。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侍中崔胤借宣武军节度使朱全忠之力把宦官手上的左右神策军、监军和参与枢密政治的权力一切罢停,杀死宦官数百人。朝官与宦官的“南衙北司”之争终于以朝官的胜利告终。但惨胜如败,胜利的代价是南方一次又一次的兵变与民变。

昭宗解决了宦官,却让藩镇渔翁得利,朱全忠从此再也不受控制,伸出了终结李唐王朝的那只手,不久,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大梁”。

时间是公元907年,唐哀帝天祐四年。

后记

向确知走得足够远,未知才显现她的身影

作为一个通俗历史的写作者,“有趣”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卖不动”的可怕陷阱,被市场淘汰出局。在我的同行们纷纷铆足了劲儿“讲段子”与“说书”逗读者们开心时,我深深抱歉于自己欠奉的搞笑能力。我一边十分刻苦然而并无成效地满足市场的需求,一边总想起钱穆在《国史大纲》里写下的那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我想并不是任何时候,搞笑都是合适的表情。司马迁写作《史记》时必然未曾把“搞笑”作为目的,但幽默、嘲讽、怜悯与可读性,无一不缺地出现在《史记》的文本里。

所以我想,如果读者的情感没有被麻痹到只剩下接收“搞笑”的刺激,那么在阅读过往历史时,作者应该可以向他们呈现更复杂的人格与情感,而不是不同名字的“笑星”。通俗历史的叙事要有可读性也并不只有“逗乐”这一条窄道。所以我决定在这本书里做出一次尝试。这本书里的每一篇文章都有一万多字,有些甚至两万,比起读者们习惯的三五千字讲完一个故事的“公众号”篇幅,它更具体、更完整,也包含更多的线索与角度。在编排上,开头与结尾一篇讲“时代”,中间六篇讲诗人的心灵旅程。当我开始创作这一系列文章时,自认为没有任何难度——从识字开始,他们就是一再出现的、最显赫的名字。但真正开始写作,我才发现,我不了解这个时代,也并不了解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人生。感谢一年半的写作“强制”我补上这一课,也希望我的读者们受惠于此。

这本书里提及的人物与事件不论是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还是在之后,都足够有名。它本应该像苹果树上掉下来的就是苹果一样,具有足够的确定性。事实正相反,哪怕在这些声名显赫的人物这里,检索过的材料越多,不确定也越多:不确定李白究竟去过几次长安,不确定马嵬驿上太子究竟是不是秘密策划了针对老皇帝的兵变。至于这些诗人们的生平大事年月,更是聚讼纷纷,成了许多文学史专家一辈子的课题。在这本书里,我们不断出入《资治通鉴》《新唐书》《旧唐书》及相关笔记小说对于同一个场景相关材料出发自不同立场的不同解释,仿佛在这个时间点,空间展开成不同的平行宇宙。

过往优秀的历史学家们在考据之后,给出了他们的选择。“拾人牙慧”的我并不打算判断他们选择的对错,但是我希望借由他们的不同选择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历史”?从希罗多德落笔《历史》时的“传说”,到左丘明在《左传》里一再提到的梦境与占卜,历史学家们在严肃的思考之后呈现的并不总是我们想象里可以轻松证实或证伪的“事实”,甚至不是同一套事实。他们致力于阐述历史的规律与教训,而难以连贯解释甚至互相抵牾的事实的空隙,必须以想象和角度填满。

历史学自然将“真实”作为一种美德。但自从十九世纪历史成为一门学科,历史学家们慢慢发现,“历史”与科学语境里可以被反复证明的“事实”总有渐近而不能至的距离。

更晚近的历史学家们开始反思这种“渐近而不能至”。无法从叙述语气、角度和手段中剥离出的“事实”,同样事件多种叙事的并存是“缺陷”“错误”,还是历史作为一门有关人类思考与活动的学科的一种本质特征?更晚近些的历史学家(比如罗兰·巴特、海登·怀特)甚至认为,比起科学,历史更接近文学,脱胎于对语言的操弄的历史比起客观存在,更是一种叙事技术。

爬梳史料寻找史实是历史学家的手艺,但挑选甄别史实的标准,除去“手艺”之外,还有观念。在历史成为一门学科之后,历史学家们也开始反思检视自己达到历史事实的角度与心态。人类每一次观念的变革都伴随着对过去历史的重新认识。中世纪的历史学家强调神的意志,文艺复兴的历史学家将他们观察的视角挪向人的尊严、欲望与智慧。再后来,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经济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决定历史。更晚近些,历史学家的目光不断放低,他们的焦点由政治与文化精英转向平常人的日常生活。每一次观念的变化,都给同样一个历史事件带来新的角度与叙述。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历史的诗意所在。

在通俗历史的领域,对再现历史、戏说历史、趣说历史的努力从未停止,但更多的关注停留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于是人人以“权威”“正史”“真正发生”作为吸引读者的“卖点”。而我希望这本书(以及在未来的书写中)能够呈现不同角度更多的可能性。一段对历史的叙述被评价为“小说”,对于我来讲并不是什么令人沮丧的事情。

作为今天图书市场的作者,我当然以伺候读者为最重要的任务。如果作为作者我还敢对读者提出一些要求,那么我希望读者们在读到“历史”时,比起坚定不移地相信某一种记录如同科学一样准确客观,更能够去思考谁记录下这段历史,它为什么被如此讲述。当发现对同一个事件截然不同的记述时,比起快速地判断真伪,更关心为什么。

歌德说过,怀疑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增长。我并不指望我的读者们全然同意我对这一段历史的裁剪与重述,也不保证我还原的现场一定是实际存在过的那一个(谁能够保证呢),它更合适的定位也许是“几个故事”。假设读者在阅读完以上故事之后,想要知道这些事件的材料来源或者过往学者对于它们的研究,欢迎在后面附列的参考资料里按图索骥。假设你们依然对历史这一门学科本身感兴趣,我推荐伊格尔斯的《二十世纪历史学》,一本足够短,也足够提纲挈领的小书。

在这本书里,我当然想要避免任何的错误,但错误总是难免。甚至,我也采纳了一些少有人持有的观点,使得对有些事件的叙述与传统说法不尽相同。我不会为了安全而放弃我的角度,但是欢迎指正错误、发送意见与建议到我的个人公众号“北溟鱼”,或者电邮:yizhou2011@foxmail.com。谢谢你们看到这里。

2019年5月于密歇根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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