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麦克斯韦先生及其夫人去世后，他们在天堂的角落里种了一小片玫瑰，一时间再没有什么物理研究来打扰他们清闲而宁静的生活，不过心地善良的妖精偶尔会来看看他们。
“你带来了什么？”麦克斯韦先生坐在椅子里问，他的妻子仪态温婉地站在一边，姿势和位置都和他们生前所习惯的没有区别。
“一张照片，先生，太太。”妖精把那张薄薄的光滑的纸片从背后拿出来，神情有些扭捏，“是我照的。”
麦克斯韦先生把照片举到眼前细细地看，上面是一些他不认识的人。[12]“让我猜猜……哪个是你现在的主人？或者说，是谁看了我的手稿？”
“前排，中间那个，先生。不，再往右边，您相信吗？那时候他才16岁，我算是看着他长大的。”妖精边叹气边说，“别看他现在形象这么邋遢，头发好像闪电打过似的，当年可是个英俊少年。”
“他都让你干什么了？”麦克斯韦先生好奇地问。
“他跟我说：‘喏，你追着这束光跑，能跑多快跑多快，等你追上它的时候别忘了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你说说，这是人干的事吗？”
“当然，当然……”麦克斯韦先生沉思着，“我认为这个想法很了不起，众所周知，光速是不变的，这我早就证明啦。”[13]
“我不太明白。”麦克斯韦夫人柔声说，“听上去是挺难为人的。”
“还有更过分的哪，太太。”妖精眨巴着眼睛，亮晶晶的泪水在里面打着转，“您再看这位先生，背着我不知道搞了什么鬼名堂，然后拿出个盒子神秘兮兮地让我钻进去。我可从您这儿学乖啦，郑重建议他放只猫进去试试，让我猜到底会发生点什么，结果到现在都不知道那可怜的小家伙是死是活。”[14]“猫？那是什么意思？”麦克斯韦先生问道。
“这得慢慢讲，以后您会明白的，这跟您以前研究的东西不太一样。”妖经略有几分得意地回答，“最关键的是这个老家伙，对，我就是要说他，他给我讲了一上午的物质结构，还笑眯眯地拍着我的肩膀夸我学得挺快，到最后拿着红笔往满黑板乱七八糟的图上圈了两个小球，然后说：‘好吧，你能让它们朝同一个方向转我就服了你’。”[15]麦克斯韦先生疑惑地摇摇头，显然，这都不是他研究领域内的东西，但是无疑重新激起了他对于物理学的兴趣。
“我会在今天下午的茶会上提出这些问题，你愿意参加吗？或许，你想见见你以前的主人们，现在你所知道的东西已经超过我们了。”
“他们都会来吗？”妖精有几分怯怯地问。
“大多数都会来，如果阿基米德先生没有忘了时间，而牛顿先生又没有身体不适的话，[16]我们每天下午都会在一起喝茶，这个传统延续几千年了。”
“阿基米德先生？你是说阿基米德先生？”妖精抓起他从不离身的尖顶帽从椅子里跳起来，紧张不安地向四周张望着，“哦，不了，谢谢您的好意，但是我突然想起我还有点事……”
“太遗憾了，你真的这么不想见到他吗？”麦克斯韦先生站起来把妖精送到门口，“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他到底问了你什么问题？我猜了很久都没猜出来。”
妖精回过头，天堂宁静的午后阳光铺洒在他毛茸茸的耳朵和悲伤的黄眼睛上，是如此温暖宁静，但他仍然笨拙地缩了缩脖子，仿佛仍不禁在那位容易激动的老人激昂的气势威慑之下打了个寒战似的。
“其实他是个老好人，有时候我还真挺想念他的。”他回答道，“可是他不该冲着我喊：‘给我一个支点！’这可是连上帝都没法办到的事情啊。”[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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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猛于虎
吴岩
1
寒冷的深夜。你蜷缩在被窝中，不想做任何事情。
除非，紧张而急促的电话铃把你吵醒。
我不太喜欢夜间接任何工作上的电话，特别是在北京初暖还寒的春天，雾气那么浓重。PM2.5会给人带去多大伤害，还不可知。我做医生的妹妹曾经告诉我，她的研究表明，每隔6～7年，PM2.5的含量就会达到一个峰值。而此后的6～7年就是城市中肺癌发病的尖峰时刻。这样的天气，无论是情感还是理智，都不可能使我离开被窝、离开家门。
但是，电话还是顽固地又响了起来。
我瞥了一眼号码，有一种似曾相识又模糊不清的感觉。是接还是不接？我翻看了一下床头那个以塔罗牌为画面的日历。因为，直觉告诉我这个电话将改变我对生活的认识，甚至可能改变我一生的走向。好吧，如果它继续响第三次。
当电话第三次顽强地响起来的时候，我便被卷入了这一场根本不应该卷入的事件当中。
我放下电话，穿好衣服，打开门。北京的深夜正张着神秘的大口想把我彻底吞噬。
2
我在城市边缘的一个远离居民区的上岛咖啡馆见到了他。
打电话的人跟我有一面之交。早在15年前，我们就曾在一个有关高校管理培训班上见过面。我那时候还在管理学院教授教育领导学，而他是一所不太出名的高校的副校长，在我这里培训。我仿佛记得事后他还请我去他的学校，给创意设计学院做过一次报告。那时候的他，显得风流倜傥。而今天却判若两人。他身上看起来不那么规整，有点佝偻。我甚至隐隐地看到衣服上有吐了却没清理干净的痕迹。15年的时光，好像磨碎了他的面孔，在原本白皙的皮肤上刻蚀出深深的皱纹。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岛咖啡的人会让他进来。他看起来不应该出现在这种充满布尔乔亚风气的地方。我的一个直觉是，他变得比过去要自信许多，但却因为受到了严重打击成为了惊弓之鸟。桌子上摆着一杯味道恶劣的鸡尾酒，酒杯被粗暴地移动过，洒出一大滩。
见我进到他所在的小小隔间，他猛地跃起飞快地奔到我的身边，贴近我的耳朵，紧张而激动地说：“你终于来了，我的时间没有多少了。门外没有警察或警车吧？”
我摇头表示确实没有。
“没有就好，没有就好。”
他把我拉回到自己的小小桌子旁边，用眼睛直盯着我：“你还能认出我对吧？”
我点了点头。“高士兵！”我甚至记得他的名字。
“嘘！”他制止住我大声讲话的意图：“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在这样的夜晚，碰到这样的事情，真是极大地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人生到底有多少种神秘？他会给我讲些怎样的故事？
3
我要了一杯咖啡，知道这个夜晚将彻夜无眠。他以怀疑的眼光盯住送咖啡的姑娘，而那个姑娘则对我们看都不看。我想这对他起到一些稳定作用。
“高校长，您这么晚把我叫来……”
“嘘！不要出声。我时间有限。你只是听我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插嘴。我的政治生命岌岌可危，到底会受到怎样的处置，还很难说。你还记得我们15年前的那次见面吗？我邀请您来学校给我们的创意学院教师做报告的那次？”
我点了点头。
“好吧，我当时跟您说谎了。我们参加听讲座的，不是创意设计学院的教师。我们根本没有创意设计专业。
“事情是从1998年开始的。那个秋天，教育部颁布了他们的985计划。要在21世纪，用1998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重点资助10所高等学校，让这10所学校迅速成为世界顶尖大学……”
我点头表示同意：“我甚至参与过相关项目的测算和报告的研讨。虽然我自己很怀疑这种通过资金打造世界一流名校的做法是否真的奏效，但国家已经下决心要做这个工作，我们只是打打下手。”
“我就知道您是计划的参与者。我记得在那次培训中您谈到过一点点。长话短说，我们请您去为我们的主要领导干部讲座，就是为了全面了解这个计划将给我们这些边缘的、三流以下的学校带去怎样的影响。所以那天我们的问题都集中在没有资格进入这些国家项目的院校该怎样生存上。
“您的整个谈话让我们的团队非常失望。要知道我们这种基础非常薄弱的学校，能在这个世界上坚持存活下来，其实是凭借我们对教育的信念。但当时的教育体制看着像在发疯，他们不是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引导教育，慢慢实现人际公平，而是采用揠苗助长的方式拔尖，完全不管我们这些正在底层从事踏踏实实教育工作的学校的死活。我记得我们曾经再三逼问您最坏的结果会是怎样，您说，大概在10年之内，一定会将排列在学校榜下端的这些院校进行大幅度清理和关停。这是管理学的效率原则决定的，您当时振振有词地说。”
我不知道他的这些话是在指责我，还是纯属一种中性的描述。但我似乎感觉，他要说的事情确实跟我参与过的某个改革项目相关。
“那天听过您讲演的人都忧心忡忡。吴老师，我们不想被关停，我们的教师多数在40-45岁的年龄，上有老下有小，此时如果他们失业，进入其他更高院校任职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转移第二职业的难度您是知道的，这等于把我们多数教师推向火坑。
“在您离开我们学校之后的半年里，我们四处奔走，一方面想弄清您说的关停学校的消息是否属实，另一方面也希望如果真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能未雨绸缪先做好保全自己的准备。我们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就是跟其他学校联合。如果我们能被更好的、不会被取消的院校收编，将免于厄运。实在不行，如果能跟一些较好的同等水平的院校合并，增大规模，也许有挽救的余地。但上述两个方法对我们的一把手校长书记来说，并非什么好事。合并可能丢掉他们现有的官职，因此虽然我们在四处活动，但学校并不真正对这些选择表示支持或满意。再说，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长官意志，没有上级意图，根本无法独自按照设想去合并。退一步说，即便我们找到合作单位，他们可能有人员重新筛选的要求。再有，如果同样的三流院校凑在一起，合并之后就能逃脱被驱逐的命运吗？”
我讲座中普通的一句话，曾经让他们产生了这么大的担忧，真让我感到有点吃不消。但这毕竟已经是过去很多年的事情了。从1998年到今天，差不多15年过去了。15年就算犯罪，也该脱离追诉期了吧？我重新集中起注意力听他讲话。
“吴老师您做教育领导学研究，比任何人对我们都了解。在中国当个校长，真的是让他坐在火炉子上方1米的地方活活地烧烤。用完就扔的干部体制，会让人在任期中尽量使用权力。现在有一句话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但体制不改，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谁会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咱们教育口就算是比较不错的行业了。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不是为权力来工作的，但我不得不说，在中国这种疯抢资源的现实中，失去权力可能终生掉队。我们的校长对这个未来看得特别清楚，与其等待着被关停彻底失去自由，不如我们搏一把，找到一个能延缓生命终止的方法，就算损失一些权力，也是值得的。为此，他很快就私下里责成我组织一个精干的小组，研讨全方位应对关停的策略。
“你还从来没听说过一所在体制内的学校，面对上级可能颁布的新的管理举措去建立应对小组的情况吧？其实这种事情天天在发生。但能把这样的小组相对独立出来，给他们资源和一定权力，让他们尽可能发挥作用，我们校长真的是高瞻远瞩。我跟您一样对管理学充满探索的兴趣，且跟校长一心一意，因此被定为小组牵头。我们从国家的短期和长远发展趋势方面做了三个秘密报告。我们发现，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发展，我们这样的学校都会在未来的所谓发展大潮中被阉割后剿灭。
“您讲座之后的第三个月我们领导班子再度开了个碰头会。我们的校长跟书记不合，校长强力支持我寻找自主方案，而书记则建立了另一个团队希望能走上层关系，为学校的未来（恐怕最终将只有他自己的未来）寻找出路。
“在会上，我把一些国外薄弱院校如何自救的经验做了简单汇报。我的想法是，这些经验虽然来自他种文化，但对我们的未雨绸缪转型和应对未来很有参考价值，说实话，我跟校长都认为，给所有教师保住职位确实是一个新的、可能发展自己的机会。
“讲起这些，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想要让自己不被吃掉，一个最重要的方法是要做成世界上唯一的、其他院校不可替代的学院！你所具有的特性或能力，是其他学校所不具备且为社会有益的，这是所有大学或科研院所生存的基本法则。但我们那时候没有这种唯一性，我们在科研上不突出，教出来的学生又跟当前的热点职业毫不沾边。这样的状况不可能保证我们不被撤销。想要自救，只有一个办法，在今后的10年中把自己变成一个独特、唯一、对社会有用的学校。幸好您告知我们还有10年时间。”
上岛咖啡温暖的房间，让我忘却了刚刚走过夜路的寒冷。而高士兵副校长所讲的这套有关高校拯救的管理学原理，虽然没有什么出处，但也合乎逻辑。我对整个事情充满了兴趣，急不可待地想知道他们怎么开始了10年创建独特高校的道路，而这一切又是怎么让他感到了今日如此巨大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