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只有在进部队之后，弹琴停了好几年。做的是宣传美术工作，而且参军不可能带着古琴。从成都回上海工作后，她去打听琴社的事情，找到师兄姚炳炎，老师也都是原来认识的。跟他们联系，开始恢复练琴，参加活动。
之后，平时都会去琴社，除非礼拜天要加班。后来到包头，要回去上海，每次经过北京转车，也问问北京的情况。常去一些老琴人的家。所以对于古琴，也可以说并未中断。肯定会忘记一些曲谱，但很多年轻时学的东西，记得比较深，基础还是在的。
照片中年轻的她面容清秀，气质干净。却想起桐含谈起她的一句话：“她的经历也很颠簸流离，其实一直被时代的潮流拨弄。经常莫名其妙就走到另外一条路上。首先肯定是考虑生存，很多时候这是最大最基本的问题。”
她拿出一张黑白小照片，是她的父亲。一个道士装束的男子，留着胡须。这是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在温州。他是一九七七年，文化大革命过去的第一年，在温州过世的。那时她父亲年纪大了，平素喜欢到清静的地方走走。父亲对她影响很深。
“我的家庭简单。七八岁时母亲去世，她才三十几岁。兄弟姊妹三个，哥哥在上海，弟弟在温州。小的时候几乎一直都在逃难。当时在温州还有叔叔一大家子。开始我们想出来，父亲没有路费，就跟他的姑妈，我叫姑婆，借了二十一块钱。
他说带你出来就是靠姑婆借的二十一块钱，以后有钱要还给她。
刚到上海时住在亭子间。后来父亲找到工作，租了一个后楼，就是楼梯上去，客厅后面的一个小房间。空间也非常狭小，没有灯，但比阁楼要好一点。住了大概一两年，又搬到亭子间。
父亲是中学文化程度，会打打字，英文也认识一些。在上海是普通职员，在房地产公司收过房租，有时候去哪个公司打打字。找工作很难，也不稳定。公司一旦经营不好，他就失业。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平时喜欢听民族音乐，买了一个旧留声机，经常放《阳关三叠》等琴曲。我慢慢被潜移默化。十三四岁开始学琴，后来一边学琴一边教琴，有了一点车马费的收入，也算可以把家维持起来。”
只要一打仗，父亲就没有工作，她的书也无法读完整。刚刚付了两个月学费，打仗了，就又要离开。生活很辛苦，无尽颠簸。
她记得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自己还在外面教人弹琴。一天到晚拉警报，后来都习惯了，等警报停了以后就走。到了晚上，电灯用布罩起来，玻璃窗用纸贴上，怕空袭暴露目标。
后来房子被日本人炸掉，他们逃回温州，又逃到乡下。有一次在温州市里，走到半路快到山坡时听到拉警报，她赶快躲在边上，看到日本的飞机丢炸弹。“我在石头后面，看得很清楚，一枚炸弹在前面掉下来，然后就爆炸了。”
后来日本投降，美国人进来，上海也是乌烟瘴气。
她说，即便有战争和动乱，但那个时代，艺术氛围仍离人的生活比较近。学乐器或者是学画画，从事跟艺术有关的事情，比较平常。很多人会这么想，会这么做。不像现在，艺术好像是跟大部分人没有关系的事情。很多人不去想，也没什么人想真正从事。
“古琴很难，学古琴的还是少。但不管怎样，我自己学琴是非常努力的。想着一定要学好。
以前在上海，接触的一些人经济条件算是好的。家里总挂着一张琴，不一定会弹，但显示自己尊重和热爱中国传统。父亲当时有两个医生朋友，很注重琴棋书画，在意文化氛围。他们都已五十多岁了，知道我会弹琴，提出跟我学。
我教一个弹了《阳关三叠》，后来还一起合奏，感觉很好。另一个家里也有琴，我也教。用的也是比较传统的教法，没有琴谱，就是靠脑子记。
学生里还有一个男孩跟我年龄差不多。他的父亲是上海帮派的，有一些名气，叫徐朗西。当时他读高中，我一个礼拜去教一次，大概这样过了一年多。他弹得很好，后来也参加今虞琴社。在社里经过指点，更是进一步提高。后来听姚炳炎说，他在文革中跳楼自杀了。因为父亲是帮派头子。”
她说自己年轻的时候，能够画画、弹琴、教人弹琴，也曾经想过以后年龄大了，就把教琴、教画当成工作。当时这种想法跟父亲讲过，父亲说，妇女要有经济独立的能力，不能依靠别人。他经常讲这类的观点。
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向往。
后来世事的变化谁能预料和知晓。
我问她，认识的老师和朋友，或者年龄大了，或者离开了，或者是发生变故走了，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她照旧绕开了我的问题，只是提起往事。
“以前李明德老师过得很辛苦。他在公司里面工作，薪水没有多少，住的房间很一般。他到我家教琴，我没有什么其他东西招待他，就请他吃一碗馄饨。他死得太早了。突然之间脑溢血。”
十二
一九四九年成都解放。张大千出国去了印度。她在成都市中国民族青年联合会学习。一九五年十月响应抗美援朝的号召，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川北军区文工团搞美术工作。朝鲜停战，随第一批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转业到上海。
后来她认识了先生，跟他结婚，一起到包头，待了六七年。温度零下二十四度，得穿皮革。气候干燥，不下雨，就下点雪。吃的只有粗粮，每个月粮食，一个人定粮二十八九斤。大米只有一斤，面粉大概是十斤。还有杂粮，小米已经算是很好。油是二两，肉半斤。
再后来调到江西拖拉机厂。早上带粮食，中午在厂里吃。女儿上幼儿园，下班后两人一个接孩子，一个回家做饭。有时候晚上弄完所有事情，想弹弹琴也没有精力。
文革中受到冲击，主要是因为张大千。她记忆中的张大千当然是没有淡忘。
“张大千老师的家庭很传统，很讲礼节，家教很严。他对哥哥嫂嫂都很尊敬，逢年过节都要跪下磕头。但他对学生相当好，很亲切，很豪爽。我们到他家里，吃住都是他管。他说，我的小孩跟你们差不多，你们相当于我的下一代。
我们对老师也很尊敬，逢年过节要向老师磕头。老师有钱，一张画值很多钱。知道我家经济状况后，每个月寄钱给嫂嫂时，也给我家里寄一点。这帮了很大忙。因为父亲那时没有什么工作，经常失业。对其他学生他也是这样照顾。”
她说张大千喜欢讲话。画画的时候学生围着他，他就讲自己的事情。他的母亲在内江镇，会画鞋的花样，他小时候跟着母亲画，大概十几岁开始真正学。
后来做过和尚，出过家。在日本留过学。还在重庆当过两年的土匪师爷。
一九四九年印度请他去讲学，他去了。后来他的儿子、侄女想到台湾去看他，都去不了，只能通个电话。他儿子说，爸爸经常问起学生的情况，他就一一讲了，俩人都在电话里哭。
张大千一生画了六万多张画，直到八十三岁过世。
一直到后来文革结束，开办了张大千纪念馆。他儿子知道苏州、上海有大风堂的弟子，就一一联系，慢慢恢复。现在上海大风堂是一个分会，成都、重庆、香港还有其他地方也有，经常组织互相联系。
一九八四年退休之后，她到上海、四川参加各种活动，如纪念张大千的活动等。大家一起交流，一起开画展。“相当忙，不比上班空。”
如果张大千没有走的话，可能生活又是另一种样子吧。
那就不知道了。文艺界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很多画家都死了。
十三
中途，她弹奏了一曲《普庵咒》。此曲是一首佛曲，明清两代各家琴谱都记录了这首曲子，表现的是佛家古刹闻禅，分为有辞、无辞两种。有人说演奏的时候，一定要用清和雅正的心态，手法沉稳，“不矜躁，不疾骤，不漂浮，不滞涩”，这样才可以令自己和听者都生起欢喜和清净的心。
“最早的时候是跟杨老师学的。他教我十三首琴曲中的一首。”这是她经常在公开场合演奏的一首曲子。只要一弹琴，气场就有微妙变化。姿态，神情，手势，都有了岁月浸润。所谓的声意雅正，用指分明，运动闲和，取舍无迹，大抵如此。
弹奏中途，由于身体原因突然反复咳嗽，大概持续三回。但仍旧显得十分镇定，咳完，再往下弹。坚持弹完全部。
古人说，操琴也有戒。头不可不正。坐不可不端。容不可不肃。足不可不齐。耳不可乱听。目不可邪视。手不可不洁。指不可不坚。调不可不知。曲不可不终。这些是弹琴之人的戒律。所以，她弹完了整曲。
谢谢叶老师。喝点水，腰也有点受不了吧。
年纪老了就是这样，骨质疏松，骨头变形了。腰椎变形，不好久坐，坐久了吃不消。因为直不起身来，现在的衣服也都只能现裁。
有一些人想学琴，可以怎样学？
这得看本人，要心里真正喜欢。如果不喜欢，弹着也没意思。学的时候好好学，经常练，要有毅力。有些人只是感觉好玩，结果学半年或几个月就学不下去。琴棋书画，修身养性，修自己的性情。现在生活紧张，有时间在家里弹弹琴，自娱自乐，是一个让自己清静下来的办法。但说老实话，还要吃得起饭，没饭吃就没办法去玩这个东西。
现在古琴也已经成为让很多人获取名利的一种方式。
有些人为了出名，拼命想到外面去，但弹得不好就很难。再怎样吵闹也没用。就跟演戏一样，有人捧场，但你还得要有真本事。
一个人琴弹得好，是使用什么样的琴都可以，还是琴的选择也很重要？
琴用很长时间会坏的。初学的人不必买太好的琴，弹得好的人无所谓。有些人喜欢琴音很脆，有的喜欢韵味长，自己会弹就知道区别。所以很多人喜欢背着自己的琴。每张琴有的这个地方好，那个地方就不太好，全面很困难。当然琴还是重要的。古琴是美的，坐在那里弹琴，要放松。眼睛看这边，心静下来，手怎么放，动作怎么样，都有一定的讲究和规律。
弹琴的时候应该是怎样的状态？
心无杂念，注意琴曲的内涵，想着把它弹好。琴有主题思想，比如弹《平沙落雁》，讲北方天气冷了，大雁要飞到南边。演奏的过程就要用琴表现出来雁叫，盘旋，慢慢落下来，所以指法很重要，要注意速度快慢。《阳关三叠》比较简单、通俗，明白它的意图和情绪的表现。出关，一个人回忆故人，一些指法比较婉转，弹得慢一点。
现在有用五线谱教古琴的，还有了学院派，但传统的看法是，表现情趣就不能让节奏控制。一旦节奏试图控制，味道就不出来。
高山没有动静，是固定的，流水就不一样了，指法就比较活泼。弹琴的人就是这样，要用心去体会。怎么样表现要靠自己体会。老师教你，光会弹也不行，你得体会到情趣内涵。
我觉得还是传统的方式好。中国人应该把古琴弹好。
十四
这大概是她谈起古琴最长的一段话，有自我的理论。在其他所有的表述中，她都是质朴而直接的，没有任何多余结论和抒发。
她说自己画画和弹琴都是业余。一九八四年退休，工作的三十五年中，画画不太可能，因为需要颜料，文房四宝要拿出来。但不管到哪里工作，都会把琴带着，闲暇时候进行练习。这样不时练一练，指法就不会忘记。
但她从未表达过自己对弹琴的情感，或者对这件事情有过什么样的期望和经验。一生在流离辗转中朴素自守，唯独一张琴长伴一生。最终还是所言寥寥。
痴爱琴的人，也许会有如同嵇康的感想。“余少好音声，长而习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这也应是她心中所想吧。
岁月冉冉，人的心可以做到平稳从容。大抵是，有怎么样的心，才能有怎么样的音。她弹过两曲，言论不多，但这种淡然质朴的气场，始终存在于她的周围。
差不多到了离开的时间，她接上我刚进来时候的话头。“有几张我们的结婚照，在里面房间，你去看看。”她其实是会把别人说过的，都放在心里。
我小心翼翼地穿过过道，经过厨房、客房的门口，走进这对老人的卧室。
房间很普通，收拾得干净，典型的南方居家氛围。木地板，老柜子，墙上挂着旧年代的照片。婚纱照很美，是一九五七年拍的，上海南京西路的光艺照相馆。她和先生并肩坐在一起，他们那时候都很年轻。
她在照片中，确然是一个美丽的散发出光彩的南方女子。即便现在已白发皑皑地老去。
然后，我告别了她。
后来
与这些相会过的人，有过重逢。
二〇一四年元旦，飞机从北京到兰州。回去拉卜楞寺。再次见到仁波切和桑济嘉措。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一日，飞机从北京到西宁。前往青海。
仁波切的母寺举办正月法会，他在主持。寺院在山上，地势开阔，风景优美。参观了桑济提到的小僧人学校。有一个教室已经安置妥当，教学进行中，其他的还需要修缮建设。他们认真而艰辛地继续这件事情，但也都自在安然。我们重聚，每天一起吃晚饭，在炉子边烤火、讨论。直到过完元宵节。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日，仁波切从西宁坐火车来北京。
因为长年诵经，他的嗓子需要治疗。照顾他看中医。其间我们讨论、读书。我也带他去听音乐会、在老巷子里喝茶。两个星期之后，他回去寺院。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飞机从北京到杭州。回到醉庐。
刘汉林打电话，说庭院里的两棵梨花树即将开花，邀请我过去看花。这次我如约前往。茶叶采摘季节，村子里茶香弥漫。庭院里梨花盛开，洁白轻盈。他做的晚餐依旧带来一帮老朋友的欢聚。
闲散无事，帮他一起洗菜端碗。见到顾家的顾畅和华雍、神仙姐姐、木头姐姐。又一起去丁老师家的梨庵喝茶。
两天后刘汉林从杭州开车送我到苏州。与桐含相约在平江路喝茶。她比我之前所见更加面目素净。小河春光潋滟，赠她龙井新茶。听她谈论最近的学佛心得。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二日，魏壁携带娜娜来北京。
他们出席画廊举办的一个活动。《梦溪》在法国出版了摄影册，六月他将举办个展。他们来了我的家里喝茶、吃饭。他说他开始在拍新作品。娜娜怀孕，在七月将会有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他们安静地过着属于自己的世间生活。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桑济嘉措在短信里告诉我，他目前已经离开拉卜楞寺，去玉树的寺院学习。他说，我没有计划，只有做。你了解我的故事，你也感觉到我内在的变化。
我珍惜这些自然的因缘。我们在一切度过的时光有一部分被萃取成为文字。而相续依旧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