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很幸运，虽然巴尔萨泽君对年轻肉体有特别的嗜好，却不会对同性下手，因此，他的胡作非为仅仅表现在：要么是他在辅导时间里连个人影也不见，要么是把注意力毫无节制的花费在了记忆奥维德③，薛尼胥，或者吴侨之的诗文之上了。
他是一名卓越的导师。我们研究了古典时期，以及近古典时期，并且去了雅典、罗马、伦敦、汉尼拔、密苏里的遗迹作了实地考察，他从没让我做过什么测验或是考试。巴尔萨泽君希望我能学会过目不忘的本领，我也没有让他失望。他说服了我老妈，所谓的“进步教育”是有缺陷的，不适合旧地家庭，所以我从不知道脑力绝技的捷径，比如RNA学习疗法，数据网深究，系统的重现训练，程序化的谈心小组，需要牺牲事实的“高层思维技巧”，或者无文字的规划。在免去这些学习内容之后，我得以在六岁之时，就能够背诵菲茨杰拉德翻译的《奥德赛》，在学会穿衣之前，我就能写六节诗了，在连接人工智能之前，我就能以螺线形的赋格诗体进行思考了。
另一方面，我的科学教育却没有受到严格要求。巴尔萨泽君对此毫无兴趣，他称科学为“宇宙的机械面”。直到我二十一岁时，我才搞明白什么是电脑，什么是零售商品部，搞明白柯瓦叔叔的星状生命维持装置其实是些机器，而不是我们周围的灵魂济世救人的显灵。我相信这世界有仙女，有鬼怪，我相信数字命理学，占星术，我相信仲夏前夕，在北美保护区的原始森林深处的魔力。就像海登①画室中的济慈和兰姆②，我和巴尔萨泽君会为“数学的混乱”干杯，哀悼由于牛顿先生刨根问底产生的棱镜所导致的彩虹诗文的灭亡。我早期怀疑一切科学和不带任何情感的事物，实际上更是对其带着憎恨，这对我后来的生活有着莫大的帮助。我已经明白，在这后科学的霸主中，依旧保持一名哥白尼前时代的异教徒，还是不难的。
我早期的诗作实在是面目可憎，但由于跟烂诗作同流合污，我当时并没意识到这一点。我傲慢地确信，我的创作行为对于那些我正在孕育的无意义夭折还是有价值的。并且，老妈也容忍着我，任我把那些散发着臭气的大堆打油诗扔在屋子里。她纵容着她惟一的孩子，即使他沉浸在快乐的荒淫无度中，就好像一头未经管教随处方便的骆驼一般。巴尔萨泽君从来没对我的作品评头论足过；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我从没有给他看过。巴尔萨泽君认为令人尊敬的丹东是个骗子，他觉得萨姆德·布列维和罗伯特·弗罗斯特③应该用自己的肠子把自己吊死，华兹华斯是个白痴，而除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以外，其他的诗篇都是对语言的亵渎。我不知道我有何理由，可以把我的诗文给巴尔萨泽君看，虽然我知道这些诗文充满了崭露头角的天赋。
我在好几本硬传刊物上出版了几篇臭屁文章，当时，这几本刊物在欧洲的生态建筑家庭里还很流行，这些拙劣刊物的业余编辑跟我老妈一样对我太过纵容。我偶尔会央求阿马尔斐或者我其他的玩伴（他们没我那么挑剔，因此接入了数据网或者超光发射器），叫他们把我的一些诗文上传到星环或者火星上，因此可以传到那些不断萌发的远距传输器的殖民地上。他们从没给我回复。我猜他们太忙了。
在还没经历出版的严峻考验前，就相信自己是个诗人或是作家，这种信仰真是天真无邪，就跟儿时那种长生不老的梦想一样…而那无法避免的梦想破灭也一样痛苦。
我的老妈跟旧地一起死亡了。在那最后的灾变期间，有一半旧式家庭选择留下来；当时我年仅二十，我做出了自己的罗曼蒂克计划：和我的家园共存亡。但老妈有不同的决定。让她牵肠挂肚的不是我过早的驾鹤归去，她跟我一样，甚或更为自私自利，在那样一个时刻决不会替人着想；也不是挂念着我的ＤＮＡ的死亡会给这条贵族血脉划上句号，而这血脉一直要追溯到“五月花”①的年代。不，这些一点也没烦扰到她，老妈操心的是：这一家子人会欠着一屁股债灭绝。看上去，我们最后几年中的奢侈放纵的钱，是从星环银行和其他谨小慎微的地外机构，通过巨额贷款筹得的。地球的大陆由于断面收缩的冲击力，正在土崩瓦解，于是，巨大的森林熊熊燃烧，海洋热浪翻腾，成了一锅了无生气的热汤，空气也变得滚烫浓稠地无法打破，稀薄地无法进入。而现在，银行来讨债了。而我是贷款担保人。
或者，准确说来，老妈的计划是：她在那个短语成为现实前，清算了所有可用的资产，把二十五万马克存进了逃之夭夭的星环银行的长期账户中，又派我旅行至天国之门的黎绂津大气保护体，这是一个围绕着织女星旋转的小型星球。甚至在那时，那个毒气星球就已经建起了一个远距传输器，连接到太阳系，而我没有传送。也没有乘独步回旋飞船，这种飞船使用霍金驱动器，每个标准年都会去一次天国之门。不，老妈把我送上了一艘三相冲击飞船，飞往偏地的这个尽头，那飞船的速度远比光速慢，里面冰冻着家畜晶胚，浓缩橘子汁，以及食客病毒，按飞船日历，这次旅程将让我花去一百二十九年的时间，还有客观如实的时间债，也就是：一百六十七年！
老妈算计着，那长期账户的累计利息将足以还清我们一家的债款，也许还能让我舒舒服服的活上一阵子。她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算计错了。
第四章
对天国之门的速描：
航空转运码头延伸出条条泥泞道路，它们宛若麻疯病人背上的烂疮。天空是一张烂麻布，破碎的黄褐云彩高挂其间。一座座纠结不清、奇形怪状的木质建筑在尚未完工就毁坏大半，无玻璃的窗户呆滞地凝视着左邻右舍血盆大口的洞开门户。在此处繁衍出来的土著…我想，还算是个人吧！…眼瞎脚跛，肺也会被腐败的空气烧灼了。就算一家子生个一窝十几个子孙后代出来，在五标准岁之前，这些小鬼的皮肤就会变得坑坑洼洼了，并且受到大气的刺激，泪水会永远流个不停。然后到四十岁前，他们就会一命呜呼。这些人笑起来时，嘴里露出一口烂牙，油腻头发里挤满了虱子和吸血虱的血囊。尽管如此，父母们依然洋洋自得，满心欢喜。两千万无药可救的笨伯，活生生地塞在岛屿上头的贫民窟，那座岛可比旧地上我家西侧的草地还小。天国之门的大气成分，常人一吸就挂；为了争抢为数有限可供呼吸的空气，人们更是奋力挤进空气制造厂那方圆六十里内的土地，那是工厂在毁坏之前所能供给的最大范围。
天国之门：我的新家。
老妈没有考虑到一种可能：所有旧地账户会被冻结——里面的钱全都被挪进了成长中的世界网经济体。她也忘记了，人们之所以要等着乘到霍金驱动飞船，才敢去探索银河旋臂，是因为在长期冰冻沉眠之下——相对几周、几个月的沉眠来说——大脑受永久性伤害的几率足有六分之一。我还算幸运。当我在天国之门启封，并被送往边界线外挖掘酸液运河时，脑部仅仅发生了一次意外——中风了。肉体上，我在当地时间的几周内就能复原，回到泥坑的工作岗位；但在头脑里，我所失去的东西却是自己最渴望的部分。
我的左脑完全停摆，就好像回旋飞船受创而被密封的舱室——气闭门将毁坏处隔离，让它暴露在真空之中。我仍然可以思考，并很快取回身体右侧的控制权。只有脑中主司语言的中心伤得太重，难以修复。我头颅内这台奇妙的有机计算机把语言功能当做瑕疵程序给抛弃了。掌管情感的大脑右半球并非完全没有语言的功能，但也只有最受情绪主宰的沟通单元得以幸存；我能使用的词汇苟延残喘，仅剩九个。（我后来才知道，这已经是特例了；许多脑血管意外患者所拥有的词语数量不过两到三个。）为有案可查，我还是记下来，这些是我能运用的全部词语：、屎、尿、疤子、天打雷劈、直娘贼、屁眼、嘘嘘和嗯嗯。
迅速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些字词有些重复。我能够支配的语汇里有八个名词，它们表示了六项事物；八个名词有五个可以当动词用。我保留了一个意义明确的名词，以及一个既可当动词又可当虚词的形容词。这个新语言体系包含了四个单字、三个复合字和两个叠字儿语。所能表达的意义范围有四个关于排泄、两个关于人体器官、一个神圣咒语、一个交媾或要求交媾的标准用语，还有一个交媾变异语汇，但这个对我不再适用——因为我老妈早已过世。
总之，这些也够用了。
在天国之门的烂泥坑和贫民窟里摸爬滚打的三年，我不敢说那些回忆充满了喜乐，但和我之前在旧地的二十年相比，这些日子至少对我的发展是同样重要的，重要性或许还更显著些。
很快我就发现，在我的几个亲朋好友之间——比方说老泥巴，这个挖泥班的工头；昂克，这个贫民窟里跟我收保护费的恶霸；还有戚蒂，待在爬满虱虫窑子里的狐媚子，我有钱的时候会去找她睡上一晚——这些词语很吃得开。“屎，”我会一边嘟哝一边比划，“屁眼疤子嘘嘘！”
“啊，”老泥巴笑嘻嘻地说道，露出他仅有的一颗大牙，”要去店里找些又湿又软又嫩的乐子嚼嚼？”
“天打雷劈嗯嗯！”我也朝他笑道。
诗人的生命不仅仅在于措词有限的语言之舞，更是在于感知和记忆近乎无限的组合，同时兼具着所感所忆的灵敏。我在天国之门待了当地时间的三年，几乎有一千五百标准天数。这三年，我有时间去观看，去感受，去聆听——去回忆，似乎我重获新生了。虽然我的新生之地又是地狱，但这无关紧要；再次写作的感受是真正诗歌的精华，新鲜自然的经验是给予我新生的生日礼物。
要适应一个美丽新世界①，一个突然间比我年长了一百五十岁的新世界，没多大困难之处。过去五个世纪以来，我们谈过扩张和先驱精神，我们都明白我们的人类宇宙变得如何残废虚弱，如何徘徊不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带着创造力头脑的舒适黑暗时代；制度改变得很少，并且是通过缓慢的进化，而不是革命带来的；科学研究慢吞吞地横向蟹行，而它曾经是带着本能地大步飞跃的；发明物更是几无改变，现在对我们来说已经再熟悉不过的稳定技术，对我们的曾祖父来说——他们也能立马搞明白，学会怎么用。因此，当我在飞船上沉睡的那段时间里，霸主成了正式的实体，世界网被织成了近乎完美的形状，全局以民主的方式取代了人类的慈善暴君，技术内核正式退出人类事业，然后以盟友而不是奴隶的姿态伸出了它的援手，驱逐者退却至黑暗，扮演起复仇女神的角色…但是，甚至在我被打入冰棺之中，夹在猪肚子和冰冻果子露中之前，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在慢慢地爬向临界点了，这种旧趋势显而易见的扩张不难理解。此外，如果历史从自己内部审视自己，它总是像是肚子里那黑暗、帮助消化的伙食，跟史学家从远处审视那些很容易辨认的奶牛是远远不同的。
我的生命是在天国之门，是那分分秒秒的挣扎生存。天空总是没完没了的黄褐日落之色，挂在头上就像摇摇欲坠的天花板，离我的小屋仅几米之遥。我的小屋，说也奇怪，还是挺舒服的：有张吃饭的桌子，一张睡觉或者干那事的帆布床，一个用来方便的地洞，一面可以静静凝视的窗户。我的环境是我词语的真实写照。
对作家来说，监狱总是个妙地方，它会杀灭活动和消遣这一对魔鬼，天国之门也毫不例外。大气保护体监禁着我的身体，但没有监禁我的头脑，也没有禁锢住那脑袋里仅剩的那些东西。它们是我的。
在旧地，我的诗文是写在一只撒督-德科纳通信志思想处理器中的。当时，我会懒洋洋地躺在衬垫躺椅中，抑或浮在我的电磁游船中，漂在黑色的泻湖上方，又或者是沉思地走在香气四溢的凉亭里。那是些面目可憎、训练无素、毫无技巧的浮夸诗文，在此我不再赘述。在天国之门，我发现了刺激精神的体力劳动是什么样的；那不仅仅是体力劳动，我得补充，而是完完全全的弯脊折骨，痛苦榨肺，撕肠裂肚，扯裂韧带，打破卵蛋的体力劳动。但是我发现，只要这任务是既繁重又反复，我的头脑就会无拘无束地漫步在更富想象力的区域里，不仅如此，它还会飞也似地逃向更高的层面。
因此，在天国之门，我会在织女主星的红色凝视下，在污水四溅的运河里疏浚河底的渣滓，或者，我会在迷宫般的肺道中，手脚并用，缓缓地爬行在重吸菌组成的钟乳石和石笋中，与此同时，我变成了诗人。
我所缺乏的，仅仅是词语。
２０世纪最受敬重的作家，威廉·加斯①，曾经跟人说过这样的话：“词语是至上之物。它们是有思想的。”
的确如此。有一个理念曾经让柏拉图对人类感知产生懵懂观念，而词语更加纯粹超然。但它们也是装着欺骗和错觉的圈套。词语让我们的思想转向自我错觉的无限小径，事实上，我们大多数的思想生活都住在由词语建成的头脑大厦中，也就是说，我们缺乏必要的客观，无法发现语言带来的现实的可怕扭曲。举个例子：“信”，这是中国的象形字，字面上看，是一个人站在他的言语旁边。到现在为止，这字还是这个意思。但是近英语中，“honesty”代表着什么意义呢？或者“Motherland”？或者“progress”？或者“beauty”？但正是在我们的自欺欺人之下，我们成了上帝
第五章
有一位哲学家、数学家栖于一身的人，名叫伯特兰·罗素①，这家伙跟加斯出生在同一个世纪，也死在同一世纪，他曾经写过一段话：“语言不仅仅用来表达思想，而且可以创造思想，没有它，就不会存在这些思想。”这就是人类创造性天赋的精髓：不是文明的大厦，也不是什么可以用来毁灭文明的重击闪光武器，而是词语，它们就像精子攻击卵子一样让新观念蓬勃发展。有人可能会说，词语和想法这对孪生婴儿，是人类能够、将要，或者应该为纠结不清的宇宙作出的惟一贡献（是的，我们的ＤＮＡ是独一无二的，但蝾螈的也是。是的，我们建造了人工制品，但是海狸和蚂蚁建筑师也同样如此啊，此时此刻，我能看见它们在码头前端建造的锯齿城堡。是的，我们通过数学的梦想物编织了真正的构造物，但是宇宙本就是由算法连起来的。划一个圆，圆周率就蹦出来了。进入新的太阳系，第谷·布拉赫的公式就在时空的黑丝绒斗篷下等着呢。但是，宇宙把词语藏在了哪里呢？在它那生物学、几何学或者没有感知的石头之下吗？）甚至我们已经发现的智慧生命种族——木星Ⅱ的肥佬，迷宫建造者，希伯伦的赛内赛移情精，嘟噜哩的粘人，光阴冢的建筑师，以及伯劳鸟——他们留给我们的是神秘，是晦涩的制造物，但是没有语言。没有词语。
诗人约翰·济慈曾经对他一位名叫贝利的朋友写过一段话：“我什么都无法确信，我只相信真爱的神圣、想象的真实——想象攫取的美丽，必定是真实的——不管它过去是否存在。”
⌒国诗人吴侨之，大流亡三百年前死于最后一次中日战争，他也理解了，并记录在了通信志中：“诗是现实的疯狂产婆。它们所见的，不是现实之物，也不是可能之物，而是必将实现之物。”后来，他死前的那周，他把最后的磁碟交给了他的情人，吴侨之说：“词语是真理弹药带的惟一子弹。而诗人就是狙击手。”
瞧，起初有了词语。人类宇宙慢慢编织，词语便被赋予了血肉。惟有诗人能扩张宇宙，发现通向新真理的捷径，就像霍金驱动器在爱因斯坦时空的屏障之下一穿而过。
作为诗人，我想，一名真真正正的诗人，就是要成为人类的化身；接手诗人的衣钵，就是要携带圣子的十字架，就是要承受人类圣母的分娩阵痛。
成为真真正正的诗人，就是成为上帝。
我试图把这想法解释给天国之门上的朋友听。“尿，屎，”我说，“屁眼直娘贼，天打雷劈屎天打雷劈。。嘘嘘。天打雷劈！”
他们摇摇脑袋，笑笑，走了。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伟大诗人的行为方式。
黄褐云下起酸雨，打在我身上。我涉过齐腿的烂泥，清扫着城市下水道中的榨血草。第二年，老泥巴死了，当时我们正忙着工程，要把第一大街运河开拓至中池泥滩。发生了一起事故。他当时正爬在一个粘滑的沙丘上，想要拯救一朵硫磺玫瑰，不让滚滚前进的灌浆机将它毁掉，然后发生了淤泥震。随后不久，戚蒂结了婚。虽然她仍旧兼任着窑妇，但是我看见她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绿海啸卷走泥滩市之后不久，她就难产而死。而我则继续写诗。
也许你会问，只有右脑半球的九个词语，华丽的诗文是如何写出来的呢？
答案是：我根本就不用词语。诗仅次于词语。在根本上这是真理。我处理“物自身”①，暗影背后的物质，编撰强大的概念、明喻、内在联系，就像工程师盖楼一样：先构造出晶须合金骨架，然后玻璃、塑料、彩铝才会出现。
慢慢的，那些词语回家了。我的脑子开始重训重组，那进行得相当完美，真是不可思议。左半球丢失之物在别处安了家，在损坏区域重新夺回了首席位置，就像拓荒者回到了被火烧火燎的草原，而草原却被火烧得更肥沃了。以前一个简单的词，比如“盐”，都会让我期期艾艾、气喘吁吁。我的脑袋会在虚无中深挖一气，就像舌头舔向没牙的牙床一样。而现在，词语和词组慢慢涌了回来，它们仿佛被遗忘的玩伴名字，又出现了。白天，我劳作在污泥场，夜晚，我坐在我那四分五裂的桌子旁，在那酥油灯嘶嘶的照射下，撰写我的《诗篇》。马克·吐温曾以他自己惯于的方式发表过意见：“正确的词语和几乎正确的词语，它们的区别，就是闪电和闪电虫②的区别。”他是在逗趣，但这并不全面。那段时间，在天国之门上我开始撰写着我的《诗篇》，我发现，找到正确的词语，相比接受几乎正确的词语，两者间的区别，就好比一个是被闪电击中，一个单单是观看闪电表演。
于是我的《诗篇》开始了，成长了。我把诗写在循环利用的榨血草纤维制成的苯上，那是他们成吨成吨地生产出来作为草纸用的；我用廉价的标签笔潦草的写着，那笔是在矿工共同商店里买的。《诗篇》初具规模。随着词语回来，就像三维拼图的碎片各就其位一样，我发现我还需要一个形式。我回忆起巴尔萨泽君的教学，试着用了用弥尔顿的叙事长诗的韵律感十足的华贵。信心回来了，我又加入了拜伦的罗曼蒂克的感性，同时加入了济慈对语言的称颂。我把所有的这些都搅了进去，还掺了少量叶芝那才华横溢的犬儒主义，加了一撮庞德③的晦涩、故弄玄虚的傲慢。我把它剁碎，切丁，加入了另一些佐料，比如艾略特游刃有余的比喻，玳兰·托马斯的位置感，德尔莫·施瓦茨的末日感，斯蒂夫·藤恩的恐怖笔调，萨姆德·布列维的清白宣告；丹东对绕弯子般的韵律结构的喜爱，吴侨之对自然的崇拜，以及埃德蒙·吉菲里拉的玩世不恭。
当然，在最后，我把整个大杂烩扔掉了，我以我自己的风格写下了《诗篇》。
如果不是昂克这个贫民窟里的恶霸，我也许还会在天国之门这个星球上，白天挖掘酸液运河，夜里写着《诗篇》。
那天我休息，我带着我的《诗篇》（那可是我手稿的惟一稿！）到公共大厅的公司图书馆做些研究，然后昂克和他两个心腹从小巷里闪了出来，叫我立即把下月的保护费交了。我们在天国之门大气保护体没有寰宇卡；我们用公司的临时单据或者地下马克还债。但我什么都没有。昂克要求看我的塑料肩包里的东西。我想也没想一口回绝。我就此犯了错。如果我把手稿给昂克看看，他顶多也就把它扔在烂泥中，威胁几声，掴我几记耳光。就像你想象的，我说了不，结果把他给惹火了，于是他和他那两个尼安德特①式的同伴撕开了我的包，把手稿扔在烂泥中，然后，跟众人知晓的一样，把我打了个半死不活。
凑巧的是，那天有一艘属于保护体空气质量局的经理的电磁车，从低空开过，经理的老婆，正独自前往公司住宅商店，然后她命令电磁车下降，叫她的机器人救回了我，并取回了我剩下的《诗篇》，然后亲自驾车带我来到公司医院。通常，只有担保劳动组的人才会获得医疗救助，即便获得了，他们也只是在简易生物诊所里得到治疗。但是医院不想拂经理老婆的意，于是我被接纳了（当时我仍旧昏迷不醒）。我在康复槽中慢慢复原，人类医生和经理老婆则同时看护着我。
好啦，这老掉牙的故事还是长话短说吧。海伦娜——也就是经理的老婆，在我浮在康复营养液中的那段时间，读了我的手稿。她非常喜欢。我在公司医院从容器中移出来的那天，海伦娜通过传送去了复兴星球，她把我的稿子给她妹妹菲利亚看了看，后者有个朋友，而那个朋友的爱人认识超线出版社的一名编辑。第二天我醒来时，我断掉的肋骨已经长好了，我粉碎的颊骨治愈了，淤伤不见了，我有了四颗新牙，左眼的新角膜，以及一份与超线的合约。
五星期后我的书出版了。一星期后，海伦娜和他的经理离了婚，嫁给了我。这是她第七次婚姻，也是我的第一次。我们去了中央广场度蜜月，一个月后归来时，我的书已经卖掉了十亿册——四个世纪以来这是第一本打入畅销榜的诗文书籍。我成了百万富翁，比百万多多了。
泰伦娜·绿翼·翡是我的第一任超线编辑。是她出的主意，把书取名为《垂死的地球》（搜寻档案发现，五百多年前有一部小说也叫这个名字，但它的版权已经失效，书也绝版了②。）是她出的主意，仅仅发表《诗篇》的部分篇幅，也就是旧地满怀乡愁的最后日子。是她出的主意，删掉了其中大部分章节，她觉得读者会对这些部分感到厌烦——包括哲学章节，对我老妈的描述，对早期诗人表示出敬意的部分，我耍玩试验性诗篇的地方，还有更多的私人章节——其实是一切，只剩下关于最后日子的质朴宜人描述，清空了所有的沉重负担，感伤平淡，萦绕人心。出版四个月后，《垂死的地球》已经卖掉了二十五亿本硬传，观局数据网上有删节的电子版，还被买断了全息电影版权。泰伦娜指出时间恰到好处…旧地死亡带来的原始休克性创伤已经造成了一个世纪的否认，就好像地球从来没存在过一样，随之而来的一段时间里，重新唤起的兴趣以旧地怀旧教徒的出现而达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现在环网的每个世界上都能找到这些人。涉及最后日子的一本书——即便是诗文书籍——恰如其时的展开了攻势。
第六章
对我来说，作为霸主名人的最初几个月，比起我早年从旧地的宠儿变成天国之门的受人奴役的中风受害者，这一转变更加让我晕头转向。最初的那个月，我被一百多个世界预约并雇用；我与马尔芒·韩俐一起出现在“全网时刻！”电视节目中；我会见了首席执行官赛尼斯特·佩若特，还有全局发言人特鲁里·费恩，以及二十多名议员；我与女性笔会星际社交界，与卢瑟斯作家协会进行了会谈；我在新地大学和剑桥第二被授予荣誉学位；我得到了款待，接见，拍照，评论（亲切地），给我写传记（未经认可），被奉为名人，连载，敲诈。忙得不可开交。
对霸主生活的素描：
我家有三十八间房间，位于三十六个世界上。没有门：那些拱形的入口其实是远距传送门，其中几扇挂着私密窗帘，遮住了光，而大多数则门户大开，以供观察、出入。每个房间四面环窗，至少两面墙上有传送门。在复兴之矢上的豪华餐厅里，我能看见青铜色的天空，看见火山山峰下的山谷中那铜绿的城堡——宜内孛要塞。只要扭扭头，我就能透过传送门，目光穿过正式生活区那昂贵的白色地毯，看见埃德加·爱伦海的浪涛砸向普洛斯彼罗角的尖塔——那是在永埔星上。我的图书馆面朝北岛星球的冰川和绿色天空，在那只要走十步路，爬下一短截楼梯，就能来到我的塔楼书房，这是一间惬意的露天房，四面环绕着偏振玻璃，让人全方位尽享库什帕特·卡拉柯冉的顶峰之色——那是天津四丙的一座山脉，距离詹弩共和国最东面的殖民地有两千米远。
我和海伦娜共享的巨型卧室在树枝中轻微晃动，那是神林这个圣徒世界上高达三百米的世界巨树。卧室通向一间日光浴室，后者孤独地矗立在希伯伦的贫瘠盐沼中。当然，我家的风景不全是旷野：媒体室通向掠艇台，后者位于鲸逖中心弧塔的第一百三十八层楼上；我们的庭院则坐落在一块阶地中，俯瞰着新耶路撒冷熙熙攘攘的老城市场。我屋子的建筑师，是传说中的米隆·德哈维的学生，他在房子的设计中注入了不少淘气的把戏：楼梯往下通向塔楼房间，这当然是其中之一，但同样滑稽的还有：高山城堡的出口通向卢瑟斯纵深蜂巢最底层的运动房；或者是来宾盥洗室，那房间有马桶，浴盆，水槽，淋浴间，却是坐落在无限极海紫罗兰色的海洋世界的一艘露天无墙筏子上。
起初，在不同房间内穿行时，感觉到的重力改变令人难以忍受，但很快我就适应了，我会在潜意识里准备好卢瑟斯、希伯伦、天龙星七号的重曳，我也会无意中预料到大多数房间小于一标准重力的自由感觉。
我和海伦娜住在一起的十个标准月里，很少会待在自己家中，我们更喜欢和朋友们在世界网的圣地，在度假生态建筑，在夜总会游玩。我们的“朋友”是以前的远距传输器迷，现在管他们自己叫“北美驯鹿群”，那是旧地的迁移性哺乳动物，现已灭绝。鹿群中有其他作家，几个卓有成就的视觉艺术家，中央广唱识分子，全局媒体代表，几个激进的基艺家和整形基因拼合者，环网贵族，有钱的远距传输器怪物，闪回瘾君子，几个全息电影和舞台导演，零星的几个演员和表演艺术家，好几个改邪归正的黑手党先生，以及一堆名人…其中包括我自己。
人人喝酒，使用刺激和自动植入物，嗑电，还买最好的毒品。精选的毒品是闪回。这显然是上流社会的堕落：一个人需要全套的昂贵植入物来进行全面体验。海伦娜一定要把我整得服服帖帖的：给我装上生物监控器，感官添加器，内部通信志，神经分流器，催化器，后脑皮层处理器，血液芯片，ＲＮＡ绦虫…我的老妈绝认不出我的内部。
我试过两次闪回。第一次是一次滑翔——我朝我九岁的生日宴会滑去，并且直击目标，体验了第一次爆发。全在那：拂晓时仆人在北部草坪欢唱，巴尔萨泽君勉强取消了课程，于是我和阿马尔斐在白天开着电磁车兜风，飞速穿越被颜色抛弃的亚马逊盆地的灰色沙丘；其他旧式家庭在黄昏时分抵达，举着火把列队前来，他们包裹着的晶晶亮的礼物在月光和万火之下闪烁着光芒。九小时后我从闪回状态中站起身，脸带微笑。而第二次幻觉几乎要了我的命。
我四岁，哭着，在无穷无尽的房间中寻找着我的老妈，房间里带着灰尘和旧家具的味道。机器人仆人想要安慰我，但我甩掉了他们的手，跑进了阴影滋生、沾染煤灰的走廊。我违反了我知道的第一条规则，闯进了老妈的缝纫间，她的密室，她每天都会引退到那，待上三小时，然后出来时带着柔柔的笑意，苍白的衣服边会悄悄地划过地毯，仿佛幽灵的一声叹息在回响。
老妈坐在阴影中。当时我才四岁，手指割破了，我朝她冲过去，扑向她的怀抱。
她毫无反应。那端庄的手臂仍然靠在躺椅上，另一条则软软的摆在椅垫上。
我往后退去，被她那冷漠的木头人形状吓住了。我没有爬上她的大腿，而是拉开了沉重的天鹅绒帘子。
老妈眼睛惨白，眼珠望着头顶。嘴唇微张。嘴角淌着口水，在她那漂亮的下巴上闪烁着。从她金色的发丝中（束起扎成她喜欢的贵妇人造型），我能看见刺激电线的冷钢之光，以及头颅插口的黯淡光辉，那里正插着插座。两边的小片骨头异常惨白。她左手边的桌子上，有一支空空的闪回注射器。
仆人走过来把我拉走了。老妈眼皮从来没动一下。我一边尖叫，一边被拉出了房间。
我尖叫着醒了过来。
也许是因为我拒绝再次使用闪回，加速了海伦娜的离开。但我很怀疑。我只是她手中的玩偶：一个原始人，几十年来，她认为我对生活的无知理所当然可以供她消遣。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由于我拒绝使用闪回，让我度过了许多没有她的日子；花在重现中的时间是实时的，闪回使用者死的时候，经常是花在毒品的日子比他们真正清醒的时候还要多。
起初，我拿植入物和技术玩具作消遣，这些东西已经把我排除在了旧地家庭成员之外。第一年，数据网总能带给我乐趣——我无时无刻不在搜寻信息，生活在一种疯狂的全面接口下。我沉溺在这些素材中，就像北美驯鹿群沉溺在刺激和毒品中一样。我能想象巴尔萨泽君安眠在他那熔化的墓穴中，而我则为了这全能植入物带来的短暂满足，放弃了长久的记忆。后来我才意识到我损失惨重——菲茨杰拉德的《奥德赛》，吴侨之的《最后的三月》，以及其他二十多部史诗，它们在我的中风中存活了下来，现在却烟消云散了。许久之后，我终于摆脱了植入物，再次煞费苦心把它们全部记住了。
我这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我开始关心政治。日日夜夜，我经由远距传输器电缆，或者躺在那连进全局，关注着议院的一举一动。有人曾估计，全局每天会处理一百条霸主现行立法，在我拧进感觉中枢的那几个月里，我一条也没错过。我的声音和名字在辩论频道变得名闻遐迩。没什么议案太微不足道，没什么问题太简单或者太复杂，我全投身了进去。每秒钟都会有投票，这样一个简单事实给我带来了错觉：我办成了什么东西。最后我意识到，定期接入全局仅仅意味着：要么是不出家门半步，要么是成为行尸走肉，于是我放弃了对政治的魂不守舍。一个人，经常忙于接入植入物，对公众会有一种可怜的看法。我无需海伦娜的嘲笑，就意识到，如果我把自己关在家门里，我会变成全局的寄生虫，沦为环网中数百万懒汉之一。于是我放弃了政治。但那时，我又发现了新的热望：宗教。
我加入了宗教。见鬼，我还帮着创立宗教呢。禅灵教成指数状扩张，我是忠诚的信徒，出现在全息电视访谈节目中，心中带着大流亡前穆斯林朝拜麦加的虔诚，寻找着我的神秘之地。此外，我爱上了远距传输。我从《垂死的地球》的版税中挣得了差不多一亿马克，海伦娜的投资管理得相当好，但是有人曾算过，由远距传输器组成的家，例如我的，每天要花费五万马克，而且这点钱仅仅是为了让它维持在环网中。此外，我从来没有规定我传送到三十六个世界上的家的次数。超线出版社给我发了一张金制寰宇卡，我大手大脚地使用，传送到环网中不大可能的角落，然后在奢华的住处一连住上几星期，租上几辆电磁车，去寻找孤星世界偏僻地区的神秘之地。
第七章
我一个也没发现。海伦娜和我离婚的同时，我退出了禅灵教。当时，账单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我不得不变现了大多数股票，变现了长期投资。海伦娜拿走了她的份额，我只剩下这些了（当时我不仅天真，而且还在热恋中，她叫她的律师草拟了结婚契约…我真蠢。）。
最后，我开始缩减开支，削减我的远距传输，把机器人仆人炒掉，即便如此，我还是面临着财政危机。
于是我去见泰伦娜·绿翼·翡。
“没人想读诗。”她边说，一边翻阅着一堆薄薄的《诗篇》，那是我过去一年半时间里写就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垂死的地球》不就是诗么？”
“《垂死的地球》只是侥幸，”泰伦娜说。她的指甲又长又弯，涂成绿色，那是新近流行的中式时尚；它们缠绕着我的手稿，就像某种叶绿兽的爪子。“它能卖出去，是因为大众的潜意识愿意接受罢了。”
“也许大众的潜意识也愿意接受这个呢。”我说。我开始有点恼火了。
泰伦娜笑了。笑声不太悦耳。“马丁，马丁，马丁，”她说，“这是诗。你写的是天国之门，北美驯鹿群，可给人带来的感受却是孤独，情感转移，痛楚，以及对人类的冷嘲热讽。”
“那又怎样？”
“那就是说，没人会愿意付钱去观赏别人的痛苦的。”泰伦娜讥笑道。
我扭头离开她的桌子，走到房间的远侧。她的办公室占据了超线尖塔四百三十五层的整层楼，那是在鲸逖中心的巴别区。没有窗，整个圆形房间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是敞开的，由太阳能动力密蔽场屏蔽，完全看不出一点闪光。这就好像站在两个灰色的盘子中间，盘子悬浮在天地中间。我看着半公里之下，小尖塔之间的深红色的云朵，让我觉得盛气凌人。泰伦娜的办公室没有门，没有楼梯，没有电梯，没有磁力升降机，也没有地板门：完全没有与其他各层的连接。进入泰伦娜办公室的办法，是通过那个五面的远距传输器，就是那个在半空中闪着微光的东西，看上去像抽象全息雕塑。我在感到盛气凌人的同时，突然想到了如果塔着火，动力失灵，一切会如何。我说：“你是不是说你不打算出版？”
“完全不是，”我的编辑笑道，“你为超线挣了几十亿马克，马丁。我们会出版的。我说的仅仅是：没人会买的。”
“胡说！”我叫道，“虽然不是所有人赏识好诗，但还是有好多人会读的，会让它成为畅销书的。”
泰伦娜没再笑出声，但是绿色的唇缘朝上微翘。“马丁，马丁，马丁，”她说，“自从古腾堡①时代以来，有文化的人正不断减少。在２０世纪，所谓的工业民主国家中，一年读一本书的的人连百分之二都不到。而当时，聪明的机器、数据网、友好界面环境还没出现呢。到了大流亡时，霸主百分之九十八的人口都觉得没理由要阅读了。所以他们也不会操他们那份心，去学习怎么读。而现在更糟了。环网有一千亿多的人类，他们中不到百分之一的人会操心去硬传任何印刷材料，而读书的就更少了。”
“《垂死的地球》卖掉了几乎三十亿本呢。”我提醒她。
“嗯哼，”泰伦娜说，“那是天路历程②效应。”
“什么效应？”
“天路历程效应。在…什么时候来着！——１７世纪的旧地，马萨诸塞殖民地上，每个体面的家庭都得在家里放上一本《天路历程》。可是，我的天哪，没人读那书。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和司徒卡茨基的《被斩首的小孩眼中的景象》同样如此。”
“希特勒是谁？”我问。
泰伦娜微微一笑。“旧地的一名政客，写过一点东西。《我的奋斗》现在还在销售…超线每隔一百三十八年会对版权作一次更新。”
“嗯，瞧，”我说，“我想花几个星期来润饰润饰我的《诗篇》，把我最好的货色加给它。”
“妙极。”泰伦娜笑道。
“我猜你还会像上次那样帮我编辑一下的，对不？”
“完全不会，”泰伦娜说，“这次再没有什么思乡之情了，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我眯起眼。“你是说这次我能写无韵诗？”
“当然。”
“哲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