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放弃了灯柱，转身去拿果盘里的水果刀，明晃晃的刀尖在灯光下泛着银光，他这时才如梦初醒，冲过来一把抓住我拿刀的手，捏得我生痛，“小夏，你冷静点！我不怕给她偿命，可是我死了，你怎么办？你怎么办？”
我怔怔地看着他，血水混合着泪水，让这个男人脸上一片狼藉。他赤裸着上半身，手臂上，额头上，鲜血淋漓，紫黑一片。
他丢掉那把水果刀，慢慢跪了下去，泪水和鲜血顺着他的下巴，一滴一滴落在白色的地毯上，仿佛无声的忏悔，看得人触目惊心，“我不怕死。可是如果我死了，我爸妈不会放过你。到那时候，谁还能保护你？所以我不能死，小夏，我不能死。”
我浑身发抖，恍惚地向后退，再后退，直退到窗台那里，再也无路可退，跌坐在地上。
文昭用手抱住自己的头，全身颤抖，泪如雨下，“小夏，是我错了，凌靖当时不是那么对我说的…我已经不求别的了，我现在只想你平安，只想你平安。”
我忽然笑了起来，笑得流出了眼泪，难道错的只是他吗？我没有错吗？
我凭什么自以为是？该原谅谁？该惩罚谁？我有什么资格替小柔做决定？我又为什么要去考验人性？明明知道人性经不住考验，却依然固执地认为只要我肯面对，他就能跟我一起面对。
一个从来都不懂什么叫失去的人，只会用一个谎言去掩盖另外一个谎言的人，他怎么会明白，什么叫作承担？怎么会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忏悔？
今天的结果是我自己咎由自取，我们都错了，这是我们一起欠下的债。
我慢慢站起来，双手抱起窗台上的花瓶，走过去，冲着他高高举起来，眼泪夺眶而出，“那我们一起死，好不好？我们一起死吧！”
他认命地闭上眼睛，耳边却响起一声凄厉的惨叫。
“救命啊！杀人啦！”
是我们家的保姆小红，她穿着睡衣，披头散发地站在门口，不知道已经看了多久。我转过脸，直勾勾地看着她，她像只受惊的兔子，飞一般地逃跑了。
我手上还举着那个花瓶，跪在地上的男人近乎哀求地对我说：“小夏，够了，她一定是去报警了，趁着警察还没来，住手吧…”
我低头看着这个男人，鲜血已经糊住了他的眼睛，他的半边额头都肿了起来，眼睛也肿了，胳膊上都是血，扎进了很多碎玻璃。曾经那么高贵体面的一个人，此刻变得这么狼狈，又这么委曲求全。
我把花瓶砸在他脚边，用袖子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空洞地看着他，“你不是说你爱我吗？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死呢？在你爸妈面前，捅自己几刀，或者从楼上跳下去，让他们也尝尝亲人惨死的滋味，你为什么不这么做？”
他抬头望着我，面如死灰，目光呆滞，瞳孔急速收缩，眼睛里有一种我曾在自己的眼中见过无数次，却从未在他那儿见过的情绪。
我从衣服的口袋里拿出一张银行卡，扔在他面前，“这是我当年向你借的五十万，现在我把钱攒够了，还给你。从此以后，不是我欠你，是你欠我…你欠我一条命。”
我从文昭的别墅出来，像个游离浪荡的孤魂野鬼，脚步轻浮，满身血腥，脸色惨白，循着路边的灯光一直向前飘着，没有方向，没有目的，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去哪儿，又应该去哪儿。
不知道走了多久，一辆救护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尖锐的鸣笛震得人心里发颤。我回头看了一眼，又迷迷糊糊地向前走。
这边人烟稀少，车辆也少，我走了半天，有几辆出租车开过，我招手示意，却没有一辆肯停下来。
手机响了，我伸手去接，这时才发现，自己的手也被灯柱底座的金属角片割伤了，血一直在流，染到衣服上，满身鲜红，可是我感觉不到疼。
我用流血的手拿着电话，按了接听键，电话那边传来文惠的声音，她着急地说：“小夏，文昭被人打伤，送进了医院。他让我提醒你，不要做傻事。你们到底怎么了？”
她的声音好像从很远传过来，我摇摇欲坠，模模糊糊地望着远处阑珊的灯火，有风从我耳边吹过，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风的地方可以把声音吹得特别远？
我听到树上好像有鸟雀在悲鸣，有人在前方的路上一直叫着我的名字，好像山鬼的哭声，又像我久别的亲人，可我不敢回，也不敢应。
我努力让自己清醒，低声问：“他死了吗？”
“你说什么？”
“我问你，他死了吗？”
“小夏，你在说什么？”
“如果他死了，上坟的时候你帮我告诉他，我们…两清了。”
我在医院醒过来，已经是第二天下午，手上缝了针。
护士对我说，如果没有其他事，我可以出院了，记得伤口不要沾水，按时吃消炎药，按照医生的吩咐，到日子来拆线就行了。
我走出医院，看了看外面的天空，已经是八月末了，如火的盛夏就要过去，天开始转冷。
我叫了一辆出租车，上车后，司机师傅问我去哪儿。我对他说：“警察局。”
我到为小柔立案的那个辖区分局，将我昨天录下来的视频，还有我用录音笔偷录的我跟文昭的对话，一起交给了他们。
接待我的是两个年轻的警察，一个姓陈，一个姓李。他们给我做了详细的笔录，一个人询问，一个人记录，收走了我提供的证据，给了我一张收据，我在笔录上签了名。所有的程序走完了，他们对我说，让我回去等消息。
我问他们：“凌靖，就是间接害我妹妹坠楼的那个人，他之前曾经自首承认过，是自己的过失导致了我妹妹的死亡。虽然这件事他不是主要责任人，可是他包庇罪犯，伪造现场。当时你们因为证据不足，检察院不予起诉。现在呢？是不是可以重新逮捕他，追究他相关的刑事责任？还有那段视频，能不能定其他人的罪？尤其是…强暴我妹妹的那个人。”
两个警官相视一眼，那个姓陈的对我说：“你妹妹的案子在我们这边已经立了案，你现在提供的证据，需要经过我们技术人员的鉴定，确定它的真伪，是否有篡改、剪接、拼凑的痕迹。即便确定是真的，能否作为有效证据，还要看视频和录音的内容是否完整，是否存在疑点，获取手段是否合法，有没有其他证据补充支持，要具体案情具体分析。我们办案不能主观，更不能想当然。叶小姐，你还是先回去等消息吧，请把你的地址留清楚，方便我们联系你。”
这就是说，能否以此将那两个人绳之以法，能否替小柔讨回一个公道，一切都要核查，一切都还不确定。
我弄得自己遍体鳞伤，毁了自己半辈子的人生，千辛万苦得到的证据，就只是这样？
我看着眼前这两位端正的执法者，他们跟其他公权机关的人一样，照本办事，态度中规中矩，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说话更是滴水不漏，面对小柔的案子，完全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没有一点惊讶、愤慨，或者不适的神态和语气。
也对，每天面对那么多非自然死亡的是非恩怨、天灾人祸，他们早就习惯了。法律是准绳，法律不是人情。
能按照程序做好笔录，没有半点懈怠，对你的疑问认真回答，人家已经尽到了责任，你不能要求他们能体会到你的痛苦，这是无理取闹，也不现实。
我回到奶奶在城乡结合区的那栋老房子，这里已经闲置很久，好在拾掇一下还能住。
我从小棚子里拿出一把铁锹，在院里那棵老槐树下，挖出一样东西，是小柔的骨灰。我从殡仪馆的骨灰寄存处把小柔带回来的时候，就把她埋在了这里。这么多年，这栋房子一直没有租给别人，就算是当初无处可去的夏荷，我都没让她住进来。
因为我的妹妹，我在这世上最亲的亲人，她埋在这里。
我用衣袖擦掉骨灰坛上的灰尘，有风吹过来，卷起我身边的树叶，满地萧瑟。
四年了，这样的情景曾经无数次出现在我梦中。我总是听到小柔在这棵老槐树下叫我姐姐，总是想起当年她等我回来的样子，暖暖的阳光照在她身上，她脸上总是挂着我最喜欢的笑容，干净得好像深海，温暖得好像天边的夕阳。
我打开骨灰坛，把一个U盘放了进去，在去警察局之前，我将所有的证据都做了备份。可是这样还不够，我需要一个人在我发生意外的时候，把这个证据找出来，公之于众。可是，我看着手机上的通讯录，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选。
芳芳，Ben…这些曾经与我相遇相知的朋友，都不过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小老百姓，我自己已经惹得一身湿，还能把他们也拉下去？
夏荷？她是说过，愿意为我赴汤蹈火。可是她孤身一人在美国已经够可怜了，难道我还真的能让她一个小女人为我两肋插刀、死而后已？就算我狠心麻烦她，那么胆小的一个人，眼睛又不好，距离还这么远，这么大的事，她怎么扛得住？想想都不妥。
韩棠？这倒是一个能人，看在夏荷的面子上，他会帮我吗？
不会！他这个人，小事不计较，大事却从来不糊涂，哪怕是夏荷去求他，他也不会为了我去得罪文家。
我们算是有点交情，经过上次的事，他对我的印象或许也有点改变，但绝不会凌驾在文昭之上。我知道，大多时候，我在他眼里就是一个反复无常、玩弄感情、招人厌恶的Bitch（坏女人）。估计我前脚拜托他，后脚他就会通知文昭，把我埋的证据给挖出来。
如果我拉夏荷入局，又如何？拖累了他的女神前妻，韩棠为了保住夏荷，大约会弃军保帅，只怕不用文家人出手，他自己就会解决了我。
我忽然发现，自己打的是一场必输无疑的战争。没钱，没势，没身份，没地位，没人脉，没后援，什么都没有，只有我一个人，一条命，一双手，一张嘴。我轻轻擦了擦这个白色的骨灰坛，对它说：“小柔，没想到在外面走了一圈，遇到那么多人，我最后还是只有你们。除了你和奶奶，我一无所有。”
我一夜失眠，天蒙蒙亮的时候才渐渐睡去，结果一早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我打开门，揉了揉眼睛，看到几个穿着警服的男人站在院门前，其中一个问道：“你是叶楠？”
我愣了一下，点点头，“我是…”
“好，那跟我们走一趟吧。”
“是不是我妹妹的案子有消息了？”
“你妹妹？什么你妹妹？是有人报警，你涉嫌故意伤人，这张是拘传证，你先签个字，然后按个指印。”
我瞬间明白了什么，我不想走，小柔的事还没有一个结果，可是看眼前几位警察的架势，我不可能不跟他们走。
文昭的伤有多重我心里清楚，我们那点“情侣纠纷”还够不上刑事案，可能要接受治安处罚。
想到这一层，我的心稍稍安定了一些，在那张纸上签了字，按了指印。
那个警察把拘传证收好，自言自语说：“找你可真不容易，居然躲在这儿，多亏受害人家属提供了线索。”
他转过头，对身边一个年轻的小警察说：“小王，还是给她铐上吧，免得麻烦。”
我被他们带回了警察局，案发辖区不同，不是为小柔立案的那一家。眼前这些人我都没见过，我上一次进警察局是受害人家属，这一次…是犯罪嫌疑人。我坐在审讯室，两名警员向我宣读了我的权利，然后开始对我进行审问。
通过他们的提问和陈述，我知道了，是我们的中国好保姆小红报了警，警察赶到的时候，文昭已经晕倒在地上，如今躺在医院里，头部重伤，人还没醒，保姆小红是唯一的目击证人，她指认那个打人的凶手就是我。
警察经过了现场勘查，找到了那个灯柱，提取了上面的血液和指纹，得到了证人的笔录，用他们的话说，不用等受害人清醒，只要将我的血液和指纹跟现场提取的进行对比，一旦吻合，定我的罪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劝我不要负隅顽抗，浪费大家的时间，还是主动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我的心随着他们的审问落到谷底，我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听他们的口气，这件事绝对不是治安处罚可以解决，已经被定性为刑事案。因为那个被我打伤的人，伤势严重，所以事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可是，这怎么可能？我走的时候，文昭意识清醒，四肢健全，声音洪亮，除了绝望，我看不出他哪里重伤。他又怎么会昏迷不醒，濒临死亡？
我沉默地坐在那儿，剧情转得太快，眼前的一切，跟我手上的手铐一样，太过冰冷，让我找不到真实感。
我看着眼前正义凛然的执法者，问他们：“他伤得重吗？”
其中一个微胖的警察说：“你说谁？”
“就是…你们说，被我打成重伤的那个人，他伤得有多重？会不会死？”他严肃地看着我，义正词严地纠正道：“不是我们说，你别狡猾！那个人现在躺在医院里，脑袋被你开了瓢，缝了十几针，手臂也骨折了，人到现在还没醒，你说严不严重？”
他声音洪亮，目露精光，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一个狡猾的罪犯，我心里一阵阵发凉。
骨折？怎么可能？他的手臂是被我打了一下，但是绝对达不到骨折的程度。
至于头上的伤，的确可大可小，可究竟是不是重伤，我要承担多大的责任，要等法医的鉴定结果，法律在这方面有严格的标准，不是他们说重伤就是重伤。
我看着他们，最后说：“我要求通知我的朋友，请她帮我代请律师。在律师到来之前，我什么都不会说。我有这个权利，是不是？”
有人走进来，在那个警察的耳边说了一些什么，他冲那人点点头，然后对我说，“你有这个权利，不过你不能回去，我们一会儿会将你移送到看守所。”
我怔怔地看着他，心突突跳起来，慌乱地说：“不，我不能留下，我外面还有事没做完。你们带我来的时候，没说我不能回去，你们没有权利这么做。”
那个微胖的警察说：“受害人已经醒了，经他指认，打伤他的人就是你。我们现在要正式拘留你，一会儿给你补办手续。你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会通知你的朋友，让他们送一些生活用品给你。”
我看到自己放在桌子上的手，它们在发抖，控制不住地发抖。我无法相信，不过两天的时间，四十多个小时，只是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我就这样失去了自由。
当他们把我带离审讯室的时候，我才感到自己两腿发软，像被人抽走了全身的骨头，几乎走不了路，被他们一路拖到外面，忽然想到了什么，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问：“我可不可以申请取保候审？我不能待在那儿。”
“等你的律师来吧，这个需要律师帮你申请，我们说的不算。”
七天之后，我在看守所的会见室，见到了文惠的丈夫，我的辩护律师。
我穿着自己的衣服，只是跟凌靖当初一样，外面套了一件看守所的橙色马甲。我坐在玻璃一边，他坐在另一边。我们上一次见面，还是文昭带着我，文惠带着她的老公，我们四人一起聚餐。他也坐在我的对面，身边伴着美丽知性的妻子。
如今，我是犯罪嫌疑人，他是我的律师。
虽然见面的次数不多，但在我印象中，文惠的丈夫是一个戴着黑框眼镜，话不多却精明干练的男人，算不上英俊，但是很端正，配上四平八稳的气质，给人的感觉就是冷静、理性、专业。或许，这也是让他的事业蒸蒸日上的原因之一。
他看到我有些惊讶，“小夏，你憔悴了很多。”
我摞了摞头发，干笑一声，“在这种地方，没人会不憔悴。”
当然，凌靖是例外。可惜，我没有亲人在外帮我打点，自然没那么好的待遇。我知道我的样子很糟糕，这七天，对我来说漫长得就像七个月…不对，是七年，七十年，七个世纪。
他盯着我嘴角的瘀青，“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老犯人，不对，应该说犯罪嫌疑人，可是我们在这里不这么说。她们欺负、调教新人，这种事你应该听说过。没关系，我还顶得住。”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打开公事包，拿出材料，“我真的没想到，你跟文昭会弄成这样。当初金童玉女似的一对，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