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他三婶也是一脸焦急。直到医生确保黎先生他爸并无大碍以后，她脸上的神情就像橡皮筋儿一样，灵活的松了下来，看得我心里也不禁一抖，凭着这细微的变化和本能的直觉意识到，她是要发难了。
我立刻上前握住他三婶的手，说：“三婶，有什么事回家再说吧，回了家，我和黎鹏帮您解决，我们……”
三婶也一把握住了我的手，打断了我的话：“你不知道，这事啊只能你公公出面，别说你了，就是你婆婆出面，也不够份量。”
我不懂在三婶心里，什么样的份量叫有份量，我只知道，她报丧的壮举是最有份量的，可以将一个没有心脏病史的人气出了心脏病。
三婶让开我，走到黎先生他爸的另一边，搀扶着，凑到耳边道：“大哥，你是知道我的，我这个人直，不会拐弯抹角的。我来城里一趟不容易，也不是非要挑在这个日子口打搅你们，实在是我爹的尸体等不了啊，他尸骨未寒，我这个当女儿的能过的安生这个年吗！”
三婶“孝”字当前，这个字大于天，什么理在它面前，都显得那样苍白无力。
黎先生他妈说：“咱们回去再说，等回了家，我给你想办法，大毛他爸……”
三婶抢白道：“不行啊嫂子，这事就得大哥做主，除了大哥，老黎家还有谁说话有这个份量啊？就老二夫妻俩那样，怎么会帮我的忙，我只能求大哥来了!”
黎鹏他爸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捂着心口，点点头。
他妈红了眼眶，握着三婶的手，说：“你放心，你家的事，我们会帮你的，不会看着你爹尸骨未寒的。咱们先回去，再说，行么？”
我看着这样的演变，已经不能言语了，手拼命拽着黎先生的袖子，把他往后拽，生怕已经走在崩溃边缘的他会冲上去揍那个女人一顿。
我把他拽到一边，小声说：“天大的事回家再说吧，别在这里说，别气着爸。”
黎先生的拳头松了下来，叹了口气，低头看着我，抿着嘴，点点头。
他的眼眶也红了，心里定是窝了口怨气。
而我也预感到，这股怨气将会伴随我们一整年。
倒不是我迷信，只是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传统信念和忌讳，正月里报丧，那就是后脊梁骨被人戳着触霉头，那是要倒霉一整年的，只能盼着来年的正月多添点彩头，洗尽上一年的霉运。
过了两天，他爸、他妈回了趟老家，带着三万块钱。
丧事是怎么办的，我不清楚，黎先生也不清楚。黎先生没有跟着回去的原因，是因为我爸这边的亲戚，也登门唱了一回大戏。
据说，我爸老家有个远房亲戚家的老人去了。
说是老家，其实就在天津，两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
我和黎先生陪我爸去了天津，帮着孤儿寡母张罗一切，说是张罗，其实就是送钱去了，也给了三万。
直到此刻，我才发现我们家是这样的富有。
我和黎先生为了生孩子还是买房子还是买车子的问题愁了很久，勒紧了裤腰带省下几万块钱预备款，竟在这短短七天假期里，挥霍殆尽。
可笑的是，我们没有给出去一封春节红包。
我们去天津，并没有旅行的心情，我的眼前装满了披麻戴孝的亲戚们，都和我们家一个姓，但却一个都不认识。
棺材、灵车、孝服、摇钱树、招魂幡、念经的和尚，这些只有在电视剧里才见过的阵仗，此刻也在我眼前一一上演。
我感叹着不同地域办理丧事的文化和规模诧异，偷偷拽了一个亲戚问这场法事的价钱，那亲戚笔画个“八”，我心里一抖，望着满天的纸钱，顿时都变成了漫天的人民币，这才有暇感叹钱的不值钱。
所谓花钱消灾，我本以为，丧事办过，天下太平，最起码我们两家能够太平，却不料我爸在丧礼上扭伤了腰，动弹不得，挪动不得。
我和黎先生商量着把他先送天津的医院看看，兴许两三天就能缓过来。
但我爸却说，他的身体他自己清楚，他估摸着要是在天津的医院住下，十五之前都回不了家，他要回自己的家过年，他的根在家里。
春节的后几天，我和黎先生聚少离多，他照顾他爸，我照顾我爸，都住在各自的父母家里，不敢离开片刻，生怕一扭脸的功夫，就和各自的爸天各一方。
春节一过，我们一起到医院给两个爸挂了专家号，我爸的号很快就挂上了，黎鹏他爸的，我们排了四个小时的专家队。
我望着前面那个扛着棉被卷的人，小声对黎先生说：“人家都是前一天晚上就来了，要是咱们今天排不上，就住门口的小旅馆，天一亮就过来，如何？”
黎先生没答我，扶着我，问：“累么？”
我摇摇头说：“不累，心脏上面的事，得注意，要是挂上专家号就能把病看好，再累都值得。”
黎先生问我爸如何了。
我说，主要就是在家里养病的功夫，他这病要靠养，别的办法行不通，个把个月过去了，兴许能站起来走动，就怕落下病根。
然后，我靠着黎先生，叹着气道：“如果我老了，病了，你可别这么排着队，你这么排着，我心里难受。”
他说：“那就让孩子们排。”
我说：“孩子？孩子在哪里？影子都没有呢。”
他说：“以后会有的。”
我说：“以后，我现在一想到以后，心里就没底，就凉了半截。咱们的钱都贴补给死人了，哪来的钱迎接新生命？真不知道这世界上的人都怎么想的，是不是都疯了，死人去的风风光光，活人活的寒碜吃糠，真是本末倒置。”
但一想到北京的房价，我又觉得不管钱是花给死人，还是花给活人，都花在比一方土地上建起高楼的那些砖瓦便宜，实惠。
那天，我和黎先生没有排上队，也没有住在医院门口的小旅馆。主要是因为我妈联络上了关系，说是同小区里就住着那家医院的专科大夫，虽然不是心脏科，却和心脏科的专科大夫换着人情号。
我们对这位大夫感恩戴德，好似他爸的病已经治好了一般心情雀跃。
但就像是我妈曾说过的那样，看医生就向托亲戚办事一样，怀揣着希望，看的不是病，是心安。
没几天，我和黎先生就挂上了号，他爸做了各项检查，花了多少钱我已经不在意了，能不能报销也不是重点了，只要能看好，我们小辈的罪就没白受。
医学术语我是不懂得，但是专家的话我听懂了些，意思就是最好的治疗办法就是手术，搭桥手术，吃药治标不治本。
我和黎先生私下商量着，既然相信专家号，所以挂了专家号，既然挂了专家号，就应按照专家的话办，寻求最好的治疗方法。
回了家，我们和他妈商量了下，他妈抹着眼泪，表面同意了。
但是私下里，他妈和黎先生念叨的话，仍是传进我的耳朵里。他们母子俩关在小屋里说话，我凑在门缝倾听。倒不是我想听，只是这时候我生怕再生出莫须有的婆媳嫌隙，生怕他妈以为做手术是我撺掇的，只好偷听了。
他妈的意思和我猜的差不多，开始也是和黎先生商量着能不能不做手术，在他们老一辈人的观念里，做手术是个大事，能凑凑合合活一辈子的才是福气。
他妈还说，在她认识的老同事里，凡是做了手术的都没活几年，凡是不怎么去医院看诊的，都活的结实。
最后，他妈问了，这事是黎先生的主意还是我的主意。
我知道，在这个时候，无论黎先生说是谁的主意，听在他妈耳朵里，都会变成我的主意。因为任何一个当妈的都不会把责任推卸给自己的儿子，媳妇就应该当这个替罪羔羊。这并不是说黎先生他妈自私，只能说人性本该如此。
黎先生说：“是专家的主意，咱们家都不懂医学，这个时候除了找专家还有谁能给的出主意？”
他爸和他妈的意思差不多，归根结底也是不做这个手术。
他爸说，这次也怪他，听了三婶的话一时没能按耐住脾气，才会心脏病突发，难不成这种事还能时时刻刻发生？这种几率不大，以后也不会犯了。做手术？做手术要开刀，在心口上开一刀，就是治好了也要去半条命，更何况心脏病是治不好的，开多少次刀都不如平时放松心情，修身养性。再者，他每天的体检报告都说没问题，也没说他有心脏病，这次就是个意外，不能作为常规事件处理。
我劝道，如果心脏病像伤风感冒一样可以当做常规事件，那就不可怕了。很多人平时体检都没什么大碍，可是关键时刻，不是肝、脾、肺、大肠出事，是一直隐藏在角落的突发性心脏病断了他们的命，既然说了是突发性心脏病，它来的时候就不会跟你打招呼，打招呼的时候就是索命的时候，到时候再救，就晚了。
他爸怒瞪着我，说我咒他。
我抗辩道：“我没有，我是为您好，为您的身体健康着想，要是我咒您，我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了，我可以偷偷摸摸的咒，何必当面说这些让您恨我？”
黎先生把我拉到一边，叫我不要再说了，由他说。
我忍着气，坐到一边，低下头，顿觉委屈。
黎先生坐到他爸身边，说：“现在做手术很简单，危险性也小了，我们公司就有个同事三十多岁就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现在能跑能跳，当初他要是不做，也许早就不知道去哪儿了。老百姓去医院干什么，为的还不是换健康么，既然有机会换健康，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机会？这可是生命的权利。”
他爸反问黎先生：“那要是做了手术出了事，是不是你负责？还是医院负责？”
黎先生说：“医院会和家属和患者签署手术同意书。”
他爸插话道：“那就是生死有命，没有人能负责了？”
黎先生顿了一下，没接上话。
他爸长叹一口气，好似叹到了生命的尽头，那样无奈和无助，说：“生命只有一次，要是出了事，我赔的就是命，这个风险，我不冒。要是不做，我兴许能多活几年，要是做了，也许就剩下几天的命，我老了，经不起大阵仗了，更不想死在手术台上，就算死也要死在自家里，这叫魂归有处。”
黎先生为难的看着他爸，又为难的看着我，我把脸别向一边，拒绝他的求救，不语。
而后，我和我妈、我爸说了这事，他们一致认为这个手术不该做。
我问为什么。
我妈说：“万一手术失败，你公公去了，你这个媳妇就是罪人，你和黎鹏的婚姻就要永远蒙上一层阴影，以后你们有了口角，这件事指不定就会被挂在嘴边，而且你婆婆死了老伴，看你也多半不会顺眼了。咱们不求你婆婆关键时刻能帮你说话，就求她不要在她儿子面前说你的不好，当妈的话就是圣旨，就算不对，也总会潜移默化的灌输到孩子的骨血里，到那时，你百口莫辩，因为你背负了你公公的一条命。”
我说：“这是不是就是大家常说的清官难断家务事。妈，您说得对，我是不该管。他妈现在已经觉得是我撺掇黎鹏劝诫他爸得了，要是真做了手术，成功了是医生的功劳，失败了就是我的责任，我凭什么担这个风险？可是，如果不做这个手术，要是他爸以后出了意外，我又会怪罪自己，为什么当初不多说一句话，多劝他爸两句……这个夹心饼干，可真不好当，横竖我都是个罪人，要不就犯杀人罪，要不就犯知情不告罪。”
我爸说：“依我看，还是不做的好。谈生意的时候，我听一个生意上的伙伴说了，现在国内的搭桥手术大多是为了钱才做的。在外国，只有在几条静脉都堵塞了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下，才需要做这个手术，可是国内呢，动不动就搭桥，为什么呀，因为手术费动辄几万，还不算药费、住院费、红包费，而且这样的手术费还不能报公费医疗，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当然了，具体什么情况该做手术，你公公这个情况该不该做手术，我说了不算，我只是道听途说。”
我妈不愧是家庭主妇，我爸不愧是生意人，他们看事的角度永远透露着本职和本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听在我耳里，意思都是一样的——这个手术不该做。
男+女靠 02
黎先生他爸的手术最终也没做，这是他们一家三口共同的决定，这个决定就像赫然竖起的高墙，将我隔离在外。
我忽然顿悟到，做人难，难在左右为难。夹心饼干就像是猪八戒照镜子，是个笑话。
但是私下里，黎先生竟然还和我商量着，什么时候再和他爸开一次口，他负责支开他妈，我负责做他爸的工作。
我看着他的脸，不忍说拒绝的话，更不想委屈自己，于是道：“黎鹏，依你看，你爸能听我的么？”
黎先生不语，他的默许就是答案了。
我又说：“在你爸的观念里，手术不是和健康挂钩的，是人命，咱们总不能为了健康舍了人命吧？成功了，他会说是他命大，是医生的医术好，失败了，这条命总要找人背负吧？我不能当这个罪人，为了你，我也不能当。”
黎先生半响才说了句，若若，你有点变了。
我下意识抬头看他，冷不丁的撞进他的眼神里，问，哪变了？
他说，感觉。
男人说事，总能指出一二三四，要是说感觉，那就是感情上的事，并不是客观事实。
我问，那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他说，介于好坏之间，云里雾绕，一时难以琢磨。
我觉得他这句话才难以琢磨，简直就是废话。
之后的几天，我和黎先生一起住在黎家，我妈说了，我爸的腰有她看着，公公的病，却不光要有儿子，身边还要有儿媳妇，儿媳妇心细，此刻正是发挥重要性的时刻。
临搬去黎家住之前，我妈嘱咐了三点，多忍耐，多张罗，少说话。
我觉得，这就是做好小保姆的三大守则，我就是做保姆去的。
黎家的活儿不好干，尤其是身份转换成儿媳妇以后，这活儿就带着点考验的意味了。站在他爸、他妈的角度上说，若是以后老了走不动道了，在外靠的就是儿子，在内靠的就是媳妇，现在就是初步验证阶段。站在黎先生的角度上说，能孝顺自己爸妈的女孩儿有的是，能孝顺他爸、他妈像孝顺自己爸妈一样的，凤毛麟角。
老话都说只有孝顺自己父母的人，才能孝顺伴侣的父母，这话太绝对了。孝顺是个有时间效应的词儿，孝顺一天是一天，一年是一年，那就像领工资，干一天的活儿领一天的钱，可有人领一辈子工资的么？
孝顺一辈子，才是难得。
我眼下的问题是，先把这六天度过，再把六天复制成一辈子。
在他爸、他妈家里住了六天，黎先生去上班，我请假在家帮忙。
我们商量过，黎先生的工资高，是主管，他不能请假，只好我请，要是公司怪罪下来，黎先生可以以上司的身份扛着下属，我却不能以下属的身份扛着上司。
他爸有三好，喝酒，看报，睡午觉。最近在他妈的监督下，戒了酒，人都蔫了，这就像逼着狗不吃肉一样，难。
前三天，我做饭，他妈指挥，我洗碗，他妈还指挥，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一问我妈才明白，他妈的这种行为叫做不放心，也叫操心，再说具体细节，也确实对得起“操心”二字，还带点“不放心”的隐晦。
他妈说，炒菜的时候，放油不能超过两勺，放盐不能超过一勺，还要在快起锅的时候放。他爸不吃姜，他妈不吃葱，炝了锅，要把葱捞出来，炖个肉，也要在上桌前把姜挑个干净。这样的斤斤计较，不是一般二般的讲究。
洗碗，他妈尤其不放心一点，那就是我习惯将每个碗里都挤上一点洗涤灵，他妈说这样浪费，废水，不环保，于是递给我一个塑料盆，灌满热水，在洗碗布上挤了洗涤灵递给我，让我利用这盆热水洗干净一池子的碗筷。
我说，妈，这样的水不是流动的，洗不干净。
他妈说，这是第一步，你洗干净了再用流动的水冲一遍，省水。
洗衣服的时候，我和他妈又产生了分歧。
他妈一贯用机洗和手洗，就连羊毛衫和羽绒服也是机洗。
我说，妈，羊毛衫水洗会缩，羽绒服机洗会把羽绒搅碎，来年就不暖了。
他妈问我那该怎么洗。
我说，干洗。
他妈顿了一下说，往年都是这么洗的，没缩过，也没碎过，这样吧，衣服还是我洗，你的衣服也给我吧。
我忽然想起他妈上次将我的所有内衣机洗的事了，心里一凉，道，我的衣服我自己来吧。
他妈没说话，看了我一眼，走了。
晚上我和黎先生说起这事，我怕他妈往心里去，以为我不拿她当自己人，黎先生听后说，妈是个大度的人，不会计较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想，这个黎大毛就是个二百五，这世界上有不计较鸡毛蒜皮小事的女人么？或者说，这世界上又不计较鸡毛蒜皮小事的人类么？
家庭妇女尤其是各种翘楚。
到了第三天，我和他妈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升华。
起因还是内衣。
趁着中午太阳好的时候，我把内衣裤晾在阳台，用日光杀毒，他爸睡醒了午觉，习惯在阳台伸会儿懒腰，哼哼小曲。
他妈一见，将他爸拉进了屋，收起了所有的内衣裤，递给了我，才把他爸放出去。
他妈没说我什么，我却感觉到了潜台词：内衣干了就及时收了，别让公公看见，不害臊。
同一天晚上，我坐在卧室的床头，一手拿着吹风机，一手拿着内衣，烘干。
黎先生洗完澡进了屋，乐了，说：“刚才妈还问我，若若吹头发怎么吹了半个多小时还没干。”
我把吹风机关上，走过去关上卧室门，又走回来打开吹风机，抵挡风，慢慢的吹。
黎先生凑过来问怎么了。
我小声说：“我在阳台晾内衣，咱妈别扭，所以我就偷偷吹干，以后不晾阳台了。”
黎先生不以为然，说：“咱妈别扭什么，她又不是没有。”
我说：“你不懂，咱妈是替咱爸别扭。”
黎先生恍然大悟。
第四天，Miumiu来了电话，我忙里偷闲的吐苦水。
Miumiu感叹着，难怪每朵花都会被婚姻摧成黄脸婆，以前她还不信，总以为有例外，但是现在信了。
我问她，我脸黄了么，心里确实一抽一抽的。
她说，还没黄，但是离黄了不远了。
我问那该怎么办，她说，这世界上只有皇妃和公主才不用当黄脸婆，是女人是要走这么一遭，既然结了婚，就要面对，反正比我黄的人有的是。
我说：“都是这两天折腾的，我这两天干的活比过去二十五年还多，不是量多，是质高了，在高要求下，我也不得不严于律己。”
我想起“孝顺一辈子”的说法，心里寒了半截，一辈子的代价是什么，我好似看到了。
第五天，他妈找了黎先生谈话，谈话的内容大抵是说我辛苦了五天，表现的不错，尤其作为一个城市女孩儿，更加难得。
黎先生转达的时候，添油加醋了几句，加的都是赞美的话。
他不知道我听出来了，还沾沾自喜的和稀泥。
我说：“大毛，你又没事添油加醋呢吧？”
他竖起三只手指头说：“向妇女的朋友和老师发誓，绝无此事。”
我一哼，不语。
他一说谎，右眉毛就上挑，他自己不知道，我心里有数。
他说：“若若啊，明天就是最后一天，过了明天，请的保姆就来了，你就解脱了，坚持住！”
我说：“就算保姆不来，我也得坚持啊，这不光是看在你的面子上，还因为我和爸妈有了感情了，感情就是共同生活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黎先生乐了，露出一口白牙。
第六天，出了纰漏。
他妈说好几天不开小卖店了，得去看看，叫我看家，看着爸。
他妈前脚一走，他爸后脚就从酒柜里掏出了二锅头，迅速打开瓶盖，灌了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