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雷蒂一直那么站着，直到他们睁开了双眼——所有人同时睁开眼睛，瞬膜滑向一侧，异族般的平静眼神显露出来，像是大洋最深处海沟里的居民。
科雷蒂尖叫着逃离了，他沿着走廊和回声不断的混凝土楼梯井一路狂奔，来到了几乎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天上仍飘着冰凉的雨。
科雷蒂再也没有回那家旅馆三层的房间。一个无聊的警卫收走了他的语言学课本和装衣服的手提箱，然后拿去拍卖了。科雷蒂另找了一栋公寓住了进去。公寓的女房东是一个讨厌的浸信会禁酒主义者，每天晚餐前，她都要带房客做祷告；她还总是把食物煮过头。科雷蒂从不与他们共进晚餐，女房东对此并不介意：因为他告诉她，自己有免费的工作餐。现在他撒起谎来熟练自如。他从不在公寓里喝酒，也从未醉醺醺地回去。在房东眼中，科雷蒂先生有点怪，但他总能按时支付房租，也从不弄出什么声响。
造房舍。
科雷蒂已经不再去找那个女孩儿了，也不再出没于酒吧。只有在去出版社仓库上班，或从那里下班的时候，他才会从纸袋子里喝上几口——那家出版社所在的工业区里几乎没有酒吧。
他总是上夜班。
偶尔，拂晓时分，他蜷缩在凌乱的床边（平躺着他是永远也睡不着的），快要人睡时，会想起她——安托瓦妮特，还有那些人，那些归栖者。有时，科雷蒂也会有白日梦似的幻想……他们或许就像家鼠一样，经过亿万年的演化，变得只适合寄居在人类建筑的夹层中。
他们是以酒为生的动物，有独特的新陈代谢方式，他们将烈酒以及鸡尾酒、红酒、啤酒中的酒精和各种蛋白质转化为所需的一切营养物质。他们可以像变色龙和岩鱼那样随意改变外形以保护自己。因此，他们能潜伏在我们身边而不被识破。或许，科雷蒂想，他们是逐渐演化成现在这样的。早期，他们有人类的外表，吃人类的食物，只是隐约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
或许，他们精明狡猾，对都市生活独有一套适应方法，还能感应到周围出现的同类。
或许，这都只是他的胡思乱想。
昏昏沉沉地，科雷蒂进入了梦乡。
换新工作后第三周的星期三，从没找过他的女房东敲开了他的房门，告诉他有人打电话找他。她的语气中习惯性地带着几分怀疑。科雷蒂跟着她穿过黑暗的走廊，来到二楼客厅的电话旁。
拿起老式的黑色听筒，听筒里先是传出了音乐声，然后是含混不清的对话声、大笑声。电话那头没人跟他说话，但酒吧里播放的背景音乐是那首《我家孩子长得丑都是因为你》。
接着，电话挂断了，听筒里传来一串忙音。
科雷蒂独自一人待在自己房间里，听着楼下女房东一成不变的脚步声，才意识到自己完全没必要待在这里。他已经收到了召唤。可女房东要求，如果退房，至少得提前三周通知她。这就意味着科雷蒂得多给她一些钱。直觉告诉自己，他应该再去找那个女孩儿。
科雷蒂起床时，隔壁一个基督徒工人在睡梦中咳了几下，他悄悄地溜进楼下放电话的客厅。科雷蒂打电话告诉出版社仓库的夜班领班：他申请辞职。接着他挂断了电话，回到房间里，锁上了身后的房门。生锈的钢制五斗橱上摆放着一幅外框花哨的耶稣画像，科雷蒂站在画像前，慢慢脱光了身上所有的衣服。
接着，他数出九张十美元的钞票，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放在五斗橱顶部的祷告牌上。
那些钞票看起来漂亮极了，堪称完美。它们是他从体内取出来的。
这次，他并不想随便闲聊。女孩儿喝的是玛格丽特，他也点了相同的酒。她伸出灵巧的双手，从低胸裙中晃动的双乳间抽出钱付了账。他瞥见了那里正缓缓闭合的腮缝，内心突然涌起一阵莫名的兴奋，但这种感觉并未反映在胯下。
喝完第三杯玛格丽特，他们的臀部碰到了一起，快感一波又一波，缓慢地袭遍他全身。他们相碰触的部位黏黏的，科雷蒂的衣服上裂开一个拇指尖大小的口子。他变成了两个人：身体内部的细胞与她的细胞慢慢融合，而躯壳仍随意地坐在吧台边的凳子上，双肘搁在酒杯两边，手指摆弄着调酒棒，面庞对着空气露出善意的微笑。在昏暗而凉爽的夜色中，平静得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有那么一次，不过只有一次，那个忧心忡忡的科雷蒂仿佛又回来了。他低头瞥见红宝石般色泽的软管在搏动，卷须顶端锋利的口器在他俩之间的阴影里忙碌，仿佛两只怪异的海葵将触须纠缠在了一起。他们正在交合，但无人知晓。
此时，酒保又递来一杯酒，对他疲倦地笑了笑，说道：“外面还在下雨呢吧？总是下个没完。”
“是啊，都下了整整一周了，”科雷蒂回应道，“没命地下。”他说话的语气恰到好处，与真正的人类无异。
梁涵 译
* * *
爱玛姑娘，电影《花街神女》（Irma la Douce）中的女主角。艾玛是一个法国妓女，装一袭绿衣。该片拍摄于1963年，由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执导。
汤姆科林斯（Tom Collins），一种由苏打水、杜松子酒、糖、冰块和柠檬混合成的饮料。
康韦和洛蕾塔（Conway and Loretta），美国20世纪70年代著名的乡村音乐组合。
艾米丽·波斯特（Emily Post，1872—1960），美国女作家，以写作礼仪书籍著称。
彼得比尔特（Peterbilt），美国一家重型卡车制造商。
野火鸡（Wild Turkey），美国肯塔基州产的一种美式威士忌酒。
沃特福德水晶（Waterford crystal），爱尔兰一家著名的水晶、玻璃品制造商。
瞬膜（nictitating membrane），一层可遮住角膜的半透明眼睑。一些两栖类、爬行类和鸟类有瞬膜，大多数哺乳动物的瞬膜已经退化。
救世军（Salvation Army），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慈善公益组织，常为穷人分发食物、建
浸信会（Baptist），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
玛格丽特（margarita），由龙舌兰酒、酸橙或柠檬汁调制的鸡尾酒。
第6章 蛮荒之族
弘按下开关时，我正梦到巴黎，梦到冬季阴暗潮湿的街道。阵阵疼痛涌上后脑，在眼睛后方爆炸，形成一堵蓝色的霓虹之墙。我惨叫一声，蜷着身子从吊床上滚落。惨叫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这一点得强调。反馈信号在我脑袋里横冲直撞。疼痛开关是植入的骨导电话的一段辅助电路，直接与疼痛中枢连接，专门用来驱散媒介人头脑中的巴比妥迷雾，唤醒他们的神智。几秒钟之后我才缓过神，自己的身份像冰山一样从迷雾中渐渐浮现：我是谁，身在何地，我在这干什么，谁唤醒了我。
弘的声音通过骨导植入片传入我脑中，在耳朵里轰然作响：“真是的，托比，你好歹为别人的耳朵想想，你何必叫那么大声？”
“你觉得我在乎你的耳朵吗，长岛博士？你的耳朵在我眼里就是——”
“行啦，没时间听你甜言蜜语了，小伙子。咱们还有正事呢。你太阳穴上的五十毫伏棘波是怎么回事啊？你在镇静剂里加什么东西了吗？”
“你那什么烂脑电图，弘。少发神经了，我不过是想睡觉而已……”我瘫倒在吊床上，想再度沉入黑暗中，可他的声音仍不屈不挠地往我脑袋里钻。
“没办法，老兄，今天你当班。一小时之前，我们有艘飞船回来了。密封舱那帮人正在锯喷气发动机，好让她穿过大门。”
“谁回来了？”
“蕾妮·霍夫曼斯塔尔。托比，她是一个物理化学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公民。”他停下话来，等我哼唧完了才接着说，“确定是一颗肉弹。”
我们在这儿搞出不少好玩的工作术语。他的意思是：一艘装有生物遥测系统的飞船返航了，船上有一具温暖的肉体，但船员的心理状态尚未确定。我合上眼，在黑暗中晃荡。
“看来只能由你充当她的媒介人了，托比。本来应该是泰勒，他与蕾妮的心理特征同步，可惜他休假了。”
我很清楚泰勒休的是什么“假”：他的忧郁症发作了，此刻正泡在农艺舱里，依靠阿米替林、有氧运动与之抗衡。忧郁症是媒介人的职业病之一。我跟泰勒不太对付。想想也挺有意思，人往往如此，跟自己心理特征越相似的人，越是难以相处。
“嘿，托比，你从哪儿搞到这些药的？”老掉牙的问题了。“夏米安给你的？”
“你妈给我的，弘。”真是明知故问。
“好吧，托比，赶紧起来，五分钟内到‘天堂’口电梯那儿，不然我叫俄国护士下来帮你。都是男护士哦。”
我没搭理他，只管在吊床里边晃荡边玩游戏，游戏的名字叫“托比·哈尔伯特的宇宙方位”。我没狂妄到把自己作为宇宙中心，而是仍将太阳置于中心位置——这个发光天体，白昼的主宰。在它周围，我转动了几颗超大行星，组成了我们安逸的故乡星系。不过在地球朝向火星约八分之一定点处，我悬置了一根粗壮的合金柱子，有“齐奥尔科夫斯基I号”的四分之一大，充当它的模型。“齐奥尔科夫斯基I号”固定在地月引力之间的L-5拉格朗日点上，被称为“劳动者乐园”。我们需要光帆才能悬在这里，光帆由二十吨铝制成，呈六边形，每边长十千米。光帆先把我们拖出地球轨道，现在被当做船锚使用。我们利用它在光子流中抢风掉向，悬停在这个被称为“高速路”的奇点旁。
法国人称之为le métro，也就是“地铁”，俄国人则称之为“河流”。“地铁”体现不出距离感；而“河流”，对美国人来说，体现不出那种孤寂感。如果你不介意把奥尔加牵扯进来，不如叫做“托维亚夫斯基近点角坐标”。奥尔加·托维亚夫斯基，我们的奇点女神，“高速路”的主保圣女。
弘自然不相信我会主动起床。在俄国卫生员进来前，他用遥控器打开了我寝室的灯，故意让灯光频闪了几秒才稳定下来。光线落在主保圣女奥尔加的画像上，那是夏米安贴在舱壁上的。画像足有几十张，她的头像一再登上报纸和时尚杂志，我们的“高速路”小姐。
奥尔加·托维亚夫斯基中校是苏联太空项目同级别人员中最年轻的女性，她驾驶着一艘改装过的“阿里亚特6号”只身前往火星。改装后的飞船携载了新型空气过滤器的原型机，届时该设备将在苏联四人火星轨道实验室里接受测试。其实他们大可以在“齐奥尔科夫斯基号”上远程操纵“阿里亚特号”，但奥尔加想把任务的耗时记录下来。他们当然没让她闲着，而是给她安排了一系列常规氢键射电耀发实验，是苏联-澳大利亚科学交流项目中最无关紧要的实验项目。奥尔加很清楚，她在实验中的作用不过是一个寻常的家用计时器，但她是一个勤恳的军官，她精确地依照时间间隔按下按钮。
她将一头棕发挽在脑后，用发网箍住，简直是《真理报》上刻画的太空劳动者的理想形象。她无疑已经超越了性别，成为史上最上镜的宇航员。她又检查了一次“阿里亚特号”的天文钟，手悬在控制键上方，只要按下去就将触发第一次耀发实验。此刻的托维亚夫斯基中校并不知道自己正处在一个特殊的空间点附近，它日后将被人们称为“高速路”。
她终于按下六键触发程序，“阿里亚特6号”喷发出耀眼的光芒，穿过了最后几千米航程，它的持续脉冲射电能量达到1420兆赫——那是氢原子的广播频率。托维亚夫斯基启动射电望远镜追踪信号，再通过对地同步通讯卫星，转发给位于南乌拉尔和新南威尔士州的天文站点。“阿里亚特号”的射电影像被耀发残像遮蔽了3.8秒。
地球监视器屏幕上的残像消失后，“阿里亚特号”已无影无踪。
在南乌拉尔站，一位中年格鲁吉亚技师咬断了他最心爱的海泡石烟斗。在新南威尔士站，年轻的物理学家伸手猛打监视器，就像一个愤怒的弹球决赛选手。
上“天堂”的电梯静静地等着我，它的外观像好莱坞大片里的包豪斯人形棺，狭窄直立的石棺上罩着透明丙烯酸树脂盖子。电梯后面陈列着一排排的控制台，向视野尽头延伸，渐渐缩小，就像教科书上灭点透视的示意图。那些罩着黄色纸袍的技师一如既往地穿梭其间。我一眼就看见了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弘：牛仔布衬衫上的珍珠母纽扣没有扣，露出里面褪了色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汗衫。弘正聚精会神地看着监视屏上一行行的数据，没注意我已经到了。其他人同样也没注意到我。
于是我就站在那儿，仰头望向天花板——那也是“天堂”地板的底部。那东西看起来不太像天花板。我们巨大的柱形舱其实是两根套在一起的圆柱体。我现在所身处的外层柱舱，通过绕轴自转产生重力，我们大部分的“尘世”生活都在这一层进行：宿舍、餐厅、气密甲板（探测飞船进坞处）、通讯舱和病房——这两个地方我死都不要去。
“天堂”，即内层金属柱，是这架钢铁巨人神奇的绿色心脏，是童话般归乡梦的写实，它更是全球经济伸出的贪婪耳朵，渴求新鲜信息。源源不断的原始数据通过脉冲传回地球，如同一条洪流，承载着宇航员之间的流言飞语，以及跨银河交通的点滴线索。我常僵硬地躺在吊床里，感受那些数据带来的压力，幻想舱壁后有无数管道，而数据正在其中悄悄流淌。那些管道就像一束束肌腱，被束缚，却不断膨胀，随时可能痉挛，碾碎我的身体。后来夏米安住了进来，听我倾诉完这种恐惧后，她贴上了圣女奥尔加画像。压力竟随之减退，直至烟消云散。
“赶紧去找个翻译，托比。今天早上你可能要用到德语，”他的声音经静电调制显得干巴巴的，像沙子一样磨砺着我的大脑，“希拉里……”
“我在线，长岛博士，”一个BBC播音员似的声音响起，如水晶般清澈，“你那儿有法语翻译吧，托比？‘霍夫曼斯塔尔号’上有法语和英语翻译。”
“你给我滚一边去，希拉里，等别人问你话时再开口，懂不？”她沉默下来，刺啦刺啦的静电杂音中又多了一道音轨。隔着二十多个控制台，弘甩给我一个厌恶的表情。我乐了。
身体已经开始有反应了：我莫名兴奋，肾上腺素升高。我能感到它穿透了最后一丝巴比妥迷雾。一个金发碧眼的小年轻帮我穿上连身衣，他皮肤光滑得像冲浪运动员。连身衣半新不旧，里头有股难闻的味道，实际上是刻意做旧的，甚至汗味和费洛蒙气息也是人工合成的。两只袖子从袖口到肩部都打满了绣片，大多是公司的商标，来自那些对“高速路”探险抱有幻想的赞助商。核心赞助商的商标最显眼，覆盖了我整个肩膀。这家公司应当送“哈尔伯特，托比”去星际汇合点。我的名字是真的，猩红色的尼龙布拼成的大写字母嵌在我的左胸前。
冲浪小子面庞俊美，让我想起在中情局结识的那些搭档——他有张标准的中情局初级情报员的脸。但是，他工服的名牌上用拉丁字母写着“涅夫斯基”，下面又用斯拉夫字母写了一遍——原来是克格勃。他没患上关节松弛的职业病，在L-5定点居住了二十年的人常为此病困扰。小伙子是地道的莫斯科人，他手持书写板，像个彬彬有礼的书记员。人不可貌相，搞不好用报纸杀人的方法他就知道八种。接下来开始常规的药物装配；他掏出一支微量注射器放进我左手腕的口袋里一~里面是新型兴奋剂，然后退一步，在自己的书写板上画个钩。他的专用记事本上印着一个身着连身衣的媒介人，看着就像手枪靶子。他又从拴在腕上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小药瓶放进我衣兜里，里面有五克鸦片，再画钩。总共十四个口袋，最后一个装的是可卡因。
俄国人干完活刚走开，弘就过来了。“也许她带回了一些有价值的数据，托比。她是个物理化学家，记得吗？”他的声音从耳道里传进来，没了平常从骨导植入片传来的头骨震动，我多少有些不适应。
“那上面一切都有价值，弘。”
“这个难道我不知道吗？”他也感应到了那种特别的嗡鸣声，我俩连眼神都不敢交换。趁气氛没有变得太尴尬，他转过身，对那些身穿黄色工服的小丑们竖起大拇指。
两个技师协助我走进包豪斯人形棺，然后退了出去，盖子发出嘶嘶声，慢慢合上，就像一个巨大的护面罩。我启程升往“天堂”，去迎接一个名叫蕾妮·霍夫曼斯塔尔的陌生人回家。不过是一次短途旅行，却好似永远没有尽头。
奥尔加，我们的第一位搭车客，也是第一个做耀发实验的人，失踪两年后再次出现。在哈萨克斯坦的丘拉塔姆，一个灰蒙蒙的冬季清晨，人们在磁带上记录下了她的回归。
如果两年前有一位从事电影剪辑的虔诚信徒目睹了“阿里亚特号”消失在空间点的那一幕，他或许会认为，是上帝将空荡荡的宇宙与奥尔加的飞船这两个镜头直接剪接到了一起。她突然又出现在我们的时空，就像一个业余剪辑师做的劣等特效。她要是再晚两周出现，他们或许将永远与她失之交臂：至时地球已转了过去，她只得孤独地飘向太阳。她出现五十三个小时之后，神经紧绷的志愿者库尔兹身穿武装太空服，钻进了“阿里亚特号”的太空舱。他是民主德国的太空医疗专家，私下喜欢抽美国香烟，这会儿在密封舱里他真是很想来一根。他用下巴夹住头灯，从空气过滤器的矩形机核旁挤了过去。这就是“阿里亚特6号”，即使在两年之后，船舱里的氧气似乎依然充沛。硕大的头盔上投下的两道光柱，他看见微小的血球及呕吐物颗粒缓慢飘过，在他身后旋转。他穿着这身臃肿的太空服侧身走过狭窄的通道，步入指挥舱，然后看见了她。
她漂浮在导航显示屏上方，浑身赤裸，如婴儿在母体里一样蜷缩着，姿态僵硬。她的眼睛大睁，似乎盯着什么，库尔兹永远也无法得知。她双拳浸满鲜血，攥得像石头一样硬，椋色的长发也松散了，像水草一样浮在她脸旁。他小心翼翼，慢慢地摇摆身体飘过控制台洁白的键盘，将自己的太空服固定在导航显示屏上。他推测，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曾徒手去抓飞船的通讯器材。他解开太空服右侧的挂钩：它自动展开了，就像伪装成鲜花的两把老虎钳。他伸出手，手仍密封在灰色的增压手术手套里。
接着，他万分轻柔地掰开她左手的手指：空的。
但是，当他掰开她的右拳时，有东西旋转着飞出来，在他的人造水晶面罩前几厘米处，慢悠悠地翻滚。看起来似乎是一枚贝壳。
奥尔加回家了，但那双蓝眼睛再也没恢复生气。研究人员自然不可能放弃，他们越努力尝试，她的身体就变得越薄。最终，因为他们迫切的探索欲，她珍贵的遗体填满了所有图书馆的冷藏柜。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圣女被切割得如此精细：单是普列谢茨克实验室就收藏了她身体的两百多万个组织切片。所有切片被编号后搁置在一个位于地下二层的防弹生物综合楼中。
他们对贝壳的研究倒颇有斩获。外空生物学这个学科陡然间理直气壮起来：研究人员取得了1.7克具有高组织性的生物信息，绝对是来自外星的。奥尔加的贝壳催生了一个完整的科学分支，专门致力于研究……奥尔加的贝壳。
对贝壳的早期研究明确了两件事：首先，它来自未知的行星生物圈；其次，既然我们已知太阳系内没有别的生物圈，它一定出自外星系。奥尔加要么拜访过它的产地，要么曾与其母星来客接触过，无论他们来自多么遥远的地方，至少曾有能力穿越宇宙。
他们派出格罗希少校乘坐特配的“阿里亚特9号”前往托维亚夫斯基坐标。另有一艘飞船跟在他后面。格罗希少校的飞船消失时，他正在执行第二十次氢键耀发实验。人们记录下他失踪的时间，然后等待。二百三十四天后，他回来了。这期间研究人员一直在探测这片区域，想找到那个特别的近点角，以期有所发现，并提出一套理论。结果他们一无所获：只有格罗希的飞船再次出现——翻滚着失去了控制。在人们发现他之前，他已经自杀了——“高速路”的第二位牺牲者。
“阿里亚特9号”被牵引回托维亚夫斯基坐标，人们发现精密的记录设备没有捕捉到任何信息。它的每一个部件都运转正常，却均未发挥功用。格罗希经快速冷冻后，被一艘穿梭机载回普列谢茨克，那里的推土机已经开始挖掘新的二层地下室了。
三年后，在他们失去第七个宇航员的那天清晨，莫斯科的一台电话机响了。电话那头的人先做了自我介绍，此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负责人，他自称受官方指派，可为苏方提供一些帮助。值此特别关头，苏联或许可以退一步，接受西方精神病学精英的帮助。中情局十分理解，他继续说道，此时此刻苏方或许需要帮助。
他的俄语极为流利。
骨导电话的静电杂音在我的潜意识里卷起阵阵沙暴。电梯滑入狭窄的竖井，经过了“天堂”的地板。每隔两米就有一盏蓝灯，我心里默数着。数到第五盏灯时，眼前一片黑暗，电梯停了。
我在电梯里等待着，藏在模拟“高速路”飞船的凹形控制台内，好像童话里那些书橱后面暗藏的秘密。这艘飞船是一个道具，一个布景，如同某些游乐场里，石膏做的山地牧场上黏着一栋巴伐利亚乡村农舍——点缀而已。可我认为，如果返航者们能接受我们，他们自然就会接受我们：搞这些虚头巴脑的小道具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警报解除，”弘说，“你附近没有对接人。”我反射性地伸手按摩左耳后的伤疤，那是植入骨导电话时留下的。模拟控制台的一边打开了，“天堂”灰色的晨曦照射进来。假飞船内部让人觉得既陌生又熟悉，好像人们离家一周后再回来时的感觉。巴西葡萄藤比我上次来时又长出不少，其中一条蜿蜒爬上了左舷窗，整个场景似乎也只有这一点变化。
这些葡萄藤曾在生物建筑学会议上引发激烈争执，美国生态学家扯着嗓子大喊，认为它们会造成氮气短缺。俄国人自从被迫接受美国人帮助，共同完成“齐奥尔科夫斯基I号”生物项目以来，就对生物设计异常敏感。苏联的工程技术水平已然如此高超，却无法建设一个可使用的生态系统，连水培小麦的腐烂问题都解决不了。虽然最初的溃败为双方的牵手铺平了道路，但也只是让双方坐到了同一个台面上而已。小小的葡萄藤触动了俄国人敏感的神经，他们被激怒了，坚持要种巴西葡萄藤。其实不管什么事情他们都能争起来，争的不过是话语权。我倒是挺喜欢那些葡萄藤的：它的叶片是心形的，你若摘下一片在掌间摩挲，就有一股肉桂味散发出来。
我站在舱门旁，阳光反射进“天堂”，空地的轮廓显现出来。“天堂”采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巨幅聚酯薄膜镜依据标准时间，按照设定好的程序转动，模拟出黎明时分的曙光。树上响起录制的鸟鸣。没有真实重力，鸟很难活下来。我们这儿没有活鸟——离心力会让它们发狂。
你第一眼看到“天堂”时，会慨叹它真的名副其实。这里一片郁葱，气温凉爽，光线明媚，簇簇野花盛开在茂盛的草丛中。你只需沉醉美景中，不必知道树木多为人造，也不用了解池塘中蓝绿藻与硅藻的最佳平衡背后有研究人员的多少心血。夏米安说她觉得小鹿斑比会从树林中欢快跳跃而出，弘声称他知道有多少位迪士尼工程师已发誓遵守《国家安全法》，绝不泄密。
“我们可以从霍夫曼斯塔尔那儿得到一些碎片。”弘说。他或许是在自言自语，“指挥员一媒介人格式塔即将生效，我们马上就会忘记彼此的存在。肾上腺素的效用正在消失。“她的话前言不搭后语。什么……‘美丽的机器’……希拉里认为自己的声音很镇静，真是大错特错。”
“别跟我说这些。不要抱任何期望，你忘啦？放松点吧。”我拉开舱门，吸了一口“天堂”的空气——它就像冰镇白葡萄酒一样沁人心脾。“夏米安呢？”
他叹了口气，我脑子里响起一阵轻微的静电噪音。“夏米安本来应该在五号空地照顾一个智利人，那人已经回来三天了，可她没去，因为她听说你要来。她一直在鲤鱼塘等你。冥顽不灵的贱人。”他忍不住骂了一句。
夏米安正拿卵石投向池中的中国胖头鱼。她一边耳朵后面别着一束白花，另一边夹了根皱巴巴的万宝路。她赤着双足，脚上沾满了泥巴，连身衣的裤腿也卷到了膝盖上，一头黑发束在脑后，绑成马尾辫。
我们初次碰面是在一家焊接店的聚会里。醉言醉语在空旷的合金球体里锻锵回响——我们在零重力状态下痛饮自酿伏特加。有人带了一袋水，他挤了两把水出来，灵巧的手指上下翻飞，借助表面张力将水揉成一个松软滚动的水球。大家玩起传水球这一老掉牙的游戏。我在零重力下总是笨手笨脚的，水球传向我时，我的手穿过了它，上千颗银色小球落在我头发上，我一边甩头，一边拨弄头发，整个人手舞足蹈地在空中打转。我的丑态逗得旁边的女子捧腹大笑，笑到无法控制身体，慢慢地翻起了筋斗。她一头黑发，身材修长，下身穿着肥大的抽绳裤，就是那种“齐奥尔科夫斯基号”上贩卖的纪念品，上身是一件大了三码的褪色NASA T恤衫。一分钟后她跟我聊起，她曾跟一个少年一起玩悬挂式滑翔，还自豪地说起他们曾在玉米罐里种大麻。我当时并没意识到她也是媒介人，直到弘告诉我们派对结束了。一周后她搬来与我同住。
“给你们一分钟，可以吗？”弘咬牙说道，那是很恐怖的动静，“就一分钟。”我脑中没了声息，他下线了，估计也不在监听。
“五号空地怎么了？”我蹲到她身边，也捡起几枚卵石。
“不太顺利。我只能给他注射安眠药，暂时离开。我的翻译跟我说你上去了。”她说话带得克萨斯口音，“爱”听着像“埃”。
“我以为你会说西班牙语。那家伙不是智利人吗？”我向水塘掷了一枚卵石。
“我会说墨西哥式西班牙语。文化专家说他可能不喜欢我的口音，这倒替我省事了。反正他说快了我也跟不上。”她随着我扔出一枚卵石，水面上泛起一圈圈涟漪。“总是这样。”她叹了一句。一尾大头鱼游过来，看她扔进去的卵石是否能吃。“他撑不过去的，”她没看我，声音里听不出感情，“小乔治肯定撑不过去的。”
我选了一枚最扁平的卵石，试着打水漂，没成功，石头沉了下去。智利人乔治的事情，我还是少知为妙。我知道他是生还者之一，他这样的人占百分之十。我们的返还前死亡率是九成：两成的人自杀，七成的人送入看护病房后死亡——大小便失禁的，胡言乱语的，一群废人。夏米安和我是那些生还者的媒介人。
如果第一批生还者只带回贝壳，恐怕现在压根不会有“天堂”这地方。“天堂”是在一个死去的法国人返航后建立的。他回来时，冰凉的手掌中死死攥着一枚直径十二厘米、有磁性编码的铁环。这真是一种黑色幽默——他就像一个可以免费再骑一次旋转木马的孩子。我们八成永远都不会知道他是在哪儿、是怎样得到这枚铁环的，可这个铁环却成了治愈癌症的罗塞塔石碑。于是人类进入了货物崇拜时代。我们从“高速路”上捡点儿东西，或许就能在科研方面为人类省下千年的蹉跎。夏米安说，我们活像那些岛民——穷尽一生搭建简易跑道，盼望银色巨鸟再度归来。夏米安慨叹说，跟“高级”文明接触不是一件好事，哪怕是你最憎恨的仇敌，你都不愿这种事情发生在他身上。
“你不好奇他们是如何编织这场骗局的吗，托比？”她眯眼看向阳光。东边射来的阳光洒向这个圆柱体国度，放眼望去尽是绿色，无边无际。“他们肯定召集了所有重磅人物，那些精神病专家，他们围坐在仿真红木长桌前，那架势好像五角大楼开会。他们人手一个空本子，一根崭新的铅笔，还特别为这种场合削得尖尖的。各学派都来齐了：弗洛伊德派、荣格派、阿德勒派、斯金纳派，随你说吧。那群杂碎自己也清楚，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刻已经到了，他们终于以专家身份出现，而不是某个行业的代表。没错，他们就是西方精神病学的化身。结果呢，屁用不顶！人砰地一下突然回来，要么已经死了，要么流着哈喇子，哼着乱七八糟的儿歌。活下来的人最多能撑三天，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然后不是开枪崩了自己，就是患上精神分裂症。”她从腰带上取下一个小手电，敲碎了塑料壳，摘下里面的抛物面反射镜。“克里姆林宫疯了，中情局傻眼了。最要命的是，那些原本要赞助这场演出的跨国公司纷纷打起退堂鼓。‘宇航员都死啦？没留下数据？那还谈什么生意。’于是这群精神病专家都慌了神，直到一个怪胎——也许是从伯克利来的——嬉笑着说，”她拉低声音，模仿醉汉的腔调，“‘嘿，我们干脆把这些人送到一个舒服的地儿，给他们一堆迷幻药，让他们的亲友陪着，怎么样？她笑了起来，摇摇头，用反射镜把阳光聚焦到烟头上，点着了香烟——他们不让我们用火柴，因为火会破坏氧气与二氧化碳的平衡——白热的焦点处升起一缕灰色的轻烟。
“好了，”弘说，“你们的时间到了。”我看了一眼手表：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分多钟。
“祝你好运，宝贝，”她轻声说，假装专心抽烟，“一路平安。”
痛苦是无法避免的，次次如此。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但你既不知道何时，也不知道它将以何种方式发生。你得牢牢控制痛苦，在黑暗中与之死扛。假若你张开双臂拥抱它，那么你将彻底被它打垮。正如弘引用的一句诗：“让我们学会在意，同时不在意。”
我们像一群有智能的苍蝇，在一座国际机场里游荡；其中一些就这么撞进了飞往伦敦或里约的航班，说不定还能活着飞完全程，甚至活着回来。“嘿，”一只苍蝇招呼道，“那扇门里面发生了什么？他们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吗？”在“高速路”的边界，所有人类语言你都能理解，除了——如果真有的话——萨满巫师和秘术师的语言，这些神秘的语言谈论的是恶魔、天使、圣徒。
“高速路”也是受规则支配的，我们已经掌握了其中几条，这是我们行动的基础。
规则一：每次航行只得一人，不得成群结队。
规则二：不得使用人工智能；无论那里有什么，都绝不会让一台智能机器搭车，我们能造出来的机器肯定不行。
规则三：记录设备纯属浪费空间，每次返回时上面都没有任何信息。
为圣女奥尔加守灵之后，几十个物理学派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一个比一个诡谲高深，每种理论都希望抢占主流殿堂。它们一个接一个地败下阵来。在“天堂”安静的夜晚中，有窸窸窣窣的人语，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听见了那些学说架构坍塌的声音。随着某些公司智囊团的毕生事业没落为简洁的历史脚注，理论的碎片丁零当啷地掉落在地面上，化作光辉的尘埃。而这一切只是因为那些苟延残喘的生还者在黑暗里说出了只言片语。
群蝇在机场里等待搭乘顺风机。它们不应该提太多问题，不应该试图探索事件的完整图景。朝那个方向不断摸索，迟早会变成偏执狂，你的思想会在夜幕上投射出阴暗的巨幅图像，这些图像会渐渐凝固，变成疯狂之症，变成一种信仰。智能苍蝇坚信“黑匣子”理论——这种暗喻广受认可，“高速路”在所有合理的等式中始终是未知数X。其实“高速路”到底是什么，是谁造就了它，都不是我们该关心的。我们要关心的是，“匣子”里应该装什么，以及我们能从其中得到什么。我们与“高速路”礼尚往来，既送去了一些东西（芳名奥尔加的女士、她的飞船，还有一大群前仆后继的追随者），也从它那儿得到了一些东西（一个女疯子、一枚贝壳、人工制品以及外星技术的碎片）。“黑匣子”理论家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关心的应该是尽可能从这场交换中获取最大利益。我们来这儿，是为了保证同胞们的钱砸得有价值。不过，有些事情日益明朗了，其中一件就是，找到这座飞机场的不止我们这一群苍蝇。从我们收集的人工制品来看，至少有六种大相径庭的文化在分这一杯羹。“还有更多的土鳖。”夏米安评价道。我们就像轮船货仓里的一群耗子，与其他港口的耗子交换小玩意儿，梦想着灯火辉煌的大都市。
简而言之，这是一个“投入”或“产出”的问题。蕾妮·霍夫曼斯塔尔的价值是：产出。
我们在三号空地（又称“极乐世界”）迎接蕾妮·霍夫曼斯塔尔回家。我蹲在一株足以乱真的藤槭后面观察她的飞船。它原本像一只失了翅膀的蜻蜓，纤细单薄，腹部长达十米，喷气发动机就放置在那里。现在发动机已经拆除了，它看起来就像一只死白色的蛹。那凸出的幼虫眼里装的是照例用不上的传感器和探测器。它停在这片空地中心的一个缓坡上，这座小丘是特别设计的，专用来支撑各式飞船。新式飞船体型都较小巧，分离舱结构极简单，完全不同于花哨的探索飞船。这是专为肉弹们准备的舱。
“我不喜欢它，”弘说，“我不喜欢这艘飞船，它让人觉得不太对劲……”这也许是他在自言自语，也许他已化身为“我”，在与“我自己”说话，这表示“指挥员一媒介人格式塔”已基本运转起来了。我锁定在自己的角色中——不再是那个先头侦察兵，为了“天堂”背后一双双贪婪的耳朵搜索资讯；不再是那个专业探测器，以无线电与更加专业的精神病学家连接。若“格式塔”生效，弘和我融为一体，原本独立的个体就不存在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古典精神分析法的噩梦。而此时，我意识到他的话是对的：这次的感觉很不对头。
这片空地大致呈圆形。它只能是圆形，因为空地其实是从“天堂”的地板上割开的一个周长十五米的圆，一个伪装成阿尔卑斯山迷你草坪的环形电梯。他们锯掉蕾妮飞船的发动机，把飞船拖进外层金属柱，再将空地下降到密封舱甲板，然后在一片草茂花繁的风景里，飞船被巨大的圆盘托上了“天堂”。他们利用广播重写技术废掉了飞船上的传感器，同时密封了所有舱门和舷窗；对于初来乍到者，“天堂”应该是个惊喜。
我突然思想开岔，开始琢磨夏米安是否已经回到乔治身边了。或许她正在给他烹饪美食，我们“捉”住了一条鱼——好吧，是从池底的鱼笼里捞的。我想象着炸鱼的味道，闭上眼，仿佛又看见夏米安站在浅水中，闪亮的水珠从她大腿上滚落——那“天堂”鱼池里的长腿姑娘啊。
“快，托比！现在进去！”
弘的声音回荡在我脑中。其实不消他开口，长期的训练和格式塔反射已令我自动奔向空地中央。“该死，该死，该死……”这是弘独特的祷文，我心知事情多半不妙。译员希拉里尖锐的低音响起，BBC播音员般冷若冰霜的做派终于不见了，她慌张到口不择言，好像说到了什么解剖图。弘肯定早已用遥控器解封了舱门，却等不及舱门自动启开。他触发了船体中安装的六颗爆炸螺栓，炸飞了整个它机械装置。舱门朝我飞来，我本能地避开它，险些被砸中。我攀上飞船光滑的表面，抓向入口内部的蜂窝状支柱。舱门机械装置被炸飞时，合金梯子也连带着被扯走了。
飞船里充斥着爆炸螺栓里可塑炸弹的味道，我蹲下来，不敢动一下。生平第一次，恐惧将我紧紧攥住了。
我以前感到过恐惧，但只与它擦身而过。这一次它漫无边际地铺延开来，如虚无的夜，是一种冰冷无情的空虚感。它是临终遗言，是深邃的宇宙，是人类历史上每一段漫长的告别。我只能畏缩地蜷成一团，低声哀号。我颤抖、匍匐、哭泣。他们曾特意提醒过我们，试图把这解释成工作中不可避免的突发性广场恐惧症。其实他们的解释连边都不沾，我们心里都明白：只有媒介人才能体会这种感受，指挥员不会明白。
那就是恐惧。它是永夜长长的触手，它的黑暗滋养了那些喃喃自语的人，而这些人的生命注定要在精神病院的浅白色房间中终结。第一个感受到这种恐惧的人是奥尔加，圣女奥尔加。她希望我们能躲过这一劫，所以她才抓住了无线电设备，哪怕双手磨出鲜血也要摧毁飞船上的通讯设备，她祈祷地球遗弃她，让她死去……
弘的阵脚乱了，但他一定已经看清了局势，他知道该怎么做。
他启动了我的疼痛开关，让剧烈的头痛反复刺激我。他驱使我走进飞船，他驱使我克服恐惧。
冲破恐惧的屏障，我眼前是一个舱室。这里一片寂静，还有一股陌生人的味道，是女性的气味。
狭小的舱室看上去很陈旧，就像家一样。加速椅上的塑料破了，用银色胶带修补过，可没有人坐过的痕迹。她不在这儿。接着，我满眼都是獠草的圆珠笔笔迹，里面布满难以辨认的符号，成千上万个细小、歪扭的椭圆形，一个套一个，一个压一个，形成了链状图案。我的大拇指都蹭上了油迹，真可怕，那图案几乎印满了后面的整个舱壁。弘安静下来，然后低声恳求：找到她，快，托比，拜托，找到她，找到她，找到……
我找到了她，她就在医务区里，那是通道旁的一个狭小的凹室。
她身体上方就是那台“美丽的机器”台闪闪发光的外科机械设备，几条锃亮的纤细机械臂完好地折叠着，如同镀了铬的蜘蛛蟹腿。机械臂的末端装有止血钳、镊子和激光手术刀。希拉里彻底崩溃了，频道里传来她失魂落魄的声音，含混不清，好像在嚷嚷什么“人类手臂、肌腱、动脉、基本组织的解剖”。希拉里在撕心裂肺地尖叫。
医务室里没有一滴血。机械臂上一尘不染，它在零重力下也能有条不紊地抽光血液。弘炸开舱门前她已经死了，她的右臂铺展在洁白的塑料工作台上，如同一幅中世纪油画。皮肤被剥去，肌肉和其他组织被对称地分割开来，用十二枚不锈钢钉固定住。她死于失血。外科机械臂的程序经过精心设计，不能用于自杀，但它有自动解剖功能，可用于制作生物标本。
她想出了办法欺骗它。欺骗机器并不难，只要你有时间思考。她有整整八年的时间。
她躺在折叠架里——那东西很像牙医诊所治疗椅的化石骨架。透过架子，我看见她连身衣后面的褪色绣片，那是一家联邦德国电子企业的商标。我想向她解释。我说：“你已经死了，请原谅我们，我们——我和弘是来帮忙的。明白吗？弘认识你，你看，他在我的脑子里。他读过你的卷宗、你的性档案，他知道你最喜欢的颜色，知道你童年时的恐惧、你的初恋情人和你喜欢的老师的名字。我身上喷了你喜欢的五号费洛蒙——我还是个活动的药物仓库，总有一样是你喜欢的。我们可以为你撒谎——我和弘，我们俩都是顶尖的骗子。拜托了，你一定要看看。我们是最适合交流的陌生人，为了你，蕾妮，我和弘会假装成完美的陌生人。”
她是个娇小的女人，肌肤如雪，顺滑的金发中过早地冒出灰发。我轻抚了一下她的头发，然后离开，返回空地。我站在草地上，草叶颤抖，野花摇曳，我们开始下降，飞船静静地停在风景如画的圆形电梯中央。空地滑离“天堂”，日光渐渐暗淡，取而代之的是庞大的蒸汽弧光灯，灯光在密封舱宽阔的甲板上投出阴影。身着红色工服的人影在跑动。一辆安装了粗实橡胶轮胎的红色玩具汽车转了个u形弯，为我们让出道路。舷梯转动起来，对接到空地边缘。克格勃的冲浪小子涅夫斯基正在般梯底下等着，我走到底下才看见他。
“哈尔伯特先生，我得把所有药物都拿走。”我站在那儿，身子晃悠悠地，眼中泛起泪光。他伸手扶住我。我怀疑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派到密封舱甲板来，他就不好奇自己的黄色工服在一片红色工服中是多么扎眼吗。他八成不在意，他似乎对什么都不太在意。他端起了书写板。
“哈尔伯特先生，我得拿走那些药物。”
我脱掉连身衣，团成一团递给他。他把衣服装入塑料密封袋中，将密封袋塞入连在左手腕上的公文包里，最后拨动密码锁。
“别一次用完，小子。”我说。然后我晕了过去。
那天晚上，夏米安拿来了几粒包着锡纸的小药丸，我的小卧室迎来了不一样的黑暗。这与永夜的黑暗截然不同。永夜的黑暗是有意识的，它就像猎人，伺机将搭车客拖向精神病院，这种黑暗会滋生恐惧。而夏米安带来的黑暗，就像你五岁时在父母汽车后座上感受到的黑暗——外面下着雨，车后座温暖而令人安心。夏米安对付那些书记员要比我狡猾得多，尤其是涅夫斯基那样的人。我没问她为什么从“天堂”回来，也没问乔治的事。她也不问蕾妮的事情。
弘走了，完全下了线。那天下午的工作汇报会上我还见过他——我俩依旧没有目光接触。无所谓，我知道他会挺过来的。上午的事不过是家常便饭。这只是“天堂”里的倒霉一日，尽管哪天都不好过。当你第一次真真切切地被恐惧搜住时，那感觉确实很难承受，不过我一直知道它就在那儿等着我。他们讨论了蕾妮的解剖图，还有她用圆珠笔绘制的分子链草图，这种结构能依照指令做出相应改变。这些分子可用作开关、逻辑元件，甚至线路，层层组合，变成一个大分子，或者说一台超小型电脑。我们或许永远不知道她在那儿遇见了什么，永远不知道交易的细节。如果我们发现了，没准儿反倒会后悔。我们不是唯一的蛮荒之族，寻找技术碎片的不止我们。
我恨蕾妮，我恨法国人，我恨所有带回东西的人。他们带回了治疗癌症的方法，带回了贝壳，带回了一堆难以名状却能令我们苦守在此地的东西。他们填满了看护病房，他们带来了恐惧。此时的我紧紧抓住黑暗、暖意与亲密，抓住夏米安绵长的呼吸，抓住海洋的韵律。这就足以令我飘飘欲仙了——我能听见海浪的声音，这声音就深埋在骨导电话的静电杂音里，它就像一个海螺。这是深藏在我们身体里的声音，无论离家多远，它会一直在耳畔响起。
夏米安在我旁边翻了个身，呢喃着一个陌生的名字，一个在看护病房里住了许久的伤心旅人的名字。夏米安是当前的纪录保持者：她照顾一个男人长达两周，直到他用拇指挖出了自己的双眼。那一刻她尖叫着一路狂奔，在电梯的塑料罩子上抓断了指甲，后来他们给她注射了镇静剂。
尽管如此，我们俩仍有那种冲动，这是一种特殊需求，一种反常的动力，它驱使我们不断重返“天堂”。当年我俩的参与过程一模一样：我们在小艇里躺了数周，等待“高速路”把我们带走。等做完最后一次耀发实验，牵引船将我们拖回了这里。有些人就是不会被“高速路”带走，没人知道为什么，而被牵引回来的人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了。他们解释说，这是因为牵引费过于高昂，然而他们说话时目光落在我们双腕的绷带上，这出卖了他们真正的想法。事实是，我们现在还有价值，作为潜在媒介人的价值。不用去担心自杀倾向，他们说，这种倾向是常态。他们的解释滴水不漏：所谓自杀，是一种极度的被排斥感。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再去一次，想到发狂。夏米安也是，她试图用药物来压制这种情绪。但是，他们控制住了我们，扰乱我们的心智，校正我们的冲动，给我们植入骨导电话，为我们与指挥员一一配对。
奥尔加一定知道真相，她一定全都看到了，可是她竭力阻止我们找到那条路，阻止我们找到她曾去过的地方。她知道，如果我们找到了，我们势必会跟去。即使如今我已了解这一切，我还是想去。虽然我永远不能如愿，但我们可以待在这里，在吊床里摇晃。在这片黑暗的笼罩之下，我想去拉夏米安的手。我们交缠的手指里握着撕掉的药物包装锡纸。圣女奥尔加在墙上朝我们微笑，你能感应到她的存在——所有画像都是用一张宣传照翻印的，它们被贴在夜的四壁之上，而她苍白的微笑，永不改变。
曲雯雯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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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妥（barbiturate），一类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镇静剂，可以用作抗焦虑药、安眠药、抗痉挛药。长期使用会成瘾。
棘波（spike wave），一种异常的脑电波变化，可见于各类癍痫病症。
阿米替林（amitriptyline），一种抗抑郁药物。
在历史上，苏联于1971年至1982年间发射了一系列7个空间站，都叫“礼炮号”（Salyut），与本篇中“阿里亚特号”（Alyut）在拼写上只差一个字母。
南乌拉尔（southern Urals），指俄罗斯乌拉尔山脉南段地区。这里有一个神秘古城遗址——阿尔卡伊姆，一些人认为那里曾经是外星人起降飞碟的航天中心。
新南威尔士州（New South Wales），澳大利亚州名。著名的赛丁泉天文台就在新南威尔士州。
包豪斯（Bauhaus），原指包豪斯设计学院，德国一所著名的艺术和设计学院。后“包豪斯”一词演变为对“现代主义风格”的另一种称呼。
费洛蒙（pheromone），也叫信息素、外激素，由体内腺体制造，散发到体外，依靠空气、水等传导媒介传给其他个体，能影响彼此的行为、习性。
普列谢茨克（Plesetsk），俄罗斯境内的一座航天发射场。
格式塔（gestalt），格式塔心理学派，或称完形心理学派。该学派认为整体大于各部件之和，强调整体性。
在西方，旋转木马旁常有一个支架，里面放置了许多金属环，其中大多是铁环，仅有一两个铜环。坐在外围的骑手可以伸手去够，如果拿到了铜环，就有一定的奖励，通常是免费“再来一次”。
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制作于公元前196年，上面刻有古埃及法老托勒密五世的诏书。石碑上以三种不同语言刻下了同一段内容，使得近代考古学家得以解读埃及象形文字的意义与结构。后这个词用来比喻解开谜题的关键线索。
货物崇拜（cargo cult），指一些与世隔绝的土著民族看见外来的先进科技物品，便会将之当作神祇般崇拜。
第7章 红星，冬季轨道
布鲁斯·斯特林 威廉·吉布森
科洛列夫上校在安全缚带中缓缓翻身，他梦见了冬季与重力。他又回到年轻的时候，成了一名军校生，驾马扬鞭驰骋过十一月末的哈萨克斯坦大草原，驶入火星干燥的赭红色落日中。这不对，他想，遂在“苏联太空伟绩陈列室”中醒来，耳边传来罗曼年科和政委夫人的声音。他俩又躲在“礼炮号”尾端的屏风后苟合——紧缚安全带，轻轻撞击舱壁，有节奏的吱嘎吱嘎、咚咚咚咚，就像雪地里的马蹄声。
科洛列夫松开安全缚带，老练地踢腿，把自己推进卫生间。他耸耸肩，脱掉已磨旧的连身服，将便桶固定在腰际，擦掉钢镜上凝结的水汽。睡着的时候，罹患关节炎的手又肿起来了；由于钙质流失，手腕只有鸟骨一般粗细。自上次感受重力以来，二十年弹指一挥间，他已在轨道上老去。
他用吸屑剃刀刮了脸。左脸颊和太阳穴上，静脉破裂留下的淤痕斑斑驳驳。那场爆炸留给他的另一件赠品是终身残疾。
他从卫生间出来，发现那对私会的情人已经完事了。罗曼年科在整理衣服。而政委的妻子瓦伦蒂娜，把棕色连身服的袖子扯掉了，白皙的手臂上闪耀着汗液的光泽，淡褐色的秀发在通风口吹来的微风中飘动。她的双眸是最纯净的矢车菊蓝，只是两眼相隔稍近，神采中半是歉意半是狡黯。“瞧瞧我们给你带了什么，上校。”
她递上一个小小的航空饮料瓶，里面装着干邑白兰地。
科洛列夫看着塑料瓶盖上法国航空商标的浮雕图案，惊讶得直眨眼。
“这瓶酒是搭上一艘‘联盟号’飞船来的。听我丈夫说，是藏在黄瓜里偷运来的，”她咯咯笑起来，“他给了我。”
“我们决定借花献佛，上校，”罗曼年科说道，咧嘴大笑，“毕竟我们随时可以休假。”科洛列夫没有理会这句调侃，只是尴尬地瞟了一眼自己萎缩的双腿和苍白无力的双脚。
他打开瓶盖，醇厚的酒香让他突然血气上涌，脸颊有些刺痛。他小心地举起酒瓶，吮出几毫升白兰地——烧喉咙，像喝了一口酸液。“老天，”他大口喘气，“好多年没喝了，我要醉了！”他边说边笑，眼泪模糊了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