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又怎么了？”孙康只嘟囔了一句，就猛地瞪圆了眼睛！
他突然明白了多出的那三个餐盒是谁的。
第三章
1
“丁零零”，清脆的一声响，咖啡店的玻璃门被推开了，走进来的是一个里面穿着白衬衫和牛仔裤，外套粉色长款针织衫的漂亮女孩，她留着一头披肩卷发，半掩着雪白而圆润的面庞，也许是没有睡好觉的缘故，一双漂亮的大眼睛在眼窝里陷得有点儿深，虽然嘴角总是可爱地微微上翘着，但眉宇间不经意的轻蹙，却让这笑容显得有些忧伤。
上午十点的咖啡店空空荡荡，她在咖啡店里扫视了一番，很快就发现了那个斜靠在椅子上看书的人，走过去，在其对面坐下。
看书的人才发现自己等的人到了，放下书：“小郭，很久不见！”
“好久不见，思缈。”郭小芬笑着说，“怎么样，最近还好吗？”
“这个问题，好像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刘思缈说。
她们两个是一对奇怪的朋友，一个是年轻有为的刑事鉴识专家，一个是蜚声业界的媒体记者，在过去的时光里，她们在工作上是某种对立的关系，就像所有都市报的采访者与公立单位的被采访对象一样，一个要想方设法刺探到独家新闻，一个要严防死守避免走漏消息。她俩因为工作没少吵架，彼此到对方单位的领导那里投诉也是家常便饭，但随着时间流逝与年龄增长，她们终于发现，就本质而言，她们都是渴望治疗这个社会种种疾病的医生，只是内外分科不同罢了，于是渐渐忽略掉那些纯属性格和生活习惯造成的分歧，彼此理解和合作……她们依然是船上和岸上两种不同的人，但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搁浅时又不妨拉对方一程。
“我挺好的啊。”郭小芬摸了摸自己的脸蛋，“辞职就像失恋，最初总是轻松的，每天沙发薯片刷网剧，感觉像泡在水里的豆子一样在发胖……思缈，你可是又瘦了不少，是不是因为扫鼠岭那桩案子？我听说你在破案之后就离开专案组了啊。”
“所以说你人在家中坐，消息天上来。”刘思缈笑着说，然后冲着柜台扬了一下手，一个侍应生走了过来，问她们喝点什么。刘思缈给自己点了一杯椪柑雪梨茶，郭小芬要了一杯拿铁。付完账后，侍应生将一只小驯鹿玩偶放在了她俩的桌子上，当成点单待上的凭证，郭小芬一把抓了过来，使劲胡撸了几下，看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因为香茗？”
刘思缈一愣，目光停留在木头桌面一条不知是刀割还是自然裂开的裂隙上，久久没有移动。
咖啡店里正袅袅地回荡着一首不知名称的韩语歌曲，柜台那边响起一阵叮叮当当的杯子碰撞声，咖啡豆磨粉的嗡嗡声，打奶泡器搅动牛奶的哗哗声，一切都轻切悦耳，似有若无，仿佛是在回味着某个永远不能忘怀的旧梦。
郭小芬知道自己说对了。扫鼠岭案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她就得知了消息，很快又从微博上看到市局发布的通告，重大犯罪嫌疑人周立平已经被捕。作为长期跑法制新闻的记者，她对十年前发生的“西郊连环凶杀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当时心里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坏了，恐怕要连累到思缈”。一来，从媒体和公众的角度讲，对一个曾经的连环杀人凶手的二次犯案，肯定要追究他当初为什么被轻易放过，那么就一定会挖出林香茗当初的纵敌；二来，全市公安系统都知道刘思缈对林香茗怀有什么样的感情，这种情况下，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肯定要让她回避此案。
沉默了好久，刘思缈才慢慢地说：“上级领导有更加周全的考虑。十年前的‘西郊连环凶杀案’，我也参与了一些侦破工作，香茗认为周立平确实杀死了房志峰，但是和另外三位女性的死没有关系，这个结论我也是认同的，至少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能推翻这一结论的新的证据。”
“但是公众不会这么考虑。”郭小芬说，“在公众的眼中，一个刑满释放犯的再次作案，只会更加坐实他之前的罪行。”
“刑侦工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可以感情用事，不可以用揣测代替真相。所有的结论必须建立在科学的证据和严密的逻辑之上。”刘思缈说，“公众可以质疑，但无权干预。”
“但是，你自己现在就有质疑——我说得对吗？”郭小芬突然说。
这是斜刺里的一剑！稳准狠，且来势极快！
换成其他人，当时就被豁开心扉了，可刘思缈却只一笑就闪过了：“说说你自己，为什么辞职？那天在扫鼠岭见到张伟，他说你被连续毙稿……你可是跑口的老记者，怎么会出现这种事？”
也许是一剑刺空了的失落感吧，郭小芬有些惆怅，就在这时，侍应生把椪柑雪梨茶和拿铁都端上来了，各自散发着香气。刘思缈端起茶杯，轻轻地吹了吹，嘴唇沿着杯沿儿啜了两口。郭小芬用小勺慢慢地搅动着咖啡，看着本是心形的拉花变成了一团乱糟糟的奶泡，突然说：“也许是因为我只喜欢喝调制咖啡吧……”
刘思缈没有听懂她的意思。
“所有的事情，归根结底都可以分成两类：制式的和非制式的，从服装到职业到教育到餐饮……媒体工作也一样，制式的叫新闻稿，非制式的才叫新闻。新闻稿就像速溶咖啡，水、咖啡粉和伴侣都是调配好的，你照着喝就行了，也许牌子不一样，也许口感不一样，但说到底都是被动的接受；真正的新闻应该是调制咖啡，由新闻记者根据采访到的素材，辨析、整理、加工、撰写，从不同角度还原出事件的部分真相，这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郭小芬说，“但现在，我们报社的总编只许卖速溶咖啡，我认为这是对真正的咖啡调制师的一种侮辱——当然，大部分顾客是无所谓的。”
“可能是你们总编担心人工调制的咖啡存在卫生问题吧。”刘思缈说。
“事实证明，大规模的公共卫生事件永远只出现在制式咖啡里，尤其是咖啡遭到企业垄断并配方保密的时候。”郭小芬说。
“看来我没有找错人。”刘思缈又啜了一口椪柑雪梨茶，“你告别了新闻行业，但没有告别新闻理想，而我想要做的事情，恰恰就需要一个就算辞职了也依然保有新闻理想的记者来完成。”
千里来龙，至此结穴。郭小芬瞪圆了眼睛：“终于说到正题了，你今天约我来到底想要我做什么？”
刘思缈望着郭小芬说：“我想让你协助调查扫鼠岭案件。”
2
扫鼠岭案件从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两天了，在这两天的时间里，假如用一个词来概括警方在逮捕周立平之后的状态，大概没有比“蒙圈”两个字更合适的了。
当然，一开始不是这样的，真的，所有人都以为既然抓住了周立平，接下来整个案件将像庖丁解牛一样容易。所以专案组士气高涨，为了将这个案子办成铁板一块，采取“先外围后攻心”的策略，督促各个相关部门加班加点，把所有与案情相关的证据都搞到手、弄扎实，然后再集中精力审讯周立平。
先来看物证。
首先是法医中心传来消息：通过在邢启圣住处提取到的头发，与扫鼠岭隧道风亭里发现的编号C尸体进行DNA比对，确认编号C尸体确系童佑护育院院长邢启圣本人。
通过在童佑护育院住宿室提取到的头发、医院进行先心病治疗中采用自体血回输技术留存的血样，与编号A、B、D三具尸体分别进行DNA比对，也已确认他们都是护育院的孩子。
其中，编号B的女尸名叫董心兰，今年九岁，生前患有轻度脑瘫，父母双亡，有一个姐姐早已不知去向；
编号A的男尸名叫赵武，十二岁，也是个孤儿，患有严重的先心病；
编号D的那个被压在最下面的小女孩名叫李颖，五岁，生前患有唐氏综合征，智力存在障碍，被父母遗弃。
对童佑护育院工作人员的审讯证明，这群孩子是一个月前从A省来到本市的，为的是参加本市一家民营医院“爱心医院”的福利治疗和体检活动。“爱心医院”亦属“爱心慈善基金会”出资承办的综合性民营医院，以收治儿童疑难病症患者为主，在治疗儿童先心病、脑瘫、重症肌无力等领域都颇有口碑，每年的秋天和冬天，医院都会从A省的福利院接过一批孩子来，给他们做全免费的治疗和体检，根据媒体报道，这一善举已经持续几年了。当然，由于医院的条件有限，不可能让孩子们住进医院，就在医院附近租了座小楼，让孩子们临时居住，这就是童佑护育院的由来。
紧接着，刑事技术处对唐小糖从隧道风亭下面找到的那块江诗丹顿手表和黑色Zippo防风打火机进行了检验，根据池凤丽、崔玉翠等人的辨识，以及对邢启圣昔日照片的比对，可以确认这两样东西都是邢启圣随身携带的物品。不过除此之外，在犯罪现场的反复多次勘查，并没有发现任何新的有价值物证——别说这些了，楚天瑛带着几个刑警撅着屁股在苗圃忙活了两天两夜，连蚂蚁洞有几个都能数得一清二楚了，却没有发现半个可以做同一认定的指纹或足迹。
也许米其林3ST浩悦轮胎留下的车辙是个例外。专案组对名怡公关公司的车辆情况进行了调查，通过购车单的记录和斯派4S专卖店提供的资料，认定苗圃里的车辙，正是案发当晚周立平开过青石口东里红绿灯的那辆黑色斯派留下的，这是案发以来最有价值的同一认定！一般来说，单凭这一证据足以让犯罪嫌疑人无可抵赖，低头伏法，但面对的是周立平这样一个对手，专案组不敢掉以轻心。按照他们的设想，那辆车里一定藏有可以指证周立平的物证，不妨多获取一些“弹药”再进行审讯，以便在周立平百般抵赖时将其一举击溃。所以警方花了很大力气，在周立平的居住地、童佑护育院、名怡公司所在的润唐高科技孵化园区等一切能想到的停车地点展开了搜索，天眼系统把从案发到周立平被捕这段时间的本市所有交通监控系统拍摄到的图像进行了大筛查，但好几天过去了，就是找不到那辆车。专案组转变思路，从“弃车”的方向考虑，联合交警大队、消防大队以及西郊治安保卫大队，把扫鼠岭里里外外搜了个底儿掉，甚至还组织了六个搜山小队沿扫鼠岭往西山方向的公路搜索，都快搜到邻省了，依然一无所获。考虑到周立平在案发第二天是正常上班的，他无论把车开出多远，扔到什么荒郊野外，都存在着一个要“回来”的问题，所以不可能跑出太远，因此那辆黑色斯派轿车的不翼而飞，更是让所有人困惑不已……
物证的搜索到此就算彻底梗阻了，虽然一把大火造成的毁灭性后果早在专案组预料之内，但有价值的物证这么少，还是令不少警员气沮不已。
再来看人证，包括对受害者的个人情况的调查，以及案件关系人的证言。
首先是邢启圣的个人情况，他今年五十五岁，年轻时曾经是A省省会医院的医生，结过一次婚，老婆跟他离婚后出国了。他有一个弟弟名叫邢启贤，任“爱心慈善基金会”的副会长，也许正是通过这层关系，邢启圣后来离开了省会医院，来到本市，在“爱心医院”任职皮肤科主任医师，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不知为什么又从医院离开，做了童佑护育院的院长。虽然“爱心医院”只是家民营医院，但规模不算小，从重点科室的主任医师改去当一个实质上不过是“黑民宿”的主管，这比坐过山车的下坡出溜得还快，究竟是什么原因，还有待调查。
邢启圣的前妻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邢运达，二十八岁，目前任名怡公关公司的副总。周立平被捕的当天，警方对名怡公司展开了初步的调查，发现邢运达没有上班，费了好大劲，才在他的同居女友家里找到了他，在把其父丧命扫鼠岭的消息告诉他之后，他的表现很是奇怪，苍白的瘦脸上一开始非常麻木，后来突然嘴角抽搐起来，不停地问是谁杀了他爸，恶狠狠地说要亲手宰了凶手给他爸报仇，说着竟从腰间拔出一把开了刃的关兼常[1]。警方对此毫无准备，好几个人一拥而上才把他摁住，将刀夺了下来……他的麻木和狂躁都不像是装的，但一个年近三十的大小伙子，又是公关公司的副总，表现出了这么不成熟的心智，还是让警方困惑不已。林凤冲甚至悄悄派人调查他在扫鼠岭案件发生时有无不在场证明，后来发现当晚这小子正在和几个朋友玩儿绝地求生，刷了整整一夜，而且开了虎牙直播，一切都有视频记录，在网络游戏里杀人过瘾的他，绝无去扫鼠岭上一逞凶威的可能。
得到邢启圣的死讯后，邢启圣的弟弟邢启贤和A省福利院院长崔文涛立刻坐高铁来到本市，他们表示一定积极配合警方的调查。邢启贤今年四十八岁，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男子，衣着整洁，谈吐文雅，只是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不竖起耳朵根本听不见。谈起哥哥的死他忍不住流了泪，但泪流得很有节制，恰在干纸巾一擦即湿和湿纸巾一擦即干之间。对于刚刚发生的案件，他提供不了太多的信息，只是不停地强调两件事：第一是哥哥长年在外地居住，自己和他联系甚少，偶尔有联系也纯粹是工作性质的；第二是哥哥是个好人，从来就没听说过他有什么仇家。
相比之下，A省福利院院长崔文涛跟邢启贤完全是两种风格。依林凤冲的想象，在福利院任院长的应该是慈眉善目的老爷爷或老奶奶，所以初见崔文涛时，他比见到卸妆后的网红还要震惊：此人不仅个子矮小，而且长得獐头鼠目，活像一只饿了一冬天的黄鼠狼，由于龅牙的缘故，两片薄薄的嘴唇总合不上似的，这张合不上的嘴里话特别的多，见到警方后就不停地点头哈腰，“是是是，好好好，一定一定一定，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要不拦着能说满“中国有嘻哈”整个赛季，但仔细一听全都是废话。
崔文涛对邢启贤毕恭毕敬，这让林凤冲感到有些奇怪，因为从组织架构上来说，省福利院院长是公家人，而“爱心慈善基金会”说到底不过是个民营的慈善机构……直到柴永进悄悄提醒他“你忘了，杜老板的女儿就是被这个基金会下属的校园贷公司逼死的”，他才恍然大悟。
值得一提的是，接待邢启贤和崔文涛的全程，杜建平都没有出面，一直让林凤冲代理。
林凤冲有心给杜建平出口恶气，所以对邢启贤和崔文涛一点儿没客气，所有的话都是横着出来的，但这俩人一个神情冷漠寡言少语，一个啰里啰唆却答非所问，时间一长搞得林凤冲也觉得不是办法，只好换了副不那么敌对的口吻，这才摸出了一些情况：A省属于经济不发达的贫困省份，直到改革开放前都存在着诸如近亲结婚、儿童免疫工作下县不下乡等问题，残障儿童特别多。之后靠着采矿业和印刷业的发展，经济上有所好转，但这两个工业都属于污染大户，所以又导致畸形儿的出生率不断增加。这些孩子被大量遗弃，当然还有不少是父母双亡，或者父母外出打工留给老人照顾，而老人去世后又联系不上其父母的……省内现有的福利院再增加十倍都不够，民政部门只能号召各县、乡、镇“自行解决”，其主要办法就是民间募捐，再用善款支持福利院的各项开销，爱心慈善基金会就是这时成立的。总会设在省会，每个县都有分会，通过慈善募捐等方式获取了大量资金，实际上成为A省福利院及其设立在各县、乡、镇分院的金主，并逐渐掌握了各个分院建设和管理的控制权，而A省福利院总院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纯粹的办公机构。说到这一点，崔文涛打了个比方：“我们总院就像是网上商城，没有自营平台，打开网购页面全都是加盟分店，只不过监管和物流归我们负责。”——像遇害的董心兰、赵武和李颖，都是从分院挑出来的患儿，集中到总院，再送到本市的。
物流看来确实是省福利院负责的，但监管就不一定了。当林凤冲问起“把这些孩子从省里送到本市的人是谁”时，崔文涛说了个名字。林凤冲又问：“这个人为什么没有留在本市，对孩子们的安全进行监护？”崔文涛说有童佑护育院就不需要再留人了，一切由童佑护育院负责，等孩子们体检和治疗完毕，护育院会通知省福利院派人把孩子接回去。林凤冲的口吻立刻严厉起来：“童佑护育院负责？它负得起责吗？那么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应该由谁来负责？”崔文涛眨着眼睛不说话，余光瞄着邢启贤，却又不敢多瞄。邢启贤沉默了很久才说：“必须承认，确实存在监管上的漏洞，所幸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应该如何查漏补缺，改进工作，杜绝此类事件再一次发生，将是我们爱心慈善基金会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林凤冲听完这番话，不禁目瞪口呆。
这俩人从市局离开时，林凤冲明确告知他们：在案件没有全部查清之前，请不要离开本市，以备警方随时征询。
邢启贤没有说话，崔文涛则忙不迭地说：“是是是，好好好，我们还要等陶会长回来，向她汇报工作。”
崔文涛口中的“陶会长”，是指爱心慈善基金会会长陶灼夭，今年三十八岁，单身，其父陶秉曾经担任A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处长，虽然退休多年，但在地方上依然是可以呼风唤雨的人物，并且还挂着基金会名誉会长一职。陶灼夭每年会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本市居住——陶家在本市原来有三套住宅，反腐风暴开始之前，不知得了什么消息，把房子的产权都转移或清退了，致使纪委在调查中扑了个空——她现在居住的地点在五星级的荷风大酒店E座四层的一个套间里。需要说明的是，“爱心慈善基金会”把整个E座都租了下来，作为驻本市的办事处，有二十多名工作人员在此工作。另外，荷风大酒店距离童佑护育院和爱心医院都不算太远，三者虽然在地图上不属于同一个街区，但是彼此之间步行距离都不超过十五分钟，这一点随着时间推移，在案件侦破中将凸显出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陶灼夭在扫鼠岭案件发生的第二天凌晨一点，乘坐法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往巴黎了，她走得非常突然，实在不明白她何以要乘坐这么一班红眼航班匆匆出国，对此，就连身为副会长的邢启贤也一脸茫然。面对林凤冲提问的“陶灼夭急着出国到底有什么事”，他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这让林凤冲明白了：陶灼夭出国没有跟他以及爱心慈善基金会的任何领导打招呼。但订票系统显示她是在前一天晚上九点半订的机票，尸检结果证明，那时邢启圣还活着，所以警方也就没有将她的出走与扫鼠岭案件联系起来。当林凤冲打通她的手机时，她已在巴黎，在电话里她的声音疲惫，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惶，得知扫鼠岭案件之后，手机里一片死寂，很久很久，在电话里她突然大声抽泣起来，不停地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老刑警林凤冲凭着直觉做出了两个判断：第一，陶灼夭可能真的不知道扫鼠岭案件；第二，她一定知道一些跟扫鼠岭案件相关的东西。
当林凤冲要进一步追问时，陶灼夭做出了一件令他啼笑皆非的事情：她居然把手机挂断了！再打过去，已经关机！
这让林凤冲想起了小时候跟同学下棋，经常发生下不过了就掀棋盘的事儿，但眼下四条人命陈尸扫鼠岭，岂能棋盘一掀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他连续拨打陶灼夭的手机多次显示关机之后，又向邢启贤要来她的微信，加对方好友不予通过，只好写了一条短信发过去，不外乎希望你早日回国配合警方调查，不要隐瞒案情，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云云，不过陶灼夭始终没有回复。
林凤冲联系巴黎警方，对陶灼夭的行动有所监控，但这条线就此暂时中断了。
3
负责审讯童佑护育院工作人员的孙康那边，也是一个头两个大。
尽管被护育院垃圾一样的饮食和餐具气得血管突突直跳，但是单凭这些，连《刑法》第二百六十条之一的“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都构不成，对此孙康十分清楚，糟糕的是副院长崔玉翠也很清楚，所以任凭孙康怎么拍桌子瞪眼睛，她就是抱着胳膊跷着腿，一问三不知，有些问题实在绕不开就敷衍几句，敷衍时也是夹枪带棒的：“我从来不过问同事下班后的私生活！”“我一个副院长怎么可能管正院长的事？”“孩子的登记注册由办公室王菁管，起居饮食归护育员管，体检治疗归邢院长管，你问的这些超出我的责任范围了！”“你问我负责什么？我主外不主内，这护育院的房租、水电、一日三餐不花钱啊？钱从哪儿来？天上掉不下来，土里种不出来，得我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厚着老脸从外面讨回来（说到这儿她用右手手背啪啪啪地拍左手手心）！”“看孩子是个体力活儿，何况这些孩子还都有病，不让我的员工吃好点儿，哪儿有精神头看孩子？”“您甭吓唬我，我懂法！老天爷打雷，劈的都是该死的，劈不到我头上！”
孙康问不了几句就得冲出审讯室，在楼道里深呼吸几口再进去，“不然我非揍她个老泼妇不可”！
崔玉翠所提到的王菁，就是那个坐在办公室打王者荣耀的财务兼HR。这个女人长着一张马脸，脸上的肉像死了一样，没有任何表情，只有嘴角总挂着一丝嘲讽，问她任何问题，她的回答都绝不超过三个字：“不知道”“不清楚”“没看见”“没保存”……就算孙康发了脾气，瞪起眼睛山吼：“突然少了三个孩子，晚上没有回护育院，难道你不管吗？！”她也照样是一副参透了生死的模样，唯一不同的是回答多了两个字：“这归院长管。”
那三个满脸横肉的保育员，更是久经沙场的老妈子，比电视剧里走出来的还能演戏。跟她们好好讲话，她们就一口一口“咋儿”：“我咋儿能知道呢？”“我咋儿能管这个事儿呢？”板起脸来教训两句，她们就撒泼打滚，真敢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干号没眼泪。但她们别有一项本领，就是能准确地把握住警察即将发火的“临界点”，恰在那个点上突然收声，把脸一抹，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如果警察再问，就把从“咋儿”到干号的大戏从头重演一遍，搞得孙康哭笑不得。
至于那个愣头青司机，挨了马笑中一顿臭揍之后，老实了不少，但面对警察的审讯依然有明显的抵触情绪，硬顶不敢就装怂，耷拉眼皮，无精打采，有问必答，答非所问，只对一件事情特别关心：“我被你们打了，打得还挺重，这医药费该谁出？”
他们没有一个人关心那三个失踪孩子的去向（警方对媒体发布的扫鼠岭案情，并未提及童佑护育院，出于审讯策略，警方也没有向护育院员工透露扫鼠岭上的死者身份），甚至在辨识了那块江诗丹顿手表和黑色Zippo防风打火机之后，他们对院长邢启圣到底出了什么事也漠不关心……审问这帮人的过程，让孙康感到绝望。他是个老民警，贼偷流氓泼皮无赖什么人都见过，但是眼前这群人仿佛一堆没有任何感情的石头，冷漠无情，麻木不仁，针插不进，水泼不湿。搁在从前，至少对那个愣头青司机，他肯定敢上去扇两巴掌，但现在不行，不要说刑讯逼供了，稍有暴力嫌疑，都会引起上级司法部门的调查。像马笑中干的那种事儿，也只有马笑中那等人才干得出来，孙康可不敢，孩子上补习班的学费、老妈的血糖试纸，还有患淋巴瘤的老婆每个月要吃的美罗华，件件都指着他那点儿工资和警衔津贴呢。
不过，磨破了嘴皮子也并非完全没有收获。
至少在门卫老徐头、保洁张阿姨和院长秘书池凤丽那里，孙康还是挖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门卫老徐头的牙几乎掉光了，说话漏风得厉害。对警方的问题，他的回答尚算积极，就是每句话都要说上个三四遍才能听清。他说昨天院长是下午两点多开着一辆黑色斯派轿车离开的——那辆车属于名怡公关公司所有，名怡公关公司除了承担爱心慈善基金会的公关工作之外，跟爱心医院和童佑护育院也有很密切的合作往来，所以有时就把车借给他们使用，当然，名怡公司需要的时候，也会派周立平过来把车开走——院长开车回来的时间是晚上九点左右，车就停在院子里。后来自己闹肚子上了趟茅房，蹲坑时间有点儿长，所以车什么时候开走的他就不知道了……不过他说了一句令警方十分震惊的话，“院长离开医院吗？十点半的样子吧”——考虑到邢启圣在相差不过三分钟的时间里就尸横扫鼠岭，这一证言不禁令人毛骨悚然。孙康反复问老徐头能否确认十点半离开医院的就是邢启圣本人，老徐头支棱着脖子说：“那还能有假，院长就从传达室门口过去的，他那身衣服我还能不认得？！”
孙康发现他说话时总喜欢眯着眼，怀疑他老花眼，仔细一问，果然如此，所以他言之凿凿的“院长本人”就要大打折扣，毕竟经传达室走出大门只是一闪而过的事情。
但是，保洁张阿姨的证词则从侧面证实了老徐头一番话的可信度。张阿姨是个面容敦厚的胖女人，跟那三个保育员相比要质朴和善良得多，看上去五十多岁了，其实才三十出头。她说昨晚十点多自己从宿舍起身上厕所的时候，看见位于同一楼层的院长办公室的门里面亮着灯，屋里有走动的声音。
“你没进去看看是谁？”孙康问。
“大半夜的又没什么事，我怎么可能闯院长的门啊！”张阿姨皱着眉头说，“院长经常在办公室待到很晚，有时候就住在里面了。”
“他的办公室平时锁门吗？”孙康又问。
“有时锁，有时不锁……”张阿姨说，“但除了早晨八点、中午十二点和晚上六点要打扫一下之外，也没什么人敢随便进去。”
一个“敢”字，含义隽永。坐在张阿姨对面的孙康，轻轻地把身子往前探了探问：“你们很怕院长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张阿姨似乎觉察到自己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脸涨得通红，憋了很久才说：“他是领导嘛，领导就是要凶一点儿，别的就没什么了……挺好的。”
孙康知道张阿姨肚子里一定是有货的，但不可逼之太急，审讯的技巧之一是：如果放弃追问一个让对方高度紧张的问题，一定要抛出一个让对方感到松懈从而愿意回答的问题，所以他问：“张阿姨，邢院长的事儿咱们回头再说，但我就不懂了，你们护育院大晚上的仨孩子不回来，保育员都不带着急的，这像话吗？”
张阿姨眨巴了几下眼睛说：“那个小武老是挑头儿跑，我们都习惯了。”
“挑头儿跑？”孙康一愣，“什么意思？”
“就是赵武那小子，嫌护育院这儿不好那儿不好的，经常带着几个小朋友就溜出去了，几天就回来了，年年都这样。”
“年年？”孙康问，“赵武每年都来本市体检和治疗吗？我怎么听说省福利院每年都要换一批新的孩子送过来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每年换一批孩子来是不假，但小武、董心兰、李颖他们几个，反正是每年都要来。”
“既然逃出去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呢？”
“都是生病的孩子，能跑多远啊，没有药吃，没有饭吃，反正末了不是自己回来了就是被人送回来了……”张阿姨说。
“回来会受责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