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共见过六次。”
“这绝不可能。”我大声叫起来。
一个见过六次的人，我怎么可能认不出来。我可还没到老年痴呆的年纪。
“你是不是最近都没有服药？”冯征问我。
“什么药？”我莫名其妙。
他叹了口气，不再说话了。
我心中的忧虑越来越重，事情似乎在往我无法预料的地方滑去。
警车开到了目的地，驶入大门的时候，我瞥到一眼，这根本不是什么派出所，而是一家精神病院。因为精神病这个词的刺激，我一下子记起了冯征的身份，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但听说归听说，我在之前的的确确没有和他见过面啊。
我被推下车，坐在副驾的便衣说，冯老师你和我一起去医院办公室，把他病情和这里的医生交待下。
我正被推搡着往里走，这句话一入耳，就猛地一个激灵。
这是把我当精神病给抓起来了！
全明白了。
所谓灭口，原来有另一种办法，虽然暂时留了我一条命，但这灭口的效果，却要比肉体毁灭来得更有效。
我不知道这个冯征是不是拇指的人，但他必定是喂食者协会的一员无疑。国内首屈一指的心理学家，这符合喂食者协会吸收会员的标准。
一个顶尖的心理学家认定一个人是精神病，是不是非常权威？
我在过往的采访经历中，碰到过许多例因为各种原因，被误当成精神病，强制关进精神病院的案子。哪怕精神再正常的人，一进精神病院，都不可能短时期被放出来，通常得几年，甚至十几年。因为你所有的抗争、申辩，都会被视作精神病发作，没有人听你说话，被护士觉得狂躁了，就是一针镇定剂下去。越是觉得委屈，越是要和医生说个清楚，就越是会被当作精神病，且病情严重。什么时候认命了，不吵不闹了，配合治疗了，什么时候才可能出院。
所以只要冯征认定，我头上这顶精神病帽子就摘不掉了。回想在车上和他的对话，我明白拇指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不会给我一点活路。什么叫做和冯征见过六次？显然拇指杜撰出了我的精神病史，更虚构出我在冯征处做过六次心理治疗！我打赌连病历卡治疗记录之类的东西都已经备齐了，时间上也必然严丝合缝，选的一定是我提不出不在场证明的时间段。
那么拇指为什么要把我钉死成一个精神病患者？不得不承认，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法子。一般来说，灭口和杀人等义，所谓杀人灭口是也。但其实这种肉体毁灭方式，在“灭口”这个意义上说，并不十分稳妥。即便真的杀死了目标，也可能因为遗书、录音等等手段，而暴露了想要隐藏的秘密，更不用提杀不死目标的后果了。
但如果我成为一个精神病，那么不管我再说什么，全都不管用了，因为那就是一个精神病人的痴语，根本不足采信。尤其喂食者协会这个秘密本身，就离奇得很，我要是现在四处宣扬，反倒坐实了我的精神病。
好一招绝户计。
只是拇指也太小看了我的目标。他们没有想到，我为的不是把喂食者协会的秘密公之于众，而是要彻底摧毁这个组织。言语的力量总归要比行为苍白得多，我原就不打算四处乱说。不对我肉体毁灭，或者把杀我作为第二步计划，实际上给了我喘息之机。
但不论如何，我不能被关在这个精神病院里。
想明白这些的时候，精神病院的大门已经在身后徐徐关闭。这里的围墙高达四米，上面还有尖尖的铁刺，简直像一座监狱。看起来，这里戒备森严，如果是半军事化管理也不会让我意外。作为一个刚刚袭过警的有暴力倾向的“妄想症患者”，可以想见我会有怎样的“待遇”，哪怕我接下来表现得再温顺，看管上都不会放松，直接打一针镇定剂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我该怎么办，留给我考虑的时间不多了。
争取一点时间！
我面露难色地停下脚步。
“干什么？”警察说。
然后他就听见一声响屁。
这种时候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什么手段都得用上。我本就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没拉过屎，酝酿个屁出来轻而易举，并且又响又臭，很快他就闻到了味道，脸皮皱成朵菊花。
“不行，憋不住了。”我说，居然又成功地放了个响屁。
半分钟后，我蹲在厕所里噼里啪啦地大解，臭气熏天。门板下沿处，可以看见警察的皮鞋尖。他就在外面把守，并且没给我解开铐，自觉不愁我翻出花样。
谢天谢地他们没把我的手机搜走。我调到静音，给郭警官发了封短信，然后把记录删掉。
我不知道这封短信能起多少作用，但远水解不了近渴，还是得先靠自己。
收好手机，用怪异的姿式擦了屁股，我在心里为自己接下来的冒险行为祈祷了一下，用手摸到脖子两侧的颈动脉。
我双手一样的姿式，中指和食指并拢，贴着动脉，慢慢移动到膨大区，那是劲动脉窦。这是一个致命区，但这么短的时间里，我想不出其他的法子了。我深深吸了口气，按了下去。
一秒、两秒、三秒——进入致命时间了。
四秒、五秒、六秒、七秒。我感觉自己的心跳慢下来，于是把手放开。
我想我应该呼救了，我憋着嗓子喊，生怕中气太足露了馅，但用了五分力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发出声音。意识到自己还没有把裤子拉上来，我伸手拽了一把，同时放声大喊救命。
声音终于从嗓子里冲出来的时候，我的心里突然空了，像是停在半空，又像是被挖掉一块。
心跳停了吗？我慢慢地想。
好像裤子还没有拉起来。
我的头撞在门上，虽然没听见声音，但我觉得应该比我叫救命的声音响吧。
我的意识在此中断。
对颈动脉窦的打击或压迫会导致心跳减缓乃至停跳。心脏骤停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最严重的一种当然是死亡，在被救回来的前提下，常常会对大脑造成无法挽回的损伤。
因为心脏不供血了，大脑缺氧到一定时间，脑细胞就会成批死去，导致脑神经萎缩。
但我重新恢复意识的时候，居然发现思维格外地空灵。
说恢复意识也不完全准确，那是一种不受控制的状态，大脑自发地运转着，像是有了自己的生命，而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些在正常状态下被忽略的事情，或者没来得及想清楚的事情，此刻在我眼前铺陈开来。
一句话，可以有几个意思；一个要求，可以用多种方式达成。比如灭口。
那么，放弃D岛呢？
除了割让之外，有没有其他的达成方式？
非得要战争或国际纠纷吗？
隐隐约约间，那个原本的思维死角正在浮现出来。放弃D岛的另一种方式、原子弹、斯蒂凡石油公司，这些关键点开始连接起来了。
还差某一样。
我看着自己的大脑不紧不慢地把这些线索来回排列，无法参与进去，像是灵魂出窍一样。现在，它开始捉摸起原子弹了。还是用刚才的模式，如果这颗大炸弹不投在日本本土，还有其他可能吗？船已经出海，总不会再回过头来把原子弹投在中国，那么，除开日本的另一种可能，就是扔在海里。如果是在海里炸开，会有什么结果？海啸！海啸会带来什么，日本刚刚经历过一次大海啸，就在今年的3月11日。我当时还因为某个特殊的原因，被邀请赴日采访。在这次采访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无疑是那些沉没之地！因为地震，整个日本有443平方公里的土地，永远沉入了海中。
沉没？
一道闪光！我找到了，另一种方式！
灵魂归位，我猛地睁开了眼睛。
我躺在病床上，这是一间单独的病房，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看守者。
头很痛，比前一次昏迷醒来时更痛。脑震荡初愈，再一次让大脑缺氧，这回我真算是豁出去了，现在感觉还算正常，没有记忆空白，加减乘除四则运算能做，逻辑推断能力也无碍，就是不知会不会提前几年得老年痴呆症。
左手挂着水，右手……铐在病床上。
但是我需要马上离开。如果我想的没错，那么原先对反应链的推断，就是错误的。要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我需要帮助，更需要自由。
屋子里一共四张病床，其他三张都空着，使这变成了我的专用病房。常见的医院住院病房布置，说明这里多半不是那个精神病院，我扭头看了眼枕套上印的蓝字，果然没错，“乐清市第二人民医院”。要是还在精神病院里，我的逃脱难度就大了许多，起码只要出了这个病房，走在过道里，被医生护士看到，不会特意上来盘问。
不知道这里的医生知不知道我的“精神病”，但不论如何，以我现在的病情，暂时不必担心会被注射对大脑和神经系统有多严重副作用的精神类药物——如果医生还有基本的医德的话。
我的冒险看起来成功了一半，接下来——怎么解开铐呢？
脑袋一阵一阵地疼，忽然听见开门声，我赶紧把眼睛闭上，作还未苏醒状。
脚步很轻，应该是护士。我有些担心她会从体征监测仪上看出我已经醒来，努力调匀呼吸。
脚步在我身边停下，然后一股带着烟气的体味钻进我鼻子。那种感觉，像是这个人俯下身子，把脸凑到离我很近的地方打量着我。一个喜欢抽烟的护士？不对，这应该是个男人。是看守我的警察，来看我有没有醒来的！我努力控制着自己不要转动眼珠，没多久，那股味道不见了，他直起了腰。
我祈祷他赶紧出去，给我多一点单独的时间，好研究脱困的办法。
轻微的金属碰撞声，右手上的手铐在动。
脚步声再起，我终于忍不住睁开眼睛。
铐被解开了。
我轻轻咳嗽一声，那人停下脚步，转过头看我。
一个二十多岁的便装男子，我不认得他。
“现在门口没人。”他说。
“你是郭栋的朋友？”
他耸耸肩说：“我没来过。你最好赶紧离开，哪儿来的回哪儿去。”然后他数了一千块钱放在床上。
“我会问郭栋要回来的。”他说完走了出去。
我给郭警官的短信总算起了作用。在那封短信里，我说了自己的处境，包括被强制带进精神病院，上铐等等，也说了自己的计划打算，并请求他的帮助。发出这封短信时，我不知道他会以怎样的方式帮我，甚至不知道他会不会帮我。现在看来，他还算是个靠得上的朋友。
刚才这位估计是郭警官在这里警察系统中的朋友，受他之托，来看一下我的情况。开个手铐对他只是举手之劳，因为同型号的手铐钥匙都是通用的。
他最后那句话让我明白，这种帮助只是私底下的，上不了台面。他既不会承认，也别指望能更进一步。就到此为止了，如果我还不识相，在乐清晃来晃去，很可能会再一次被当成精神病抓起来。我的精神病人身份已经被敲定，不论是他还是郭栋，都无法帮我解脱。但如果回到我的大本营上海，有着自己的关系网保护一下，就不会这么容易被强制性送进精神病院。
不洗脱自己的精神病身份，就始终存在隐患。但喂食者协会一定已经把这件事做到铁证如山，要人证有人证要物证有物证，只要协会还存在一天，我就得当一天的“精神病”！
我已经被彻底绑上战船。
逃出这个医院并不费事，其实也并不能算是逃，我大模大样就走了出去。
随身小包没了，手机没了，最近我手机的消耗实在厉害。愿望满足器倒没被搜走，大概以为是游戏机吧。钱夹在小包里，也一并没了，裤兜里只剩下几十块，要不是那人给的一千元，还真麻烦了。
买了最便宜的手机，等不及补回自己的SIM卡，随便买了张100元卡，通过愿望满足器发出讯息。
十万火急，见信后即刻给我电话。我的号码是XXXXXXXXXXX。
王美芬在半小时后给我回电，这半小时我等得像半年。
“什么十万火急的事？”
“我原先的判断有问题，郑剑锋不会那么简单地把原子弹带到日本去扔，这条线必然要和斯蒂凡石油公司的那条线起化学反应。让中国政府放弃D岛并不仅仅只有被迫割让这一种方式，我们先前的思维有一个误区！”
“不被迫割让那还能有什么办法，难道主动放弃，这不可能。”
“一件事情可以有多种解决方式。比如说，如果没有D岛！”
“没有D岛？”
“对的，如果D岛没了，那就无所谓争端了，说是放弃D岛，也没错。”
“可怎么会没有D岛？用原子弹？不可能，没那么大的威力。”
“原子弹当然不可能起到直接的效果，让D岛陆沉，只有地壳发生变动才能实现。原子弹作为一个杠杆，一个导火索，已经足够，只要它投对了地方。”
“斯蒂凡石油公司？”
“对，斯蒂凡石油公司因为微博事件的后续反应而上位的铁娘子陈副总裁，上任后最大的动作，是在D岛附近打新的探油井。所谓探油井，是要打进海床的，海床相对是地壳较薄的地方。我不太懂地质学，不知道容易出油的地方，和地壳不稳定板块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
说到这里，我明显听到电话那头吸了口冷气。
“你是说，这新打的探油井可能正巧打在地壳不稳定的地点，如果原子弹在这个点爆炸，会引发地壳变动，比如大地震，从而让整个D群岛全部陆沉？”
“是的，如果D诸岛就此沉入海中，那么就不再有D岛，也就无所谓放弃不放弃，或者说视为放弃也没错。这是我能想到的两条反应链的唯一交会点,而且相对于原子弹在日本本土爆炸后可能引发的后果，D岛陆沉是更直接的达成指令的方式。为了确定这个猜测，需要你在最短的时间内查清楚新的探油井位置，及下面的地质情况。我想这对于托盘是个再简单不过的事。”
“但我现在还不是特别方便用那个后门。我的危险还……”
我的心火“噌”地蹿起来，再也按捺不住，说：“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有没有搞错？原子弹就要爆炸了！D岛随时可能陆沉，这么大的地质变动会有多大的连锁反应谁说得清楚？至少也是大海啸，日本、中国台湾还有我们东部沿海会死多少人你想过没有？你只知道保存自己安全安全再安全，这么惜命你反什么喂食者协会？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到底在想什么，你还记得现在和你说话的是谁吗？我是你找来摧毁喂食者协会和挽救D岛的帮手，你知道帮手这个词的意思吗？你知道这个帮手在过去的这些天理差点死了多少次吗？你在这里和我谈你的安全？”
我机关枪一样把自己的不满一股脑地发泄了出去。
王美芬沉默了良久，叹了口气，说：“我明白了，我会立刻去做的。对不起。”
仅仅十分钟后，她就打来第二个电话。
“你是对的。”她说，“斯蒂凡石油公司的陈副总裁上任后起用了她的好友王全友作为新探油井项目的技术总工程师，王全友这些年一直在研究东海油气田的地质布局，探井的具体地点就是他确定的。而这个地点他此前也曾多次在专业论文中提及。这个他认为最可能出油的地点，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中，地壳板块的受力挤压点。根据托盘的计算，这个点的浅表地壳如果受到足够有力的爆炸催化，会打破原本脆弱的平衡，从而引发剧烈的地壳变化。”
这正在我的意料之中，却绝不是个我想听到的消息。
“另外，我查了船上的人员名单，其中有一个叫黄河的人，他有一个从前做海员时的同事叫崔进，现在在斯蒂凡石油公司工作。呃，实际上崔进是在钻井平台上工作。”
“斯蒂凡石油公司有许多个钻井平台，不过这个崔进，不会恰好在由王全友勘察指定地点，到现在都一直没打出油来的那个钻井平台吧？”
“就是那个平台。”
“那儿有油吗？”
“有足够的补给，虽然按照规定是不能随便给过往渔船补给的，但既然崔进在那上面，就说不准了。”
“什么说不准，这简直是一定的。郑剑锋的船会靠上这个钻井平台获得油和其他补给。而那颗原子弹，也许是因为补给到的油依然到不了日本，或者觉得突破不了日本海岸巡逻队的防线，又或者……”
郑剑锋携自制原子弹离开地下室时，相信其目的地并不是地震带上的那个钻井平台。这里面有一个目的地变更的思想转化过程。其实对于这个关节，我并没有想通，只是觉得，既然在托盘环环相扣的反应链之中，这就是必然会发生的一个环节，我想不到只是我的问题。在结果已经可以肯定的情况下，想不通的中间环节略过也没有关系。
没想到王美芬却接过我的话说：“是因为刘朝华的关系。”
“刘朝华？”
“对啊，刘朝华不是爱看科幻小说吗，给你的资料里，应该写了他最爱看哪个作家的小说吧，他最出名的几部作品里，不是有一部说了类似的故事吗？”
我想起了那位作家的名字，但我却没看过他的作品。
“什么故事？”
“引爆东海油气田，使日本列岛陆沉的故事。”
“哇哦。”
“如果刘朝华在路上对郑剑锋说了这个故事的话，等到了钻井平台，郑剑锋一定会有所联想的。当然他还需要一个把炸弹扔进探井的机会。”
“他一定会获得这个机会的，包括如何保证炸弹在坠入井底后仍能爆炸，定时装置估计用不了了，只有最简单的撞击触发。总之这些都不是问题，在托盘的计算下，这些都会被上一张骨牌轻易推到，搭出一条通向可怕终点的道路。必须有外力介入切断！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不管是我还是你，都不能再有任何保留，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这场灾难！”
“好！”
但这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并不是斩钉截铁地说一个“好”字就能解决的。
接下来的事态和我的心情，可以用“低落，再低落，更低落，低落到底”来形容。
王美芬方面，归根结底她只是一个缺乏行动力的学者，在托盘留的后门可以让她通过托盘了解一些信息，但无法通过托盘调集资源。她带有冒险性质的一番努力，只换来了郑剑锋一行开船出海的准确时间，一路上与两艘渔船交汇时的时间和位置，根据这些推算的结果，是渔船可能已经到达钻井平台。最乐观的估计，也会在一小时内到达。
而我则致电郭警官，直言目前的危急情况，要求他们采取断然措施。我说有可信的情报源，郑剑锋携有原子弹并且准备将其投入钻井引爆，从而造成不可测的地质剧变。他有点被吓到了，因为他从未见我这般气急败坏地大吼大叫。他选择相信我，并努力使海警同意让一艘最近的渔政船过去瞧一瞧，但需要至少六个小时。我又打电话给老友梁应物，请他动用他的关系，调直升机过去，梁应物答应尽力，半小时后答复说再有一小时能起飞，航程不少于两小时。
直接联系钻井平台的努力失败了。无线电联络不上，海事卫星电话也无人应答。对于斯蒂凡石油公司来说，短时间失联并不算非常罕见的事情，也许过个八小时十小时就又能联系上了。但现在，八小时后那个钻井平台就不复存在了。
我继续留在乐清对事情并没有任何帮助，考虑到当地警方对我的态度，我买了一张回上海的车票。列车经过余姚的时候，我接到梁应物的电话，因为海上的大风，直升机回航了。车到绍兴的时候，郭警官告诉我，因为海上的风浪，渔政船会比预计的时间晚几小时到达钻井平台。
而这个时候，离王美芬告诉我的郑剑锋抵达钻井平台的最晚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小时。
一切看起来，已经无法挽回。
原子弹随时会在几百海里外的海底爆炸。
或者，已经爆炸了。
十三、终止
我坐在回上海的长途客车上。
从动车换到了长途车，并不是因为想躲避托盘的算计——现在已经毫无必要了。满心沮丧的我在杭州下错了车。
席磊坐在我旁边。他是在松江上的车，先和我打的招呼。我说真巧，但却毫无追问的心情。他主动说，荔枝正在车墩拍戏，Linda也在，他每天都会去片场，晚上再回上海。我嗯啊了几声，没有搭话，然后他也沉默了。
郑剑锋到达钻井平台至少超过四小时了。
渔政船没有消息，直升机更没有消息。
我想是没希望了。
到上海了。
下车，席磊跟在身边。走了一小会儿，我忽然问他。
“刚才，你感觉到晃动了吗？”
“啊？没有啊。”
“哦。”
我觉得爆炸大约已经发生，就是我在长途车上颠簸的时候。几百公里外的地壳震动传过来可能只剩了两三级，人在平地上很难觉察到。挺好，我倒希望是这样，如果真的是在上海都能明显感觉到的四五级以上的地震，引发的海啸会很可怕。现在么，也许台湾会受到一些影响。当然，不论地震烈度如何，那个钻井平台总是保不住了。
“找个地方聊聊？”他假装随口说，像个成年人。
“聊什么？我只是有点累而已。”我说。
然后我问他：“你和Linda和好了？”
“哪里那样容易。还是和以前一样，不和我说话。请了一星期病假，下星期就得回去上课了。”
“所以这是最后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