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在背地里叫他“王子”，打赌什么时候他才会开口，甚至打趣说他是不是个哑巴。
其实，他不说话，只不过是因为他不会说法语罢了。
Esther不太明白他的意思，却无暇去深究，她只是满心欢喜的活着，渐渐的把自己的东西搬去他的小公寓。所有人都以为，有一天他们会结婚。
二零零二年的春天，芭蕾舞团去欧洲巡回演出。Han将要在《舞姬》当中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却无甚个性的炫技角色，有一段变奏，整整两分钟的独舞，对于他这样年纪和资历的演员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他身边的人要么为之欢欣鼓舞，要么就是妒嫉的要死。Esther的父母在他出发之前请他吃了一次饭，主菜平均一百二十块一道的法国大餐，Wedgood的瓷器，那些微笑，干杯，握手和拍肩膀的动作，百分之二十的小费，都暗示着（或者说预示着）他们两个人的锦绣前程，就在不远的未来，几乎触手可及了。
面对这一切，Esther应对的无可挑剔，她兴冲冲地为Han打点一切琐事，效率手册上记着两个人的日程安排，脑子里定下未来三十年的计划。但Han却做不到。
从前，他每天总是七点钟起床，做一个钟头的力量训练，九点钟开始排练。那段时间，他起床的时间提前到了五点，甚至醒得更早。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直到有一天，Esther在他那里过夜，凌晨时分，她被卧室外面的一点响动吵醒，她起床去看，发现Han已经起来了，穿好衣服，坐在起居室飘窗的窗台上，看着外面最近的那个十字路口，交通信号灯在微蓝的晨光里每隔三十秒变一次颜色。
“你在干什么？”Esther睡眼惺忪的问。
他肯定听到了，却依旧静静地坐着，静得好像根本没有呼吸似的。
很快，失眠及其带来的焦虑和紧张开始影响到他的工作。不久之后的一次排练中，Han和一个女演员搭档表演一段双人舞，那是一连串合着慢板音乐的舞步、托举、平衡和旋转，应当做的舒缓而优美。一个托举再放下再拥进怀里的动作，总共做了十余次还是不能让导演满意。Han没有反驳，放下那个女演员，径直走出了那间练功房。那出戏的导演也曾是个舞蹈演员，极其刻苦律己的一个人，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有人会这样不负责任的在排练中途离开，他发了狠话，对Han说：“你这样的人最好还是不要指望以芭蕾为终身职业！”
Han没有回头，只平静的抛下一句：“我无所谓。”
那几步路他好像走了几年，偌大一间练功房里安静的叫人耳膜发胀。当他走出门口，关上门，门后面传来演员们的窃窃私语，和导演说话的声音：“回到原位，从变奏开始，再来一次。”
Esther从Lance Osler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经过，但她本身是个神经正常到不能再正常的人，坚强，固执，做事有条有理，始终不太能理解这些“非正常”的举动。她立刻就跑去看他，直截了当地问：“你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他回答。
“发生了什么事？”她继续追问。
“我不可能二十四小时随时都想讲话，我做不到！请到此为止好吗，我不想弄得不愉快。”他看着她大声说道。
Esther愣住了，转身就走。房门在她身后咣当一声摔上的时候，她禁不住颤抖了一下，突然意识到那是他第一次用这样的语气跟她讲话，像是争吵，却又那么吝惜言辞，到头来她还是什么都不知道。
冷静下来之后，Esther花了很长时间去想这件事，她以为是演出给他带来的压力太大，试图再心平气和的跟他谈谈，而他也的确变得平和了一些，却仍旧什么都不愿意说。她开始指望情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好转，但过了很久，他仍不见好，还是失眠，即使在一天高强度的排练之后也睡不好，拿做爱或者争吵来发泄也无济于事。他一直保持着紧绷的状态，从未放松下来，有时候却又神思恍惚。
就这样一直到了那年的九月，有一天，他们两个人正在路上走。路口的红灯亮了，Han两手插在裤袋里看也没看就径直朝马路中间走过去，Esther伸手拉了他一把：“当心！”一辆深蓝色的中型货车几乎贴着他的鼻尖开过去。
她惊魂未定，等到了对面人行道上才开口对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受了伤，你跳舞上的事业很可能就玩儿完了？”
“我有什么事业吗？”他笑着反问。
“现在是没有，很快就会有的。”她说得很严肃。
他却没有搭腔，继续朝前走，过了很久才极其平静的回答：“不管那是什么，我不想要，这对你重要吗？”
她停下脚步，看着他，努力不把那些荣耀和他们两人之间的感情混为一谈，却发现这很难做到，便只是烦躁的说：“你只是太累了，亲爱的，一切都会好的。”
数周之后，Han随团去了伦敦。在那里，他的情况愈演愈烈，一连几天都没能准时到场排练，身上脸上总是带着可疑的伤痕，用粉底勉强盖住才得以登台表演。别人问他怎么了，他总是淡漠的笑笑，什么都不说。
就在芭蕾舞团即将离开伦敦转道都柏林的前夜，负责那次巡演的经理接到一个医院打来的电话，说有个演员被人打伤正在急救。经理赶到医院，在急诊症室里找到Han，他伤得不轻，但看起来已经清醒，说自己只是不小心。不过，送他入院的那个调酒师却说，那些日子几乎每天晚上都能看到他在那一带故意寻衅找人打架，一般情况下他总是能赢，但这一次他招惹的人太多了。医生也不觉得这只是“不小心”，处理完伤口，又给他做了尿检，以确定他是不是磕了什么药。
三天之后，Han一个人提前回到纽约，去见芭蕾舞团的执行总监，然后便开始了无限期的休假。
直到这时，Esther才真正明白，他说他不想要，是认真的。
5.谁是李孜 Who’s Liz?
“那是二零零三年的事情，”Esther说，“Han从伦敦回来一个月之后，上东城一个心理医生因为滥用处方药被吊销了执照，几个在他诊所看过病的人因此受到牵连，Han也在其中。警察发现他用那个医生的处方分别在几家药房买了超过限制剂量十几倍的安非他命类药物。他很可能只是想用那些药结束自己的生命，结果却受到持有第三等级致幻药物并具有贩卖意向的指控。我为他找了律师，又通过我父亲的一些私人关系同检方达成协议，指控在上庭之前被撤销了，但Han必须去指定的专业医疗机构作康复治疗。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在精神科医院，也是为什么我没有把这件事讲出来的原因。”
Ward沉下脸来，的确，暴力倾向，外加持有致幻药物并具有贩卖意向的指控，牵扯出这件往事会使当下的情势更加不利。如果检察官那方面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到时候他们就会很被动。
Esther继续说：“Han总共在那所医院住了八个月左右，出院后又休息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回芭蕾舞团了。之后一切都很好，我们住在一起，一年多以前结了婚。”
“你不认识那个叫G的女人？”李孜又提起那个名字。
“一无所知。”Esther回答。
李孜和Ward交换了一下眼色，站起来，在桌上留下一张名片，对Esther说：“如果你想起什么，打电话给我。”
离开那间画廊，Ward还要去另一个地方办事，李孜则回到事务所，完成这一天耽误下来的案头工作，然后又仔细读了一遍Han Yuan那件案子前前后后的资料，下班的时候已是晚上十点左右。她换了两部地铁回家，拿钥匙开门，房间里黑而安静，只有门口留着一盏小灯。她脱掉外套走进卧室，脚步声吵醒了正躺在床上睡觉的Terence。
“回来了？”Terence问了一句，脸仍旧埋在枕头里，床边的地毯上杂七杂八的堆着几本书和讲义。
“嗯。”她回答，走进浴室，关上门。
她脱掉衣服，站在淋浴龙头下面，温热的水雾落在她肩上，那种不轻不重的压力却让她觉得非常疲惫。那不是一天的奔波积累下来的身体上的疲劳，也不是因为眼睛或者脑子。她决定置之不理，因为她知道，有些事可以控制，只要她足够认真足够努力，另一些则行不通。
第二天早晨，她去Ward的办公室找他。胖子向她道早安，告诉她，今天上午就会向法庭提出第三次司法精神鉴定的申请。
“那么，就这样了吗？”李孜有些失望。
Ward摊开手回答：“暂时是这样。”
李孜想了想，又问：“你记得Han说过Eli Yorke曾是G的经纪人吗？他工作的经纪公司里应该会有G的资料。”
Ward点点头，说：“如果真有G这么个人的话。我可以找人去查一下，不过York离开美国有五年了，而且那一行不像普通职员工作那样固定，可能需要几天时间。”
李孜站起来告辞，Ward看着她说：“你看起来精神不好。”
她伸手揉了下额头，解释：“可能是前一晚没睡好。”
“真投入啊，夜里躺在床上还在想案子。”胖子调侃道。
她便也半真半假的回答：“是啊，我记起Esther Poon说的那些话，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也能遇到一个人，告诉我，谁是李孜？”
这不经意的一句玩笑话却触动了她自己的神经，很久都沉浸在毫无意义的伤感当中。
紧接着那一天是马丁路德金日，股市休市一天，昔日熙攘的办公室变成了孤岛。但并非所有事情都停滞下来了，李孜仍旧忙得脚不沾地，去取戒指，试衣服，打电话。她印了大约八十份请柬，一半粉一半白，粉色的寄给长辈，白色寄给同辈的朋友和旧同学。她讨厌粉红色，觉得既廉价又幼稚，却不能免俗。许多人对她说恭喜，问她开心吗？什么感觉？她笑着回答，谢谢，还好吧。
有时候，她也会有些畏缩，比如突然想起许多年前在多丽丝·莱辛的小说里读到过的一个句子——不是所有婚姻都是真正的婚姻。有时候却又觉得那只不过是一句模棱两可、毫无意义的话。
至少，所有人都在对她说：Terence看起来跟你很相配，在金钱上宽容，乐意分担家务，走路总是走在靠马路的那一边，上楼走在后面，下楼走在前面，吃东西总是把你喜欢吃的部分留下…所有那些平庸的书里写到的标准他都符合，但极少数不平庸的书里可能还提到了更多的东西，她知道一定有，却不肯定究竟是什么。
李孜早已经不记得是否体会过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感觉，她心里很清楚，Terence长得不好看，有时候有些偏执，有些地方却又邋遢懒散。总的来说，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男人，人们通常说的可以相伴一生的那种类型。今后的生活，除了和他搬去另一个城市生活，重新找一份工作，其他和现在并没什么两样——躺在同一张床上读不同的书，沾着肥皂沫粘在一起的浴帘，没放下的马桶圈，周末早晨等待清洗的内衣…不甚精彩，不尽如人意，却也不必提心吊胆，一切都平实简单，容易掌握。
直到深夜，她躺在黑暗里，记起一个细节。就在不久之前，有天晚上，Terence去接她下班。他刚刚从学校办的鸡尾酒会上出来，穿着黑色礼服站在她事务所楼下，看见他的那个瞬间，她有过一种目眩神迷的感觉。她走过去吻他，假装自己是个电影中的人物。那是一个八十分的亲吻，直到他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点，以免衬衫沾上她脸上的妆。那一次之后，她再也没有主动靠近过他。
这段记忆让李孜多少有些凄然，她觉得自己时刻忍受着一种审时度势般的冷酷，不仅在办公室里，也在与家人相处的的每一分钟。一整个星期，她和Terence清醒的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一个钟头，心不在焉的吻，十分钟的性交也逐渐变成一种负累。她已经不能确定Terence是不是还像他们初识时那样为她钟情。不过，李孜是个务实的人，她相信凡事都应该有一个开头，一个结尾。结婚，就是他们的结尾，至于其他，她并没期冀过更多的东西。
节日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Ward找到李孜，告诉她法庭批准了第三次司法精神鉴定的申请，在那之前，他希望李孜去拘留所再跟Han谈一次，让他签一份协议，同意把和精神科医生的谈话录像作为物证呈堂。
于是，她独自一人第二次去“坟墓”。
坐在会见室里，她觉得这个地方就像是一个凝固时间的容器，无论外面发生什么事情，这四面围墙里面总是一尘不变的样子。狱警把Han带进房间，他眼睛上的伤口已经消肿，只留下一点青紫。目光可及的地方也没有新的伤痕。
李孜问他，过得可好？
他回答说，还行。
李孜做出一个微笑，拿出笔、记事簿和录音笔，准备开始谈话。
“恭喜。”Han突然说。
“恭喜什么？”李孜不明白，随口反问。
“你订婚了，不是吗？”他说，“你手上戴着戒指，上次还没有。”
李孜下意识的低头去看自己的左手，知道此刻脸上的表情一定很尴尬。这是个很其奇怪的场面，一个被控一级谋杀的人还有心思去关心旁人身上的细枝末节，而一个年近三十、刚刚订了婚的女人被人问及结婚的事情却没有半点欣喜的感觉，只觉得尴尬。
“谢谢。”她佯装写字，低着头回答，随后便把话题引开，告诉他精神鉴定的事情。
他耸耸肩，没说好也没拒绝。
“能再说一些关于G的事情吗？”李孜问，想让Han知道他们并没放弃这条线索。
但Han只是摇摇头说：“事实上，去年在巴黎的那两周，我一直在找她，但都没有结果。”
“所以你跟踪了Eli York？”
“算是吧。”他似乎已经习惯用模棱两可的词描述含混的记忆。
“你说Eli York曾经是模特经纪，你知道那间经纪公司的名字吗？”李孜试着问。
出乎她的意料之外，Han很快回答：“Clef，在东二十三街上。”
她赶紧提笔记下那个名字，而他继续说下去。
6. The Silver Mountain 银山
六年以前，康涅狄格州，银山医院
一月，一个普通的日子，即非周末也不是节日。Han Yuan站在Harris医生办公室的窗前，隔着玻璃看一辆黑色旅行车沿着砾石车道渐渐远去。那是Esther的车子，来了又走了，他们没见面，更没说话。他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对不对，却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今天怎么样？能谈谈吗？”Harris医生在他身后开口问道，那种平静的启发式的语气，就好像戴着职业化的面具。
“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他回答，仍旧看着窗外，目光被一个红点吸引。那个点在蜿蜒虬错的树枝之间跳跃，越来越近，直到他看清楚那是一顶深红色的护耳帽，戴帽子的人却淹没在树丛里看不真切。
“什么都感觉不到？快乐？不快乐？愤怒？内疚？因为幸存而产生的内疚，要知道许多遭遇事故失去亲人的人都有这种心结。”
“什么都没有。”
“你把自己隔绝的太久了，Han，你今天的所做所想都跟你过往的经历有关。”
“我看不出有什么关系。”
这样的对话每个礼拜都要重复一遍，只除了遣词造句上有些许的不同。每次，Han都只是坐在沙发上，默默地听Harris讲话，然后依次在几张表格上签字，至于那些纸上写的是什么，他一个字都没有读。除了谈话，就是药，说明书上信心满满的写着：本药剂治疗范围包括非内源性抑郁，具有恐惧、疑病、强迫症状的非典型抑郁症。能改善病人的情绪，提高对事物的兴趣，减轻焦虑、紧张不安，能增加活动等，亦能治疗失眠…。但不管是谈话，还是药，两者都没有用，也毫无意义。
过去的几个月里，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以为他分不清现实和想象，活在混乱和痛苦里面，而事实上，对他来说，这却是他记忆中最宁静的一段日子，时间好似被鲸鱼吞噬，他在黑暗的消化道深处生起一堆篝火，海底生物的骨骼、潮湿的木柴在幽幽蓝焰里噼叭作响，照亮周围的一小块地方，视力可及之处弥散着烟味、火药味，以及海水的腥咸。他只是他自己，没有别的什么。一切都停滞下来，他第一次有时间也有精力想一些事情，他的过去，将来，以及他的那些梦境。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他反反复复的梦到自己杀了人。他从来都记不起杀人的原因以及过程，只有结果，梦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死了，有时候是一个，有时候很多。他看到自己用镐棒撬开地板隐藏尸体，或是去陌生的地方丢弃死者的头颅。漫长的旅途，头颅在他的背包里逐渐萎缩，却仍然能够开口告诫他：“你逃不掉的。”
他意外的发现自己并不觉得害怕，只是尽一切可能在别人面前拼命掩饰罪行，那些他爱的，他不爱的，他觉得无所谓的人，以及其他所有受不起惊吓的人，他们发现他的秘密之后，脸上出现的骇然的表情才是最让他恐惧的东西，一次又一次的让他在半夜里惊醒。
半个小时之后，Han从医生办公室出来，经过底楼休息室的门口，不经意的朝里面扫了一眼，又看到了那顶红帽子，这回是塞在一只黑色托特包里，露出大半。那只包随随便便的放在地上，旁边的平绒沙发椅里窝着一个黑头发亚洲面孔的年轻女孩，正低头看一本书。可能是感觉到有人在看自己，她抬起头朝他站的地方看了一眼。没有对视，他收回目光继续朝前走，留在脑子里最后的印象是她脚上穿的鞋，那是双半旧的运动鞋，平实而舒服。他对自己说，所以她可以那样轻快的走路。那个时候，他总是反复的转些毫无意义不知所谓的念头，这一次也是一样的。
一个星期之后，差不多的时间，他又看到她，这一次是在医生办公室的门口，正和一个住院的女孩子讲话。之后的几个礼拜，她都来了。不知是无心还是有意，他总在等着她出现。她从来不在周末来，有时候是星期三，有时是星期五。但是，就在他开始想当然的以为，她每个礼拜都会来的时候，她突然就不来了。
就这样一直到三月末，他又在休息室看到她，旁若无人的躺在靠窗的长沙发上。那天是初春难得的好天气，阳光透过玻璃照在她身上，她戴着一副遮掉半张脸的太阳眼镜，看不出醒着还是睡着了。沙发旁的地毯上丢着一只手机，正在放音乐，一段熟悉提琴曲，从细小的扬声器里传出来便立刻飘散了。他以为那是《悼念公主帕凡舞曲》的调子，走近了仔细听却又不像。
他想不起来，便看着她问：“这是什么曲子？”那是个极其普通的问句，却是他四个月以来第一次主动开口讲话。
她转过头，撑起身体，伸手把太阳眼镜推到头发上面，午后的阳光让她眯起眼睛。她看着他，看了几秒钟，没回答他的问题，只是对他笑了笑，说了声“你好”，就像一个熟识的朋友。
他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很久以前就曾见过她，“我们从前见过吗？”他问道。
“当然，”她回答，“我们遇到过几次了。”
他有些茫然，不知道她指的是什么。
“我看到过你，在休息室，还有走廊。”她微笑着补充，英语说得并不好，却很有趣。
他有点开心，她也记得。“你是来看什么人的吧？”他又问。
她笑起来，故弄玄虚的反问：“为什么这么肯定？说不定我也住在这儿，只是你不知道罢了，这地方很大。”
“我看到过你和你的朋友在一起，”他指指她扔在脚边黑色大包，“而且，这里的人都不带包。”
她点点头，算是承认了。
“你很久没来了。”他突然觉得自己有些唐突，刚说出口，便觉得尴尬。
她倒没多想，答得很自然：“我去别的地方了，去工作。”
他看着她不知道再说些什么，愣了一会儿才想起最早的那个问题：“你在听什么？调子很熟。”
“吉赛尔，第二幕最后的双人舞，”她回答，“曲调跟第一幕里的一样，但却是中提琴，很特别，不是吗？”
他难以解释自己怎么会记不起来，下意识的问：“你是舞蹈演员？”
她笑起来，摇着头反问：“为什么这么说？”
他耸耸肩，说：“很少有人对芭蕾伴奏这么熟。”
“我刚刚看过一场吉赛尔，在巴黎。”
“觉得好吗？”
“当然。”她转过头去看着窗外草地尽头的什么地方，像是在回忆剧场里的情景。
她似乎不想说，他就换了个话题：“你的朋友呢？”
“我不知道，可能在称体重，也可能在呕吐。”她回答，“其实我们算不上是朋友，至少对她来说，我不是她的朋友，她不想看见我。”
“但你还是每个礼拜都来看她？”
“我喜欢这地方，而且，在纽约也没什么人跟我讲话。”她自嘲的笑着回答。
他们又聊了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比如春天的天气，比如她怎么来的，她说是长途汽车加出租车，有时候也能碰到个好心人捎她一程。直到分手的时候都没有交换名字，也不知道会不会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