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对于转委案件,巡按批个准字就够了,宋茂熙写这么多,是把罗秋隐坟和杨干院的性质明确下来,使奸邪无从翻案。再说了,这案子是走京诉的,判决结果得往都察院上报,皇上一定会看见,趁这机会多写几笔,显得忠勤用心。

于是这一件前后持续八年、兴讼七次的案子,以呈坎后罗氏的胜利落下帷幕。罗显百年之后,可以无愧于九泉之下了。

想到他这八年以来的艰辛,不得不感慨一句:罗氏一族的胜利,当然要靠罗显和族人们的自我奋斗,同时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哪。

对了,还有一个人的下落没交代。

法椿。

他彻底失败了,不是败给了罗显,而是败给了嘉靖皇帝。在宁国府的压力之下,法椿洋洋洒洒写了一篇超长的招供,从他的角度交代了整个纷争的缘由、过程。

不过法椿不知使了什么招,居然逃过了责罚。

在宁国府的那份判决里,罗显和法椿等人都有奏事不实的行为,前者杖九十,后者杖八十,但准许罚款抵销。罗显的罪名,居然比法椿还重一些。后来罗显缴纳了30石米,才算抵销了刑罚;法椿有官身,只交了7石。

而且,罗氏祖坟保住了,杨干院也没受什么影响。宁国府判决里有一条:“本寺观音堂佛殿并地土,仍听寺僧法椿等照旧营业梵修。”

把观音堂、佛殿退还给杨干院,是因为罗氏从头到尾都没有主张过对杨干院的所有权;对法椿的罪行惩罚如此之轻,是因为他一直隐在幕后,大部分行动都是通过佛熙等人来进行的。

不过,也许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宁国府这次判决面面俱到,唯有一个案子——郑来保被殴身死案——被遗漏掉了。按说这次判决对罗显如此偏袒,这么重要的人命官司怎么可能不提?再回想起休宁、黟县两县合审时,曾经判定郑来保属于病故,也未予以深究。可见无论徽州府还是宁国府,在这个案子里都不支持罗显的主张。

所以,有没有可能,郑来保真的是意外病故,却被罗显拿来给杨干院泼污水,而徽州、宁国两府没有被罗显蒙蔽,认为这件人命官司不存在,法椿才没有被重判?

更不要说罗显被先后判了数次“奏事不实”,说不定都和郑来保案有关。

对于整个杨干院事件,我们得保持一个清醒的认知:所有关于这件案子的资料,都是出自罗显编撰的《杨干院归结始末》,内容不可避免地从罗氏主观立场来叙事。他们是否文过饰非,是否夸大其词,无从知道。法椿未必有那么邪恶到底,而罗显,也绝非一只善良的小白兔。

历史的复杂性和迷人之处,也许就在这里了。

无论如何,折腾了一大圈,局势回到了嘉靖六年的原点。杨干院的僧人们,照旧在寺内诵经礼佛;罗氏一族,照旧每年来坟前祭拜。孤坟与古寺终究没有分开,一如从前。

杨干院的官司结束了,可历史的进程,还在继续。

嘉靖十五年,夏言上疏三道,建议开禁祭礼。民间祭祖立庙之风大盛,令宗族社会形态进一步锻成,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

在同一年,按照徽州当地保存文献的好习惯,罗显把这场官司的相关文书,纂成了一部《杨干院归结始末》,留给子孙后代,希望他们“未必不兴感警创以动其孝思,亦期保久远之一助也”。

嘉靖十七年(1538年),嘉靖皇帝如愿以偿地为父亲追尊庙号,为“睿宗”。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睿宗的神主牌位入享太庙。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徽州府修《徽州府志》,将杨干院的兴建时间定于宋宝祐六年,为护罗秋隐坟而起,为这起争讼画上最后的句号。

罗氏一族继续在呈坎繁衍,绵延至今;杨干院也始终坐落在杨干,不曾迁移。远山近溪,晨钟暮鼓,几百年来,那座孤坟依旧矗立在佛殿之前,只有悠扬的钟声始终相伴。当地至今还流传着一句俗话:“阴坞口的风,杨干院的钟。”两者皆是兴旺不衰的象征。

杨干院在明末尚存,两朝领袖钱谦益还曾写过一首《三月七日发灊口,经杨干寺,逾石砧岭,出芳村抵祥符寺》,再后来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我看到有一篇今人的《徽州百村赋》里提及,杨干院败落于清末,只有建筑留存。到了1985年12月,村民在院里烘烤球鞋,不慎点着了蚊帐,把这座空寺彻底焚尽,只有一道灌斗砖墙残留。

第四卷

后记

我跟这个故事的缘分,说来很是奇妙。

丝绢案之后,我对徽州文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到阿风老师的《从<杨干院归结始末>看明代徽州佛教与宗教之关系——明清徽州地方社会僧俗关系考察》,从中第一次得知了杨干院的事迹。

可惜那篇论文的重点在徽州僧俗关系,关于案子本身,只是大略讲述了一下过程。我迫切地想看到《杨干院归结始末》全文,论文注释里却只提及原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我在网上找了一通,未果,看来那本史料并没有被电子化。我又下了一大堆相关论文,可也一无所获。我绝望地发现,唯一的办法,就是去社科院找。

那是2017年的夏季,我背着书包,骑着共享单车,兴冲冲地跑到了社科院门口。奇迹发生了,门卫并没拦我,大概我的形象比较符合经常来这里的人设吧……胖胖的、背书包、戴眼镜、骑自行车,眼神还有点呆呆的。

我找到办图书借阅证的地方,一个小姑娘正坐在电脑后。我说我想办证,小姑娘问,你哪个所的?

我:“呃……普通市民。”

小姑娘:“对不起,我们这儿不对普通市民开放。”

我一阵失望,但也有心理准备。小姑娘突然很奇怪地瞪了我一眼,警惕地拿起手机。我在她报警之前,赶紧转身。马上要到门口了,忽然听到背后喊了一声:“你是亲王?”

我吓得一哆嗦,这么快警察连网名都查到了?赶紧点头承认。

然后我才知道,小姑娘和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是剑三里的师徒,刚才她看我眼熟,拿手机偷拍了一下,发去微信跟我朋友确认。

确认身份之后,小姑娘十分激动,然后还是拒绝了我办证的请求。

我哭着表示理解,又灵机一动:“那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数据库,看有没有馆藏《杨干院归结始末》的原件?”

小姑娘表示这没问题,查了一下,发现这个原件是藏在社科院历史所里,和社科院图书馆还不是一个系统。而且这份原件是明代原件,算文物,保存状况敏感,别说外借了,就连借阅都极有难度。

我一听,完了,这回肯定没戏了。我只好向小姑娘道谢,失望而去。然后我忽然又灵机一动,问她能不能联系上阿风老师。

小姑娘十分激动,然后又拒绝了。不过她答应如果碰到阿风老师,可以帮我问问看。

后来经过多方寻找,我总算加到了阿风老师的微信。我忐忑不安地问,有没有《杨干院归结始末》的影印本可看?阿风老师说没有。

我哭着表示理解。没想到阿风老师随即说,你别费劲去看原件了,很难辨读。有一位已故的周绍泉老先生做了一部分点校工作,我以他的工作为基础,把全书点校完了,马上就会在下个月出版的《明史研究》上登出来。

我差点仰天长啸,这实在是太有缘分了,连续两次的奇迹啊!阿风老师还很热心地把他的很多论文发给我参考,他对一个陌生人实在是太好了。

因为俗务耽搁,这篇文章到现在才算写完。它基于周绍泉、阿风两位老师点校注释的《杨干院归结始末》,以及参考了阿风老师的《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研究》《从<杨干院归结始末>看明代徽州佛教与宗教之关系——明清徽州地方社会僧俗关系考察》《明代府的司法地位初探——以徽州诉讼文书为中心》等一系列论文。与其说是写作,其实更像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第五卷

天下透明

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

序章

天生命苦,湖中玄武

中华大地之上湖泊众多,风光各有不同。假若把它们比拟成人类的形象,鄱阳湖端方温润,像一位器宇轩昂的名士;洞庭湖气象万千,如同一名才华横溢的诗人;太湖恢宏大气,俨然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大侠;西湖精致俊秀,必然是一个清纯少女……

在这一群“俊男美女”之间,恐怕只有位于南京城外的玄武湖是个例外。若将它比作人类,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应该是一个满脸悲苦的沧桑大叔。

这真不怪它。

纵观玄武湖的历史,可谓是屡遭劫难、动辄得咎。它的湖生,简直就是一部被人类霸凌的历史。

玄武湖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很早,它古称“桑泊”,位于楚国的金陵邑。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将金陵邑改设为秣陵县。这个湖就在县治旁边,于是被顺便改名叫作秣陵湖。

据说秦始皇曾经巡游至此,有一位望气士说这里风水好,有王气。秦始皇一听不乐意了,立刻派人把附近的方山凿开,引水灌入湖泊。金陵的王气被生生泄掉,从此在这里建都的王朝,都难以长久。

这个故事于史无证,应该是后人附会编造出来的。不过人类对玄武湖满满的恶意,从这个传说里可见一斑。

整个汉代,秣陵湖籍籍无名,并没什么显著事迹。到了三国时代,孙权为了避自己祖父孙钟的讳,干脆废掉了“秣陵湖”和“钟山湖”这俩名字,改称其为蒋陵湖——因为湖边有一座陵墓,墓主是汉代驻守在此的秣陵都尉蒋子文。

孙权喜好奢华,为了修一条青溪,把蒋陵湖湖水借走了一半。后来孙权又大修宫苑,计划在宫殿四周挖一圈水路,又想借水。可怜蒋陵湖已快被抽成湿地,实在伺候不动这位大帝。孙权没奈何,只好重新疏通渠道,引江水入湖,把宫苑修在了湖岸前方。

因此蒋陵湖又得名叫“后湖”,意思是在宫苑之后。

此后这座湖泊的名字一直被改来改去,什么玄武湖、昆明湖、饮马塘、练湖、习武湖等等。玄武湖这个名字的来历,据传说是人们曾在湖里发现两条黑龙——其实就是扬子鳄,黑色属北方,北方有神兽曰玄武,玄武湖的方位恰好又是在建康城北方,因此得名。

那个时候的玄武湖,面积是现在的三倍那么大,约有十五平方公里,本用于编练水军。后来南朝帝王们觉得拿这种风景练兵太浪费了,遂在湖心堆出三座岛屿,模仿蓬莱、方丈、瀛洲,号称“三神山”,还在附近修起了上林苑、华林苑和乐游苑,成为王公贵族出游玩乐的绝佳地点,一时兴盛无二。

可惜好景不长,隋文帝南下讨平了陈朝之后,怕前朝余孽死灰复燃,便将建康城的宫苑推平,让农民在上头耕种。建康这个名字,也被改回秣陵。至于玄武湖,它离宫苑太近,也未能避开这场劫难。

它惨到什么程度呢?后来唐代的颜真卿曾经在这里担任过地方官,他在玄武湖原址设立了一个放生池。想想看,一个偌大的湖泊,居然被填成一个放生池的规模,这得有多凄凉。李白曾有诗感叹:“亡国生春草,离宫没古丘。空馀后湖月,波上对江州。”这个“后湖”就是指玄武湖。

终唐一代,玄武湖委屈地蜷缩成一团,默默无闻。一直到三百四十八年之后的南唐时代,后主李煜和六朝一样喜好奢华享受,玄武湖这才被重新疏浚,勉强恢复昔日“名目胜境,掩映如画”的风采。

有一次,一个叫冯谧的宠臣对李后主说:“当年唐玄宗赏赐了贺知章三百里镜湖,传为美谈。我退休的时候,只要这眼前的三十里玄武湖,也就够了。”李后主没吭声,旁边的尚书徐铉讽刺道:“天子对贤士一向慷慨,区区一个小湖送就送了,没什么可惜的,可惜没有贺知章那样的人物值得赏赐啊。”

【注释】

冯谧喜湖,典出宋人窦萃(别号天和子)所编《善谑集》,原书已佚。元末明初陶宗仪编纂《说郛》时收录八条,包括上述这条冯谧喜湖。

可惜玄武湖的好日子没过多少年,又开始走霉运了。这次它迎头撞上一位千古名臣王安石。

王安石曾在江宁府担任知府,办公地点正在玄武湖旁边。他是个出了名的务实主义者,每天看着湖边胜景,觉得闹心。这风景再好,也不能当饭吃啊,太浪费了。于是王安石给宋神宗上书,建议排空湖水,改为农田。他算了一笔账,将这个湖填平,可以多得200余顷好田。

这种好事,朝廷自然无有不允。就这样,在王安石的主持下,开十字河,立四斗门。可怜的玄武湖再一次被人为放空,化为一望无际的农田,只留下十来个小池塘,仿佛它眼眶中满盈的泪水。

图四·1 玄武湖示意图

这已经是它第二次被人类干掉了。

王安石对这项政绩很是得意,特意写了一首《书湖阴先生壁》以为纪念:“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两山是钟山、覆舟山,这一水,即是玄武湖。昔日那烟波浩渺的大湖,成为“护田绕绿”的条条水渠,多好啊。

王安石的初衷是好的,可惜对城市规划缺乏了解。没了玄武湖,城市的排水功能受到极大限制,一下雨就涝。这个麻烦从宋代一直持续到元代,以至于元廷不得不先后两次重新疏浚。在钟山附近开河道,重新蓄水还湖,才算让玄武湖稍微缓过来一点。

一直等到大明皇帝朱元璋定都应天府之后,他着手对玄武湖——那会儿其官方名字已被定为后湖——做了一次大改造,才使之恢复到最盛时三分之一的格局,够资格重新称湖了。

听到这个消息,一身伤痛的后湖挺高兴,觉得自己总算否极泰来。大明的首都近在咫尺,肯定会在我这儿建个行宫林苑什么的吧?过去的奢华好日子,眼看就要回来啦!

它没高兴多久,朱元璋突然下了一道离奇的命令:封湖。

随着皇帝一声令下,大批军队冲到后湖水畔,把附近百姓毫不留情地驱赶出去,硬是在京城脚下隔离出了一块戒备森严的禁区。

也许只是临时性的管制措施吧?后湖这样猜想。

它万万没想到,这次封湖持续了不是一年,不是五年,而是将近三百年,几乎与大明的国祚等长。终明一代,后湖从未对外开放过,成为大明最神秘的区域之一。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大明朝廷如此大动干戈,把这座命运多舛的湖封禁如此之久?是风水考量?是灵异作祟?抑或湖底镇压着什么不得了的怪物?

以上答案都不对。

想搞清楚大明封禁后湖的原因,就得先牵扯出一个历代帝王都为之殚精竭虑的大题目。

第一章

天下透明

让咱们先把玄武湖搁在一旁,视线稍微放远一点,看向公元前206年的咸阳。

在这一年的十月,大秦首都咸阳出了一件小事。

不,我不是说鸿门宴,它是件大事,还没发生。

这件小事与鸿门宴相比,毫不起眼,在史书里只有简单的几句话,阅读时很容易一眼滑过去。但对风起云涌的秦末乱局乃至后世来说,它却有着极深刻的影响。

这一年,刘邦抢在其他诸侯之前杀入关中,兵临咸阳。秦三世子婴手捧玉玺出降,秦帝国彻底土崩瓦解。这群沛县穷汉进入大秦国都之后,立刻被其繁华富庶迷花了眼,纷纷冲进各处府库去抢金帛财宝。就连刘邦自己,也赖在秦宫里不愿意出来。这里多美好啊,有精致滑顺的帷帐,有名贵的萌犬和骏马,有琳琅满目的宝物,还有不计其数的美女。

在这场狂欢中,只有一个人保持着无比的冷静。他叫萧何。

跟那些出身市井的同僚相比,这位前沛县官员有着丰富的行政经验,他知道,对这个新生政权而言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萧何穿过兴奋的人群和堆积如山的财货,来到大秦丞相、御史专属的档案库房。这里门庭冷落,因为里面没有珠宝金玉,只有天下诸郡县的户口版籍、土地图册、律令等文书,没人对这些写满枯燥数字的竹简有兴趣。

萧何下令将这些资料进行清查、分类,然后一一打包好。

没过多久,刘邦去鸿门参加了一次酒宴。回来以后,他一脸晦气地吩咐诸将收拾行李,准备退出关中。紧接着,项羽大摇大摆地闯进咸阳,他趾高气扬地告诉刘邦:“你去汉中当个汉王吧。”然后把三个秦军降将章邯、董翳、司马欣封在秦岭北边,牢牢地镇在汉中与中原之间。

刘邦大怒,汉中又小又穷,道路险峻,再加上这么三道枷锁,明摆着不打算让自己翻身啊!他心想,干脆赌一把,带兵去跟项羽拼一场算了。周勃、灌婴、樊哙几名部下轮番相劝不果,这时萧何站了出来,问他:“去汉中称王,跟死相比哪个惨?”刘邦说:“废话,当然是死更惨。”萧何说:“现在咱们跟项羽打,铁定是百战百败,纯属作死;您何妨学学商汤和周武,先去汉中隐忍一阵再说。”

刘邦看着萧何,觉得他话还没说完。

随即萧何讲出一段详细规划:“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

估计刘邦听完这话,肯定下意识地反问了一句:“凭什么?”

你的战略规划听着很棒,但具体怎么落地?凭什么“养其民”,凭什么“收用巴、蜀”,又凭什么定三秦、图天下?

萧何微微一笑,就凭我从咸阳带出来的那些户籍档案。

可不要小看这些其貌不扬的简牍,它们蕴含的力量,比名将精兵更加可怕。

户籍的雏形,早在商代“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时就已经出现了,春秋时代亦有书社制度。但真正把它建成一个完整体系的,是赳赳老秦。

【注释】

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语出《尚书·多士》。西周初,成王年幼,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摄政,决定在洛邑建立新都,即后来的东都。但殷商遗民不愿随迁,周公便告诫他们,“你们殷人的祖先,是有册书典籍的,记载着成汤革夏命的道理(如今周也革了殷的命)”。由此可知,殷商时期已经有了官方档案册典,惜尚未知其具体形式。我国有据可查的最早文字为甲骨文,《英国所藏甲骨集》说“贞登人乎涿”(在涿这个地方登记人口),可见,在殷商时期,已经有了严密的人口登记制度,登记造册,以实行管理,成为后世统治者效法的榜样。

自商鞅以来,秦国的行政管理一向以绵密细致而著称,特别热衷于大数据。《商君书》里列举了国家兴盛需要掌握的十三类数据:官营粮仓、金库、壮年男子、女子、老人、儿童、官吏、士、纵横家、商人、马匹、牛,以及牲口草料。其中对于百姓数据的搜集,必须倚重户籍的建设与管理。

到了秦始皇时代,郡县制推行于全国。从一郡、一县到一乡、一里乃至每一户,官府都有详尽记录。你家里几口人,年纪多大,什么户籍类别,多高的爵位,何年何地迁来,何年傅籍,养几匹马、几头牛,耕种的地在哪儿、多大,种的什么作物,税要交多少,等等,记录得清清楚楚。

而且相关档案每年还要进行更新,由专门的上计人员送到咸阳留存,以便中央随时掌握地方情况。

这套制度,在秦始皇时期一直保持着高效运转,到了秦二世时期,各地官府出于惯性也一直在执行。萧何在官府里当过主吏掾,对这些东西再熟悉不过。

【注释】

主吏掾:秦朝县令的属吏,汉朝改为功曹,主管衙署内所有吏员,有考核、裁汰之大权,故有主吏之称。掾,原为佐助之意,后为副官或官署属员的通称。萧何曾任秦沛县(今徐州沛县)主吏掾,能经常接触各种不同的业绩数据,每种数据干什么用的,各种数据背后是什么情况,他都一清二楚。

当萧何把它们献给刘邦时,一瞬间,整个天下都变得透明。

无论是南海郡的柘浆种植面积、成都的蜀锦产量,还是琅玡郡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的壮丁总数,翻阅一下,一目了然。想知道整个河东地区的牲畜总数?想看看关中有多少铁匠作坊?翻阅一下,探囊取物。

刘邦手持竹卷,足不出汉中,便可以阅尽天下虚实。

如《里耶秦简》编号K17,一家人的姓名、排行、关系非常清晰。

对于一位志在天下的王者,这实在太重要了。

知道了壮丁数量,可以算出能动员的士兵和民夫;了解了牲畜多寡,可以合理分配运力;查阅了作物产量,便对粮草的征发心中有数;掌握了地形图册,也就明确了对该地区的用兵方略。哪个郡有铁矿,可以冶炼军器;哪个县有草药,可以平伏疫病;哪个乡可以提供兽筋膏脂,多长时间送到哪里,道路状况如何……种种信息,都隐藏在这一片片简牍之中。

要知道,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勤表现。后勤最重视的并非武勇,而是精准统筹。精准统筹的前提,则是翔实丰富的数据。可以这么说,在战略层面的对局中,拼的不再是韬略,而是资源利用率。谁的数据掌握更精准、谁的物资调配更有效率,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即所谓“大势”。

萧何从咸阳运走的简牍档案,正是战略对决中必不可少的。

刘邦偶尔犯浑,但大事上绝不糊涂。他立刻领悟到这些简牍蕴藏的威力,心下大定。《汉书》记载,他听完萧何的劝说后,就回了一个字:“善。”几百年后,刘备听完诸葛亮的《隆中对》,也只回了同样一个字,他的内心,未必不是在效仿高祖。

刘邦不再执着于跟项羽争霸,收拾行李高高兴兴出发了。抵达汉中之后,他拜萧何为丞相,主抓内政,坐镇后方。没过几年,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揭开了楚汉相争的序幕。

在漫长的中原争霸期间,项羽就像是一尊浮在空中的无敌战神,每一次挥动武器,都把刘邦伸过来的藤蔓砸得粉碎。可这些藤蔓的根部紧紧吸附于大地,源源不断地从土壤里榨取营养,一次又一次重新生长,伸展,纠缠,韧劲十足。

慢慢地,战神开始疲惫,藤蔓的数量却有增无减。它们被打断了无数次,可总能卷土重来。战神想落在地上喘息片刻,却惊讶地发现早已无立足之地,四面八方都被藤蔓密密麻麻地爬满……接下来的故事,人人皆知。

如果说那些名将是藤蔓的枝,那么萧何就是藤蔓的根。

“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这是刘邦给萧何做的工作总结。这些工作没有冲锋陷阵那么华丽激烈,也没有运筹帷幄那么惊艳烧脑,只是无休止地和数字搏斗的琐碎。它没法保证汉军在战场之上连战连捷,但可以让汉军在战场之外始终不败。

【注释】

据《华阳国志》所载,刘邦“自汉中出三秦伐楚”之时,“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萧何这位同志不仅负责了信息搜集工作,还撸起袖子把收税、后勤的活都给干了,打仗的钱也都是他弄来的。所以最后,刘邦说他是首功之臣。

于是项羽百胜而后一败,刘邦百败而后一胜,江山遂告易手。

刘邦对这一切,看得非常透彻。他称帝之后,论功行赏,把负责后勤工作的萧何排在了首功。

若没有萧何当初从咸阳果断运出的那一大批无人问津的档案,这种奇迹般的运营效率简直无法想象。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这些不显山不露水的户口版籍,才是真正的第一功臣。司马迁为萧何这个行为做了总结:“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当然,这些咸阳老档也并非万能。

秦末战乱时间太长,以致中原凋敝不堪。刘邦在自己下的诏书里承认:“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这个“名数”,颜师古解释说是“户籍”。“不书名数”,是说老百姓都跑光了,户籍管理体系已然崩溃。

【注释】

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语出《汉书·高帝纪》。古之为盗者,多保据山泽,占山为王,汉儒贾山曾言,秦“群盗满山”。汉高祖刘邦十分清楚,之前战乱年代,百姓多离家逃难,聚集在山泽之间,没有户籍,不受管控。据《汉书·严安传》所载,秦朝末年,连年战乱导致人力缺乏,真的是把女人当男人使,把男人当牛马使。死个把男人不要紧,我们还有女人呢!运输队里面都是女的。又据《汉书·食货志》所载,经过战乱,许多大城名都的在籍人口,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二三。不但普通百姓的生活没有保障,天子的日用也无法满足,出趟门连四匹纯色的马都凑不齐!

咸阳老档可以提供一些历史数据以为参考,却没办法继续更新数据。

但不更新又不行。

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维持一个国家,比占领一个国家更难。

新生的汉家王朝想要延续下去,得先搞清楚人口数量,把流民赶回到田地里去,固定税基;有了税赋徭役,政权机器才能运转,实行有效统治。想做到这些,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户籍制度和配套法律是绝对不行的。

这个难题,刘邦自然而然地交给萧何去解决。

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萧何便迫不及待地动手进行了一次全国人口大普查,“初为算赋”,然后以此为基础,搞出了一套叫作《九章律》的法典。

这个法典是以秦六法为基础,在《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之外,又补充了《户律》《兴律》《厩律》三部法律。这其中的《户律》,正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架构出的一套户籍制度。

【注释】

《户律》里面规定,每个人都必须自觉上报自己的年龄。如果岁数太小,又没有父母或其他监护人,那么就要当地的官员估个数,替他上报。如果报年龄的时候,虚报达到三岁以上,就要罚钱。制定这条法律,是因为经验丰富的萧何事先就考虑到,有些人会虚报自己的年龄,不愿意被登记为“丁”,以逃避赋税和徭役。后来,曹参继承了萧何的职位,就随便混混日子,天天喝个小酒什么的。人家问曹参你干活怎么这么不积极啊?曹参说萧何制定的规矩太好了,我还要费什么脑子呢?后来这成了一个成语,叫“萧规曹随”。

这套体系展开来说,是个非常大的话题。简单来讲,汉户律“计家为户,计人为口”,以一户作为基本单位。户籍要开列户主以及家庭成员的籍贯、爵位、年龄、性别、相貌肤色、健康状况等。还要对家庭财产进行登记,一户有多少田亩、多少奴婢、多少牲畜,一一写明。

该户的赋役数额和户口级别,皆据此而定。

每年八月,老百姓还要向当地官府主动申报户口变动情况,谓之“案比”。每隔三年,各级官府就要把手中的人口数量、年龄、垦田、税收、官吏数量做一个统计,乡里交县里,县里交郡国,最终汇总成“计簿”,再派专人递交中枢。

中央这边接到“计簿”,由御史先审核一轮,确认数字没问题,再提交给丞相。有了这些数据,朝廷可以保证税收,也可以借此控制民众流转,进一步增强中央集权。

这都是秦法搭建起来的运作框架,由汉律来落地实行。

确定了田地数量,税赋就有了出处;确定了人口数量,徭役就有了来源。这两样掌握住,政权就稳了。用《大学》里的话说:“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这套体系不光让西汉渡过了初期的难关,逐步走向强盛,还深刻地影响到了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