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生的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李世民对李治当然是非常宠爱的。然而，此“宠”非彼“宠”。李世民对李治的“深宠”充其量只是一个父亲对幼子的疼爱，而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从李世民那里获得的，却是一个皇帝对储君和后备储君的赏识、器重和期望。
前者关乎亲情，后者关乎政治。二者绝不可同日而语！
而今，要李世民放弃一贯钟爱的魏王李泰，改立性情柔弱的晋王李治，这个决心他如何能下？
李世民决定为李泰作最后的努力。
他找了一个机会，对那些反对魏王的大臣们说：“昨天青雀（李泰的小名）扑在我怀里说：‘臣直到今日才真正成为陛下的儿子，这是臣的再生之日啊！臣有一子，等到臣死的那天，一定为陛下把他杀了，将皇位传给晋王。’天下有哪一个人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啊，朕看他这种情形，实在是心生怜惜。”
李世民打了一张悲情牌。
他试图以此为魏王李泰争取一些同情分。
可是，这些拥护晋王的大臣根本不买他的账。
谏议大夫禇遂良毫不客气地说：“陛下言大失。愿审思，勿误也！安有陛下万岁后，魏王据天下，肯杀其爱子，传位晋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立魏王，愿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禇遂良一针见血地点破了魏王李泰的虚伪和矫情。他提醒皇帝，不会有人在君临天下、手握大权之后主动杀掉自己的儿子，让位给弟弟。这种说法绝对违背人性常识，所以不可听信。其次，禇遂良又警告皇帝，一旦魏王当上天子，李承乾和李治恐怕都会被李泰斩草除根，皇帝你想立魏王，可你有没有考虑过会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
此外，禇遂良的“措置”一词还隐含了另外一层意思——假如非立魏王不可，那么为了晋王的安全考虑，就有必要事先废除晋王的爵位，将他贬为庶人，让他从此远离权力中心和政治漩涡，或许这样能够让魏王放他一马，最终保住晋王一命。可是，同样都是嫡子，皇帝你怎么能够为了册立那个野心勃勃的魏王，而贬黜这个年少无辜的晋王？
禇遂良的这番尖锐之词和言外之意一下子击中了李世民的要害。
李世民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同胞手足为了争夺皇权而骨肉相残；他最忌讳的事情就是，武德九年的那场悲剧在他眼皮底下重演。所以，当禇遂良的话音刚落，李世民的眼泪已经不可遏制地夺眶而出。
他不得不承认，禇遂良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以李泰的性格和为人，他完全有可能在登基御极之后铲除所有政治上的异己，巩固已经到手的权力。
思虑及此，李世民的哀伤之泪顿时潸潸而下！
他无力地摆了摆手，哽咽着说：“我不能…”
话还没有说完，李世民就忽然站起身来，迈着沉重的步履缓缓向内宫走去。
那一瞬间，皇帝仿佛一下子苍老了。
这是许多大臣的强烈直觉。
当天的朝会戛然而止。除了半截语焉不详的话和一个哀伤凄恻的背影，李世民没有给大臣们留下任何明确的指示。
大臣们百思不解——皇帝那半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他不能，可到底不能什么？是不能因为册立魏王而废黜晋王，还是不能因为顾及晋王的安全而放弃魏王这个心目中的储君？
没有人知道。
这些日子，魏王李泰觉得自己活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
朝中，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帮元老极力撺掇皇帝改立晋王，而父皇在当面承诺立自己为太子后，却又优柔寡断、举棋不定，如此局面，怎能不令李泰心急如焚？
虽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可眼看已经煮熟的鸭子就要飞了，李泰又如何能够气定神闲、安之若素？！
急不可耐的李泰终于乱了方寸，走出了一步臭棋。
准确地说，他是忍不住对晋王李治说了一句威胁恐吓的话。
而恰恰就是这句话，促成李世民在左右为难的时候最终下定了决心——放弃魏王，改立晋王！
李泰对李治说的那句话是：“你历来和元昌友善，如今元昌已被处死，你难道就不担心自己的脑袋？”
十六岁的李治当即吓得面无人色，此后天天哭丧着脸，惶惶不可终日。李世民大为奇怪，屡屡追问他原因，李治不得不坦白交代，把李泰的话原封不动地转述给皇帝听。
那一刻，李世民的心里忽然掠过一阵强烈的痉挛。
他痛苦地意识到——禇遂良的警告绝非危言耸听！这个李泰一旦登上大位，绝不会放过李治！
而差不多在此前后，李世民去看望了一趟废太子，言语之间不免又大加斥责。李承乾愤愤然地说：“儿臣既为太子，还有何求？皆因李泰暗算，儿臣才不得不与朝臣谋求自安之术，没想到被野心家教唆，撺掇我犯上作乱。今天父皇要是立李泰为太子，就是跳进他的圈套了。”
李承乾此语虽有泄愤之嫌，但是却不无道理。它最起码揭露了一点——李泰确实一直都有夺嫡的野心。如果真的立他为太子，那就是对藩王夺嫡的纵容，也等于开启了祸乱之源。
单凭这一点，李世民就断然不能让李泰得逞。
没的选了。
看来大唐帝国的新任储君非李治莫属了。
一旦册立晋王李治，也就意味着必须把魏王李泰逐出权力中心，彻底终结他的政治前途。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李治的安全和政局的稳定。
掌心是肉，掌背也是肉。李世民感觉自己在下这个决心的时候，一颗心仿佛裂成了好几瓣，而且瓣瓣滴血。
君临天下十七年来，李世民还是第一次感觉到做一个皇帝是如此的艰难。
当年高祖李渊在储君问题上所经历的千般苦痛和万般无奈，而今李世民终于淋漓尽致、彻头彻尾地品尝了一遍。
随后的一次朝会上，当满朝文武散班之后，李世民唯独留下房玄龄、长孙无忌、禇遂良、李世勣四人，神情凄然地对他们说：“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话音刚落，李世民就一头扑倒在御榻上。长孙无忌等人慌忙上前搀扶。突然，李世民拔出佩刀，作势要刺向自己。禇遂良眼疾手快，一把夺下皇帝的佩刀，转身递给呆立在一旁的晋王李治。
长孙无忌还没等皇帝心情平复，就迫不及待地问他要立谁为太子。
李世民有气无力地说：“我打算立晋王。”
长孙无忌马上抢着说：“臣等恭奉圣诏，如有异议者，臣请皇上格杀勿论！”
李世民把脸转向李治，说：“你舅舅已经许你为太子，还不赶快拜谢！”（《资治通鉴》卷一九七：“汝舅许汝矣，宜拜谢。”）
一脸懵懂的李治赶紧向长孙无忌跪地叩首。
最后李世民又表示了另一层担忧。他说，不知道满朝文武对这个新任储君的人选有何看法。长孙无忌胸有成竹地说：“晋王仁孝，天下久已归心。陛下不妨召见百官，征求众人意见，若有人反对，就是臣等辜负陛下，罪该万死！”
长孙无忌既然敢拍着胸脯打这种包票，李世民还有什么可说的？
大唐新太子的人选就此敲定。
【李治成了皇位接班人】
上面这一幕是贞观十七年这场易储风波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组镜头。
首先，李世民第一句话中为什么会提到“三子一弟”？“三子”当然是指他的三个嫡子：李承乾、李泰、李治，而“一弟”是指李元昌。在这四个人中，李承乾和李元昌有谋反计划，李泰有夺嫡阴谋，他们的所作所为让李世民为之心痛，这很好理解，可李治是一个少有的“乖乖儿”，从头到尾什么坏事也没干，李世民为什么把他也数落在内了呢？
其次，李世民为什么会一反常态，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自杀举动？还有，最后表态的时候，李世民为什么会对李治说“汝舅许汝”，而不是说“我许汝”？作为一个以英明神武著称的有为帝王，李世民的言行为何变得如此反常而无奈？这其中除了亲情的困扰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因素在作祟，比如某种强大的政治因素？
最后，李泰和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亲外甥，可在这场储位之争中，长孙无忌为什么自始至终反对李泰而力挺李治？他如此偏袒李治，难道仅仅是因为李治仁厚，更适合当一个守成之君吗？除了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长孙无忌是否还有别的更深层的动机？
只有深入解读上述问题，找出合理的答案，我们才能读懂李世民真实的内心，也才能读懂贞观后期的政治。
很显然，大唐帝国的储君桂冠最终之所以落在李治头上，关键就在于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为什么不选择李泰？
原因很简单，李泰表现得太过强势了。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李泰已经二十四岁，是一个生活阅历和政治经验都已相对丰富的成年人，拥有自己的一套处世哲学和政治理念，所以他才会在所谓的礼制问题上屡屡向那些元勋老臣叫板，目的就是借此树立个人的政治威信。其次，他早已在朝中打造了一个不可小觑的势力集团，其中多有元勋子弟，如杜如晦之弟杜楚客、柴绍之子柴令武、房玄龄之子房遗爱等。可想而知，假如由李泰继承皇位，这帮少壮派就成了拥立新君的首功之臣，而像长孙无忌这样的前朝老臣到时候就只能乖乖地卷铺盖回家，所以长孙无忌必定要反对李泰。
而长孙无忌之所以坚决拥立李治，就在于李治年龄小，性格柔弱，易于掌控。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当一个外戚极力拥护一个幼主继承皇位的时候，毋庸讳言，其原因就是这个外戚试图在日后掌握朝政大权。
长孙无忌拥立李治的深层动机正在于此！
在力挺李治的代表人物中，除了长孙无忌外还有一个就是禇遂良。
禇遂良是当年秦王府学士禇亮之子，属于贞观政坛的后起之秀，历任秘书郎、起居郎等职，时任谏议大夫。虽然他资历较浅、官阶不高，但却因忠直敢言而深受李世民的器重和赏识。魏徵去世后，禇遂良更是满朝文武中继其遗风、敢于犯颜直谏的第一人，所以到了贞观十七年，他实际上已经成为李世民最为信任的股肱重臣之一。对此，朝野上下的人们都看在眼里。他们心里都很清楚，此人的政治前程不可限量。
长孙无忌和禇遂良都是当面站出来力挺李治的。除了他们之外，在拥护李治的集团中，还有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第三号人物，也在其中发挥了看似无形但却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个人就是李世勣。
李世勣怎么会和晋王李治扯上关系呢？
说来话长。早在贞观七年，年仅六岁的李治就被授予并州大都督一职，这么小的毛孩子当然不可能实际到任，因此只能“遥领”。而负责代替李治行使职权的人就是李世勣。他当时的职务是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所以严格说来，李世勣算得上是晋王李治的“故吏”。他在并州取得的政绩，既是他自己的，也可以算是李治的，因而从一定程度上说，他们二者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在这场储位之争中，李世勣毫无疑问是站在晋王这边的，所以他才会出现在这次内定储君的核心会议中。
众所周知，李世勣是初唐名将、开国功臣，他在并州任内治理边务十几年，曾被李世民盛赞为“国之长城”，所以贞观十五年便被调入朝中担任兵部尚书。到了贞观十七年，大唐的开国名将逐渐凋零——如李靖已七十多岁，早已致仕；尉迟敬德也于贞观十六年淡出现实政治；而侯君集又在此次储君危机中因谋反被诛…在此情况下，李世勣作为帝国屈指可数的军事栋梁，其政治地位自然非常人可比。
综上所述，李治背后的这三个帝国大佬可以称得上一个典型的“铁三角”——长孙无忌是元勋老臣的代表；禇遂良是政治新秀的代表；而李世勣则是军方人物的代表。面对如此强大的政治力量，李世民又岂能等闲视之！
相形之下，李泰背后的势力集团尽管不乏权门之后，可是在李世民眼中却毫无分量。
不但毫无分量，而且李世民对那些功臣子弟恰恰颇为反感。在他看来，这帮人基本上就是一些无德无才、只会吃父兄老本的纨绔子弟。当他得知房遗爱等功臣子弟大多卷入魏王李泰的夺嫡阴谋时，就曾当面警告房玄龄等人：“功臣子弟多无才行，借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即家国之庆也。”（《贞观政要》卷三）
李世民很清楚，假如李泰入继大统，这帮“德义不修”的功臣子弟必然会执掌朝政，到时候不但贞观一朝的政治成果不保，而且李唐社稷的安全与稳定也很可能受到危及。
因此，虽然李世民在感情上一直倾向于李泰，但是在理智上他却不得不最终选择李治。
换句话说，他是选择了李治背后的政治集团。
只有让这批元勋故旧辅佐新君、继续执掌朝政，贞观路线才会得到延续，而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帝王功业才能得到有效的继承，并且发扬光大！
然而，与其说这是李世民主动选择的一种政治走向，还不如说这是他被迫接受的一种既成事实。
作为一个马上得天下的创业之君，谁没有几分乾纲独断的霸气呢？尤其在储君的问题上，任何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在正常情况下都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办。可是贞观十七年，李世民却被迫陷入了一个他无法掌控的局面。也就是说，当时朝廷的政治已经发展到“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旧唐书·濮王泰传》）的地步，在这种令人不安的局面下，李世民几乎已经没有了主动选择的余地。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当他最终接受长孙无忌等人的意见、决定改立李治时，心里头肯定没有多少喜悦和成就感，有的恐怕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和苦涩。
职是之故，李世民才会表现得那么一反常态，先是把无辜而懵懂的李治跟其他人一块数落了，继而又寻死觅活，最后又对李治说“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把自己弄得像一个大权旁落、心有不甘的“苦主”。其实李世民的这些反常言行，一方面固然是内心种种痛苦情绪的流露和发泄，另一方面也是做给长孙无忌等人看的，目的是让他们充分意识到——他这个皇帝在这场易储风波中经受了多大的折磨、作出了多大的妥协、付出了多大的牺牲！从而提醒他们——必须在日后竭尽全力辅佐新太子，否则就是对他这个天子的辜负和亏欠。
换言之，他想让长孙无忌等人在夺得“定策之功”、获取巨大政治利益的同时，也背上一定程度的道义负担和良心债！就像他李世民为了帝国的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不得不顾全大局、牺牲个人的意志和感情一样。
敲定新太子的人选后，李世民立刻召集朝中所有六品以上官员，在太极殿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让大臣们畅所欲言，提出他们认为合格的储君人选。
李世民对众人说：“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卿辈明言之。”
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因为李世民的儿子虽多，可嫡子只有三个，既然“承乾悖逆”，而李泰又“凶险”，那答案不就不言自明了吗？除了晋王李治，还能有谁？
满朝文武都听懂了皇帝的意思，于是“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就在满朝文武的欢呼声中，年仅十六岁的晋王李治终于“众望所归”地成了大唐帝国的新储君。
同一天，李世民传召魏王入宫。
李泰意识到此行凶多吉少，但是皇帝敕命又不可违抗，无奈之下，只好带着几百个随从骑兵来到永安门。守门官当即把他的随从全部拒之门外，只把魏王李泰单独带到肃章门。当天，李泰即遭软禁，暂时被扣押在北苑。
等待他的，将是与废太子李承乾如出一辙的命运。
贞观十七年四月七日，李世民亲临承天门，下诏册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同时大赦天下。随后，李世民对宰执大臣们公开表态：“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且泰立，则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这是一个父亲为了避免骨肉相残，而不得不作出的一种选择。
这是一个皇帝为了顾全大局，而不得不对拥立李治的大臣们所作的一次重大妥协。
在这场波谲云诡的夺嫡之争中，李承乾的铤而走险和李泰的处心积虑最终都没有给他们带来好运，反而意外地促成了李治这匹政治黑马的最后胜出。
在这场险象环生的政治博弈中，李治的年轻、幼稚和仁厚，不但不是一种劣势，反而变成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
这个结果真是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正应了那句老话——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未来的唐高宗李治，就是历史老儿阴差阳错选中的这个渔翁。
李治继任储君的三天后，李世民在第一时间就给他安排了一个极为可观的辅臣团队。
这是一个超豪华的明星阵容——长孙无忌任太子太师，房玄龄任太子太傅，萧瑀任太子太保，李世勣任太子詹事；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太子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太子宾客。
一口气把这么多股肱重臣全部派到东宫当老师，足见李世民对李治的期望之高。同时，此举也等于是向天下人表明——经过这么多风波之后，皇帝最后敲定的这个储君就是铁板钉钉的未来天子，任何人也别想再打夺嫡的主意！
数日后，李世民颁下了一道贬黜魏王的诏书，字里行间交织着一个父亲的爱与痛以及一个帝王的无奈和义愤。
朕闻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爱敬罔极，莫重乎君亲。是故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罚；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魏王泰，朕之爱子，实所钟心。幼而聪令，颇好文学，恩遇极于崇重，爵位逾于宠章。不思圣哲之诫，自构骄僭之咎；惑谗谀之言，信离间之说。以承乾虽居长嫡，久缠疴恙，潜有代宗之望，靡思孝义之则。承乾惧其凌夺，泰亦日增猜阻，争结朝士，竞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彰厥巨衅，两从废黜。非惟作则四海，亦乃贻范百代！（《旧唐书·濮王泰传》）
在诏书的最后，李世民下令解除了李泰的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将军等一应职务，降爵为东莱郡王。原魏王府的官员，凡属李泰亲信者全部流放岭南；杜楚客论罪当死，但以其兄杜如晦之功而被赦免，废为庶人。
不久后，李世民又改封李泰为顺阳王，将其迁出长安，徙居均州的郧乡县（今湖北郧县）。名曰改封，实则与流放无异。
对于这个儿子，李世民一直深感痛惜。时隔数年后，当李世民看着李泰从均州给他上呈的表章时，怜惜和钟爱之情仍旧溢于言表。他对侍臣们说：“泰文辞美丽，岂非才士！我中心念泰，卿等所知。但社稷之计，断割恩宠，责其居外者，亦是两全也。”（《旧唐书·濮王泰传》）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李泰被进封为濮王，政治待遇略有提升。高宗李治即位后，又特准李泰开府置官，并赏赐给他大量钱物。
可是，无论李世民和李治在事后如何刻意弥补，终究无法改变李泰在政治上蹉跌失意的事实。
对于一个把政治地位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来说，政治生命的过早终结无异于提前宣告了他的死亡。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郁郁不得志的李泰卒于郧乡，年仅三十三岁。
到死，他也没能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长安。
第二章 李世民御驾亲征，讨平高丽
【这真是一支可怕的军队！】
隋唐之际，朝鲜半岛上共有三个国家：高丽、新罗、百济。
高丽为高句丽之简称，是中国古代东北少数民族扶余人于西汉末期建立的一个政权，其疆域东西跨度三千一百里，南北跨度两千里，大抵包括今辽宁东部、吉林南部和朝鲜半岛的北部与中部。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高丽与后来的王氏高丽根本不是一回事，无论从历史渊源、疆域范围还是从民族构成来看，两者之间都毫无本质联系。古代高丽是中国古代东北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领土有三分之二在辽东，即今天中国的辽宁省东部，朝鲜半岛的地盘实为扩张所得。而王氏高丽则是在古代高丽灭亡二百多年后创立的王朝，其创立者王建也根本没有高句丽族的血统。王建在《十诫书》中自称：“朕赖三韩山川阴佑，以成大业。”可见王建是三韩人，与古代的高丽人毫无关系。（所谓三韩人，是朝鲜半岛南部古代居民的总称，包括马韩、辰韩、弁韩三支；三韩人是后来朝鲜半岛居民的主要来源。）
然而可笑的是，现代韩国为了摆脱中华文化的影响，也为了掩盖其历史文化资源相对匮乏的事实，不惜歪曲并捏造历史，硬是把高句丽人认作自己的老祖宗，把古代高丽说成是韩国人在历史上建立的政权，甚至把中国东北说成是韩民族曾经活动过的历史舞台。
朝鲜半岛的另外两个国家——新罗和百济，分别位于半岛南部的东面和西面，国土面积比高丽小，实力稍弱。三个国家长期处于三足鼎立的状态，相互之间矛盾重重，经常爆发战争。
尽管它们自古以来同是中国的藩属国，自两汉以迄魏晋南北朝，一直都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接受册封，可自从隋文帝时代起，高丽就开始屡屡挑战隋朝宗主国的地位，不但“驱逼靺鞨，固禁契丹”，出兵入寇辽西，而且南征新罗和百济，大有强力扩张之势。
蕞尔小国竟然也敢蔑视天朝权威，企图称霸一方？
这当然令人无法容忍！
于是隋朝便先后对高丽发动了四次规模浩大的远征。其中隋文帝曾发兵三十万讨伐，但却因瘟疫流行、粮草不继和自然灾害等原因被迫撤兵，结果未及与高丽交战便损失了十之八九的士兵。到了隋炀帝时代，好大喜功的杨广更是连续三次亲征高丽，仅第一次出动的军队就多达一百一十三万余人，后两次据称也都在百万人以上，然而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隋炀帝的三次远征全部铩羽而归！
最后一次尽管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可付出的代价却极为惨重。
而更让世人料想不到的是，三征高丽竟然成了隋帝国由盛而衰的致命拐点。短短几年后，一度繁荣强大的隋王朝就因国力耗尽、民变四起而轰然崩塌。
对于杨广来说，桀骜不驯的小国高丽就是他生命中的滑铁卢；而对于代隋而兴的唐王朝而言，该死的高丽照旧不让人省心。
武德年间，高丽与唐帝国之间有过一个短暂的蜜月期。双方曾经交换战俘，高丽还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遣使上表，奉唐正朔，在国内颁行唐朝历法。唐高祖李渊也分别对高丽、新罗和百济进行了册封。
然而好景不长，从武德末年开始，高丽便又故态复萌了。它不但频频阻挠新罗和百济从陆路对唐的朝贡，而且不时出兵侵扰新罗和百济。即位之初的唐太宗李世民不愿轻启战端，于是积极施展外交手段，遣使对三国进行调解。高丽表面上做出谢罪与和解的姿态，暗地里却一直秣马厉兵、积极备战，并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在边境线上修筑了一条一千余里的长城，东北起于扶余城（今吉林四平市），西南直达渤海的入海口。
在贞观初期和中期，由于唐帝国对内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外积极经略漠北和西域，所以暂时无暇顾及辽东，但是李世民却一直密切关注着高丽的一举一动。他曾经对朝臣说：“高丽本是汉朝四郡之地，只是后来国家不武，以致沦为异域。倘若我们发精兵数万进攻辽东，高丽必以倾国之兵相救，到时候再派一支海军从东莱直趋平壤，海陆夹击，要攻取高丽并非难事。只是如今中原地区仍然凋敝，我不忍心发动战争，让百姓受苦。”
由此可见，一旦时机成熟，李世民必定要征服高丽，完成隋朝两代帝王未竟的事功！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十一月，机会终于出现了。
高丽国内爆发政变，其东部总督渊盖苏文杀了国王高建武，拥立高建武的侄子高藏继位，然后一手把持军政大权，成了高丽王国的实际统治者。
这个渊盖苏文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
他不仅是个工于心计的权臣，而且还是个异常凶悍的武士。史书说他“状貌雄伟，意气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一个人居然随身佩带五把刀，实在是有够威猛。暂且不说他的功夫如何，光是这份气势就让人畏惧三分。
这位猛人平常还有个习惯，凡是他上下马的时候，左右的大臣和武将必须趴在地上当他的下马石。甭管你官阶多高，在渊大人面前你们通通是脚蹬和脚垫！
每逢出门的时候，渊大人就更是威风八面、派头十足。仪仗队的前导大老远就开始驱赶行人，如果是在大街上，路人还可以往两边躲，可要是碰上狭窄的山路，那行人就惨了，不管两边是悬崖峭壁还是万丈深渊，你都得闭着眼睛往下跳！
碰上这么一个猛人掌权，高丽的臣民们真是苦不堪言。
渊盖苏文的弑君篡权和擅作威福无疑给唐帝国出兵高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
但是，就在李世民刚刚把目光锁定在高丽时，国内的一连串政治危机就相继爆发了。李世民一下子陷入了焦头烂额的困境之中。直到贞观十七年夏末，当所有内部问题彻底解决后，李世民才重新想起了高丽。
他对长孙无忌说：“如今渊盖苏文弑君篡权，令人难以容忍。以我们现在的军事力量，要击败他易如反掌，但是我不想劳民远征，所以考虑征调契丹和靺鞨的兵力进攻高丽，你认为如何？”
长孙无忌答道：“渊盖苏文自知罪无可赦，一直担心我们讨伐，现在必然严加防备，陛下可暂且隐忍。只要渊盖苏文自以为安全，必定更加骄横凶暴，到时我们再出兵讨伐也为时不晚。”
李世民听从了他的意见，随即下诏，册封高藏为辽东郡王、高丽王，表示对新政权的认可，同时也是想借此麻痹渊盖苏文。
李世民和长孙无忌之所以不在此刻用兵，真正的原因其实有两个：一，储君危机刚刚平息，朝廷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稳定政局；二，唐朝刚刚对漠北的薛延陀悔婚，双边关系趋于紧张，所以必须作好与薛延陀开战的准备。在此情况下，高丽问题只能继续搁置，否则就有可能陷入内外交困和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
然而，仅仅几个月后，朝鲜半岛上风云突变，迫使李世民再次把高丽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九月，新罗遣使向唐朝告急，说百济悍然出兵攻占了新罗的四十余座城池，并与高丽结盟，新罗危在旦夕，请求唐朝火速发兵救援。
李世民立刻派遣使者相里玄奖携带诏书前往高丽。他在诏书中对高丽发出了严厉警告：“新罗是中国的藩国，一直朝贡不断，你们与百济应该马上收兵，如果再侵犯新罗，明年必将发兵攻打你们。”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正月，相里玄奖抵达高丽都城平壤，对渊盖苏文转达了唐太宗的旨意，并重申唐帝国对此事件的严正立场。
渊盖苏文冷冷地瞥了一眼唐朝使者，不以为然地说：“当初隋朝进犯我国，新罗乘机在背后插了一刀，侵占我国五百里的土地，在没有夺回这些土地之前，战争恐怕不会结束。”
相里玄奖针锋相对地说：“那都是陈年老账了，何苦锱铢必较？如果一定要计较，那辽东之地当年也是中国的郡县，如今中国尚且不计较，高丽又何必一定要追回旧地呢？”
然而，渊盖苏文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仍旧坚持强硬态度。
二月，相里玄奖黯然回国，唐朝的外交斡旋宣告失败。
李世民勃然大怒：“渊盖苏文弑君篡权、逆天虐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不可不讨伐！”
随后，太宗李世民作出了一个让满朝文武大为惊愕的决定——
他要御驾亲征，讨平高丽！
禇遂良第一个站出来劝谏，他说：“高丽罪大，诚当致讨，但命二三猛将率四五万众，仗陛下威名，取之易如反掌，实在没必要亲自出马。何况太子新立、年纪尚幼，天子更不宜御驾亲征。”
与此同时，群臣也纷纷劝谏。
但是，李世民决心已定，谁劝都没有用。
他即刻下令进行战争准备：一边命将作大匠阎立德在南方督造四百艘战船，用于装载军粮；一边又命营州（今辽宁朝阳市）都督张俭率本部兵马，征调契丹、靺鞨等部落兵力突入辽东，对高丽进行试探性进攻；同时又命太常卿韦挺等人负责将河北、河南诸州的粮草调往前线。
贞观十八年十一月，李世民任命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战船五百艘、海军四万三千人，从莱州（今山东莱州市）军港起航，横渡渤海直趋辽东半岛；任命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李道宗为副大总管，率领步兵、骑兵共计六万人，从陆路进击辽东。
李世民满怀必胜的信心，临行前专门下诏告谕天下，无比豪迈地宣告了唐帝国必将赢得这场战争的五大理由——以大击小；以顺讨逆；以治乘乱；以逸敌劳；以悦当怨！
他坚信，隋帝国倾尽国力、四度远征而未竟的事功必将在他的手中完成！（《资治通鉴》卷一九七：“上谓侍臣曰：‘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
君临天下十八年来，这是李世民第一次穿上戎装，走向战场。
奔驰在壮阔而苍凉的冬日原野上，青年时代那一腔跃马横刀、叱咤疆场的豪情再度激荡在他的胸中。
此刻的唐太宗李世民跟当年的隋炀帝杨广一样，丝毫不把蕞尔小国高丽放在眼里。
这是与杨广如出一辙的自信。
没有人知道这份自信会换来怎样的结果。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春，李世民命房玄龄留守长安，命萧瑀留守洛阳，命太子李治监国，坐镇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同时命高士廉、刘洎、马周等人驻定州辅佐太子。
安排好这一切后，李世民随即亲率六军北上，浩浩荡荡地开赴辽东战场。随行的大臣有长孙无忌、岑文本、杨师道等人。
三月，李世勣的前锋大军从边境重镇柳城（营州治所，今辽宁朝阳市）出击，拉开了辽东之战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