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刻，十七载的悲喜光阴恍如变幻的流云一样在武媚记忆的天空中飘浮，而永徽六年的真实阳光已经不可阻挡地刺破云层，映红了皇后武媚灿若桃花的脸庞，还有她头上那顶金光闪闪的凤冠。天子李治微笑着携起皇后的手，一起向匍匐在他们脚下的万千臣民挥舞致意，人群立刻报以潮涌般的欢呼和祝福。
想当年，十四岁的才人武媚只是一株含苞待放的青涩花蕊，被随意栽植在掖庭宫的某个角落里寂寞成长；而今天，三十二岁的皇后武媚已经以一种母仪天下的姿态伫立在肃义门上，接受万众的顶礼膜拜。
这一天的册封大典给很多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尤其是那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凤冠，就像是一朵娇艳而丰满的金黄牡丹，灼灼盛开在帝国的宫阙之巅，注定会让许多大唐臣民终身难忘。
第七章 走向权力的巅峰
【要么就不做，要做就做绝！】
武媚正位中宫后，被废为庶人的王皇后和萧淑妃就坠入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
她们被囚禁在暗无天日、蛛网盘结的冷宫别院中，与她们日夜相伴的，只有横行无阻的跳蚤、蟑螂和老鼠。宫人们起初还会听见她们凄厉的哭喊和疯狂的叫骂，可是没过多久，漆黑潮湿的别院中就逐渐没了声息。
忽然有那么一天，天子李治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王皇后和萧淑妃。
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尽管李治早已对她们爱断情绝，可还是无法彻底割舍对她们的想念。
李治决定去看一看她们。
然而李治绝对不会想到，就是这次带有恋旧色彩的探访，最后居然把王、萧二人一下子推进了死亡的深渊。
那天高宗李治悄悄来到别院，看见囚禁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宫室门窗紧闭，都从外面钉死了，只在墙上凿了一个小洞，用来递送食物。李治一看之下，顿时悲伤不已，禁不住高声呼喊：“皇后、淑妃，你们都还好吗？你们在哪里？”
天子的这声呼喊犹如漫漫黑暗中的一簇亮光，瞬间照亮了王皇后和萧淑妃早已绝望的内心，她们挣扎着扑到门后，声泪俱下地说：“臣妾已经沦为罪人宫婢，怎敢还有尊称！”
李治闻言，也忍不住潸然泪下。王、萧二人稍停片刻，又说：“陛下如果还念及过去的情分，能够让妾身等起死回生、重见天日，乞求陛下将这座别院命名为‘回心院’。”
李治频频点头，说：“会的，朕会马上处理的。”
然而，李治此行并没有逃过武媚的眼睛。
当李治前脚刚刚回宫，有人后脚就向皇后作了禀报。听到宫中眼线的密报时，武媚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回心院？
武媚在心里发出冷笑，还想起死回生、重见天日？真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看来，对付这两只并未真正驯服的“狮子骢”，武媚有必要施展她的驯马三招了。她已经用“铁鞭”把她们逐出了后宫，打入了黑牢；现在，她要亮出她的“铁锤”，让她们生不如死；最后，她要亮出她的“匕首”，把她们置于死地！
所以，还没等高宗李治把回心院的牌匾送到别院，皇后武媚派遣的使者就到了王皇后和萧淑妃的面前。他们严格按照皇后的吩咐，先是将王氏和萧氏捆起来各自杖打一百，接着又残忍地砍掉她们的手足，最后居然匪夷所思地把她们投进了酒瓮里。
用武媚的话说，这叫“令二妪骨醉！”（《资治通鉴》卷二百）
当武媚以天子的名义让使者前来宣读刑杖诏书时，王皇后就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
面对终于到来的酷刑和死亡，王皇后忽然变得出奇地镇定。
连她自己都感到奇怪——当她对未来还抱有一丝希望的时候，心里反而充满了焦躁和恐惧，可如今与死神直面相对，反倒变得平静和坦然了。
王皇后神色自若地看着武媚派来的使者，说：“祝愿皇上万寿无疆！祝愿武昭仪恩宠永在！死，是我分内的事。”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王皇后用一种视死如归的勇气撑起了最后的高贵与尊严，同时也用一种平静的嘲讽表达了对武媚彻头彻尾的蔑视——到死，我也不认为你是什么皇后！
在我眼中，你永远都是昭仪——一个永远比皇后卑微的昭仪！
跟王皇后比起来，萧淑妃在临死前就没有那么平静和超然了。她在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中对武媚发出了强烈的诅咒：“姓武的女人是妖精，才会作恶如此！愿我来生投生为猫，她投生为鼠，生生世世，都让我掐住她的喉咙！”
也许是萧淑妃在黑牢中与老鼠打仗已经打出了经验，所以才会随口发出这样的诅咒。可她恐怕不会想到，这个脱口而出的诅咒居然在某种程度上应验了。
据说，从萧淑妃发出诅咒的这一天起，皇后武媚就禁止宫中养猫，仿佛萧淑妃真的已投生为猫一样。更有甚者，在武媚整个漫长的后半生中，萧淑妃临死前的诅咒就像一个巨大的梦魇，始终把她紧紧缠绕。在那些可怕的梦境里，萧淑妃化身为鬼魅，披头散发，手足流血，一次次扼住了武媚的咽喉，要向她复仇索命。
据说武媚被这个梦魇搞得寝食难安，命巫师多次作法禳解都没有效果，后来只好迁居大明宫，再后来干脆逃离长安，后半生都居住在东都洛阳，几乎终身不归西京。
事实上，武媚的神经远没有民间传闻和旧史家所形容的那么脆弱。其实她后来自己就养过猫，还曾经把猫和鹦鹉关在同一个笼子里，拿到朝堂上训诫百官。而武媚和高宗后来之所以迁居大明宫，也不是因为什么萧淑妃的诅咒，而是因为地势低洼的太极宫不利于高宗养病。至于武曌登基后为什么要迁都洛阳，也涉及很多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绝不是什么萧淑妃的鬼魂作祟那么简单。
王皇后和萧淑妃被砍去手足浸泡在酒瓮中后，没过几天就死了。她们死后，武媚仍不解恨，先是命人捞出她们的尸体，砍下她们的首级，最后又迫使李治下诏，把王皇后的姓改成蟒，把萧淑妃的姓改成枭。
干掉了王皇后和萧淑妃，武媚总算松了一口气。可她知道，要想确保皇后之位，还有一件事非做不可。
那就是——把现任太子李忠废掉，让自己的长子李弘入主东宫。
在武媚的授意下，曾经在后宫之战中替武媚充当急先锋的许敬宗再次出马。
他是礼部尚书，由他来倡议太子废立，名正而言顺。
许敬宗随即上疏，称：“永徽初年，国本（指武后之子李弘）未生，权且让彗星超越了日月。而今，皇后已经正位，嫡子理应现身，让太阳更加光明，让残余的火星早日熄灭。决不能本末倒置、衣裤倒穿。臣深知父子之间的事，外人不好插嘴，但臣已经作好准备，就算下油锅，把臣煎成肉膏，臣也心甘情愿。”
许敬宗不愧是官场老油条，总能把枯燥的政治语言表述得这么形象生动。李治见到奏疏后，立刻召见了他。许敬宗再次向天子强调，应该早日废立太子，以安国本，否则“恐非宗庙之福”。李治答道：“忠儿自己已经提出辞让了。”许敬宗赶紧说：“太子明智，请陛下早日帮他完成心愿。”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正月，太子李忠被废为梁王，任梁州（今陕西汉中市）刺史，年仅四岁的李弘被立为太子。二月，皇后武媚的亡父武士彟又被追赠为司徒，赐爵周国公。日后，女皇武曌选定的国号大周，正是源于武士彟的这个爵号。
做完这些事，武媚知道自己的地位算是暂时稳固了。
接下来，她开始把目光转向外朝。
因为那里还有四匹“狮子骢”——韩瑷、来济、禇遂良、长孙无忌，等着她调教和驯服。
自从禇遂良被贬出朝廷之后，韩瑷就深感唇亡齿寒，可他没有放弃努力，还是不断上疏替禇遂良喊冤。他说：“遂良公忠体国、高风亮节，社稷之旧臣、陛下之贤佐，未闻他有何罪状，却被逐出朝廷，朝野上下无不扼腕茫然。遂良被贬已有一年，就算违逆陛下，也已受到责罚，请求陛下体察无辜，宽宥其罪，怜其赤诚，以顺人心。”
李治见疏，大不以为然，随即召见韩瑷，说：“遂良的情形，朕也知道。可他一贯性情悖戾，喜好犯上，所以才将他贬谪，你在奏疏中说的那些话，是不是有点过了！”
韩瑷仍然力争：“遂良乃社稷忠臣，遭到谗谀之徒迫害，陛下无故弃逐旧臣，恐非国家之福！”
其实形势发展到这个地步，长孙一党在朝政上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了。韩瑷的力争除了召来高宗更深的厌恶之外，不会有任何结果。
韩瑷最后死心了，再次要求致仕。
可他的要求再次遭到了高宗的否决。
因为武后不会这么轻易放他走。
武后很清楚，对于一个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来说，“致仕”就是最好的结果，因为他还可以享受高级官员的离休待遇，还能保住名声和晚节，得一个善终。可是，武后是决不会让这些政敌得到善终的，她期待的结果是让他们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无论是对付王皇后、萧淑妃这样的内宫情敌，还是对付长孙无忌等外朝政敌，武后始终坚守这么一个信条——要么就不做，要做就做绝！
【长孙无忌的悲剧：不懂得及时放手】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二月，武后的第三子、刚出生三个月的李显被封为周王（武后次子李贤已于永徽六年封为潞王）；稍后，萧淑妃的儿子雍王李素节被降为郇王。三月，潭州都督禇遂良再度被贬至更偏远的桂州（今广西桂林市）担任都督；几天后，中书侍郎、参知政事李义府升为中书令。
这一年春天，有心人不难发现，在这一系列人事变动的背后，都有皇后武媚的一只纤纤玉手在拨弄乾坤。
同年八月，武后意识到时机成熟，开始对长孙一党正式发难。
许敬宗、李义府这一对忠实鹰犬再次冲锋在前。他们联名上奏，称侍中韩瑷、中书令来济与被贬在外的禇遂良暗中勾结，所以故意把禇遂良从潭州调到桂州；而桂州是军事重地，可见韩、来二人是要以禇遂良为外援，“潜谋不轨”。
八月十一日，高宗下诏，将韩瑷贬为振州（今海南三亚市）刺史，来济贬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市）刺史；同时，再度将禇遂良贬为爱州（今越南清化市）刺史，将柳奭贬为象州（今广西象州县）刺史。
至此，长孙一党被斥逐殆尽，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无比悲哀地发现，自己就像是一只被剪除了羽翼的苍鹰，再也不能翱翔于权力之巅了。
他比谁都清楚，贬谪流放的命运很快也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可是他无能为力。
从永徽六年的那场君臣博弈中败下阵来之后，长孙无忌就意识到大势已去了。无论他和他的亲信们曾经建立了一个看上去多么坚固的权力堡垒，可它终究是一座沙堡。
因为，倘若没有君权的支持作为根基，外表再强大的相权，其实质也是脆弱的。除非这种相权具有取代君权的野心，而且确实也凌驾了君权。可长孙无忌显然没有这种野心和倾向，虽然自从高宗即位以来，他就一直表现得很强势，可他充其量只是架空了君权而已，并没有像历史上很多权臣那样完全凌驾于君权之上，或者动不动就擅行废立。
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孙无忌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李治自觉不自觉地让渡出去的。虽说这和李治仁弱的性情有一定关系，但这种让渡在任何政权过渡期间和新君年少的情况下，都属于正常现象，并不能全然归咎于李治的弱势或长孙无忌的强势。
既然长孙无忌的权力归根结底是属于李治的，那么只要哪一天李治意识到这种权力的让渡对自己构成了威胁，而自己也具有了收回权力的能力，各方面的助力和客观条件又已成熟，他就随时有可能把权力收归己有。
因此，长孙无忌的悲剧可以说是注定的。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就像一个自以为高明的驯兽师，把一只幼狮放在笼子里饲养，双方也建立了一定的感情。可等到狮子长大了，驯兽师却对此浑然不觉，或者故意视而不见，依然把它当成没有能力又需要保护的幼崽。这时候恰好又有一只母狮子来到了笼子边，不断鼓励笼中狮去勇敢地追求自由，这只狮子就有可能愤然而起，和母狮子联手撕破铁笼，并最终咬死这个自以为高明的驯兽师。
所以，长孙无忌的真正错误并不在于从李治手里拿走了太多权力，而是在于他没有及时把这些权力归还给李治。
他把暂时由他保管的东西，误以为是他自己的了。
人生有两条真谛，一条叫该出手时就出手，另一条叫该放手时就放手。
长孙无忌只明白前者，不明白后者，对权力过度迷恋，不懂得及时放手，最终当然要为此付出代价。
被一贬再贬的禇遂良来到迢迢万里的爱州后，预感到这个边瘴之地很可能是自己生命的终点。追忆往日荣华，禇遂良不禁悲从中来。
他遥望长安，黯然提笔写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道奏疏：“从前，魏王泰与太子承乾争夺储位之际，臣不顾死亡，归心陛下。当时，岑文本、刘洎力挺魏王，臣抗旨固争，皆陛下所见。后来，臣与无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至先帝临终，只有臣与无忌同受遗诏。陛下突遭巨变，不胜哀恸，臣以社稷为由宽慰陛下，陛下手抱臣颈。当时，臣与无忌处理政务，毫无缺失，仅用数日时间就安定了内外局势。臣力量很小，而责任很重，动辄招致罪愆，就像一只卑微的蝼蚁，仅余残生，乞请陛下哀怜！”
禇遂良在奏疏中处处提醒天子，不要忘了他和长孙无忌的功劳。然而，在高宗李治看来，如果说他和长孙在贞观末年确有大功的话，这样的功劳也早已被他们在永徽年间的居功自傲、大权独揽彻底毁掉了。尤其是那次血染丹墀的死谏，禇遂良当面揭穿了天子隐私，让李治仿佛在众人面前裸奔了一回，这种羞辱让李治无论何时都不会忘记。
不管禇遂良自认为在奏疏中如何真情流露、如何忠言耿耿，高宗李治都不可能为其所动。
结果可想而知，奏疏呈上如同泥牛入海，一点消息都没有。
一年后，亦即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冬天，禇遂良终于在无尽的失落和忧愤中闭上了眼睛，终年六十三岁。
随着长孙一党的垮台，高宗和武后的亲信迅速跻身帝国的权力中枢。显庆三年十一月，年近七旬的许敬宗终于如愿以偿，继李义府之后晋升为中书令；同日，还有一个叫辛茂将的大理卿也获得晋升，兼任侍中。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四月，武后终于图穷匕见，授意许敬宗对长孙无忌发动了最后的，也是最致命的一次打击。
许敬宗采取了不择手段的方式，随便找了一起案件，就把谋反的罪名一下子扣到了长孙无忌头上。
当时，许敬宗和辛茂将刚好在会审一个案子，情节很简单，就是一个叫李奉节的洛阳人指控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交结朋党。韦季方和李巢被捕后，许敬宗在审讯过程中可能动用了一些刑讯逼供的手段，韦季方不堪忍受，企图自杀，结果自杀未遂。
本来这起案件和长孙无忌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可许敬宗却灵机一动，突然上奏说，韦季方之所以畏罪自杀，并不是因为交结朋党的事，而是另有重大的隐情。
什么隐情？
许敬宗称：“季方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隙谋反，今事觉，故自杀。”（《资治通鉴》卷二百）意思是说，韦季方企图勾结长孙无忌，陷害朝廷忠良和皇亲国戚，使朝政大权重新回到长孙无忌手中，然后伺机发动政变；只因事情败露，韦季方才畏罪自杀。
案情发展到这里，当然已经远远超出了朋党案的范畴，变成了性质严重的谋反案。
而涉嫌谋反的主犯就是当朝太尉、天子舅父长孙无忌。
很显然，许敬宗对长孙无忌的控告并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基本上就是空口白牙的诬陷之词。但是，有了永徽三年的房遗爱案，如今这起案件就丝毫不让人觉得奇怪了。许敬宗的手法，与长孙无忌当年一手炮制的房遗爱案如出一辙。
也就是说，许敬宗是在照着葫芦画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听到长孙无忌涉嫌谋反的消息时，高宗李治作出大惊失色的表情，说：“怎么会有这种事？舅父遭到小人离间，小小的猜忌可能会有，何至于谋反呢？”
许敬宗答道：“臣推究案情始末，长孙无忌反状已露，陛下却犹然怀疑，这恐怕不是社稷之福。”
李治黯然落泪，说：“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异志，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今天元舅还是这样，让朕无颜面对天下之人。此事若属实，该如何处置？”
许敬宗说：“房遗爱乳臭小儿，与一女子谋反，能有什么作为！可长孙无忌就不同了，他追随先帝谋取天下，天下服其智；担任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他一旦发动，陛下派谁抵挡？如今幸赖宗庙有灵、皇天嫉恶，从一件小事引出一个大奸，实乃天下之庆。臣现在担心的是，长孙无忌知道韦季方自杀未遂，情急之下发动政变，攘臂一呼，同恶云集，必为宗庙之忧。愿陛下速作定夺！”
李治半晌无语，最后让许敬宗再深入调查，以期掌握确凿证据。
许敬宗不负天子所望，连夜突审韦季方，第二天一早就向李治作了禀报。他说：“韦季方昨夜已经对他的罪行供认不讳，承认和长孙无忌一同谋反。臣又问韦季方，无忌是国之至亲，累朝受宠蒙恩，有何仇恨非反不可？韦季方供称，韩瑷私下曾经对长孙无忌说：‘当初柳奭、禇遂良曾劝您一起拥立梁王为太子，如今太子被废，皇上必然对您也起了猜忌之心，太常卿高履行（长孙舅父高士廉之子，显庆元年十二月被贬为益州长史）的遭遇就是最好的证明。’长孙无忌听韩瑷这么说，不免忧愁恐惧，于是极力谋求自安之计。后来他看见长孙祥（长孙无忌的族侄，由工部尚书任上出为荆州长史）又被贬谪，韩瑷等人也接连获罪，便日夜与韦季方一起密谋，准备反叛。”
说完这些，许敬宗最后作出了总结陈辞：“臣依照韦季方的口供深入调查，发现均与事实吻合，请陛下准予收捕，再依法处置。”
李治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他哽咽着说：“舅父如果真的这样，朕也决不忍心杀他；如果杀了他，天下将把朕当成什么人？后世将把朕当成什么人？”
许敬宗不假思索地说：“薄昭，是汉文帝的舅父，文帝以代王的身份入继大统时，薄昭也立下大功。他后来只不过犯了杀人之罪，文帝就命文武百官身穿丧服，前往哭悼，然后诛杀，至今天下仍把汉文帝视为一代明君。如今，长孙无忌忘却两朝大恩，密谋推翻社稷，其罪与薄昭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所幸阴谋自动败露，叛徒供认不讳，陛下还有什么疑虑，竟不能从速决定！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长孙无忌是当今奸雄，乃王莽、司马懿之流，陛下若稍许延迟，臣担心变生肘腋，必将悔之不及！”
许敬宗不愧是秦王府十八学士出身，不但口才一流，而且对历史了如指掌，相应史实信手拈来，而且恰如其分。所以，这番话听上去真的是有理有据、无懈可击。
于是，李治顺理成章地收起了眼泪，同意将长孙无忌逮捕治罪。
在这两天的对话中，高宗李治流了好几次眼泪，看上去还是一副“宽仁孝友”的厚道模样，可事实上，这不过是李治刻意表演的一场悲情秀。
在这场悲情秀中，李治和许敬宗君臣二人配合得实在是天衣无缝：李治从头到尾都表现得惨惨戚戚、万般无奈，目的无非是想在天下人面前保持他的仁君形象，逃避“诛杀元舅”的历史骂名；而许敬宗则始终表现得坚定果决，不管天子提出什么疑虑、抛出什么问题，他总能快速应对、圆满解决，从而既维护高宗李治的道德形象，又帮助他达成不便明说的政治目的。
乍一看，这起长孙无忌谋反案好像是许敬宗一手制造的，可实际上他不过是个具体的执行人而已。真正的主导者，其实就是这个看上去一脸无辜的唐高宗李治。
长孙无忌与韦季方朋党案原本是毫无瓜葛的，可就是在高宗李治的逐步暗示和引导之下，就是在这对君臣的一问一答之间，长孙无忌的谋反罪名才被一条一条地罗织起来，从一开始的子虚乌有变成了最后的铁证如山。
在君臣的对话中，有一个关键细节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真正能够将长孙无忌定罪的所谓证据，其实是第二天才编造出来的。
本来第一天许敬宗就迫不及待地要将长孙定罪了，可李治却“命敬宗更加审察”（《资治通鉴》卷二百）。李治下这个命令，与其说是为了证实长孙无忌的清白，不如说是在千方百计地坐实他的罪名。也就是说，李治其实是在暗示许敬宗，要想对长孙无忌这个拥有特殊身份的人治罪，需要拿出更多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许敬宗心领神会，果然连夜鼓捣出了一堆铁证，让长孙无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假如说李治确实希望舅父是清白的，那么就算许敬宗搞来了证据，李治也应该慎重地进行核实，亲自了解一下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最起码在定罪之前，或者说在把长孙无忌贬出长安之前，他至少要和舅父见上最后一面。
可是，李治有吗？
没有。
他甚至连舅父的最后一面也不想见。
《旧唐书·长孙无忌传》称：“帝竟不问无忌谋反所由，惟听敬宗诬构之说。”《资治通鉴》也称：“上…竟不引问无忌。”
两种史料在这里都用了同一个表示惊诧的“竟”字，足见李治此举实在出人意料，也足以反证他此前的悲情流露、于心不忍和万般无奈，统统是在作秀！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四月二十二日，高宗李治下诏削除了长孙无忌的职务、爵位和封邑，将他贬为扬州都督，但并不让他到任，而是遣送到黔州（今重庆彭水县）安置，同时“准一品供给”，也就是仍可享受相当于一品官员的生活待遇。
两朝元老、一代权相的辉煌仕途就这样彻底终结了。
离开长安的那一天，长孙无忌看见初夏的阳光把这座繁华的帝都照得一片明亮，宽阔的朱雀大街依然是一派车来人往的热闹景象，可他却要被迫离开生活了四十年的这座城市，带着孤独和屈辱，带着忧惧和彷徨，独自踏上这条山长水远的流放之路。
“无忌富贵，何与越公？”
当年的富贵骄态犹在目前，然而一切已经恍如隔世。
【分享帝国的最高权力】
长孙无忌一倒，长孙集团的灭顶之灾就真正降临了。
在武后的授意和高宗的支持下，许敬宗开始乘胜追击，一方面大肆株连，扩大打击面，一方面又穷追猛打，一意要把长孙一党的核心成员赶尽杀绝。
长孙无忌刚刚被逐出长安，许敬宗就上奏说：“长孙无忌之所以谋反，都是因为禇遂良、柳奭、韩瑷等人在背后煽动蛊惑；柳奭还暗中勾结中宫（王皇后），谋行鸩毒；另外，于志宁也一直是长孙无忌的死党。”
奏疏一上，高宗的追贬诏书立刻就下来了。已经病逝的禇遂良被追夺了官职和爵位，柳奭、韩瑷被开除官籍，于志宁被免职；长孙无忌的儿子、时任秘书监的驸马都尉长孙冲（娶太宗之女长乐公主）等人也均被开除官籍，流放岭南；禇遂良的儿子禇彦甫、禇彦冲流放爱州（他们行至中途便被朝廷派出的人诛杀）；益州长史高履行再贬为洪州（今江西南昌市）都督。
五月，长孙无忌的族弟长孙诠被流放巂州（今四川西昌市），抵达贬所不久，当地县令为了谄媚朝中的当权派，便命人把他乱棍打死。稍后，长孙诠的外甥、时任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刺史的赵持满（他的姨母是韩瑷的妻子）被逮捕，押送京师后遭到严刑拷打；赵持满拒不认罪，旋即被诛杀，抛尸城西，亲戚无人敢替他收尸，最后是一个叫王方翼的友人冒着被株连的危险将其收葬。（这个王方翼后来追随裴行俭驰骋西域，并最终平定了西突厥，成为一代名将。）
七月，朝廷再次下令，命御史分别前往高州（今广东高州市东北）、象州（今广西象州县）、振州（今海南三亚市），把已经被流放的长孙恩（长孙无忌族弟）、柳奭、韩瑷重新逮捕，披枷戴锁押回长安，同时命各州县抄没他们在当地的家产。
七月末，高宗李治再命李勣、许敬宗、辛茂将等人重新审理长孙无忌谋反案。
事情都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还有重新审理的必要吗？
明眼人都看得出，天子的这个决定其实是在宣判长孙无忌的死刑。
许敬宗马上猜出了天子的心思，于是命中书舍人袁公瑜前往黔州，“再鞫无忌反状”（《资治通鉴》卷二百）。
袁公瑜当然也知道所谓的“再鞫”只不过是个幌子而已，他很清楚此行的真正任务是什么。所以一到黔州，袁公瑜就迫不及待地向长孙无忌亮出了底牌——事到如今，您老也只有一死以谢天下了！
当鬓发散乱的长孙无忌颤颤巍巍地把一条白绢抛上房梁的时候，不知道他的耳旁会不会响起吴王李恪在六年前发出的那句诅咒。
盖棺论定之际，史书对长孙无忌的终局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无忌、遂良忠而获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诬陷刘洎、吴王恪于前，枉害道宗于后，天网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旧唐书·宗室列传》）
“太宗诸子，吴王恪、濮王泰最贤，皆以才高辩悟，为长孙无忌忌嫉，离间父子，遽为豺狼。而无忌破家，非阴祸之报欤？！”（《旧唐书·太宗诸子传》）
解决了长孙无忌后，高宗再也无所顾忌，索性推翻前诏，派出使臣前去处死柳奭和韩瑷。（数日前李治刚刚下诏，命各路御史将柳、韩等人押回京师。）使臣随后便赶赴象州诛杀了柳奭；另一路使臣赶至振州时，韩瑷已死于贬所，使臣当即掘墓开棺，验明正身后才回京复命。
同时，朝廷抄没了长孙无忌、柳奭、韩瑷三家的所有财产，将他们的近亲全部流放岭南，男子为奴，女子为婢。数日后，早先在工部尚书任上被贬至常州的长孙祥（长孙无忌族侄），又因在此期间与长孙无忌通信，被判处绞刑。
八月，又有十三个朝臣受到长孙无忌和柳奭的株连被贬官；此外，洪州都督高履行再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刺史，于志宁被贬为荣州（今四川荣县）刺史；随后，在朝中任职的于姓亲戚又有九个遭到贬谪。
显庆四年的这场政治清洗，无论是打击范围、打击力度还是残酷性，都比长孙无忌在永徽四年制造的房遗爱案有过之而无不及。
该砍头的砍头，该绞死的绞死，该贬谪的贬谪，该流放的流放…
一个都不饶恕！
长孙一党的垮台宣告了后贞观时代的终结。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和君臣博弈中，李治和武媚这对恩爱夫妻兼政治拍档，终于彻底击败了实力强劲的对手，取得了不折不扣的全面胜利。
这一刻，李治和武媚连续几年高度绷紧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下来。
为了庆祝胜利，他们决定离开长安，到东都洛阳去游玩散心，然后再回一趟皇后的老家——并（逼ng）州（今山西太原）。
这一年冬天，高宗李治下诏，命年仅八岁的太子李弘监国，然后携皇后武媚启程前往东都。没想到天子一行刚出潼关，后面就有朝臣追了上来，告诉他们年幼的太子因思念双亲，终日抑郁寡欢、哭泣不止，让朝臣们都不知如何是好。高宗和武后一听，顿时大为不忍，马上命太子前来会合，干脆不监国了，一家人痛痛快快地玩一趟。
在李弘短暂而不幸的一生中，显庆四年冬天的这趟旅行无疑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快乐记忆。他坐在宽敞舒适的车辇内，看着外面被白雪覆盖的广阔无垠的世界，看着道路两侧的松柏上结满的奇形怪状的冰凌，内心充满了难以名状的兴奋和喜悦。而一路上始终面带笑容的父皇和母后又一左一右紧拥着他，更是让他感到了无与伦比的幸福和温暖。
李弘多么希望这驾马车能够永远这么走下去啊。
直到十七年后那个杀机四伏的夜晚，当太子李弘在合璧宫绮云殿的夜宴上颓然仆倒，当大口大口的鲜血不断从他的嘴里涌出，李弘仿佛仍然可以看见，显庆四年那驾满载着快乐和幸福的马车，还在一片晶莹无瑕的世界中缓缓地走着，永远也不会到达终点。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春天，天子一行从东都启程前往并州。
这显然是高宗李治特意替皇后武媚安排的一场衣锦还乡。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武后于并州州衙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邀请所有的亲戚、故旧、邻里参加；宴会结束后，武后又让所有妇人进入内殿，给予了数量不等的赏赐。随后，高宗李治又颁下一道诏书，向并州境内所有八十岁以上的妇人授予了“郡君”的爵位。
这一天，皇后武媚用行动向世人再一次证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显庆五年十月，也就是高宗李治从长孙无忌手中夺回大权才一年多，还没等他仔细品尝一下独揽朝纲的滋味，生命中最大的不幸就不由分说地降临他的身上。
他病了。
让李治感到痛苦的是，这不是普通的感冒发烧，而是非常严重的风疾。所谓风疾，就是通常所说的中风，属于心脑血管疾病，也是李唐皇族的家族遗传病，当年导致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死亡的主要病因，就是这个风疾。在此后两百多年的唐朝历史上，这个可怕的遗传病还会像一只无法驱散的恶灵一样，接二连三地附着在一个又一个李唐皇帝的身上。
风疾是一种慢性病，基本上无法根治，只能靠药物长期调理，而且病人不能过度劳累，必须长年静心调养。这对于刚刚夺回大权、一心想要重振朝纲的高宗李治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而更让李治郁闷的是，他一发病，症状似乎就显得比较严重。史称其“风眩头重，目不能视”，也就是眩晕、头痛，并且由于脑部的气血淤塞压迫到了视觉神经，因而引发严重的视力衰退，甚至导致间歇性失明。
发病的这一年，李治才三十三岁，本来正是精力旺盛的年龄，可这个该死的遗传病却让他好像一下子老了三十岁。李治为此大为苦恼，可是又万般无奈。每当百官奏事的时候，力不从心的李治不得不经常让武后一同临朝听政，协助他裁决政务。
就这样，刚刚正位中宫的武媚再次得到了上天的眷顾。在她本人都始料不及的情况下，命运之手就把她一下子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不过武媚很快就进入了角色。
她天性聪颖，反应敏捷，加上深厚的文史素养以及对政治的天然热衷和高度悟性，这一切都使她在处理政务的时候显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高宗李治对皇后的表现非常满意，“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资治通鉴》卷二百）。
从此，武后开始顺理成章地与她的夫皇分享帝国的最高权力。
这一年，武后三十七岁。
权力是最容易让人上瘾的精神鸦片，对于武媚这种女人来说尤其如此。
她似乎与生俱来就怀有一种极度的权力饥渴。一旦那种生杀予夺的豪情快意稍稍掠过她的心头，对于权力的进一步渴望就会瞬间布满她的每一根神经末梢。
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春天，李唐朝廷发生了一件让满朝文武都颇感意外的事情。
这就是更改官署名称和百官名号。
高宗下诏宣布，从即日起：以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政，左、右丞为肃机，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其余二十四司、御史台、九寺、七监、十六卫，都有相应的新名称，只是职能如故。
随着皇后武媚开始正式干预朝政，高宗李治在颇感欣慰的同时也生出了一种若有若无的隐忧。他发现——这个工于权谋、精力充沛、行事果断的皇后，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走上了长孙无忌曾经走过的老路，颇有些欲望膨胀、架空天子的苗头了！
这样的发现让高宗李治大为不悦，也让他与武后之间原本如胶似漆的夫妻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痕。
此外，自从长孙无忌垮台以来，李治感到自己的天子权威得到了巨大的恢复和提升，满朝文武和宰相们基本上都对他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然而，唯独有一个人是个例外。
这个人就是李义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