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春，整个江淮地区已经被萧隐之搞得民怨沸腾，百业凋零，原本甚为合理的经济政策到头来变成了彻底的扰民之政。有鉴于此，玄宗不得不罢免了萧隐之的官职，随后禁令取消，恶钱复行。而宋璟作为这项政策的制订者和负责人，当然也被玄宗记了一大过。
就在禁止恶钱的政策遭到挫败的同时，宋璟在司法领域又犯了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可以称为“旱魃（bá）事件”。
由于宋璟性格刚正，嫉恶如仇，所以对于犯罪的人极其痛恨，尤其是对那些不服判决而不断上诉的在押犯更是深恶痛绝。于是他便交代负责审理上诉案件的御史：“凡是服从判决，诚心悔过的，可以酌情减刑甚至释放；而那些上诉不已的冥顽之徒，就一直把他们关着，让他们把牢底坐穿！”
此令一下，那些有冤情的犯人可就惨了。本来蒙冤入狱还有上诉的机会，如今宰相大人一句话，就把他们申冤昭雪的希望彻底粉碎了，一时间群情汹涌，喊冤的呼声比平日更高。
当时又正巧碰上关中大旱，有人便借题发挥，搞出了一个旱魃事件。所谓旱魃，意思是制造旱灾的妖魅。古时候每逢天旱，人们总是认为旱魃作祟，所以就要举行仪式驱魅。由于很多人对宋璟这项政令不满，包括一些宫中优伶，也对那些有冤无处申的犯人非常同情，于是就专门编了一出讽刺小品，准备在宫中举行驱魅仪式的时候向皇帝献演，借此发泄对宋璟的不满。
当玄宗来观看演出时，一个优伶扮演旱魃，另一个就问他：“你为何出来作祟？”旱魃答：“奉宰相大人之命。”另一人作困惑状，问他何故。旱魃说：“如今含冤入狱的人足足有三百余个，可宰相大人却不让人申冤，这些人怨气冲天，我就不得不出来了。”
玄宗听着这几句台词，脸上顿时阴霾密布。
而宋璟的宰相生涯就在这一刻走到了终点。
开元八年正月二十八日，玄宗罢免了宋璟的宰相之职，改任开府仪同三司，将另一个宰相苏颋也罢为礼部尚书；同日，征召京兆尹源乾曜、并州长史张嘉贞入朝为相。
和姚崇一样，宋璟担任宰相的时间也只有三年多。
毫无疑问，尽管宋璟罢相的表面原因是在经济政策上遇到挫败，并且在司法领域犯了错误，但真正的原因其实也和姚崇如出一辙，同样是出自玄宗的用人原则——专任而不久任。
在离开相位后的好几年里，玄宗仍然对宋璟甚为倚重，曾当面对他说：“卿国之元老，为朕股肱耳目。”而宋璟也依然保持着“犯言直谏”的刚正风范，对朝政得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玄宗曾亲下一道手诏，称：“所进之言，书之座右，出入观省，以诫终身。”（《旧唐书·宋璟传》）
姚崇、宋璟为相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对帝国政治的拨乱反正作出了卓越贡献，从而拉开了“开元盛世”的历史大幕。唐朝人郑綮在《开天传信记》中说：“开元初，上（玄宗）励精治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郑綮所谓的“六、七年”，正是姚崇和宋璟担任宰相的时期。由此可见，说姚、宋二人是开元之治的奠基人，应该是不为过的。
对于姚崇和宋璟的历史功绩，司马光曾经在《资治通鉴》中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张说：一个全能型宰相】
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源乾曜和张嘉贞继任宰相。就像前面两届宰相班子都是一正一辅、一刚一柔一样，这次唱主角的人是张嘉贞；而源乾曜虽说是二次拜相，资格比张嘉贞老得多，但由于为人宽厚，所以还是像从前那样甘当配角，凡事皆推让之，不敢与其争权。
张嘉贞为人精明强干，早在武周时期就在政坛上崭露头角，历任中书舍人、秦州都督、并州长史等职，在地方上颇有善政，史称其“为政严肃，甚为人吏所畏”。（《旧唐书·张嘉贞传》）。如果单纯从治理政务的能力来看，张嘉贞可以说是一个能臣，与姚崇有几分相似之处。然而，他却没有姚崇善变圆滑的一面，而是极为刚愎自用。拜相没多久，他就毫不避讳地提拔了几个朝臣作为心腹，组成了一个小圈子。尽管时人对此颇有微词，他却不以为意，依然故我。
假如在他的宰相任内，始终只有一个源乾曜给他当绿叶的话，那张嘉贞的宰相生涯肯定是顺风顺水的。
只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就在他拜相的第二年，有个注定要和他死磕的人，就从地方上飘然回朝，旋即入相，成了这一届领导班子中的第三号人物。
让张嘉贞颇有些懊恼的是——这个人的资历比源乾曜还要老，与前两任宰相姚崇和宋璟也不相上下。并且更要命的是，这个人的性格绝不像源乾曜那样温良敦厚，唯唯诺诺，而是跟他张嘉贞一样精明自负，不肯让人。
这个人是谁？
他就是张说。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九月，张说从并州长史、天兵节度大使任上回朝，擢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作为数年前被玄宗罢黜的功臣，张说能够有机会回朝，并且还能官复宰相，委实有些出人意料。因为在当初那么多被罢黜的功臣中，他是唯一一个东山再起，梅开二度的。
那么，张说凭什么能梅开二度呢？
其实，只要细究玄宗此时的心态，张说的复相也就不难理解了。
首先，此一时彼一时也。玄宗亲政之初，最大的担心是皇权受到功臣的威胁，所以必须把功臣们逐出权力核心，他才能心安。而现在，经过姚崇、宋璟两任宰相的治理，政治早已步入正轨，国力也是蒸蒸日上，玄宗的皇权更是稳如泰山，再也不用担心有人篡位夺权了。在这个时候，如果玄宗觉得某个昔日功臣的身上还有可资利用的价值，他有什么理由不加以利用呢？
其次，随着开元初期玄宗君臣的励精图治，时至开元九年，一个太平治世已经初具规模。如果说前面的八年，玄宗需要姚崇和宋璟这样的能臣贤相来奠定治世基业的话，那么此刻，玄宗最迫切需要的，则是有一个文学宰相来替他粉饰太平，铺排盛世风光。
而张说，恰恰是这方面独一无二的最佳人选。
因为在当时，张说是朝野公认的文坛领袖，被誉为“一代文宗”。
早在武周时期，张说的文才便深受武曌赏识，曾奉命参与大型古诗集《三教珠英》的编纂。当时参加编纂的还有著名诗人宋之问、沈佺期、杜审言（杜甫的祖父）等，皆为一时才俊。睿宗时期，张说还曾供职东宫，担任李隆基的文学侍从，“深见亲敬”。后来张说拜相，又奉诏监修国史。即便是在被玄宗罢黜之后，在北方边境担任军职的那几年里，张说仍奉朝廷之命，“赍史本随军修撰”，也就是在繁忙的军务之余，始终兼着国史的编撰工作，从来没有间断。由此可见，玄宗对他在文史方面的才能一直是深为倚重的。
史称张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旧唐书·张说传》）。可想而知，由这样一位政坛元老兼文章圣手来为玄宗描摹盛世画卷，再合适不过了。
最后，也是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张说不仅是一代文宗，同时还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军事将领，可以称得上是文武双全的复合型人才。而此时的大唐帝国通过将近十年的积累，国力已经日渐雄厚，所以当初姚崇“不幸边功”的建言也已被玄宗抛诸脑后，其开边拓土，炫耀武功的思想早已抬头。在此情况下，让文武兼资，熟悉军队和边防事务的张说复相，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关于张说在军事上的才干和胆略，有两个例子足以证明。
开元八年，张说担任天兵军节度使，驻扎在并州，与驻扎在朔方（今宁夏灵武市）的王晙互为掎角，共同防御突厥（这个王晙，就是当初救了刘幽求一命的那个桂州都督，时任朔方军节度使）。由于地处胡汉交界地带，所以在他们各自的防区内，都住着许多归降的突厥部落。这些突厥人虽然已经降唐，表面上似乎没什么威胁，但是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随时有可能复叛，所以无论对张说还是对王晙来讲，这些突厥降众始终是他们眼皮底下的定时炸弹，一点也不让人省心。
这一年秋天，王晙就收到了一份情报，称他辖区内的突厥部落有可能与北方的突厥军队里应外合，夺取朔方城。王晙当即奏报朝廷，准备设计除掉这颗定时炸弹。在得到朝廷的批准后，王晙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邀请辖区内的各部落酋长出席，然后设置伏兵，在席上把他们全部砍杀，随后又率部血洗了这些部落的余众。
诱杀事件发生后，整个北方地区的突厥降众大为震恐，包括张说辖区内的拔曳固、同罗等部落也是人心惶惶，惟恐遭到唐军的屠杀。张说知道，如果不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必将引发一场大规模的叛乱。于是他随即带上一支骑兵，直奔这两个部落而去。
他带了多少人？
答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二十个。
因为他不是去打仗的，所以人多不但没用，反而会坏事。
到达突厥人的营地后，张说就住在这些部落酋长的牙帐里面，跟他们同吃同睡，然后耐心讲解唐朝的少数民族政策，让他们不必恐慌，安心过日子。
本来张说带着那么少人出去，留在并州看家的副使就担心得要死，如今听说他居然跟那些突厥人同寝共食，更是吓坏了，赶紧修书一封，命快马送到张说手上，告诉他胡人无信，千万不要拿自己的性命去赌。没想到张说给他的回信却说：“吾肉非黄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马，必不畏刺。士见危致命，此吾效死之秋也。”（《资治通鉴》卷二一二）意思是：我的肉不是羊肉，不怕人吃；我的血不是马血，不怕人喝。何况大丈夫理应直面危难无惧死亡，今日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你不必再劝。
张说的勇气和诚意最终感动了突厥人，也让他们的疑虑和恐惧一扫而光。
凭借过人的胆识和谋略，张说成功安抚了辖区内的突厥降众，把一场可能发生的叛乱扼杀在了萌芽状态，比之王晙的暴力镇压不知高明了多少倍。
还有一件事，是发生在开元九年四月。
这一次，真的有一场叛乱爆发了。为首的是一个叫康待宾的胡人，他纠集了七万突厥降众，迅速攻陷了六胡州（高宗调露年间，唐朝在河套地区为归降的突厥人设置的六个羁縻州，分别是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不久，叛军又策动党项人（在今陕西北部）加入了叛乱，然后兵分两路，一路与党项联手，向东攻击银城（今陕西神木县南）、连谷（神木县北），准备越过黄河，威胁唐朝的龙兴之地并州；另一路由康待宾亲率主力南下，攻击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兵锋直指长安。
形势异常危急，玄宗亟命王晙的朔方军、郭知运的陇右军和张说的天兵军共同讨伐叛军。
张说驻扎在并州，其当面之敌就是党项与突厥的联兵。接到命令后，张说立刻率步骑一万多人向西进发，出合河关（今山西兴县西北裴家川口），与叛军展开遭遇战，结果一战便将叛军击溃。叛军余众向西逃窜，逃到骆驼堰（神木县西北）的时候，党项人不跑了。
因为他们后悔了。
悔不该听信突厥人的蛊惑之言，冒冒失失地起来造反，结果不但什么好处都没捞着，还被人在屁股后面追着打，真他娘的鬼迷了心窍！
他们一边后悔一边苦思自保之计，最后灵机一动，索性来个阵前倒戈，掉过头来打突厥人，希望以此戴罪立功，取得朝廷的宽恕。
突厥叛军没想到党项人会突然把矛头指向他们，猝不及防中被砍杀了一大片，残部仓惶北窜，逃往铁建山（铁山，属阴山山脉）。
此战唐军大获全胜。张说召集党项部众，一番安抚之后，命他们回到原住地，恢复从前的正常生活。有部将表示强烈反对，说党项人反覆无常，应该全部诛杀。张说大怒，说：“王者之师，理当讨伐叛逆，安抚忠顺，岂能随便杀降？”
随后，张说奏请朝廷，在党项人的游牧区域设置了麟州（今陕西神木县），以此镇抚党项余众。
张说回朝复相之后，帝国的权利核心就有了三个宰相。
自玄宗亲政以来，宰相班子还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原本一正一辅、一刚一柔的格局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张说与张嘉贞两强相争的态势。
作为二次拜相的政坛元老张说，当然没有把一年多以前刚刚入相的张嘉贞放在眼里；而作为现任中书令、首席宰相的张嘉贞，自然也不把排名第三的张说当一回事。
一山难容二虎。这两个同样姓张的政治强人碰到一块，注定会有一场较量，也注定要有一个被淘汰出局。
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十一月，原本一直暗中较劲的二张终于在一次廷议中当着皇帝的面发生了争执。争执的起因是广州都督裴伷先因罪下狱，玄宗召集宰相们廷议，讨论对裴伷先的处置办法。
张嘉贞建议对其实施廷杖之责。所谓廷杖，说白了就是当众打屁股。张嘉贞话音刚落，张说立刻反驳：“臣听说，古人主张‘刑不上大夫’，目的是为了培养他们的自尊心和廉耻心。更何况，士可杀不可辱！如果有罪，该死刑就死刑，该流放就流放。据臣看来，裴伷先的罪状理应判处流放，何苦要以廷杖相辱？”
张说一番话说得有理有节，大义凛然，张嘉贞一时语塞，竟不知如何应对。
玄宗深以为然，决定按张说说的办。
张嘉贞被一顿抢白，又在皇帝跟前丢了面子，心里大为恼怒。退出大殿后，他忍不住质问张说：“也就讨论个芝麻大点的事儿，你何必上纲上线？”
张说悠长地看了他一眼，冷笑着说：“宰相这个位子，运气来了就坐上去，运气走了就乖乖下台，岂能坐一辈子？要是今天可以随意对大臣施以廷杖之辱，谁敢保证明天不会轮到你我头上？我刚刚说的那些话，并不是为了区区一个裴伷先，而是为了普天下的所有士君子。”
张嘉贞气得脸红脖子粗，可就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张说向他拱了拱手，带着一抹淡淡的笑意扬长而去。
很显然，姜还是老的辣。
在官场斗争方面，张嘉贞比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张说嫩多了，压根就不是他的对手。
也是张嘉贞自己流年不利，就在廷杖事件发生后没多久，也就是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二月，张嘉贞自家的后院起火了。
问题出在张嘉贞的弟弟，时任金吾将军的张嘉祐身上。
本来，在张说没有回朝之前，张氏兄弟在朝中是很拉风的，哥哥贵为宰相，弟弟又是皇帝的御前侍卫将领，兄弟俩“并居将相之位，甚为时人之所畏惮”。（《旧唐书·张嘉贞传》）可张说来了之后，张氏兄弟的幸福生活就戛然而止了。先是哥哥在皇帝跟前被张说抢了风头，继而弟弟张嘉祐又突然被人检举揭发，说他贪污受贿，有关部门一查，还真有这么回事。
这下麻烦大了。弟弟贪赃枉法，以权谋私，身为宰相的哥哥自然逃不了干系。
就在张嘉贞忧心忡忡的时候，张说主动找上门来了。
他用一种语重心长的口吻告诉张嘉贞，你也不用太着急，事情反正已经这样了，而今之计，你最好先不要上朝，而是换上素服在家里待罪，让皇上觉得你诚心悔过，也许事情还有转机，结果也不至于太坏。
尽管张嘉贞明知道张说这是黄鼠狼在给鸡拜年，可人在倒霉的时候，脑袋往往也不太清楚。彷徨无措的张嘉贞想来想去，觉得张说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于是就听从了他的劝告，此后一连几天都没去上朝，而是躲在家里闭门思过，专心忏悔。
张嘉贞没有想到，他这么做，其实是在自我毁灭。
道理很简单，如果他上朝，还能当面向玄宗表明清白，俗话说见面三分情，君臣面对面把事情说开了，或许玄宗还会网开一面，饶他这一回；可现在他躲着不上朝，其结果并不会让玄宗觉得他是在悔过，而只会让人觉得：他这是做贼心虚，所以没脸见人。
这一年二月十三日，一道贬谪令就递到了张嘉贞手上——他被罢免了宰相之职，贬为幽州（今北京）刺史。
直到这一刻，张嘉贞才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又一次被张说那老狐狸算计了。
可事已至此，无由挽回，张嘉贞只有怀着满腔悔恨打点行囊，黯然离开朝廷。
短短十几天后，张说就顺理成章地顶了张嘉贞的缺，荣升中书令，成了首席宰相。张嘉贞气得咬牙切齿，逢人便说：“中书令的名额有两个，他张说何必非得踩着我的肩膀往上爬？”言下之意是双方大可以平分秋色，相安无事，不一定非要斗个你死我活。
可这显然是失败以后才会有的言论。在他没下台之前，就算张说想和他平起平坐，他张嘉贞肯干吗？
当然不肯。
所以说，人在台上和台下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其实，为官的道理大致跟挤公交类似。还没挤上去的时候会拼命嚷嚷，说上面还有位子，大伙再挤一挤。可一挤上去，就会冲后面的人吹胡子瞪眼，大骂别人眼睛瞎了，明明没位子了还挤，甚至恨不得踹下面的人两脚。
张嘉贞前后不同的心态，大抵如此。
张说与张嘉贞的二虎相争，就这样以张嘉贞的落败告终。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时隔一年多之后，二张之间又当面发生了一次摩擦。准确地说，是上演了一幕小小的闹剧。
张嘉贞罢相的第二年，又被玄宗征召回朝，就任户部尚书。玄宗为了化解他和张说的矛盾，特意命中书省设宴，为他接风洗尘。尽管张说很不情愿，可天子之命又不能违抗，只好硬着头皮出面作陪。两人一见面就大眼瞪小眼，现场气氛十分尴尬。勉强喝过几杯之后，张嘉贞突然借着酒劲发飙，冲到张说的面前破口大骂，甚至挽起袖子准备揍他，还好被源乾曜和王晙等人死死拦住，才没出什么大事。
堂堂宰相因权力之争而结仇，到最后甚至搞到当众打架，委实有辱斯文。满朝文武听说之后，都有些哭笑不得。
不过，此时的大唐百官们并不知道，张说和张嘉贞的矛盾斗争其实只是一个引子，在未来的帝国政坛上，宰相之间的纷争还将一次又一次地频繁上演。换言之，以张说复相，张嘉贞罢相为标志，开元初期那种宰相班子同心同德的良性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当然，对玄宗而言，让张说取代张嘉贞，并不是他的决策失误，而恰恰是他主动选择的结果。张嘉贞虽说是一个挺能干的大臣，在地方上颇有善政，入相后也以“断决敏速，善于敷奏”著称，但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事务型宰相，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更不能满足玄宗对宰相的需要。
正如前文所说，此时的玄宗，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制定方向，统揽全局，渲染文治武功，铺排盛世风光的全能型宰相。而除了张说，还有谁更适合这个角色呢？
没有了。所以，历史注定要在这一刻，把文武双全的张说推上帝国政坛的巅峰，而张说也注定要在这一刻，把玄宗治下的大唐帝国推向历史的巅峰。
套一句很俗的话说，这就叫时势造英雄，也叫英雄造时势。
【封禅泰山：走向历史之巅】
其实也怪不得玄宗会大力提拔张说，因为他这个人确实有才。
张说开元九年年底回朝，第二年就在军事上推行了两项重大改革，这两项改革最终都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第三年上半年，又在文化建设、政治宣传方面开创了崭新局面，下半年，又对宰相制度进行了改革；第四年，又“首建封禅之议”，并且积极筹划，一手操办，终于在次年成功举行了泰山封禅。
在有唐一代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上，张说的上述举措几乎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尤其是在他的首倡和筹划下，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举行的泰山封禅，更是大唐全盛时代来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下面，就让我们近距离地看一看，作为一个文武兼济的全能型宰相，张说是如何从军事、经济、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帮玄宗打造一个巍巍煌煌的太平盛世的…
由于张说在边疆任职多年，对帝国的边防事务了如指掌，对其中存在的积弊更是洞若观火，所以他复相之后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对冗员充斥的边防部队实施了大规模裁员，让裁撤下来的这些人员全部返乡务农。
此次裁军人数说出来令人咋舌——足足有二十多万！
当时唐朝的边防军总数不过六十几万，这一裁等于裁掉了三分之一。乍一看，这对于一个边境线漫长、强敌环伺、边患频仍的帝国而言，实在是有点伤筋动骨的危险。自从高宗末年，武曌当政以来，帝国在军事上就频频失利，几乎同时遭到来自各个方向的军事威胁。西线有吐蕃王国的强势崛起，北方有东突厥第二汗国的死灰复燃和急速扩张，东北有奚和契丹的叛乱，在西域又与西突厥反复争夺，连年征战…尽管到了开元时代，大唐帝国与各条战线上的对手们基本上都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但是强敌环伺、边患频仍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因此，当张说向玄宗提出这项裁军建议的时候，玄宗心里顿时充满了疑虑。
二十多万？
一下子裁这么多人，是不是有点伤筋动骨了？
然而，在张说看来，这二十多万边防戍卒既非筋，也非骨，只能说是一堆可有可无的烂肉。
为什么这么说？
张说向玄宗道出了实情。他说：“陛下，臣久在疆场，十分清楚边防军的情况。那么多边防戍卒，其实并不都是在捍卫边疆的，而是将帅们用以自保的私人武装和任意驱使的工具罢了。而且，兵贵精不贵多，真的要御敌制胜，根本不需要这么多人。与其白白浪费这些劳动力，妨碍农业生产，还不如让他们回家种田。陛下如果不放心，臣愿意以阖家一百多口人作担保！”（《旧唐书·张说传》）
玄宗经过慎重考虑，最后还是同意了张说的裁军计划。
就这样，张说这个“朝廷大手笔”振臂一挥，二十多万人就卸甲归田了。
在古代，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这二十多万青壮劳力返乡务农，无疑可以成为农业生产的一支生力军。所以，尽管裁军举措表面上是属于国防政策，但实际上所产生的有利影响却是体现在经济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说新官上任烧的这第一把火，其实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开元时代的经济发展，影响殊为深远。
紧继裁军行动之后，张说在军事上推行的第二项根本性的改革就是——改“府兵制”为“募兵制”。
府兵制起源于西魏，完善于北周，是宇文泰创立的一项“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兵役制度，被隋、唐沿用，至玄宗开元年间，这项制度已经实行了一百七十余年。按府兵制规定，凡二十至六十岁的农民，平时在家务农，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战时奉调出征，每年还须轮番宿卫京师，并轮流到边疆镇戍。
显而易见，府兵制最大的好处就是：国家不用养兵，可以省却一大笔国防开支。但是，最大的弊端也在这里。按规定，府兵出征时的武器、装备、粮食、日常用品等等，一切均需自备。这固然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可对于个人却是一种难以承受的重负。为国家卖命打仗，还要花自己的钱，这在今天的人看来无异于天方夜谭，可在当时却是天经地义的。
唐朝初年，国力强盛，社会稳定，制度比较健全，府兵虽然负担重，但他们可以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分配到足够的农田，本人还可免除租赋徭役，而且无论是出征还是宿卫，都有严格的制度保障，兵役一结束便可回家务农，因此经济相对比较优裕。然而，到了高宗末年和武曌时代，豪强兼并之风大起，均田制逐渐破坏，府兵很难分配到足额的田产，加之国家连年征战，府兵家属承担的租赋徭役日重，而府兵出征戍边的时间又严重逾期，往往是壮年应征而白首未归，导致家中田地经年抛荒，府兵及其家属普遍陷入贫困，甚至濒临破产边缘。
在此情况下，无论是在役的府兵还是即将服役的适龄青年，要想让自己和家人活下去的唯一办法，就只有一个字——逃！
只有带上妻儿老小，逃离他们的户籍所在地，跑到别的地方垦殖开荒，他们才能活命。就算日子依然困窘，但至少不会战死，不会饿死，而且一家人还可以在一起，不用承受生离死别之痛。
从武周时代起，户口逃亡现象已经非常严重，府兵制渐趋衰败。及至玄宗开元初年，逃亡人口有增无减，府兵制更是名存实亡，根本抽调不出足够的兵力来宿卫京师。（《资治通鉴》卷二一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说向玄宗提出了改革兵役制度的建议。他采取的办法是：面向全国的所有青壮年公开招募，不问背景，不问资历，不追查过去，并提供优厚待遇。张说相信，只要采取这种新的兵役制度，已经逃亡的府兵必定会争先恐后地前来应征。
开元十年（公元722年）九月，玄宗采纳了张说的建议，开始实行募兵制。果然不出张说所料，短短旬日之间，朝廷便招募了足足十三万精兵。
至此，已经在西魏、北周、隋、唐四朝实行了一百七十余年的府兵制，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被募兵制所取代。
“兵农之分，从此始矣”。（《资治通鉴》卷二一二）
张说的这项改革，不仅使国家的兵源得以恢复，使军队实现了职业化，大幅提高了兵员的专业素质，而且彻底消除了老百姓的兵役负担，让大量的青壮劳力回到了田间地头，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农业生产和经济繁荣。因此，此举跟裁军一样，其意义绝不仅限于军事领域，而是一项于国于民都有极大利益的德政。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盛世修书（修史）的传统。
无论哪朝哪代，帝王和士大夫们总是把此举视为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的象征，并以此作为衡量盛世的主要标准之一。远的暂且不说，仅以唐初的贞观时代而论，在唐太宗治下的短短二十余年间，官方修纂的前代正史就多达八种，占了《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堪称规模空前的一大文化盛举。唐代以后，每逢国力较为强盛的时候，官方就会适时启动庞大的修书计划，而且往往一代比一代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种类更多，卷帙更繁。比如宋之《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明之《永乐大典》，清之《四库全书》等，无不是当时的统治者为了彰显其盛世气象而倾力为之的重大文化成果。
而唐玄宗之所以起用张说，其主要目的之一，当然也是为了让这个“一代文宗”能够在“文治”上作出贡献。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玄宗创办了丽正书院（两年后更名为集贤殿书院），由张说领衔，担任“修书使”主持院事，然后汇聚当时的文学英才（其中就有著名诗人贺知章），以四部分类法对古籍进行全面的编校整理，同时承担为皇帝讲解经史的职能。书院成立后，玄宗特意交代有关部门，一定要为书院提供最好的设施和条件，并为院士们提供最优厚的待遇。
由张说领导的这个书院，既是当时最具权威的文化机构和思想库，也是皇帝的决策咨询机构和智囊团，同时更是推进文治，铺排盛世风光的主阵地。说白了，其政治宣传的功能并不亚于文化建设的功能，甚至前者的色彩远比后者更浓。
史称张说“善用己长，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旧唐书·张说传》）。这“粉饰盛时”四个字，就是玄宗赋予集贤院的主要政治使命。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领会玄宗的意图。
当时，有个别政治嗅觉比较迟钝的朝臣，对书院的创办就持否定态度。尤其是看到那些院士们一个个既尊贵，又清闲，还能享受高额津贴，有人就更是眼红得要命。比如一个叫陆坚的中书舍人，就曾经在朝会上公开发牢骚，说这些院士都是吃干饭的，对国家并没有什么好处，徒然浪费国家资源而已，还说他一定要上疏，奏请皇帝撤销书院。
张说听说后，亲自去找陆坚，当面给他上了一堂政治课：“自古帝王于国家无事之时，莫不崇宫室，广声色。今天子独延礼文儒，发挥典籍，所益者大，所损者微。陆子之言，何不达也！”（《资治通鉴》卷二一二）
这段话的意思是：自古以来的帝王，在国家太平无事之时，通常都会大兴土木，纵情声色。可惟独当今天子能够尊崇儒学，延揽文士，研究古籍，阐扬经典，这么做对国家大有裨益，相应的花费实在算不上什么。可见陆先生您说的那些话，是何其无知、何其狭隘啊！很显然，张说这番话，表面上是说给陆坚听的，其实是说给玄宗听的。
玄宗得知此事后，当然对张说非常满意，也对他越发倚重。而那个毫无政治头脑的陆坚，则引起了玄宗的强烈反感，这辈子要想再升官，估计是比登天还难了。
张说自从取代张嘉贞成为中书令后，就成了帝国的首席宰相，然而在他看来，自己在行使权力的时候还是受到了很多无形的制约，难以放开手脚。
让他感到掣肘的，并不是具体的哪个部门或官员，而是唐朝的宰相制度本身。
唐代实行的是集体宰相制，大多数时候，宰相都在六至十人之间。这些宰相本身都是三省或六部的长官，上午在“政事堂”集中议政，下午各回本省或本部办公，所以都是兼职宰相。而政事堂也只是举行联席会议的场所，并不是凌驾于三省六部的决策机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集思广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个别宰相大权独揽。此外，从机构职能来看，中书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驳议，尚书省负责执行，三省之间既分工合作又相互制约，也能有效防止宰相专权。
尽管到了玄宗时代，宰相名额已缩减为二至三人，首席宰相的权力也已远远大于初唐时期，但是制度的惯性力量仍在，所以就算是首席宰相，在具体工作中也还是会受到很多限制。
为此，张说极具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个改革计划。
开元十一年十二月，在得到玄宗的批准后，“政事堂”被取消，改为“中书门下”，同时下设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分管各项政务。
这是大唐立国以来最大的一次行政制度改革。
此次改革引起了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首先，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绝不仅仅是改一个名称那么简单，而是从一个议政场所变成了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其次，无论宰相是三省长官还是六部尚书，也都由兼职变成了专职，从此不需要在宰相官署和本司之间两头跑。“开元已后，宰臣数少，始崇其任，不归本司”（《旧唐书·杨国忠传》）；最后，中书省和门下省成为一个联合的宰相官署，就意味着把门下省的驳议之权取消了；同时，五房的行政职能又基本对应于尚书省下辖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就相当于把尚书省的行政权力也架空了。如此一来，中书门下既是最高决策机构，又兼具最高行政机构的职能，首席宰相便可以随时绕开六部，让五房直接贯彻他的政策意图了。
上述三点变化，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三省分工趋于模糊，分权体制宣告瓦解，首席宰相一人独大。
这项改革的好处是：权力高度集中，行政效率大幅提高，彻底杜绝扯皮、推诿等现象，可以迅速而高效地执行皇帝和宰相的政令。但是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极易导致宰相专权。若干年之后，大唐帝国之所以会出现一个独揽朝纲十九年的权相李林甫，未尝不是此次改革埋下的祸根。
完成上述这几项重大改革后，张说就步入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了。此时的张说上有天子宠信，下有百官拥戴，要声望有声望，要政绩有政绩，要地位有地位，要权力有权力，真可谓万事顺遂，风光无限。
一般人走到这一步，肯定会感到心满意足了。可是，张说并不满足。对他来讲，这一切固然令人自豪，却不足以令他止步。
因为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
什么事？
封禅。准确地说，是由他牵头，帮助玄宗完成泰山封禅。在张说看来，只有做完这件事，他才能以一个盛世贤相的光辉姿态当之无愧地走进青史。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十一月，张说“首建封禅之议”，满朝文武群起响应，“屡上表请封禅”。（《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一再表示谦让，而张说则率领百官和四方文学之士再三请愿，“上书请修封禅之礼并献赋颂者，前后千有余篇”。（《旧唐书·礼仪志三》）
在作足了一番姿态后，玄宗才颁下一道《允行封禅诏》，宣布将于来年十一月登临泰山，举行封禅大典。
封禅是中国古代规格最高的祭祀天地的大典，是帝王“受天命，告成功”的重大仪式。古人认为，只有在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帝王贤明、天下大治的情况下，才有资格举行封禅。用张说在《大唐封祀坛颂》中的话来说，就是要满足三个条件：一、“位当五行图箓之序”，意思是政权必须具备正统性与合法性；二、“时会四海升平之运”，亦即天下太平，国力强盛；三、“德具钦明文思之美”，是指帝王必须具备高尚圣明、崇文重道的品德。
在张说看来，只有同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举行封禅才能名实相副。“是谓与天符，名不死矣。有一不足，而云封禅，人且未许，其如天何！”（《全唐文》卷二二一）
正是由于条件如此苛刻，所以在唐朝之前，举行过封禅大典的皇帝只有三个：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此后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而无人敢行封禅。迄至唐代，太宗君臣亦曾有过封禅之议，最后却因各种原因不得不取消。直到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高宗李治凭借太宗李世民缔造的盛世余威，才以守成之主的身份举行了泰山封禅，但后人普遍认为他不具备封禅的资格，称其“封岱礼天，其德不类”（《旧唐书·高宗本纪》）。至于女皇武曌在万岁登封元年（公元696年）举行的嵩山封禅，更是因其女主身份而得不到后人的认同。
而作为大唐历史上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封禅，玄宗此次封禅应该说是最符合条件的。
首先从个人条件来看，与高宗李治和女皇武曌相比，李隆基身上似乎更具有创业色彩。众所周知，李隆基完全是凭借个人奋斗和不懈努力才取得天下的，而且正是由于他的奋斗，才终结了“后武曌时代”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使得大唐帝国不至于在“牝鸡司晨”的梦魇中继续沉沦。从这个意义上说，玄宗李隆基与太宗李世民的创业历程最为相似，他们所拥有的人格魅力也最为相近。如果给大唐开国以来的七个皇帝制作一个“个人综合素质排行榜”，那么玄宗应该和太宗一样，都是属于名列前茅的。
其次，从社会条件来看，正是由于玄宗和太宗一样，深知“草创之难”，所以在亲政之后，他才会“依贞观故事”，任贤纳谏，兴利除弊，并通过十几年的励精图治，使得国力蒸蒸日上，百姓安居乐业，“累岁丰稔”“年谷屡登”。据唐人郑綮在《开天传信记》中称，唐玄宗封禅泰山前后，大唐天下“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由此可见，此时的大唐帝国确实已经呈现出一派繁荣富庶的盛世景象。
综合上述的主客观条件，我们有理由认为，此时的唐玄宗是配得上“治世明君”之称号的，因此当然也就有资格举行一次“受天命，告成功”的封禅大典。
玄宗的《允行封禅诏》颁布后，以张说为首的文武百官就开始了礼仪制订、文告草拟、议程安排、人员派遣、物资调配等一系列筹备工作。在紧张忙碌地筹备了将近一年之后，张说等人的工作才宣告完成。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十月十一日，玄宗从东都洛阳出发，启程前往泰山，随行的有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四夷酋长、各国使节，以及大批的军队和侍从人员，一路上旌旗招展，鼓乐喧天。扈从人员所骑的数万匹马，分别以不同颜色单独编队，或纯白，或纯黑，或棕黄，或枣红，形成了一个个色彩鲜明的方阵，远远望去，如同大片大片的锦缎铺展在大地上。在绵延不绝的大队人马后方，还有满载各种物资的后勤车队，从首至尾长达数百里。每当封禅队伍停下来进餐或休息，方圆数十里内全是人员和马匹，熙熙攘攘，万头攒动…
此次封禅规模之浩大，场面之壮观，比之高宗当年的封禅，亦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十一月初六，浩浩荡荡的封禅队伍终于来到泰山脚下。玄宗命百官、仪仗和军队留在山下，仅率张说等中书门下的主要官员、宗室亲王及负责祭仪的礼官登山。
十一月十日，玄宗君臣在泰山顶峰正式举行了隆重的祭天仪式。
仪式开始后，礼官在封坛上高声宣读告天玉牒：“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启李氏，运兴土德…上帝眷祐，赐臣忠武。底绥内难，推戴圣父。恭承大宝，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宗，谢成于天。子孙百禄，苍生受福。”（《旧唐书·礼仪志三》）随后，玄宗亲自主持初献，由邠王（原豳王）李守礼主持亚献，宁王李宪主持终献。
献礼毕，玄宗亲手点燃了堆满柴薪的“燎坛”。当巨大的火焰腾空而起，群臣山呼万岁，山下的文武百官和大队人马立刻响应，一时间万岁之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
此时此刻，正值不惑之年的李隆基伫立在高耸入云的泰山之巅，俯瞰着莽莽苍苍的帝国山河，回首过去四十年的峥嵘岁月，眺望更加辉煌灿烂的未来，不禁豪情满怀，感慨万千。
是的，李隆基有理由为这一刻感到自豪。因为这一刻，他所登临的不仅是泰山之巅，同时也是历史之巅。因为他终于实现了上天赋予他的神圣使命，开启了一个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
这一刻注定要彪炳千秋，永垂史册。
以开元十三年的泰山封禅为标志，大唐帝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盛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