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安禄山又得寸进尺，要求兼任御马总监和全国牧马总管。我们说过，在冷兵器时代，战马的作用不亚于今天的坦克，所以，这两个职位具有怎样的军事价值和战略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既然如此，玄宗会给他吗？
几乎没有经过任何考虑和犹豫，玄宗就答应了安禄山的要求。
随后，安禄山派遣了几名亲信，命他们在御马监中挑选了数千匹最强健的战马，悄悄转移到了别的地方饲养。
又过了几天，安禄山又奏：“臣所部将士，在与奚、契丹、铁勒九部、同罗等部落的作战中，立下了很多功勋，臣请求破格提拔他们，希望朝廷提供一些空白的委任状，臣可带回军中，直接授予他们。”
如果是一个智力正常的皇帝，在听到这样的请求时肯定会生出极大的警觉，可玄宗却丝毫不起疑心，一下就给了他几千张空白的委任状。后来安禄山回到范阳时，一口气就任命了五百多个将军，两千多个中郎将，彻底收买了全军将士的心，也把他麾下的这十几万帝国军队彻底变成了自己的私人武装。
没有人知道玄宗为何会对安禄山纵容到这个地步。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脑子进水了，或者是他鬼迷了心窍。
在朝廷捞了个钵满盆满之后，安禄山准备开溜了。
该表的忠心已经表了，该捞的实惠也都捞了，再待下去已经毫无意义，只会夜长梦多。
天宝十三年三月，安禄山向玄宗奏请回范阳，玄宗依依不舍，亲自脱下身上的御袍赐给了安禄山。曾几何时，安禄山披上李林甫的袍子时，心底感到的是一种莫名的恐惧；而今，当安禄山披上皇帝钦赐的御袍时，心里却在发出一阵仰天狂笑…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安禄山是很感激大唐天子李隆基的。
因为这个慈祥而慷慨的老人不仅曾经挽救了他的生命，而且给了他人臣所能拥有的一切。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安禄山打心眼里，其实是非常尊敬，甚至喜爱这位老人的。
然而，感情从来只是一个男人生命中极小的一部分。尤其是像安禄山这种以打仗为业、以政治为生命、以权力为人生目标的男人，感情就更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或者说是一种很不实用的奢侈品。安禄山从来不会让感情这种东西影响自己的意志，更不会让它左右自己的决定。
所以，尽管他尊敬甚至爱戴李隆基，但这并不妨碍他悍然起兵，夺取李隆基的江山和臣民，夺取本属于李隆基的一切！
是的，这并不矛盾。
因为这就是人性。
安禄山回范阳的时候，比他来长安时走得更快。
由于担心杨国忠又在玄宗面前叽叽歪歪，以致玄宗生出疑心，安禄山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刻飞回范阳。
安禄山疾驰出关以后，改走水路，乘船沿黄河东下，命纤夫十五里换一班，昼夜兼程，片刻不息，日行三四百里，所过郡县概不停留，一口气跑回了老巢。
安禄山临走时，玄宗曾派高力士为他送行。高力士回宫后，玄宗问他：“此次回朝，安禄山应该感到满意吧？”
高力士答：“看他的样子，似乎有些怏怏不乐，定是知道本来命他当宰相，可又中途变卦了，所以感到不快。”
杨国忠一听，马上说：“这件事没人知道，肯定是负责草诏的张垍把消息走漏了。”
玄宗勃然大怒，立刻把张垍贬为远地司马，同时把他哥哥刑部尚书张均贬为地方太守。
由于出了这件事，玄宗更加感觉对不起安禄山。所以从此以后，凡是有人控告安禄山谋反的，玄宗就直接把人绑了，送到范阳给安禄山处理。自此，天下人人皆知安禄山将反，可人人只能保持缄默。
天宝十三年六月，剑南道与南诏的战争已经持续数年，唐军屡战屡败，前后战死的士兵多达二十万，可身兼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却隐瞒了所有战败的消息，还向玄宗谎称大捷。满朝文武纷纷摇头叹息，可没人敢说出事实。
有一天，玄宗和高力士在闲聊。玄宗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高力士却答道：“臣听说，云南屡屡战败丧师，此外，诸道边将又拥兵太盛，陛下将如何防范他们？臣担心，一旦出现祸乱，将难以挽救，怎么谈得上无忧？”
玄宗面露不悦，说：“你不用再说了，朕自有分寸。”
天宝末年，满朝文武、宫廷内外，还敢说真话的人也许就只剩下高力士一个了。
高力士虽然是个权倾内外的大宦官，连太子也要称呼他为“兄”，王公大臣也要称呼他为“翁”，驸马一辈则全都称他为“爷”，可谓尊贵已极，但是，和中唐以后那些弄权乱政的宦官比起来，他的品质实在要好得多。而且，高力士一贯小心谨慎，除了关键时刻向玄宗进几句忠言外，从不敢肆意揽权干政，因而满朝士大夫对他并无恶感，而玄宗也始终信任他。正因为此，当百官在杨国忠的专权之下噤若寒蝉的时候，就只有高力士敢秉公直言了。
然而，即便高力士能说真话，此时的玄宗也未必听得进去。就算听得进去，也未必会采取什么有益的行动。
天宝十三年七月，杨国忠为了进一步扩大权力，又迫使资格比他老的陈希烈主动辞位，然后引荐了性格温和、较易控制的兵部尚书韦见素入相，从此把朝政完全控制在了手中。
当时，京畿地区已连续一年多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导致关中大饥，玄宗甚为忧虑，杨国忠不思赈灾，却找来了一株颗粒饱满的稻穗献给玄宗，说：“雨水虽多，但还不至于伤害庄稼。”玄宗一看那株长势喜人的稻穗，顿时转忧为喜。
后来，扶风（今陕西凤翔县）太守房琯报告辖区内灾情严重，杨国忠立刻把房琯抓到御史台控制了起来。
随后，各地再也无人敢上报灾情。
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午后，玄宗站在寝宫中，仰望从铅灰色的穹苍中不停落下的雨水，心中的某个地方忽然动了一下，然后不无伤感地对身边的高力士说：“淫雨不已，卿可尽言。”
很显然，玄宗已经意识到——自己被杨国忠忽悠了。
所以他现在想听真话。
高力士看了看淫雨霏霏的天空，又看了看日渐苍老的皇帝，轻轻地说了一句：“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高力士谦称他不敢言，其实这寥寥数语，已经把该说的话都说了。
如果是一个彻底昏庸的皇帝，听到如此逆耳之言，一定会暴跳如雷。而如果是一个勇于反省的皇帝，听到如此忠直之言，也必定会有所行动。
然而，此时的唐玄宗李隆基既非彻底昏庸的皇帝，也不是能够反躬自省的皇帝，而是一个既糊涂又清醒、既骄傲又伤感、既强大又脆弱的皇帝。
所以，对于高力士的忠言，他唯一的反应只有两个字——默然。
此时的唐玄宗，似乎对一切都心知肚明，又似乎对一切都懵懂不知。因为他知道——自己老了，已经无力改变任何事物了。
所以，他只能做一天皇帝享一天乐，让一切顺其自然。
所以，他只能劝自己不要怀疑安禄山，以免自寻烦恼。
所以，他只能深深沉浸在盛世迷梦中，任由历史的惯性，把自己和帝国一步一步地推向某个充满宿命意味的终点…
与此同时，杨国忠正在乐此不疲地巩固权力、铲除异己。这年七月，他刚刚把陈希烈赶下了台；八月，他又把看上去很不顺眼的京兆尹李岘贬出了长安；十一月，他又担心河东太守兼采访使韦陟有可能会拜相，赶紧找了个罪名把他送进了监狱…
此时，距离“安史之乱”爆发还有一年。
可在杨国忠眼里，太平盛世无疑还会延续很久很久。就算现在有人告诉他乱世马上就要来临，恐怕也改变不了他那快乐无比的心境。
作为小混混出身的杨国忠，他的人生宗旨就是四个字——及时行乐。不管处在什么样的位子上，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杨国忠自己就曾经对人坦言：“吾本寒家，一旦缘椒房至此，未知税驾之所，然念终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极乐耳。”（《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我出身贫寒，只因凭借贵妃的关系才有了今天，管他未来到底怎么样呢，反正我知道自己终究不能以美名传世，还不如抛开一切，尽享眼前极乐。
让这样的人来把持朝政，无疑是玄宗和所有臣民的不幸。
让这样的人来控制帝国前进的方向，无疑是历史的悲哀。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春天跟往年一样照常降临。
冰雪消融，江河奔流，百花盛开，万物复苏。
一切看上去都很美。
一切都与往日并无不同。
在生命的第七十一个春天里，李隆基并不知道，一匹北方之狼正傲然屹立在燕赵大地上，时而伸长脖颈仰天长嚎，时而呲牙咧嘴向西眺望。它亢奋的身体内躁动着不安的灵魂。它血红的眼睛里闪烁着死亡的火焰。它向天挥舞的利爪中，潜藏着攫取天下、撕碎一切的欲望…
【第七十一个春天】
没有人会否认，在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四十多年间，大唐帝国确实是一个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化昌盛的太平之世。自从李隆基用雷霆手段终结了“后武则天时代”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后，煌煌盛世的斑斓画卷就在玄宗君臣的励精图治下迅速展开了…
开元年间，由于玄宗朝廷强力推行括户政策，并在“增殖户口”的同时积极“劝课农桑”，使人口数量获得了极大增长，并使得全国范围内的耕地面积显著增加。据诗人元结所言，当时四海之内，高山绝壑，到处可见繁忙的耕作景象。随着劳动力与耕地面积的大量增长，农业经济迅猛发展，“累岁丰稔”、“年谷屡登”，百姓安居乐业，国家财政收入大幅提高，大唐的国力从此蒸蒸日上！
唐代大诗人杜甫，就曾在那首脍炙人口的《忆昔》中，对这个盛况空前的黄金时代作出了一番形象的描绘：〖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农业的大发展又迅速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当时的手工业包括纺织、印染、矿冶、金工、造船、金银铜器、陶器、木器、瓷器、玉雕、制糖、制茶、造纸、印刷、皮革等行业。在许多行业中，都涌现出了精湛的工艺和巧夺天工的艺术品。如闻名于世的“唐三彩”，就是在开元、天宝年间发展到了高峰。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釉陶器，在色釉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经过焙烧，形成浅黄、赭黄、浅绿、深绿、天蓝、褐红、茄紫等多种色彩，但多以黄、褐、绿三色为主，故名“唐三彩”。唐三彩的色釉有浓淡变化、互相浸润、斑驳淋漓的效果，在色彩的相互辉映中，展现出了堂皇富丽的艺术魅力。
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自然促进了文化与科技的繁荣。
玄宗时代，唐朝在诗歌、绘画、书法、音乐、歌舞等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不朽作品，也达到了后世难以逾越的高度。
唐诗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公认的巅峰，而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诗坛上，更是大家辈出，群星璀璨。其中，“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典范意义自不待言，除了这两位大师之外，张九龄、王维、孟浩然、王昌龄、贺知章、王之涣、崔颢、岑参、高适等人，也都是风格独具、光芒四射的人物。
在绘画方面，也涌现了众多名师巨匠：有善画仕女图的张萱、周昉，其代表作《虢国夫人游春图》《簪花仕女图》等，以端庄华丽，雍容典雅著称，展示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唐代美女众生像；有善画鞍马的曹霸、韩幹，曾获杜甫赠诗歌咏；有善画山水画的王维，被苏轼称为“画中有诗”；又有被后世尊为“画圣”的吴道子，兼擅人物、山水，尤擅佛道画，其画中人物栩栩如生、衣袂飘飘，故有“吴带当风”之说。
在书法方面，有性情豪放、嗜酒如命的张旭，相传其酩酊大醉之际便会呼叫狂走，然后落笔疾书，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故有“张颠”雅称，后人尊其为“草圣”；在他之后，僧人怀素继承其笔法，亦以狂草惊世，史称其“运笔迅速，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随手万变，而法度具备”，后人将张旭、怀素并誉为“颠张醉素”；此外，又有将篆、隶等笔法揉进楷书、独创“颜体”的颜真卿，他与初唐欧阳询、晚唐柳公权、元人赵孟頫被后世并誉为“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
在音乐和歌舞方面，唐玄宗本人就是一个造诣精深的艺术家。大明宫太液池东边有一座梨花盛开的庭园，称为“梨园”，唐玄宗就在这里创建了皇家艺术中心，亲自遴选数百名具有艺术禀赋的乐工和宫人，共同进行教学、创作和演出，称为“梨园弟子”，其中以李龟年最为知名，后人称其为“歌圣”。玄宗本人精晓音律，善击羯鼓，尤其擅长作曲，中国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霓裳羽衣曲》，就是由李隆基亲手谱写，由杨贵妃编舞并演出的。
除了文化艺术以外，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在科技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僧一行。
一行俗名张遂，自幼博览经史，精通天文历法，唐玄宗时受命主持历法修订，编成了《大衍历》，其体例结构一直为后代沿用。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了恒星移动现象的人，比英国人哈雷发现恒星移动早了一千年。同时，他又倡议测量子午线的长度，虽然测量结果并不很准确，但却是世界上第一次实测子午线的记录。此外，他还与另一位科学家梁令瓒合作，制成了观察日月运动的“黄道游仪”，以及观察天象的“浑天铜仪”。后者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用机械转动的天文钟。
…
这就是盛唐。
这就是锦天绣地、流光溢彩的盛唐。
这就是令无数后人心驰神往、魂牵梦绕的盛唐。
然而，到了公元八世纪中叶（天宝末年），当大唐帝国走过一百三十多年的辉煌与沧桑，在企及鼎盛与巅峰的同时，也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浮华、堕落与衰乱。
从一千多年后回头去看，透过岁月的尘烟与时光的帷幔，人们能否看清，哪一刻才是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是不是从开元十三年泰山封禅的那一刻起，当玄宗李隆基以千古一帝的姿态伫立在人间绝顶的时候，一种器满则盈、盛极而衰的历史宿命就已经悄然埋下了伏笔？
是不是从开元末年李林甫独揽朝纲的那一刻起，当玄宗李隆基越来越耽于享乐、怠于朝政的时候，大唐帝国的马车就已经开始了盲目的奔驰、并日渐暴露出倾覆的危险？
又或者是从天宝初年安禄山强势崛起的那一刻起，当玄宗李隆基毫无原则地给予他越来越大的权力和荣宠时，一场极具颠覆性和毁灭性的历史悲剧就已经拉开了序幕？
再或者是从天宝末年杨国忠擅权乱政的那一刻起，当玄宗李隆基宁愿把自己埋在盛世迷梦中不愿醒转的时候，曾经繁荣强大的帝国就已经滑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也许，上述每个时刻都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节点，只要唐玄宗李隆基能够在当时的每个节点上保持清醒，在“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问题面前正确选择，那么他到最后就不会被迫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极端命题，更不会在马嵬驿陷入那个“要江山还是要美人”的人生困境…
不过，对于天宝十四年春天的李隆基来说，上面这些问题都是不存在的。
因为在他看来，“安禄山造反”是个不值一哂的伪命题。他绝不愿为此花费脑筋，让自己徒增烦恼。此时此刻，他正怀着跟年轻人一样的激情，在热烈拥抱自己生命中的第七十一个春天。
人生七十古来稀。既然上苍如此慷慨，赐给了他太平江山，赐给了他绝代佳人，又赐给了他享受这一切的长寿人生，那他有什么理由不好好享受呢？！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白居易《长恨歌》）〗
这样的春天，只宜享受纯净的艺术和无暇的爱情；这样的春天，只适合在恍如天籁的《霓裳羽衣曲》中，让一个灵魂与另一个灵魂比翼双飞、翩跹共舞，不能让世间一切俗务来搅扰，更不能让政治来插足、大臣来聒噪。
简言之，李隆基生命中的第七十一个春天，只属于他的爱人杨玉环，不属于他的帝国和臣民…
然而，让李隆基感到无奈的是——他毕竟是一国之君，而一国之君就不可能真正地摆脱政治。比如早春二月的某个早晨，朝廷又接到了安禄山的奏请，要求用三十二名蕃将替代汉人将领。李隆基懒得去操那份心，立刻下诏让有关部门颁发任命状。诏书一下，杨国忠和新任宰相韦见素立刻入宫，极言安禄山反迹已露，绝不可同意他的奏请。
李隆基大为不悦。
安禄山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你们这些人总是放不下对他的嫉恨和猜疑呢？
狼来了，狼来了…就会说这一句！你们就不能来点新鲜的？
李隆基不顾宰相的劝阻，仍旧把三十二份任命状颁给了安禄山。杨国忠和韦见素深感不安，最后只好想了一个明升暗降的办法，建议玄宗让安禄山入朝为相，然后将范阳、平卢、河东三个节度副使升任正使，借此解除安禄山的兵权，从根本上削弱他的势力。
李隆基拗不过两个宰相的力谏，只好勉强同意。可诏书草拟好后，玄宗却留着不发，而是悄悄派了心腹宦官辅璆琳去范阳，让他刺探安禄山的虚实。辅璆琳去范阳走了一趟，收受了安禄山的重金贿赂，回来后就极力向玄宗鼓吹，说安禄山“竭忠奉国，无有二心”。
李隆基笑了。他对杨国忠和韦见素说：“禄山，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东北二虏，籍其镇遏。朕自保之，卿等勿忧也！”（《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朕对安禄山推心置腹，料他必不会心生异志。东北的奚和契丹，全是靠他镇守遏制的。朕可以当他的保人，你们无须担忧！
天子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杨国忠和韦见素还有什么好说的？
于是，征召安禄山入朝的计划就此不了了之。
在李隆基看来，安禄山势力再大，也是自己的赤胆忠臣；安禄山能量再强，也是帮自己镇守国门的一条看门狗。所以，安禄山绝不会是杨国忠臆想中的那头狼！
朕自保之，卿等勿忧！
这是多么掷地有声的话语、多么乐观自信的态度啊！
然而，事实很快就将证明——李隆基错了。
这个严重的错误不仅将彻底葬送锦天绣地、歌舞升平的盛唐，而且将开启一个长达一百四十二年的乱世——一个充满了流血、杀戮、黑暗、纷争和死亡的乱世。
第五章 安史之乱爆发
【狼真的来了！】
从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的夏天起，安禄山对朝廷的态度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本来安禄山还想再摆一下迷魂阵，没打算这么早动手，因为他觉得玄宗待他不薄，想等玄宗死后再起兵，可如今杨国忠天天喊说他要造反，终于把安禄山给彻底惹毛了。
这一年四月，玄宗派给事中裴士淹去“宣慰”河北，主要目的是去安抚安禄山，同时当然也想再摸摸安禄山的底牌。裴士淹抵达范阳后，安禄山声称身体不适，不但不出面迎接，还把这位钦差大臣晾在了宾馆里，而且一晾就是二十多天。
后来，安禄山虽然接见了裴士淹，但却故意把所有亲兵都召集起来，让他们全副武装进行警戒，摆出了一副如临大敌的架势。
一见这阵仗，裴士淹吓得魂都没了。
这是在接见天子使臣吗？这分明是在向朝廷示威啊！
裴士淹匆匆宣完圣旨，赶紧一溜烟跑回长安，向玄宗禀报了事情的经过，说安禄山包藏祸心，“无复人臣礼”。（《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对于裴士淹的汇报，玄宗却不以为意。因为前不久心腹宦官辅璆琳刚从范阳回来，还信誓旦旦地说安禄山“竭忠奉国，无有二心”，时隔不过两个月，安禄山怎么可能就包藏祸心了呢？
在玄宗看来，裴士淹纯粹是夸大其词，危言耸听。
玄宗不把裴士淹的汇报当一回事，可有个人却如获至宝。
他就是杨国忠。
这些日子以来，杨国忠正“日夜求禄山反状”，如今听说安禄山怠慢朝廷使臣，总算抓住了把柄，立刻下令京兆尹出兵包围了安禄山在京师的宅邸，逮捕了安禄山的门客李超等人，并把他们扔进御史台监狱，连夜突击审讯。
可御史台审来审去，也没审出个子丑寅卯，杨国忠大怒，便命御史台把李超等人全部秘密处死。
如此一来，朝廷与安禄山的矛盾便进一步激化了。
当时，安禄山的长子安庆宗和宗室的荣义郡主订了婚，住在京师。他眼见杨国忠动了杀机，大为恐惧，赶紧派人密报安禄山。
得知门客被杀的消息，安禄山又惊又怒，遂下定起兵的决心。
六月，安庆宗与荣义郡主的婚礼举行在即，玄宗亲自下诏，召安禄山入朝参加婚礼，可安禄山却推说生病，拒不入朝。
实际上，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安禄山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了。
玄宗当然不至于看不出这一点。然而，他还是抱着最后一丝侥幸心理，不愿意相信安禄山真的会造反。
七月，安禄山向朝廷上表，说要献上北地良马三千匹，每匹马配备两名马夫，并由二十二名蕃将率部护送马匹入京。
在这个节骨眼上献马，还兴师动众地派军队护送，安禄山的心思不言自明。河南尹达奚珣赶紧上奏玄宗，说：“请皇上诏令安禄山，若要献马，可由沿途各地官府供应差役，无须另派军队护送。”
安禄山这马献得实在是蹊跷，玄宗心里不禁犯起了嘀咕。恰在此时，宦官辅璆琳受安禄山贿赂之事又突然被人告发（很可能是杨国忠所为），玄宗才猛然有所醒悟，觉得自己是被辅璆琳和安禄山给结结实实地忽悠了一把。他勃然大怒，马上找了个借口杀了辅璆琳，然后又派另一个心腹宦官冯神威前往范阳，给安禄山带去了一道手诏，告诉他说献马可以，但没必要派军队护送；同时，玄宗还在手诏中情深意切地对安禄山说：“朕最近专门命人为你新凿了一个温泉池，十月份在华清宫等你。”（《资治通鉴》卷二一七：“朕新为卿作一汤，十月于华清宫待卿。”）
如果说玄宗此前对安禄山的宠幸确实是出于真心的话，那么这一次，玄宗显然是在给安禄山灌迷魂汤了。
可是，安禄山会上钩吗？到了这个时候，他还会稀罕玄宗给他新作的这一“汤”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冯神威抵达范阳后，得到的待遇并不比裴士淹好到哪里去。他在宣读玄宗圣旨的时候，安禄山居然不跪拜接旨，而是一脸傲慢地踞坐床榻，只微微欠了欠身，淡淡地说了一句：“圣人安好。”等冯神威宣完圣旨，安禄山又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句：“马不献也可以；你回去转告圣上，到了十月，我会昂首挺胸、精神抖擞地到京师去见他。”（“马不献亦可；十月灼然诣京师。”）
话说到这份上，已经是赤裸裸的威胁了。
安禄山随即安排冯神威住进了宾馆，之后就再也没有露面。心惊胆战的冯神威在宾馆里寝食难安，度日如年。几天后，冯神威终于接到了安禄山的逐客令，却没有接到照例应该呈上的谢恩表。
可此时的冯神威也顾不上什么谢恩表了，一接到逐客令便马不停蹄地跑回长安，一见到玄宗就哭哭啼啼地说：“臣差一点就见不着皇上了！”
从冯神威离开范阳的那一天起，亦即天宝十四年八月开始，安禄山就把起兵计划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了防止泄密，安禄山只和心腹幕僚严庄、高尚和将军阿史那承庆加紧密谋，其他文武将吏一概被蒙在鼓里。
众人只是觉得奇怪，自从入秋以来，安禄山便频频犒赏士卒，并且三天两头搞军事演练，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直到这一年冬天，当有奏事的官员从长安返回范阳，安禄山才借机伪造了一道天子密诏，然后召集众将说：“有密旨，命我举兵入朝讨伐杨国忠，诸君应全部随我出征。”
众将官相顾愕然。直到此刻，他们才终于明白——原来这几个月的好酒好肉都不是白吃的，比平时多好几倍的饷银也不是白给的，是通通要让他们拿命去抵的！
说白了，这世上本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阵杀敌也是他们分内的事情，这本来没什么好说的，可让他们感到郁闷的是——这一次并不是跟敌人拼命，而是掉转枪口跟朝廷拼命！
然而，不管众将佐中有多少是仍旧忠于李唐、不愿追随安禄山造反的，现在都已经是身不由己了。除了硬着头皮跟安禄山登上贼船，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集结了麾下的所有部队，并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共计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正式在范阳起兵。
次日清晨，安禄山在蓟城（范阳治所）城南誓师，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宣布即日南征，同时告谕三军将士：“胆敢反对起兵、扰乱军心者，一律屠灭三族！”
是日，安禄山命节度副使贾循留守范阳，然后亲率十五万铁骑从蓟城出发，大举南下，兵锋直指东京洛阳。
“安史之乱”就此爆发。
一场彻底改写唐朝历史，并将深刻影响整个中国历史的战乱就此拉开序幕。
《资治通鉴》称：“禄山乘铁舆（防箭的铁轿），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
狼烟滚滚，裹挟着安禄山觊觎九五的野心。
马蹄嘚嘚，裹挟着安禄山征服天下的欲望。
十五万范阳铁骑就这样以犁庭扫穴之势席卷燕赵大地，以所向无敌之威挺进中原。
盛世唐朝就在这一刻轰然崩坍…
狼来了。
这一次——狼真的来了！
可此时此刻，唐玄宗李隆基在干什么呢？
他在泡温泉。他正和他最心爱的杨玉环一起，在美丽而宁静的华清宫中泡着温泉。
自从开元后期以来，玄宗每年十月都要上骊山泡温泉，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二十多年，可谓风雨无阻，雷打不动。然而此时的李隆基并不知道，这将是他与杨玉环的最后一次骊山之行。
外面的世界天寒地冻，可华清宫中却温暖如春；北方的大地正在安禄山的铁蹄下呻吟和战栗，可骊山的天子行宫中依然是一派歌舞升平。
李隆基和杨玉环一起沐浴在温泉池中，时而嬉水，时而畅游。池中热气弥漫、烟雾缭绕，美人肤如凝脂、巧笑嫣然，此情此景尽管已经看过无数遍，可玄宗还是忍不住心旌摇荡，一时间不知今夕何夕，亦不知人间天上…
如果时间就在这一刻悄然凝固该有多好。
如果人生就在这一刻进入永恒该有多好。
只可惜，时间是世界上最无情的东西，它可以让一个帝国在短短几年里走向繁荣和强大，也可以让一个太平盛世在一夜之间变得破碎支离，面目全非。
而人生同样是世界上最无常的东西，前一秒还在享受天堂般的快乐，下一秒就有可能陷入地狱般的煎熬。没有人知道哪一秒才是天堂地狱的转捩点，也没人知道是什么力量在主宰这一切。即使李隆基贵为天子，他也没有权力让时间停止不动；即使李隆基富有四海，他也无法用他的意志挽留住人生中的美好。
哪怕只是点滴。
哪怕只是一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