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自己两个儿子一个早夭、一个尚幼…张皇后哀戚地想，要不然何至于求到你李豫头上！
李豫仍然在不停地抹眼泪。要说他脸上的泪水纯粹是出于孝顺当然是假话，可要说它只代表怯懦也不够全面。严格来讲，应该是一分孝顺、四分胆怯、五分装蒜。
李豫想，那个老奴才李辅国固然不是吃素的，可你张皇后又何尝是一盏省油的灯？多少回你处心积虑想让你那乳臭未干的小儿子取代我的太子之位，你以为我都不知道？眼下你怂恿我跟李辅国斗，无论是我杀了李辅国，还是李辅国杀了我，到头来不是都便宜了你张皇后么？你这借刀杀人之计好毒啊！要杀你自己去杀，我李豫绝不会被你卖了还帮你数钱。
想到这里，李豫更是作出一副极度伤心的模样，哭得更厉害了。
“好吧，”张皇后无奈地说，“太子暂且回去，容我再考虑考虑。”
当然，此时的张皇后是不可能再考虑的。因为她知道，李辅国不会给她时间。眼下的形势已是剑拔弩张，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绝不容许她有丝毫的犹豫和拖延。可问题在于，她毕竟是个女人，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凭什么和李辅国斗呢？原本还想利用太子对付李辅国，可太子却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立场。在此势单力孤的情况下，张皇后就只能另找同盟了。
关键时刻，张皇后想起了一个人。
他就是李亨次子、时任天下兵马元帅的越王李係。张皇后决定跟李係做一笔交易——既然太子李豫跟她始终不是一条心，那不如把李豫废了，另立越王李係，条件是让李係帮她除掉李辅国。
太子一走，张皇后马上召见越王李係，对他说：“李辅国图谋不轨，可太子懦弱，不足以平定祸乱，你能不能？”
让张皇后甚感欣慰的是，李係的回答就一个字：“能！”
随后，张皇后立刻安排手下宦官段恒俊与李係联手，挑选了两百多名勇武的宦官，发给武器和铠甲，命他们埋伏在长生殿后面。
长生殿是肃宗李亨的寝殿，张皇后和李係伏兵于此，想干什么？
四月十六日，张皇后再次假借肃宗名义召见太子李豫，命他到长生殿觐见。
答案揭晓了——张皇后和李係是打算先除掉太子，然后由李係继任储君，再集中全力对付李辅国。
可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程元振通过眼线获悉了张皇后和越王的阴谋，赶紧密报李辅国。李辅国立刻命他带兵埋伏在陵霄门外，让他无论如何都要截住太子。
太子李豫接到诏命时，以为父皇可能快不行了，召他进宫一定是要交待后事，所以未及多想，匆匆往长生殿赶来。行至陵霄门时，程元振等人忽然一拥而出，将太子团团围住，并把张皇后伏兵长生殿的事情告诉了他。
李豫半信半疑，说：“肯定没这回事，皇上病重命我入宫，我岂能怕死不去？”
程元振说：“社稷事大，太子必不可入！”
还没等太子李豫反应过来，程元振就命士兵把他架了起来，不由分说地把他带到了玄武门外的飞龙厩中，并派重兵把守。此举名义上是保护太子，实则无异于软禁。
当天夜里，李辅国和程元振率兵冲入麟德殿，逮捕了越王李係、宦官段恒俊、内侍省总管朱光辉等一百多人。稍后，李辅国等人又勒兵进入长生殿，宣称奉太子之命迁皇后于别殿，随即逮捕张皇后，把她和左右数十个宦官宫女强行拖下殿，全部囚禁于后宫。
在这场事关帝国未来的巅峰对决中，谁先控制了太子，谁就夺取了斗争的主动权。张皇后机关算尽，最终还是落了后手，在这场终极对决中一败涂地。
突然遭此变故，在长生殿上伺候皇帝的宦官宫女们惊慌万状，纷纷作鸟兽散，把病势垂危的李亨独自一人扔在了空空荡荡的寝殿里。
生命的最后时刻，唐肃宗李亨被自己的臣民遗弃了。
除了无边的孤独和恐惧之外，他肯定还有深深的懊悔。
因为是他自己一手造成了今天的局面——这个太阿倒持、皇权旁落的局面！
自大唐开国一百多年来，还没有哪一个宦官像李辅国拥有这么大的权力，还没有哪一个宦官能够把满朝文武玩弄于股掌之中，并且最终架空皇帝！
可李辅国做到了。
就是在肃宗李亨的宠信和纵容下，李辅国成了唐朝历史上第一个擅权乱政、一手遮天的宦官。如果说安禄山是唐玄宗李隆基亲手培育的一颗毒瘤，那么李辅国就是唐肃宗李亨亲手栽种的一株恶果。
安禄山开启了“藩镇之乱”。
李辅国开启了“宦官之乱”。
把大唐帝国一步步推向衰亡的三大乱象、三大罪魁祸首，此刻已经有两个浮出了历史水面。在此后的一百五十多年里，这两大乱象将在帝国的政治舞台上疯狂起舞，拼命肆虐，给帝国造成了无穷的灾难，并与有唐一朝相始终。
在此后的一百五十多年里，将有越来越多的藩镇步安禄山之后尘，拥兵割据，抗命自专，名为藩镇，实同敌国；也将有越来越多的宦官步李辅国之后尘，把持朝政，擅行废立，凌驾天子，玩弄百官…
从这个意义上说，安禄山和李辅国固然是历史的罪人，可李隆基和李亨又何尝不是呢？
宝应元年四月十八日，唐肃宗李亨带着无尽的凄怆和悔恨，在阒寂无人的长生殿里黯然闭上了眼睛，终年五十二岁。
李亨刚刚咽气，李辅国便祭起屠刀，斩杀了张皇后、越王李係、兖王李僴（李亨第六子）。同日，李辅国领着一身缟素的太子李豫在九仙门与宰相们见面，宣布皇帝驾崩的消息。宰相们纷纷跪拜哭泣。
四月十九日，朝廷发布国丧，宣读肃宗遗诏。
四月二十日，太子李豫即位，史称唐代宗。
他是唐朝历史上第一个被宦官拥立的皇帝，但却不是最后一个。
大功告成的李辅国用一种指点江山的口吻对他说：“大家（皇上）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资治通鉴》卷二二二）
代宗李豫听到这句话，感觉就像有人在他的心头上狠狠剜了一刀。
当然，他不能喊痛，也不能皱眉。
他只能怔怔地看着李辅国，最后向他露出一个僵硬而无奈的笑容。
数日后，在李辅国的胁迫之下，代宗李豫开始称呼李辅国为“尚父”；此后无论大小政务，一律先征求尚父的意见；群臣出入朝廷，必先觐见天子尚父，而后再觐见天子。
不久，李辅国的心腹程元振被擢升为左监门卫将军，而内侍省总管朱光辉等二十几名宦官则全部流放黔中。
五月初四，李辅国又晋位为司空兼中书令。
值得一提的是，因肃宗临终前曾大赦天下，当初被流放巫州的高力士得以返回长安。可是，高力士刚刚走到朗州（今湖南常德市），就听到了太上皇晏驾的消息。高力士面朝北方，放声恸哭，最后吐血而亡，终年七十九岁。
宝应元年的夏天，代宗李豫郁闷地坐在长安城的大明宫里，深刻咀嚼着“太阿倒持”这句成语的含义。尚父李辅国在一旁悠然自得地看着天子，心里也在品味着“一手遮天”这个成语的含义。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人正在某个角落里冷冷地看着李辅国。
他当然也没有闲着。
他正在玩味一句俗语，这句俗语叫——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这个人就是程元振。程元振并不是一个只会玩味俗语的人，他还是一个善于实践的行动者。
李辅国刚刚体验了一个多月的“尚父”生涯，程元振就和代宗李豫悄悄走到了一起。
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程元振很清楚，新天子李豫对这个跋扈多年的老奴才李辅国早已深恶痛绝，之所以不敢动他，无非是因为禁军在他手里。
可现在情形不同了。几年来，程元振早已利用李辅国对他的信任，暗中与禁军将领们打成了一片。所以，眼下与其说是李辅国管着禁军，还不如说是李辅国管着程元振，而程元振管着禁军。
既然如此，你李辅国还凭什么玩下去？你上无天子的信任，下无禁军的拥戴，唯一剩下的，不就是我程元振对你的一点忠心么？
可这年头，忠心是什么玩意儿？它不就是过河的那条小木桥么？眼下我既然已经过河了，还须苦苦厮守这条小木桥吗？
不。程元振坚决对自己说：不！
于是他就开始动手拆桥了。
而这一边，代宗李豫自然无比惊喜。
有了新一代的宦官撑腰，他当然就不怕那个丧心病狂的李辅国了。
这一年六月十一日，代宗李豫有恃无恐地解除了李辅国元帅行军司马及兵部尚书的职务，将他迁居宫外，以程元振代理元帅行军司马。
直到此刻，李辅国才猛然从一手遮天的美梦中惊醒了过来。
他蓦然发现：这几年来，自己在禁军中的地位无形中已经被程元振架空了，就像自己当初无形中架空了肃宗李亨一样！
为了避免杀身之祸，李辅国主动提出辞去中书令的职务。十三日，代宗批准了他的辞呈，同时将他晋爵为博陆王，以示安慰。李辅国上朝谢恩，一边哽咽一边悻悻地说：“老奴没有资格侍奉皇上，就让老奴到地下去事奉先帝好了。”
代宗免不了一番好言劝慰，随后命人把他送出了宫。
你别急，朕马上会让你下去的。
九月十九日，代宗又加授程元振为骠骑大将军兼内侍监。至此，程元振彻底取代李辅国，成了朝中的首席宦官。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十月中旬。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条黑影无声无息地潜入了李辅国的宅第。
翌日清晨，李府的下人们被一幕惨状吓得魂飞魄散——李辅国直挺挺地躺在乌黑的血泊中，颈上头颅和一只手臂已经不翼而飞。
代宗立即下令有关部门追查凶手。
可终究没有找到凶手。
有人猜测这个无头公案的幕后主使是程元振，甚至有人猜测主谋就是皇帝本人。
还有人说，是程元振主使还是皇帝主使根本没有差别，因为宦官程元振和天子李豫早就并肩站在一起了。
是的，宦官程元振已经和天子李豫站在一起了，就像当年宦官李辅国曾经跟天子李亨站在一起一样。
日月轮转，依次照耀着长安城，依次照耀着大明宫。
曾经在太阿倒持的处境中郁闷难当的天子李豫发现一切总算过去了。可他并不知道，所有让他郁闷难当的一切终将再来…
因为程元振的权力欲望一点也不比李辅国小。
第四章 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异族入侵
【趁火打劫的回纥人】
史朝义名义上当了燕朝皇帝，可日子并不好过。登基一年多来，他与各方唐军数度交手，可基本上没打过一场胜仗，不但没把局面玩大，反倒把地盘越打越小。
史朝义感到了强烈的沮丧。
不过，到了唐宝应元年夏天，史朝义的心情却忽然好了许多。
因为唐玄宗和唐肃宗在短短十几天里相继翘了辫子，李唐朝廷忙于内部的权力博弈和利益重组，自顾尚且不暇，短时间内肯定是腾不出手来对付史朝义了。
史朝义决定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直入关中，袭取长安。
当然，光凭史朝义本身的力量是肯定不够的，他必须寻找一个强有力的同盟。
放眼天下，谁可以做他的同盟呢？
史朝义的答案是：回纥人。
是的，回纥人。虽然这几年来回纥一直是李唐的盟友，并且多次在战场上对燕军造成重创，但是史朝义坚信——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回纥人当初之所以跟唐朝结盟，唯一的原因就是贪图唐朝的金帛子女。既然如此，史朝义为什么不能同样以此相诱，让他们跟自己结为盟友呢？
思虑及此，史朝义随即修书一封，派人送给了回纥的登里可汗，说：“唐室相继出现大丧，如今中原无主，可汗最好火速发兵，与我一同攻取长安，收其府库。”不出史朝义所料，一见到“府库”二字，登里可汗的眼睛立马就亮了。
其实，早在史朝义发信之前，登里可汗就已知道玄、肃二宗病殁的消息了。他的反应和史朝义一样，也是心痒难耐，蠢蠢欲动。如今史朝义既然主动提出跟他联手，登里可汗当然不会错过这个趁火打劫的大好机会。
宝应元年夏天，登里可汗亲率大军南下，兵锋直指关中。
此时的唐帝国由于连年战乱，致使州县残破，满目疮痍。回纥军队一路南下，沿途所见几乎都是一片废墟，由此更生“轻唐之志”。
然而，当登里可汗率部进至三受降城时（三城分别位于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北、包头市、托克托县南），令他尴尬的一幕发生了。
就在他大举南下的同时，唐代宗李豫也已派遣使者刘清潭北上，准备与回纥重修旧好，请求发兵一同征讨史朝义。可当刘清潭千里迢迢赶到回纥王庭（今蒙古哈尔和林市）时，登里可汗早已起兵南下。刘清潭慌忙又掉头往回赶，终于在三受降城一带追上了回纥军队。他立刻向登里可汗呈上国书，称：“先帝虽弃天下，今上继统，乃昔日广平王，与叶护共收两京者也。”（《资治通鉴》卷二二二）
登里可汗就是当年的叶护王子，与当时的广平王李俶曾结为兄弟。虽说出于政治目的而结拜的所谓兄弟一文不值，但此时的登里可汗也不免有几分尴尬——毕竟人家刚刚登基，自己就悍然入寇，不仅有违道义，而且是师出无名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恰恰是李豫刚刚登基，权力未稳，才是趁火打劫的好机会！一想起长安的“府库”，登里可汗的眼前总是金光闪闪。要是不趁此机会狠狠干他一票，登里可汗实在是心有不甘。更何况，他这次几乎把回纥的精锐全都拉出来了，这些兄弟可都是眼巴巴地等着分战利品呢，总不能让他们两手空空地回去吧？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管他出师有名还是无名！
主意已决，登里可汗即刻命大军继续前进，同时把唐朝使者刘清潭软禁了起来。刘清潭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最后好不容易才避开了回纥人的监视，派快马赶回长安报信，称：“回纥举国十万众至矣！”
接到这则十万火急的战报，李唐朝廷大为震骇。代宗慌忙派遣殿中监药子昂，携带数量可观的金帛，急急忙忙北上“劳军”，同时又命驻扎在汾州（今山西汾阳市）的仆固怀恩赶紧去和回纥人谈判。
仆固怀恩不仅一直是李唐与回纥之间牵线搭桥的人物，而且现在还拥有一个非同寻常的身份。
他是登里可汗的岳父。
当初的回纥可汗帮肃宗收复两京后，就为儿子叶护求婚，肃宗便做主把仆固怀恩的女儿嫁了过去。叶护即位后，仆固怀恩之女就成了回纥人的王后——登里可敦。
所以，如今除了仆固怀恩，恐怕是没人能挡住回纥人的兵锋了。
仆固怀恩奉命北上时，回纥大军已进抵忻州（今山西忻州市）以南，距离重镇太原已经近在咫尺了。见到女婿后，仆固怀恩详细为他分析了眼下的形势，告诉他唐朝虽然屡遭变故，但是根基仍然强大，天下人心也仍在李唐；反观史朝义，只不过是个弑父篡位的跳梁小丑，转眼就会败亡。简言之，跟这种人结盟而与唐朝为敌，显然是不明智的。
既然老丈人都出面了，而且分析得头头是道，登里可汗也只好放弃劫掠长安的打算。他随即遣使上表，表示愿意帮唐朝征讨史朝义。
当然，登里可汗之所以作出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绝不仅仅是看在老丈人的面子上。如果仆固怀恩和代宗朝廷不是给他许诺了什么好处，他肯定谁的面子也不会给。换句话说，不抢长安可以，但你总要给他一个地方去抢。
什么地方？
东京洛阳。
为了保住长安，代宗朝廷将再次把洛阳卖给回纥人。反正几年前李豫已经卖过一次了，现在又再卖一次何妨？
经过仆固怀恩的努力，李唐朝廷总算跟回纥达成了协议。但是回纥大军要沿什么路线进攻洛阳，却成了双方争议的焦点。登里可汗是打算从蒲关（今陕西大荔县东）渡过黄河，进入关中，经由沙苑（今大荔县南），再出潼关东进。
朝廷特使药子昂一听就觉得不妥，赶紧建议说：“关中屡遭战乱，州县萧条，无以供养大军，恐怕会令可汗您失望；如今叛军尽在洛阳，请大军东出太行山，自土门（今河北鹿泉市西）南下，攻略邢州（今河北邢台市）、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卫州（今河北卫辉市）、怀州（今河南沁阳市），最后再挺进洛阳，如此便可取叛军资财以供大军所需。”
乍一看，回纥人要走哪条路线似乎无关大局，可事实上这里头大有文章。回纥人之所以想走关中，目的当然是想以筹备“军需”为名，趁机劫掠关中财富；而药子昂之所以建议回纥人从河北南下，是因为邢、洺等州都是燕军的地盘，如果走这条线，既可保护唐朝辖境不被回纥骚扰，又能让回纥人去扫除燕军巢穴，收复唐朝失地，真可谓一举两得。
然而，登里可汗不是傻瓜。他千里迢迢从大漠跑到中原，可不是来替唐朝卖命的，而是来发财的。所以，走哪条路是给唐朝当炮灰，走哪条路才能轻轻松松发大财，他心里跟明镜似的。
因此，对于药子昂的建议，他只回答了一个字：不。
药子昂无奈，只好让步，提出了另一个建议：让回纥军队出太行陉（太行八陉之二，今河南博爱县北），南下夺取河阴（今河南郑州市西北），扼住燕军的咽喉。
很显然，这个建议还是想支使回纥人去打硬仗。因为扼守河阴，就等于挡住了可能来援的河北燕军，又截断了史朝义的退路。史朝义要是被逼急了，那还不得跟回纥人拼老命？登里可汗才不想去当这个冤大头。所以，他的回答仍旧是一个字：不。
药子昂没辙了。
看来，回纥人不是他想象中那么好忽悠的。这帮不见兔子不撒鹰的家伙，在得到明显的好处之前，是绝不可能替唐朝出半点力气的；而且就算出力，他们也绝不会替唐朝独当一面，顶多就是帮唐军充充门面、敲敲边鼓而已。
最后，药子昂只好再退一步，拿出了第三个方案：请回纥军队自陕州大阳津（今三门峡市北黄河渡口）渡过黄河，由太原仓（三门峡市西）负责供应粮草及所有军需，然后与唐朝诸道军队一起东进。
看在“太原仓”的份上，登里可汗才勉强接受了这个方案。
宝应元年十月，代宗任命长子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以药子昂、魏琚为左右厢兵马使，中书舍人韦少华为判官（执行官），给事中李进为行军司马，命其即日开赴陕州，与诸道节度使及回纥军队会合，克期进攻洛阳。
本来，代宗想起用郭子仪为副元帅，却遭到程元振、鱼朝恩的强烈反对，只好加授时任朔方节度使的仆固怀恩同平章事、领诸军节度行营（相当于各道特遣兵团总司令官），作为雍王李适的副手。
十月下旬，雍王李适率部进抵陕州。当时回纥军队已进驻河北县（今山西平陆县），雍王出于礼节，便率左右属官及数十骑渡过黄河，主动前去拜会登里可汗。
此时的李适当然不会想到，就是这次旨在增进感情的拜会，却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礼仪风波”。
双方见面时，雍王李适以平等之礼晋见登里可汗，不料对方大怒，当场指责他为何不以拜舞之礼觐见。所谓拜舞之礼，是指正式场合下，臣子对君王应行的一种隆重礼节。雍王身为唐朝皇帝的长子，隐然有储君之尊，当然不可能向回纥可汗拜舞。
宾主双方刚一见面，还没来得及说些客套话，登里可汗就给了年轻的雍王一个下马威，现场气氛顿时极为尴尬。
药子昂马上站出来替雍王挡驾，声称雍王的身份不适合行拜舞之礼。登里可汗满面怒容，一言不发。其帐下将军车鼻知道可汗是想借题发挥，便径直走到药子昂面前，声色俱厉地说：“唐朝天子既与可汗相约为兄弟，可汗就相当于是雍王的叔父，他岂能不拜舞？”
药子昂寸步不让：“雍王，天子长子，今为元帅。安有中国储君向外国可汗拜舞乎！且两宫（玄宗、肃宗）在殡，不应舞蹈。”（《资治通鉴》二二二）
双方就这样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却始终僵持不下。最后车鼻恼羞成怒，下令将雍王带来的属官药子昂、魏琚、韦少华、李进四人全部拉出帐外，每人鞭打一百下；同时以雍王李适年轻不懂事为由，把他逐出大营，遣回了陕州。
药子昂等四人全都被打得皮开肉绽、奄奄一息。只过了一夜，魏琚和韦少华就因伤重不治，双双毙命。
毫无疑问，这样的结果无论对于雍王李适来讲，还是对于整个李唐王朝而言，都是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奇耻大辱。
然而，雍王只能忍了，李唐朝廷也只能忍了。
因为他们有求于人。
因为唐朝现在根本惹不起回纥。
这件事表面上看是一个简单的礼仪问题，事实上涉及到了一个朝廷、一个国家的尊严。因为雍王李适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亲王，而是潜在的帝国储君，是未来的大唐天子。这样的身份，又岂能向一个区区的回纥可汗卑躬屈膝，行拜舞之礼？
其实，如果此次来的人不是雍王，而是另一个普通的李唐亲王，登里可汗说不定就没兴趣强调什么礼仪了，反正拜不拜都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恰恰是因为来的人是代宗的长子雍王，登里可汗才故意小题大做、借题发挥，其目的就是想借此证明回纥对唐朝所拥有的强势地位，让李唐王朝在回纥面前永远抬不起头来，永远屈居弱者之位。
虽然在此次风波中，李唐的好几个朝廷官员被无端鞭笞并屈辱而死，但无论如何，雍王李适和李唐朝廷至少保住了自己的底线——事关朝廷尊严和国家尊严的底线。尽管自安史之乱爆发以来，这样的底线屡屡遭到内忧外患的挑战，甚至可以说不止一次被突破了。可是，绝不能因为它曾经被突破、或者还将被突破，就从此破罐子破摔，放弃了精神上的坚守！
这道理就跟一个人即使被敌人杀死、也绝不向敌人下跪是一样的。孔子的学生子路曾经用他的行动给后世留下了一句名言：君子死而冠不免。意思是君子就算死，也不能丢掉冠帽、丧失尊严。
雍王李适在礼仪问题上的坚持，实际上与此同理。
也就是说，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可以因实力不及而输给对手，但并不等于他（它）就应该在精神上向对手屈服。这两件事绝不能划上等号，更不能混为一谈。
难道在实力上“完全屈居劣势”的雍王，就不应该在事关个人尊严、国家尊严的事情上“仍摆出架势”吗？难道优势占尽的回纥人应该向处处忍让的唐朝“争取尊严”，而“完全屈居劣势”的唐朝反而不该向咄咄逼人的回纥人争取尊严吗？
好像药子昂等四人的鞭子是应该挨的，好像魏琚和韦少华也是应该死的——谁叫你惹怒了代表正义的登里可汗呢？
事实上，登里可汗是什么货色？
他是一个以援助为名，行劫掠之实的强盗！这个强盗不仅要在物质上占尽便宜，还企图在精神上占尽优势！如果说这个强盗对李唐王朝肆意凌辱、百般勒索的做法也可以称为正义的话，那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是非正义的？
【树倒猢狲散：史朝义的末日】
宝应元年十月二十三日，代宗李豫发布诏令，命唐朝诸道军队分别从西、北、东三个方向大举进军洛阳。
西路军，以仆固怀恩和回纥军队为前锋，以陕西节度使郭英乂、神策观军容使鱼朝恩殿后，自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出发，经渑池（今河南渑池县）东进；北路军，由泽潞节度使李抱玉自潞州（今山西长治市）出发，经河阳（今河南孟州市）南下；东路军，由时任河南副元帅的李光弼从徐州出发，经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西进。
史朝义得到情报，大为震惊，立刻召开军事会议，听取各将领意见。阿史那承庆说：“唐军若只出动汉人部队，我们可全军出击，与之决战；可是，如果有回纥军队参战，其兵锋必然锐不可当，我军应退守河阳，避其锋芒。”
史朝义沉吟半晌，最终却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而是决定死守洛阳。
此时的史朝义并不知道，这个愚蠢的决策将加速他的败亡。
十月二十七日，西路的唐回联军率先进抵洛阳北郊，分兵出击怀州（今河南沁阳市），次日将其攻克，对洛阳形成了包抄之势。三十日，唐回联军进抵横水（洛阳北郊）。数万燕军在此构筑营寨，与官军对峙。仆固怀恩自率一路从西面进攻，另遣精骑和回纥骑兵绕道燕军营寨的东北角，两面夹攻，一举大破燕军。
得知城外的部队失利，史朝义随即亲率十万精锐出城增援，于昭觉寺一带列阵。唐军趁燕军立足未稳，突然发动攻击。燕军猝不及防，死伤甚众，但仍旧坚守阵地。鱼朝恩派出五百名神箭手参战，给燕军造成了更大的伤亡，但在史朝义的亲自督阵下，燕军却表现得极为顽强，依然坚守不退。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如果唐军迟迟不能突破对方防线，士气必然受挫，一旦燕军发起反攻，唐军将极为不利。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镇西节度使马璘对左右说：“战况危急了！”随即单枪匹马杀入敌阵，在万众之中左冲右突，连拔燕军两面令旗，总算撕开了一个缺口。他身后的唐军主力乘势杀入，燕军终于抵挡不住，阵势随即瓦解。
随后，燕军且战且退，唐军穷追不舍，双方又在石榴园、老君庙（均在今河南沁阳市一带）数度激战，但燕军士气已丧，而唐军则越战越勇。燕军退至尚书谷（今河南武陟县境内）时，自上而下都已无心恋战，各部争相溃逃，人马互相践踏，纷纷跌入坑谷之中。唐军一路砍杀，共斩首六万余级，俘虏两万人。史朝义见大势已去，只好放弃洛阳，带着家眷和几百名轻骑兵向东而逃。
唐军随即克复洛阳与河阳三城。
仆固怀恩让回纥军队驻守河阳，命其子右厢兵马使仆固瑒及朔方兵马使高辅成率步骑一万多人乘胜东进，旋即又克复郑州。史朝义一路向东逃窜，到了汴州（今河南开封），他属下的陈留节度使张献诚却紧闭城门，拒绝收容。史朝义万般无奈，只好亡奔濮州（今山东鄄城县）。史朝义前脚刚走，张献诚后脚就打开城门，弃暗投明了。
燕军终于跑了，两度失陷于叛军之手的东京洛阳终于又回到了李唐王朝的怀抱。
然而，此刻的洛阳百姓做梦也不会想到——唐回联军非但没有给他们带来福音，反而给他们带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
大唐官军和回纥友军浩浩荡荡地开进洛阳后，总共干了四件事——烧，杀，掳，掠。把洛阳扫荡一空后，唐回联军又变本加厉，一鼓作气洗劫了郑州、汴州、汝州等地。（《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回纥入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掳掠，三月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
中原的士绅百姓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眼前这些穷凶极恶的强盗就是他们日思夜盼的“官军”！
他们目瞪口呆，心胆俱丧，久久回不过神来。
等他们清醒过来时，房屋被烧光了，财产被抢光了，胆敢反抗的人都被杀了，活着的人身上的衣服也全被扒光了。所谓“士民皆衣纸”，就是无论官商士民还是男女老幼，全都被扒得一丝不挂，只能随便抓几张纸来遮羞。当然，这最后一项遮羞物大兵们是不会抢的，因为纸对他们毫无意义。
熊熊大火在洛阳等地燃烧了数十天，烧杀掳掠整整持续了三个月。当劫后余生的大唐子民们穿着薄薄的“纸衣”伫立在焦黑的废墟上、蜷缩在深冬的冷风中，他们肯定都在苦苦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叛军来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而官军来了这一切就都发生了呢？
同时引发的问题是：什么叫沦陷？什么叫光复？谁是官兵？谁是寇贼？其实，早在代宗派仆固怀恩去跟登里可汗谈判的时候，洛阳及附近州县就已经被李唐朝廷作为利益交换的筹码出卖给回纥人了。
既然朝廷已经跟回纥人达成了这种协议，那么唐军官兵当然有理由把洛阳等地视为“贼境”了。所谓贼境就是贼人的地盘。既然是贼人的地盘，那官兵们当然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换言之，当李唐朝廷与回纥人达成协议的那一刻，东京及附近州县就已经不是亟待朝廷去光复的沦陷区了，而是唐回联军眼中的大肥肉，是亟待他们去攫取的战利品！
所以，中原的百姓实在没什么好抱怨的，这就是他们的命。
在历史的大棋盘上，在政治的弈局中，老百姓的性命和财产从来都是无足轻重的。老子早就说过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统治者）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在中国历史上，每逢动乱年代，老百姓的性命往往贱如草芥，只能在逐鹿群雄的刀剑和铁蹄下流血和呻吟；就算生在和平年代，老百姓也随时会被政客们献上祭坛，充当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所谓“苍生福祉”，所谓“百姓利益”，往往是统治者拿来当政治口号用的，绝对不可当真。所以元人张养浩才会发出这样的浩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的命运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