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代宗生性谨慎，做事一贯小心，从来不打无把握之战。他这次之所以敢跟田承嗣动手，是因为与魏博相邻的两个藩镇都很主动地向朝廷上表，请求讨伐田承嗣，所以极大地增强了代宗的信心。
这两个自告奋勇的藩镇，一个是成德（治所在恒州，今河北正定县）节度使李宝臣，一个是淄青（又称平卢，治所在青州，今山东青州市）节度使李正己。其实代宗也知道，这两个人之所以主动请缨，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朝廷忠诚，想为国家建功，而是因为他们跟田承嗣有过节，都想趁机收拾他。
事实上，李宝臣和田承嗣的关系本来很好，不仅是同僚，而且还是亲家——李宝臣的弟弟李宝正娶了田承嗣的女儿。有一次，李宝正去魏州做客，跟田承嗣的儿子田维打马球，纵横驰骋中，不小心把田维撞下马背，导致田维受了重伤，旋即不治身亡。田承嗣大怒，立刻把李宝正抓了起来，然后写信跟李宝臣讨说法。
李宝臣能有什么说法？虽然此事纯属意外，但毕竟人家的宝贝儿子死了，你总不能再维护自己的弟弟吧？李宝臣没办法，只好回信向田承嗣谢罪，说自己管教不严，请田承嗣不要有何顾虑，该怎么责罚就怎么责罚，他绝无二话。
田承嗣也干脆，一看到回信就命人鞭杀了李宝正。
李宝臣闻讯，顿时目瞪口呆。
他本以为，李宝正再怎么说也是田承嗣的女婿，虽然失手闯下大祸，但纯属无心，就算要罚也绝不至死！所以他才敢跟田承嗣说什么该罚就罚之类的漂亮话。可他万万没料到，田承嗣居然如此心狠手辣，一下就要了李宝正的命！
从这件事之后，李宝臣就跟田承嗣反目成仇了。
至于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则向来与田承嗣不睦。他们之间具体有何恩怨，外人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田承嗣自恃强大，始终看不起李正己。所以，李正己老早就想给田承嗣一点颜色瞧瞧了。这回田承嗣公然违抗诏令，李正己自然不会放过这个修理他的机会。
对代宗李豫来说，李宝臣和李正己是什么动机根本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手里头有兵，而且一心想收拾田承嗣，这就够了。
是的，这就够了！
大历十年四月，代宗下诏，把田承嗣贬为永州刺史，同时命河东、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阳、泽潞九道节度使，从北面和南面同时进兵魏博，只要田承嗣拒不悔改、继续抗命，就狠狠地打，打到他认罪伏法为止！
此次征讨田承嗣，是代宗李豫自登基以来对叛乱藩镇采取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代宗相信，只要打赢这一仗，就能用行动教育那些目无法纪、藐视朝廷的藩镇，并对天下所有的骄兵悍将起到一个震慑和警示的作用，从而树立起朝廷的权威。
代宗李豫对这个美妙的前景充满了期待…
当时，幽州留后朱滔（原节度使朱泚的弟弟）正一门心思盼着朝廷给他转正，所以表现得最为恭顺，一接到代宗诏书，马上与成德李宝臣、河东薛兼训联兵，从北面攻击魏博；淄青李正己则联合淮西、河阳等镇，从南面发起进攻。
五月初，田承嗣的部将、镇守磁州的霍荣国眼见大兵四合，慌忙举城向朝廷投降。
五月十五日，李正己攻陷德州（今山东陵县）；同日，淮西节度使李忠臣率步骑四万猛攻卫州。
面对来势汹汹的朝廷大军，田承嗣也不免有些发怵，可他还是准备顽抗到底。于是，田承嗣一边调兵遣将抵御南面之敌，一边命昭义降将裴志清率部攻击成德辖境冀州（今河北冀州市），企图用“围魏救赵”的办法，迫使北面的李宝臣撤兵。
然而，田承嗣万万没想到，这个刚刚叛到他麾下的裴志清却在这个节骨眼上跟他玩了一回黑色幽默，居然又率部投靠了李正己。
田承嗣气得差点吐血。
你小子可真他妈是根墙头草！一会儿背叛这个，一会儿投靠那个，忒不地道了！老子为你惹了一身骚，你却屁股一拍就走人了，做人怎么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
田承嗣在心里把裴志清的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可骂人并不能解决问题，朝廷的南北两路大军依然在猛攻他的地盘。田承嗣没办法，只好按照原计划，亲自带兵攻打冀州。
不出田承嗣所料，李宝臣果然率部回援。只可惜，田承嗣一点好处也没捞着。因为李宝臣的部队太能打了，尤其是他麾下骁将张孝忠带领的那支骑兵，更是勇猛过人、以一当十。田承嗣连吃了几场败仗，最后只好烧毁所有辎重，灰溜溜地逃回了魏州。
八月，朝廷各路大军步步进逼，而魏博将士则军心涣散。田承嗣无奈地意识到，再这么打下去自己肯定完蛋！于是赶紧遣使入朝，向代宗上表，请求自缚其身到长安谢罪。
代宗大为振奋，遂命各军暂时停止进攻，以待田承嗣入朝。
可是，代宗高兴得太早了。
这只是田承嗣的缓兵之计。
田承嗣知道，自己寡不敌众，绝对不能跟九镇联军硬拼。要想逃过这一劫，只能耐心寻找联军的破绽，再设计将其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在田承嗣看来，九镇联军绝非铁板一块，要离间他们并不难。所以，田承嗣相信，在这场以一敌九、实力悬殊的较量中，自己虽然暂时处于下风，但未必不能笑到最后…
【谁笑到了最后？】
从八月初收到田承嗣的上表后，代宗李豫就一直在眼巴巴地等着他入朝。可直到八月末，代宗不但连个鬼影都没见着，还等来了一份新的战报。
战报说，田承嗣又派大将卢子期去攻打磁州了。
代宗大怒，急命各路大军继续进攻，一定要把田承嗣打趴下。
卢子期围着磁州整整打了两个月，就在他即将破城之际，李宝臣等人率部赶到，在清水（今河北磁县西北）将其击败。卢子期被生擒，旋即被押赴京师斩首。差不多与此同时，朝廷的南路各军又在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大破田承嗣的侄子田悦。
败报传到魏州，田承嗣虽不免有些恐慌，但这样的恐慌并不足以让他举手投降。
因为他已经想到对付朝廷军的办法了。
朝廷的九镇联军貌似强大，其实关键就是李宝臣和李正己这两个人，只要搞定他们，九镇联军便会不战自溃。
那么，如何才能搞定这两个家伙呢？
田承嗣自有妙计。
开战之前，李正己曾经派了一个使者到魏州，后来就被田承嗣扣下了。现在，田承嗣打算把这个使者送回去，而且还要托他带给李正己一份厚礼。
田承嗣恭恭敬敬地把这位使者请到了自己的府上，好吃好喝一顿招待后，又请他来到大堂，面南而坐，田承嗣则郑重其事地面北而拜，并且万分谦恭地向使者呈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这个受宠若惊的使者接过礼物一看，一颗心差点从胸口蹦了出来。
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这份礼物实在太重了，重得远远超乎他的想象！
——田承嗣交给使者的，是关于魏博的一份“完全档案”，里头包括了魏博全境的户口图籍、军队名册、钱粮账簿等所有机密资料。
换句话说，田承嗣这是在向李正己俯首称臣，并且拱手让出自己的地盘啊！
为了充分表明自己的诚意，田承嗣还请人画了一张李正己的肖像，挂在大堂上，天天焚香礼拜（古代人臣的事君之礼），俨然把李正己当成了至尊无上的天子。
最后，田承嗣又让使者给李正己捎去了一封信，说：“承嗣今年已经八十有六了（其实他才七十一岁，之所以说得那么老，无非就是想麻痹李正己），随时都可能死掉，儿子们没一个有出息，侄子田悦也是孱弱无能。所以，我今天拥有的一切，都不过是替您暂时保管罢了，又何必劳您兴师动众呢！”
田承嗣抛出的这根橄榄枝确实诱人，李正己马上被深深打动了。
这老小子过去最瞧不起李正己，现在居然主动当起了孙子，不仅俯首称臣，还表示要献出地盘，这真让李正己心花怒放。
李正己随即命令军队停止进攻，就地安营扎寨，不再前进半步。南路的各镇军队见李正己按兵不进，也都跟着停了下来。
田承嗣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除了南面的威胁。接下来，他就可以专心对付北方的李宝臣了。
自从这一年五月开战以来，李宝臣对魏博的进攻可谓不遗余力，代宗对此甚为满意，就派遣了一个叫马承倩的宦官前去宣旨慰问。
然而代宗却没有想到，这次宣慰非但没有达到鼓励的目的，反而严重打击了李宝臣的积极性。
事情坏就坏在这个宦官马承倩身上。
按惯例，宦官到地方上宣慰，临走前都是要收一笔“劳务费”的，李宝臣当然也不敢怠慢了马承倩。这家伙回朝复命前，李宝臣专程带上了一百匹绸缎，亲自送到了马承倩所住的驿馆。没想到马承倩非但不领情，反而勃然大怒，指着李宝臣的鼻子一通臭骂，最后还让人把那一百匹绸缎全都扔到了大街上。
马承倩并不是廉洁拒贿，而是嫌东西太少。
他本来以为，李宝臣身为强藩，拥兵据地，财大气粗，出手肯定阔绰，不料却只送了区区一百匹绸缎，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吗？
最后马承倩一匹也没要，气呼呼地回长安去了。
李宝臣出来混了这么久，还是头一回在大庭广众之下受此羞辱，心里自然很不爽。他的心腹、成德兵马使王武俊就说：“您对朝廷新立大功，尚且被一个瘪三如此羞辱，来日平定叛乱，恐怕一道诏书就卸了您的兵权，把您召回京师软禁起来了，依在下所见，不如放田承嗣一马，这样朝廷才会始终重用您。”
王武俊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李宝臣养寇自重。李宝臣觉得非常有道理，于是停止了进攻的步伐，跟李正己的南路各军一样按兵不动了。
听到李宝臣得罪天子使臣的消息后，田承嗣心里乐开了花。这样一来，南北两路的朝廷军就都不约而同地停火了，田承嗣真是打心眼里感激马承倩。
不过，让九镇联军停火只是田承嗣计划的第一步。
他真正想要的，是让他们之间爆发内讧。为此，田承嗣已经在成德李宝臣和幽州朱滔之间，设了一个阴险的局。
田承嗣知道，李宝臣是范阳（幽州治所）人，很早就在打范阳的主意，但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所以下不了决心。现在，田承嗣就打算帮他下这个决心。
首先，田承嗣让人在一块石头上刻了这么一句谶语：“二帝同功势万全，将田为侣入幽燕。”然后命人偷偷把石头埋在了成德境内。接着，田承嗣又找了一个术士去忽悠李宝臣，说某某地方有帝王之气。李宝臣顺着术士的指引找过去，往地下一挖，就把那块写着谶语的石头挖出来了。
最后，田承嗣又派出一个口齿伶俐的说客，继续跟李宝臣忽悠，说：“您若与朱滔共取沧州（田承嗣地盘，位于魏博最北端，与李宝臣的辖境接壤），就算打下来，沧州也是朝廷的，非您所有。可是，如果您愿意跟田承嗣尽释前嫌，精诚合作，他自愿把沧州献出来，划归成德。而且田承嗣还说了，如果您想打范阳，他可以竭尽全力，帮您完成心愿。只要您率精锐骑兵为前锋，他必率大军跟进接应，如此，范阳没有不克之理。”
李宝臣闻言大喜。
因为这番话跟石头上那句谶语完全相应，所以李宝臣相信，这一定是上天要把范阳送给他。既然如此，他还犹豫什么呢？
心动不如行动，说干就干！
随后，李宝臣便迫不及待地派人与田承嗣密谋，制订了一个袭取范阳的计划。
田承嗣非常守信用，计划一定下来，他立马率军北上，驻扎在魏博与成德交界，准备随时听候李宝臣差遣。
当时，朱滔正率部屯驻瓦桥（今河北雄县），李宝臣决定擒贼先擒王，出动一支骑兵奇袭瓦桥，把朱滔干掉，再和田承嗣联兵直捣范阳。
为了保证奇袭时能够精确打击，李宝臣就派人去跟朱滔说：“听说朱公仪貌伟丽，威如天神，鄙人很想讨一幅画像，日夜瞻仰。”
朱滔被捧得晕乎乎的，立刻着人画像，送到了李宝臣手上。随后，李宝臣就把朱滔的画像挂在了演武堂上，然后天天跟将士们一块瞻仰，口中还不停赞叹：“果然是神人啊！”
等将士们把朱滔轮番瞻仰了一遍，李宝臣便从中遴选了两千精锐，然后下达战斗指令，说：“格杀演武堂画像上的那个人！”
奇袭部队当即出发，昼夜奔驰三百里，兵锋直指瓦桥。当时，幽州跟成德是友军，朱滔做梦也不会想到李宝臣会来偷袭。所以，直到成德的偷袭部队杀入大营，朱滔才从梦中惊醒。他仓促指挥部众应战，结果被杀得溃不成军。朱滔慌忙换上士卒的衣服，好不容易才脱离险境，狼狈不堪地逃回了范阳。
得知李宝臣与朱滔交兵的消息，田承嗣发出了一阵痛快淋漓的大笑。很好，老子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田承嗣随即打道回府，并且派人给李宝臣送了一句话，说：“河内有警，不暇从公，石上谶文，吾戏为之耳！”（《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我境内有紧急情况，不能和您一起攻打范阳了，至于石头上的谶语，是我和您开玩笑的，千万别当真！
李宝臣目瞪口呆，一张脸涨得像猪肝。
他恨不得立刻插上翅膀，飞进魏州，把田承嗣千刀万剐，扒他的皮，抽他的筋，再掏出他的心肝炒着吃！
可李宝臣知道，这只是自己的意淫。
因为成德夹在幽州和魏博中间，本来就已经和魏博不共戴天，现在又跟幽州撕破了脸，自己已经落入腹背受敌的困境了，凭什么再跟田承嗣斗？此时此刻，李宝臣不但不能南下攻击田承嗣，而且必须分兵抵御北边的朱滔，防止他出兵报复。
随后，李宝臣垂头丧气地撤回了恒州，同时命骁将张孝忠率七千精锐驻守易州（今河北易县），防备朱滔。
至此，这场声势浩大的征讨田承嗣的军事行动就这样不战自败、无果而终了。
代宗李豫在位期间唯一一次与藩镇大动干戈的结果，就是劳师丧财、损兵失地，而且还换来了一肚子的愤怒、无奈和沮丧。
大历十年十二月末，田承嗣假惺惺地上表代宗，请求入朝；同时，淄青的李正己也频频上表替他说话，希望天子能给田承嗣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二月，代宗李豫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后，不得不颁下一道诏书，赦免了田承嗣的所有罪行，并恢复其官爵，准许他本人或家属入朝；此外，其麾下部众曾抗拒朝命者，也一概赦免，既往不咎。
谁笑到了最后？
当然是田承嗣。
田承嗣一次次说他要入朝谢罪，其实都是放屁。
他非但不入朝，而且始终没有放弃扩张的野心。
大历十一年五月，汴宋（治所在汴州，今河南开封市）留后田神玉病卒，都虞侯李灵曜趁机发动兵变，杀了该镇的几个军政首脑，随即自立为留后，并北结田承嗣为援。而田承嗣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竟公然充当李灵曜的靠山。
代宗为了安抚李灵曜，就任命他为濮州（今山东鄄城县）刺史。可李灵曜却嫌官小，拒绝赴任。代宗无可奈何，只好承认他为汴宋留后。
李灵曜得逞后，更加不把朝廷放在眼里，随即效仿河北诸镇，一口气任命了境内八州的所有刺史和县令，致使朝廷任命的那些官员一夜之间全部下岗。代宗忍无可忍，遂征调五道兵马征讨李灵曜。田承嗣出兵援救，代宗再度削除田承嗣官爵，宣布对田、李二人一起讨伐。稍后，田承嗣和李灵曜分别被朝廷军所败。李灵曜逃亡，后被擒，押送京师斩首。田承嗣惶悚，赶紧又上表请罪，李正己又替他说话，代宗只好再一次就坡下驴，下诏复其官爵…
唐代宗李豫在位的十几年间，这一幕幕藩镇叛乱的闹剧就这样此起彼伏、循环上演，而李唐朝廷根本没有能力彻底解决藩镇问题，只好见招拆招，走一步算一步。除了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使其相互制衡外，代宗李豫实在是别无良策。
朝廷对诸藩处处妥协、一再退让的结果，就是令其越发骄纵、日益坐大！
关于唐代宗大历末年的政局，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一段准确的概述和评论：“平卢节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灵曜之乱，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为己有，正己又得曹、濮、徐、兗、郓五州…拥兵十万，雄据东方，邻籓皆畏之。是时田承嗣据魏、博、相、卫、洺、贝、澶七州，李宝臣据恒、易、赵、定、深、冀、沧七州，各拥众五万；梁崇义（山南东道节度使，治所在襄州，今湖北襄阳市）据襄、邓、均、房、复、郢六州，有众二万；相与根据蟠结，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上（代宗李豫）宽仁（实际上是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一听其所为…以是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
名为藩臣，实如异域！
这就是大唐帝国在安史之乱后所面临的历史困境。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春，当心力交瘁的唐代宗李豫陪伴着内忧外患的大唐帝国步履蹒跚地走过十七度春秋后，一切显然都还没有好转的迹象。虽说在这年二月，朝廷的心腹之患田承嗣终于死了，但是代宗并不敢采取什么举措，只能听任其侄田悦自立为留后，随后任命田悦为节度使。三月，淮西都虞侯李希烈又发动兵变，驱逐了节度使李忠臣，迫使李忠臣单骑亡走京师。代宗无可奈何，仍复以李希烈为留后，不久又任其为节度使。
这年夏天，五十四岁的唐代宗李豫终于在无尽的烦忧和抑郁中一病不起了。
大历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日暮时分。
长安大明宫紫辰内殿。
唐代宗李豫气息奄奄地躺在病榻上，看见夕阳的余晖正一点一滴从他的眼前褪去，同时看见一个未知的黑暗世界正一步一步地朝他走来。
这天早上，自知大限已至的李豫颁布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道诏书——命太子李适监国。
李豫知道，这个年已三十八岁的长子已经完全有资格继承李唐王朝的社稷江山，但他始终心怀隐忧的是——李适有能力对付那些“名为藩臣，实如异域”的跋扈藩镇吗？李适有能力驾驭这辆险象环生、前程叵测的帝国马车吗？
夜幕徐徐降临，内殿一片静阒。几个宦官小心翼翼地点亮了殿内的火烛。他们的脸在半明半暗的光影中浮沉闪烁。仿佛有那么一瞬间，李豫蓦然看见了几张熟悉的脸。
那是李辅国的脸、程元振的脸、鱼朝恩的脸…
他们来了吗？
他们去了又来了吗？
李豫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然后他的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李豫走了。
远处的世界依旧喧嚣，世上的人群依旧扰攘。
李豫走了，把骚动不安的尘世遗落在了身后，把一团乱麻的天下遗落在了身后，把无尽的流血、杀戮、阴谋、谎言、背叛、纷争，全部遗落在了身后…
第六章 德宗李适初政
【礼法之争的背后】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二十三日，太子李适即皇帝位，是为德宗。
新天子登基，该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治理朝政，而是服丧。
在古代，服丧可是一件天大的事。按照儒家传下来的礼法，无论哪个人遭逢父母之丧，都要守孝三年，三年内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学名叫“丁忧”。也就是说，不管你当再大的官，碰到爹娘死了，你也得老老实实回家去丁忧三年，除了吃饭睡觉看书写字之外，几乎啥事也不能干。
可是，这事要是搁在皇帝头上，就有点不太靠谱了。
道理很简单：宰相要是回家三年，别人还可以替他处理政务；皇帝要是三年不上朝，谁来替他君临天下？
为了解决这个不靠谱的问题，大概从汉文帝开始，就有了一个从权变通的办法，把皇帝的服丧时间从三年缩短为象征性的三十六天（代替三十六个月）。唐朝自高宗以后，都遵照这个办法执行，到了玄、肃二朝，更进一步缩短为二十七天。代宗临终之前，也在遗诏中表示，新君服丧二十七天，帝国各级官员则只需哀悼三天，“天下吏人，三日释服”。总之，大家意思意思就行了，三天后该干吗干吗去，别耽误了工作和学习，当然也别耽误了娱乐。
代宗这个遗诏显然是通情达理的，满朝文武极力拥护，都表示要坚决执行。
可是，偏偏有人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所有官员都必须跟新君一样，服满二十七天，一天也不能少！
这个人就是宰相常衮。
常衮是代宗晚年颇为倚重的大臣，和当时的名臣杨绾同时入相，可杨绾没多久就病逝了，于是常衮就成了独秉朝政的首席宰相。
在常衮之前，当政的人是弄权宰相元载。众所周知，元载这家伙是出了名的腐败，不仅贪赃枉法、卖官鬻爵，而且总是变着法儿损公肥私。比如当时宰相上班，中午都是留在政事堂吃工作餐的，元载嫌饭菜不好，就公然向代宗提出，每天的工作餐都要由御膳房提供，吃的东西必须跟皇帝一样，而且每顿都要准备十个人的量。除此之外，还要求朝廷给宰相及公卿大臣们发放特别津贴——每年绸缎三千六百匹。代宗虽然心里不满，但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
随后，这两项待遇就形成了惯例。
常衮上台后，为了树立清正廉洁的形象，就主动向代宗提出：“朝廷发给宰相和大臣们的餐费已经足够了，应该让御膳房停止供应膳食。”代宗很高兴，马上就批准了。不久，常衮又建议废除特别津贴，结果一下子就犯了众怒。
要知道，朝中的大臣们虽然厌恶元载，但没有人会厌恶特别津贴。说白了，当初大伙没跟着元载吃肉，至少还能跟着混口汤喝，可如今你常衮一来，就让大伙勒紧腰带喝西北风，你凭什么呀？
此议遭到众人的强烈反对，常衮只好闭嘴，此事遂不了了之。
事后，公卿百官都在背后大骂常衮，说：“朝廷厚禄，所以养贤；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朝廷高薪是为了养廉，你如果自认无能，对不起这份高薪，那就干脆辞职走人，何必自命清高地辞薪呢？
就这样，常衮一上台就把同僚们都给得罪了，史书对他的评价是：“性刚急，为政苛细，不合众心。”简言之就是不会做人。
可是，常衮真的不会做人吗？一个混了大半辈子官场、最后混到首席宰相的人，会连最起码的团结群众都不会吗？
其实，常衮之所以触犯众怒，不是因为他不会做人，而是因为他太急于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了，从而不自觉地损害了百官的利益。
换言之，常衮的毛病就是自命清高，却又流于虚伪和矫情。
代宗驾崩后，常衮的虚伪和矫情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按照礼制，满朝文武每天早晚都要到代宗灵前致哀。常衮或许是感怀于代宗的知遇之恩，或许是急于给新君李适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总之每天都在灵堂上哭得稀里哗啦，一副肝肠寸断、悲痛欲绝的样子，让大伙忍不住浑身起鸡皮疙瘩。
这一天，常衮照例在灵堂上哭得死去活来，甚至做晕厥倒地之状，随从慌忙跑上去搀扶。堂上的百官一看，不免都有些反胃。时任中书舍人的崔祐甫终于忍不住了，指着常衮对众人说：“臣哭君前，却要人搀扶，天下可有此等礼仪？”
堂堂首席宰相竟然被一个小小的中书舍人当众揶揄，常衮的恼怒是可想而知的。但他还是顾及了自己的宰相之尊，强忍着没有发作。
同日，新君李适召集群臣开会，讨论各级官员服丧期限的问题，常衮抓住这个表现机会，一再强调：“先帝遗诏虽说‘天下吏人，三日释服’，但意思是指低级官吏，不是指朝廷百官。古时候每遇国丧，公卿大夫都要跟天子遵循相同的礼制，如今皇上须服丧二十七日，朝中群臣也当如此。”
百官闻言，心里都在问候常衮的祖宗，可表面上还是保持沉默，不想得罪这个首席宰相。唯独崔祐甫再次无视常衮的权威，冷笑着说：“先帝遗诏，并无朝臣和庶人之别。朝野中外，莫非天下，凡是替朝廷做事的，哪一个不是‘吏人’？所以百官皆应遵从遗诏，一律服丧三日。”
常衮开始咬文嚼字：“按照古人的释义，‘吏’即‘胥吏’的简称，专指官员自行任命的僚属，岂能与公卿百官相提并论？”
崔祐甫寸步不让：“《左传》中有一句话，叫‘委之三吏’，其中三吏即指三公。难道史书上常说的‘循吏’、‘良吏’，也是指‘胥吏’不成？”
常衮发现自己掉书袋比不过崔祐甫，赶紧转移方向：“礼法不外乎人情。当今公卿大臣，皆世受皇恩，若与寻常百姓同遵庶民黔首之礼，于心何忍，于理何安！”
崔祐甫再次发出冷笑：“常大人坚持这么说，将置先帝遗诏于何地？倘若天子旨意犹能随便改动，天下还有什么不能改的？”
常衮勃然作色，怒斥崔祐甫没有人臣之礼。崔祐甫毫不示弱，指责常衮肆意曲解遗诏。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顿时吵得不可开交。
新君李适冷冷地看着这一幕，心里大为不悦，随即宣布会议解散。
常衮和崔祐甫如此撕破脸面、当众死磕，难道仅仅是单纯的礼法之争吗？
如果你这么看，那就把政治看得太简单了。
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几乎每个朝代都会爆发程度不同的礼法之争，但明眼人都知道，其中十之八九都是权力之争。换句话说，所谓的祖宗礼法，往往只是政客们用来争权夺利的工具罢了。
常衮和崔祐甫之争，当然也不会例外。
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常、崔二人的矛盾由来已久。
说到矛盾的起因，就不能不提唐朝宰相制度在安史之乱后的变迁。
玄宗时期，宰相班子主要由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中书令、门下省的最高长官侍中以及一些挂有“同中书门下三品”衔的六部大臣构成；而在初唐时期作为当然宰相的尚书左、右仆射，此时基本上已被摒出宰相之列。从安史之乱起，为了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李唐朝廷开始把中书令、侍中这两个职衔拿来加授给一些功臣元勋，使得这两个宰相职位逐渐有了虚衔的性质。到了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李唐朝廷进一步将中书令和侍中升格为正二品（原为正三品），从此这两个职衔就彻底变成了虚衔。
相应地，原中书、门下两省的副职——中书侍郎和门下侍郎，也由正四品升格为正三品，成为两省的最高长官。此后，唐朝的宰相通常就由中书侍郎和门下侍郎分别加“同平章事”衔来担任，其他的低阶官员（四品或五品）只要加“同平章事”衔，也可不问资历，直接拔擢进入宰相班子。
很显然，这样的变革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需要。战争和叛乱此起彼伏，朝廷权威受到很大削弱，中枢政治的运作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了，因此必须形成一套灵活简便的新的宰相制度，以便皇帝能够在必要的时候破格提拔一些有能力的低阶官员，让他们进入帝国的权力核心。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看常衮和崔祐甫之争的起因。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春，代宗除掉了弄权宰相元载；四月，杨绾以中书侍郎衔入相，常衮以门下侍郎衔入相；七月，杨绾突然病逝，随后中书侍郎一职便长期处于空缺状态。在此情况下，崔祐甫作为一名老资格的中书舍人（正五品上），便自然而然地接手了中书省的政务，无形中就成了中书省的实际长官，虽无其名，却有其权。
与此同时，常衮也取代杨绾成了首席宰相。在他看来，区区中书舍人崔祐甫是没有资格掌管中书省的，于是很快就接管了中书省的政务。
崔祐甫被打回了原形，当然是愤愤不平。
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六月，司空朱泚向代宗呈报了一则祥瑞，说他一个部属的家里竟然出现了猫鼠同窝的奇异景象——有一只母猫把一只小老鼠当成了自己下的崽，天天用乳汁无私地喂养小鼠。朱泚说，这真是开天辟地以来闻所未闻之事啊，若非皇帝圣德广大，岂能有如此猫鼠和谐之祥瑞！
常衮闻讯，立刻率领文武百官入朝恭贺。
满朝文武中，只有一个人发出了不和谐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