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亦即平定朱泚、克复长安后，德宗李适便把禁军重新交到了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的手里。当初那个贪污军饷的文臣白志贞太让德宗失望了，而窦、霍二人则在泾师之变中护驾有功，所以从那以后，德宗对宦官的看法就彻底改变了。
自从接管神策军后，窦文场、霍仙鸣的势力便迅速膨胀。到了贞元中期，经过多年经营的窦文场、霍仙鸣已然势倾朝野。史称，当时“藩镇将帅多出神策军，台省清要亦有出其门者”。（《资治通鉴》卷二三五）
既然藩镇将帅多出自窦文场和霍仙鸣门下，此刻藩镇又出了问题，德宗当然只能找这些神通广大的当权宦官了。
霍仙鸣一听藩镇出缺，马上向德宗举荐了宣武将领刘沐。他向德宗担保，此人神勇无比，一定可以镇得住那些骄兵悍将。德宗大喜，赶紧擢升刘沐为宣武行军司马，命他代理宣武军政。
德宗以为如此一来，宣武应该就不会出乱子了，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自安史之乱后，天下藩镇早就把节度使的职位及其相应地盘当做世袭罔替的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早成惯例。眼下李万荣虽然卧病在床，可他儿子还活蹦乱跳呢，岂容你朝廷来插一杠子？
六月下旬，朝廷派遣的宣诏宦官抵达汴州，刚刚宣完刘沐的任命诏书，李万荣的儿子、宣武兵马使李迺就授意手下将士大喊大叫：“兵马使劳苦功高，却得不到奖赏，他刘沐是什么东西，竟然能当行军司马！”随即拔刀出鞘，把刘沐和宣诏宦官团团围住。
刘沐其实是个软蛋，并不像霍仙鸣夸的那么神勇。一见形势不妙，刘沐顿时吓得面无人色，赶紧假装中风，哎哟一声扑倒在地，然后就被人七手八脚抬了出去。
紧接着，李迺又纵容乱兵砍杀了好几个不依附他的大将，企图拥兵自立。
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李迺没有料到，还有一个人也早就盯上了节度使的宝座。
此人叫邓惟恭，时任宣武都虞侯。就在李迺纵容手下作乱的时候，邓惟恭早已和监军宦官俱文珍联手，出动军队包围了节度使府。
双方短暂交手之后，年纪轻轻、缺乏军事经验的李迺就败了。邓惟恭随即将其逮捕，押送京师问罪。李万荣几天后也翘了辫子。
宣武乱成了一锅粥，让德宗好生烦恼。无奈之下，他只好命令东都留守董晋赶赴汴州，就近兼任宣武节度使。
这个董晋就是当初与窦参同朝为相的老臣。此人生性温和，向来与世无争，当初在朝中基本就是个摆设，而且此时已是七十三岁高龄。德宗病急乱投医，居然把董晋抓到那个火山口上，这不是要他的老命吗？
邓惟恭听说朝廷派了一个行将入土的人来当节度使，差点笑出声来。这老家伙还能经得起折腾吗？就算他敢来，也不过是来当个摆设，宣武还是老子说了算！
邓惟恭自鸣得意地想。
这一年七月，董晋到达汴州。果然不出邓惟恭所料，这个慈眉善目的老头就任之后，马上把军政大权拱手交给了他，而且始终对他客客气气，然后躲进了节度使府，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活脱脱就是一个来此养老的寓公。
邓惟恭笑了。
既然董晋是个毫无作用的摆设，那老子何不把他拿掉，弄一个名正言顺的节度使来做做呢？
邓惟恭随即制订了一个秘密计划，准备召集两百多个亲信，发动兵变诛杀董晋，再迫使朝廷正式任命他为节度使。然而，自作聪明的邓惟恭万万没有料到，董晋虽老，却还没老到昏聩无知、任人宰割的地步。
自从就任节度使以来，董晋虽然足不出户，表面上好像两耳不闻窗外事，实际上早就在邓惟恭身边安插了眼线，随时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所以邓惟恭刚一密谋，董晋立刻得到了消息。
这一年十一月，董晋赶在邓惟恭行动之前，将他和两百多个手下悉数逮捕，旋即将其党羽全部斩首，最后将邓惟恭执送京师。
姜还是老的辣。没人想到看似懦弱无为的董晋居然能深藏不露、后发制人，连德宗都有些喜出望外。
可是，好景不长。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春，七十六岁的董晋病逝，宣武节度使的人选又一次让德宗感到了头疼。
经过一番权衡，德宗最后还是“就地取材”，任命了宣武行军司马陆长源为节度使。
德宗这次没有看错人，陆长源的确是个很有才干的人。然而德宗忽略了一点，有才的人分成两类，一类是越有才却谦虚，一类是越有才越骄傲。
很不幸，陆长源就属于后者。
由于陆长源恃才傲物，刻薄寡恩，所以很不得人心。董晋去世后，陆长源刚刚接手军政，还没被正式任命，就公开宣称：“军中纲纪败坏，为时已久，应该用严刑峻法进行整顿！”
宣武将士一听，顿时人心惶惶。
应该说，陆长源的想法是对的，但他如此口无遮拦却只能把事情搞糟。不久，有人建议陆长源应该按照各地藩镇的惯例，在继任节度使之前，先拿出一些钱物犒赏将士们。不料陆长源却勃然大怒，厉声道：“我岂能跟河北的那些割据军阀一样，要用钱去收买人心，以换取节度使旌节？”
随后，陆长源又授意手下将领孟叔度变相降低士兵待遇。
如此种种，终于把这些骄兵悍将彻底激怒了。
这一年二月，宣武士卒再次发动暴乱，砍杀了陆长源和孟叔度，并且将他们的尸体剁成肉块吞食一尽。监军宦官俱文珍慌忙向宋州（今河南商丘市）刺史刘逸淮求援。刘逸淮立刻率兵进驻汴州，很快就平定了暴乱。
二月中旬，懒得再思考的德宗顺水推舟，任命刘逸淮为宣武节度使，并赐名全谅。
同年九月初，刘全谅卒，宣武将士拥立都知兵马使韩弘为留后。德宗连想都没想，几天后就颁布了任命状，以韩弘为节度使。
短短七年之间，宣武镇连续爆发了五次兵变。换了六七任节度使，这不能不让新任节度使韩弘充满临深履薄之感。
他意识到，要想坐稳节度使的宝座，就必须严明军纪；而要想严明军纪，就必须杀一杀这些骄兵悍将身上的暴戾之气。
可是，当初的陆长源不就是因此才掉脑袋的吗？自己现在还这么干，岂不是重蹈陆长源之覆辙？
韩弘的回答是，这事是动手干的，不是动嘴说的，敲锣打鼓的不要，打草惊蛇的不要。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春，经过一番暗中调查，韩弘锁定了一个名叫刘锷的郎将。据说此人一贯凶暴，历次兵变都冲在最前头，是个典型的叛乱积极分子。此人不除，无以严军纪，无以镇人心。随后，韩弘在营门布置重兵，把刘锷及其党羽三百多人召集到一起，用八个字总结了他们的罪状：“数预于乱，自以为功。”随即不由分说地把他们全部砍杀。
行刑那天，据说军营门口的地面被鲜血染得一片赤红。
其实，对于韩弘来说，是否有确凿证据表明刘锷及其手下确为“叛乱积极分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韩弘需要这几百条性命来杀鸡儆猴、杀戮立威。
事实证明，韩弘的目的达到了。
从此以后，在韩弘担任宣武节度使的整整二十余年间，他的管辖区域内再也没有发生过一次兵变，甚至没有一个人敢在军营中大呼小叫。
多年来一直桀骜不驯、麻烦不断的宣武镇总算在韩弘的手中消停了，德宗如释重负。
然而，差不多与此同时，另一个藩镇却突然掀起了一场更大的波澜，让德宗陷入了更深的不安和忧虑之中。
【藩镇：疯狂奔驰的烈马（下）】
彰义镇（治所蔡州，今河南汝南县）原本是李希烈的淮宁镇，又称淮西镇，于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正月更名彰义。这块地方在当年的诸藩之乱中本来就是个重灾区，不但是叛乱诸藩中最后一个平定的，而且平定得极为勉强，其节度使吴少诚就是在多次内讧和兵变中上台的，朝廷只不过是承认了他，从而弭兵消祸、息事宁人而已。
贞元十四年九月，吴少诚悍然出兵劫掠了淮南镇的寿州（今安徽寿县）、霍山（今安徽霍山县）两地，斩杀守将谢洋，并将其方圆五十余里地据为己有。
还没等朝廷作出反应，贞元十五年三月，吴少诚又发兵攻击隶属于山南东道的唐州（今河南沁阳县），斩杀监军宦官邵国朝、守将张嘉瑜，掳掠百姓千余人而去。
同年八月，陈许（治所许州，今河南许昌市）节度使曲环卒，吴少诚又趁机纵兵大掠陈许镇的临颍（今河南临颍县）、陈州（今河南淮阳县），令中原士民惶惶不可终日…
前些年，宣武镇虽然麻烦不断，但都只是内乱，并未波及相邻藩镇的辖区。而眼下，吴少诚摆明了就是想通过武力扩张地盘，鲸吞相邻藩镇的辖区，其勃勃野心丝毫不亚于当年的李希烈，其行为也已经构成了赤裸裸的叛乱。
德宗意识到事态严重，连忙任命陈州刺史上官涚为陈许留后，命他不惜一切代价遏住吴少诚的兵锋。上官涚随即派将领王令忠率三千人阻击吴少诚，不料反而中了埋伏，三千将士全部被俘。
九月，吴少诚乘胜进围许州。
上官涚大为惶恐，准备弃城而逃。部将刘昌裔极力劝阻，说：“城中的兵力足以对付吴少诚，只要我们紧闭城门，不与之交战，过不了几天，其气势必然衰竭。而我们则以逸待劳，到时候伺机出兵，一定可以破敌。”
上官涚闻言，总算稳住了心神，打消了逃跑的念头，但却始终鼓不起御敌的勇气，只好把守城之责全盘交给了刘昌裔。
从上官涚的表现，我们不难看出德宗识人用人的水平。如果许州城里没有这个叫刘昌裔的普通将领，吴少诚就可以兵不血刃地拿下许州，然后吞并陈许，进而威胁东都。倘若如此，后果将不堪设想。
所幸许州城还有一个有勇有谋的将领刘昌裔。
吴少诚围着许州日夜猛攻，可守城将士在刘昌裔的指挥下，却顽强地击退了彰义军的一次次进攻。就在双方激战正酣的时候，许州城里却出了个内鬼。
此人是陈许都知兵马使安国宁，因为向来和上官涚不睦，就想趁这个机会投降吴少诚。不料，刘昌裔早就对他多留了一个心眼。还没等安国宁发动，刘昌裔就设计擒获了他，旋即将其斩首。随后，刘昌裔知道安国宁的麾下部众必定不服，于是把他们召集起来，每人发给两匹绢，让他们马上复员回老家。
这些人大眼瞪小眼，一个个都在心里问候刘昌裔的祖宗，却又不敢发作，只好乖乖地脱下军装，放下武器，背上两匹绢出城去了。
城外就是吴少诚的军营，这帮心怀怨恨的家伙会不会…
会的，刘昌裔早猜到了。就在刚才发遣散费之前，刘昌裔就已经派兵埋伏在了城外。他对伏兵们说：“只要看见背上有两匹绢的，就给我砍了。”
原来，这两匹绢并不是遣散费，而是催命符。
后来发生的事情毫无悬念——这些人刚刚出城，就被路边的伏兵相继砍杀，一个也没逃脱。
刘昌裔这么做显然有点狠。可这年头，你不对别人狠就是对自己狠。所以，刘昌裔也是没得选。
解决了内鬼，刘昌裔就可以全力对付吴少诚了。
数日后，刘昌裔发现彰义军士气已衰，便招募了一千名敢死队员，于深夜出城发动突袭，终于大破彰义军。吴少诚攻不下许州，只好转攻西华（今河南西华县），却又被当地守将孟元阳击退。
得知吴少诚兵锋受挫的消息后，德宗连忙下诏削除了他的所有官爵，同时命附近各道共同出兵，合力围剿吴少诚。
各藩镇奉诏出兵后，一开始也打了几场胜仗。
然而，诸道联军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各有各的小算盘，谁也不听谁的。每个藩镇都想尽量多捞地盘，可又都想保存实力，所以结果就是各自为战，进退无据。
十二月下旬，吴少诚抓住对手的弱点，在小溵水（今河南郾城县北）一带大破诸道联军。各军的武器、辎重、物资、粮草全部丢弃，悉数落进吴少诚的手中。
败报传回长安，德宗大惊失色，赶紧和大臣们商议，准备物色一个招讨使作为诸道联军的统帅，协同攻防，统一指挥，以免因各自为战让吴少诚捡了便宜。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正月，恒冀、易定、陈许、河阳四镇再度联兵进攻吴少诚，却全部被其击败，只好一一退回本镇。
不马上任命一个统帅，这仗是没法打下去了。
二月，德宗在诸藩中选来选去，最后终于选择了夏绥（治所夏州，陕西靖边县北）节度使韩全义。此人出自神策军，是当权宦官、神策中尉窦文场的亲信。窦文场向德宗力荐，说只要韩全义出马，必可将吴少诚手到擒来。德宗大喜，随即任命韩全义为招讨使，命河南、河北的十七道兵马，全部受其一体节制。
韩全义真的像窦文场吹的那么厉害吗？
当初霍仙鸣推荐的那个神勇之将刘沐，碰上士兵作乱就哎哟一声身子一倒被人抬了出去，从此销声匿迹。这回，窦文场能推荐什么好货色吗？很遗憾，韩全义同样是草包一个。
这家伙本来就没什么军事才干，既无勇也无谋，其节度使职位全靠巴结和贿赂窦文场而得。他抵达前线后，天天开会，可每次开会都是和几十个监军宦官在营帐里高谈阔论、口沫四溅，看上去气氛相当热烈，可战略决策从来不曾得出半个。
当时已进入夏季，官军的驻地潮湿燠热，军中瘟疫流行，可身为统帅的韩全义却根本不懂得抚恤士卒，于是人心离散，士气极度低落。
德宗李适瞪着一双火眼金睛找了两个月，最后居然挑上这样的笨蛋，其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这一年五月，韩全义率领诸道联军，与吴少诚的部将吴秀、吴少阳在溵水（今河南项城县西北）南面平原展开会战。联军将士斗志全无，未及接战便四散溃逃，吴秀等人趁势掩杀，韩全义慌忙率部退保五楼（今河南上蔡县东北）。
七月，叛军乘胜追击，在五楼再败朝廷联军，韩全义趁着夜色遁逃，退守溵水城（今河南商水县）。九月，吴少诚亲自率部进抵溵水城下，韩全义怯战，又率各军退至陈州（今河南淮阳县）。
韩全义数战皆败，各藩镇将帅对他彻底丧失了信心。
随后，宣武军和河阳军不辞而别，各自率部撤回本镇，其他各镇部队也萌生去意。韩全义恼羞成怒，以议事为由把昭义将领夏候仲宣、义成将领时昂、河阳将领权文度、河中将领郭湘四人召到大帐，然后全部斩首，以此震慑人心。
就在前线节节败退、朝廷束手无策之际，西川节度使韦皋非常及时地向德宗呈上了一道奏疏，给朝廷提出了应对目前局面的上、中、下三策：“臣建议，任命老将浑瑊、宰相贾耽为元帅，统领前线各军，战事必有转机（上策）。若陛下不愿劳动元勋老臣，臣愿率本道精锐一万人，下巴峡，出荆襄，立誓讨灭叛贼（中策）。若陛下不愿再战，应让吴少诚主动请罪，然后顺势赦免（下策）。若不赦免，一旦吴少诚内部生变，被麾下所杀，陛下只能把节度使旌节再度授予凶手，这是除掉一个吴少诚，又来一个吴少诚，必将后患无穷！”
宰相贾耽一听说韦皋推荐他上前线，心里老大不乐意，赶紧对德宗说：“逆贼吴少诚肯定也希望得到宽恕，恐怕给他一条生路才是上策。”
此时的德宗当然也不想再打了。十七道兵马被人家打得丢盔弃甲、节节败退，朝廷还有什么脸面和理由再打下去？
德宗现在也巴不得马上罢兵休战。可是，如果吴少诚不主动请罪，德宗朝廷就没有台阶可下——总不能因为打不过人家才宣布赦免吧？
所以，这场战争能不能停止，关键就取决于吴少诚的态度了。
还好，此刻的吴少诚也悄然打起了退堂鼓。
韦皋的奏疏刚刚递到朝廷，吴少诚在朝中的眼线就立刻把消息透露给了他。在吴少诚看来，如果德宗采纳了韦皋的上策或中策，那自己的胜算就小了。因为浑瑊和韦皋都是能征善战的猛将，远不是那个草包韩全义所能比拟于万一的。尤其是韦皋，这些年来在西南边陲独当一面，屡屡击败吐蕃人，可谓战功赫赫、威名远播。所以说，真要和浑瑊或韦皋交手，吴少诚还是颇有些胆怯和疑虑的。
经过再三权衡，吴少诚最后还是决定放弃战争，与朝廷握手言和。
随后，吴少诚通过个人渠道，将一封求和信和一批财宝送给了一个监军宦官，请他向朝廷转达罢兵之意。德宗见信，大喜过望，就在这年十二月底，下诏赦免了吴少诚及其彰义将士的罪行，恢复了他们的所有官职和爵位。
这场来势凶猛的叛乱就这么戛然而止了。和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一样，与其说吴少诚的叛乱是被平定了，还不如说这是德宗再次放弃原则，并采取了一贯的和稀泥政策而不了了之的。
当然，严格来讲，德宗这么做已经不叫“放弃原则”了。因为很久以来，德宗皇帝和他所代表的帝国政府在藩镇事务上已经没有什么原则可以放弃了。
也就是说，任何原则第一次被放弃的时候可以称之为放弃，可当它被放弃了多次之后，一切也就变得习以为常、麻木不仁了。
用老百姓的话说，这是不是可以叫破罐子破摔？或者叫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
而德宗本人又是如何理解自己这种行为的呢？是坦然承认这是一种不思进取的政治上的无能，还是自欺欺人地当它是一种面对现实的政治上的成熟？
对此我们难以断言，但答案更有可能是后者。
从事后德宗对待韩全义的态度来看，我们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
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正月，草包韩全义灰溜溜地回到长安，权宦窦文场赶紧在德宗面前极力回护，帮韩全义找了一大堆战事失利的借口。韩全义怕受责罚不敢上朝，就谎称患了足疾，让他的副将崔放代他入朝。
崔放硬着头皮入宫去见德宗，忙不迭地替韩全义引咎自责、惶恐谢罪，没想到德宗非但毫无责备之意，反而笑容可掬地说：“韩全义身为招讨使，能招抚吴少诚，这是大功一件，何必一定要杀人才算立功呢？”随后，德宗对韩全义依然无比信任，“礼遇甚厚”。
打了败仗还算立功，还能得到皇帝的厚待和礼遇，让韩全义受宠若惊，相信自己家的祖坟一定是冒了青烟。
是的，在德宗李适这样的领导手底下打工，每个草包家里的祖坟都会冒青烟，无一例外地冒青烟。
贞元后期，大唐帝国的马车还在咯吱咯吱地往前走，虽然走得歪歪扭扭、跌跌撞撞，但看上去也并没有倾覆的危险。
这样的发现让德宗李适很有些自鸣得意。
得意之余，李适忽然生出了某种冲动——自己当宰相的冲动。
随后，德宗就有了一项政治上的创举，亲自选用整个帝国自县令以上的所有官员，以致宰相和中书省只负责颁布文书，形同虚设。
大权独揽让德宗李适在帝王生涯的最后几年中充满了无与伦比的成就感。这时候，如果你担心他因日理万机而过度操劳的话，那你就太小看李适了。
他选官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所以亲自遴选再多的官员也不会觉得累。
这个标准就是——看这个人有没有贿赂他。
换句话说，只要你出得起钱，皇帝就可以本着公平交换、互惠互利的原则，给你个官做。
关于德宗变相卖官的事情，这里就有一个例子：贞元十六年底，河东节度使李说病卒，德宗命行军司马郑儋继任节度使。然后行军司马一职就出缺了，德宗想来想去，最后选中了一个叫严绶的刑部员外郎。之所以选上这个人，是因为德宗清晰地记得，某年某月某日，这个严绶当时还在某个藩镇手下当小幕僚，就曾经很懂事地献给他一笔“进奉”，那时候德宗就特意记下了他的名字。如今河东行军司马一职出缺，德宗当然要用官位回报他了。
对于此事，柏杨先生极为愤慨：“李适身为圣明天子，对于向自己行贿的官员，竟如此欣赏，不次擢升，使人瞠目结舌！中国五千年来始终无法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我们终于找出缘故：原来，国家的最高领袖，他自己就是贪污大王！”
当然，德宗李适并非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卖官的皇帝，但他在这方面的光辉履历，肯定是本朝三百年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除了卖官之外，德宗李适还专心致志地进行着“税外聚敛”的活动。
当年流亡奉天的穷日子实在是太让人铭心刻骨了，所以自从回京之后，这位大唐天子就对敛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无奈刚开始总被李泌、陆贽这样的宰相阻挠。现在好了，李泌和陆贽都不在了，现任宰相充其量只能算是天子的秘书，一贯对他俯首帖耳、唯命是从，所以，在整个贞元的后期，天下诸道及各州县进奉的“税外方圆”和“用度羡余”便络绎不绝地涌进了宫中的小金库，让德宗李适的小日子过得无比滋润…
时间一晃就到了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老大帝国的马车在貌似平静中缓缓驶进了九世纪的黎明。
九月的一天，一个令人不安的突发事件让德宗猛然从他那无比滋润的小日子中惊醒了过来——太子李诵中风了。
太子不但半身不遂，而且一下子丧失了语言能力。
这一年，德宗李适六十三岁，显然已经时日无多。
皇帝老了，储君残了。这样的局面顿时让满朝文武忧心忡忡——下一步，帝国的政局将会如何演变？谁来驾驭这辆千疮百孔的帝国马车？
第二章 从顺宗到宪宗
【一场来势汹涌的改革】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初一，李唐宗室的亲王们和所有皇亲国戚纷纷入宫向德宗皇帝拜贺新年，整座大明宫都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
李适一直对着亲人们点头微笑。可他焦急的目光却始终在这些熟悉的身影中来回逡巡。
他在寻找一个人。
结果当然是令他失望的——那个人没来。
虽然老皇帝早就预料到卧床不起的太子已经不可能来看他了，可当拜年的人们依次退出之后，李适的脸上还是不由自主地淌下两行清亮的老泪。
当天李适就病倒了。而且在此后的二十多天里病势日渐沉重。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隔绝了宫内外的消息，准备另立储君。
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德宗皇帝病重的二十多天里，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知道皇帝和太子的安危。直到正月二十三日这天，处在弥留之际的德宗才命人传唤翰林学士郑絪和卫次公入宫草拟遗诏。等到郑絪和卫次公进入皇帝寝殿，德宗李适已经驾崩。近侍宦官说：“禁中还在讨论，要立谁当皇帝还没有最终敲定。”
众人闻言，面面相觑。明知这是大逆不道之言，可就是没人敢吭声。只有卫次公忍不住站了出来，说：“太子虽有疾，可他是嫡长子，朝野归心。如果情况实在不允许，也要立广陵王（太子长子李淳），否则必将大乱！”郑絪等人连忙随声附和。
宦官们对视一眼，不好再说什么，可心里却在冷笑——就太子那身子骨还能当皇帝？恐怕连站起来走上金銮殿都是个大问题吧？
没错。对太子李诵来讲，如何站起来——并且走向那张人人觊觎的天子御座——的确是个大问题。
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已经瘫痪了整整一个冬天的太子突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并且还被人搀扶着登上车驾，来到九仙门接见众禁军将领。看到这一幕，那些心怀叵测的宦官们瞠目结舌，而一直忐忑不安的文武百官则是庆幸不已。
也许，这就是意志的力量。
太子李诵比谁都清楚，此刻的大唐帝国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他下地行走更重要、更紧迫。
这样的信念催醒了他的意志，而这样的意志又撑起了他的身躯。
正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德宗驾崩次日，太子李诵身着丧服在宣政殿召见文武百官，同时宣布遗诏。
二十六日，李诵在太极殿登基，是为唐顺宗。
那天在登基大典上，好多禁军士兵半信半疑，踮着脚尖张望，不相信金銮殿上的那个新皇帝真是中风数月的太子。后来士兵们看清了，金銮殿上的那个人的的确确是李诵，据说有人当场激动得掉下眼泪。
也怪不得他们激动。万一太子真的站不起来，大明宫必将因争夺皇位而爆发政治动乱，而一旦有流血事件，首当其冲就是这些禁军士兵。
顽强的意志虽然支撑着李诵坐上皇帝的宝座，但却无法使他开口说话，自然也就无法让他在朝会上决断政务。于是新君只能坐在宫中，面前垂下一道帘帷，由宦官李忠言和昭容牛氏在身边伺候，百官在帘帷外奏事，天子批复皆自帷中出。
这样一种局面决定了新天子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身后的谋臣集团。所以，历史也就注定会在这一刻，把几个原本默默无闻的人物迅速推到帝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在历史上被称为“二王”。
他们就是王叔文和王伾。
说起来，这两个人都是真正的草根。他们都来自帝国的东南边陲，出身寒门，资历浅薄，既无世族背景，也无政治根基。尤其让满朝文武鄙夷不屑的是，这两人都不是进士出身。当年他们之所以能进入朝中，并且留在太子李诵身边，皆因二人均有一技之长。王叔文“善弈”，是围棋高手；王伾“善书”，是书法高手；二人均以“翰林待诏”的身份进入东宫侍奉太子，王叔文以棋待诏，王伾以书待诏。
也许正因为来自民间，所以他们身上少了长安官场的虚伪与骄奢之气，多出了一种草根阶层特有的质朴和率真，因此深得太子李诵的赏识。尤其是王叔文，对于德宗一朝的政治乱象和民生疾苦有着深切的感受和认识，并拥有很强的使命感和政治抱负，所以这些年来对李诵影响至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太子的老师。
除了二王，这个政治集团的主要人物还有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等。相形之下，韦执谊的资历显然要比二王深厚。他出身于关陇世族，自幼饱读诗书，二十出头即成为翰林学士，时任吏部郎中，属于颇有前途的政坛新秀；而刘禹锡与柳宗元也都是饱学之士，二人不但是同榜进士，而且都是名重一时的文章圣手，其时皆官拜监察御史。
很显然，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政治集团可能缺乏经验和谋略，但绝不缺乏朝气、锐气和勇气。所以顺宗一上台，王叔文等人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改革。
为了这一天，王叔文已经等待了很多年。
此刻的王叔文踌躇满志，看见新朝的政局和帝国的未来就像一个等待他落子的棋盘。
王叔文信心十足地开始了布局。
贞元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顺宗李诵在王叔文的筹划下，任命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以闪电速度把这位新秀一举推上了宰相的高位；二十二日，任命殿中丞王伾为左散骑常侍，仍兼翰林待诏；而王叔文本人则升任起居舍人、翰林学士。
王叔文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人事安排，是考虑到在他们几个人中，只有韦执谊具有相对较高的资历和人望，所以必须把他推到前台；而他本人和王伾仅是侍臣，人微言轻，难孚众望，所以只能位居幕后。但是谁都清楚——王叔文才是这个集团的领袖和灵魂人物。
布局之后，他们又迅速做出分工。凡有奏议皆先入翰林院，由王叔文作出决策，再由王伾出入宫禁，通过内侍宦官李忠言和顺宗宠妃牛昭容传达给天子，领取旨意后交付中书省，由韦执谊颁布施行；此外，刘禹锡、柳宗元、韩泰等人则在宫外搜集情报，反馈信息，相互呼应。
一场来势汹涌的改革就这样匆匆拉开了大幕。
二王集团的所有成员全都摩拳擦掌、热情高涨。可他们绝对不会料到，仅仅半年之后，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就将在致命的打击下中途夭折，最终以人亡政息而草草收场。
而这位精通黑白之道的堂堂国手王叔文，也将在这盘政治棋局中遭遇他一生中最可怕的一次失败。
不，是脆败，是尚未与对手在中盘展开厮杀就全军覆没的脆败。
这次脆败不仅彻底埋葬了王叔文的政治理想，而且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就像历史上曾经有过也必将再有的其他改革一样，王叔文的改革之刃一挥起来，就直接刺进了既得利益者的心脏。
被王叔文锁定的第一个目标是时任京兆尹的道王李实。
之所以选择他，首先是因为此人一贯横征暴敛，被长安百姓恨之入骨，搞掉他就能赢得民心；其次，他是宗室亲王、唐高祖李渊的五世孙，且是德宗朝的宠臣，从他身上开刀，就等于是向天下人表明：以王叔文为首的改革集团绝不会畏惧强权，而且针对的恰恰是权贵阶层；最后，给形形色色的政敌一个下马威——王叔文连恃宠擅权的宗室亲王都敢动，天下还有谁他不敢动？
二月二十一日，王叔文以皇帝名义下诏，列举了京兆尹李实的一干罪状，将他贬为通州（今四川达川市）长史。诏令一下，长安百姓无不欢呼雀跃，并且纷纷在袖子里藏着瓦片和小石头，守候在李实前往贬所的必经之路上，准备砸他个头破血流。李实事先得到消息，偷偷改走小路，才算侥幸逃过一劫。
王叔文紧接着采取的第二步举措是革除弊政、与民休息。
二月二十四日，在他的策划下，顺宗李诵登上丹凤门，宣布大赦天下，把民众积欠朝廷的各种捐税全部取消，同时罢停正常赋税外的各种进奉；此外，将贞元后期以来的诸多弊政如“宫市”“五坊小儿”等全部废除。
所谓“宫市”，是一种由宦官负责的宫廷采购制度。自贞元后期实施以来，宦官们都是打着采购之名，行巧取豪夺之实。刚开始，宦官们还拿着一纸公文以低价向长安商户强行收购各种货物，发展到后来，几乎就是直接从商家和百姓手中抢夺了；此外还强行索取所谓的“进宫钱”和“车马费”，亦即只要宦官开口说是宫市所需之物，商家和百姓不但要免费奉上，而且还要承担运送货物入宫的费用，这已经是明目张胆的抢劫了。长安百姓对此怨声载道，朝臣也屡屡进谏，可当年的德宗却置若罔闻。
而所谓的“五坊小儿”，指的是“皇家五坊”：雕坊、鹘坊、鹰坊、鹞坊、狗坊中的差役。这些差役跟宫市宦官一样穷凶极恶，天天打着皇家招牌在长安坊间肆意敲诈勒索，百姓也往往是敢怒不敢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