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四，唐文宗李昂崩于太和殿，终年三十二岁。
正月初六，仇士良强迫李瀍下令，将杨贤妃、安王李溶和陈王李成美全部赐死。随后，凡是文宗生前宠信的近臣和侍从，甚至包括乐工，全部遭到诛杀或流放，几天内便被仇士良清除殆尽。
正月十四日，二十八岁的李瀍即位，是为唐武宗。
虽然李瀍和他的兄长李昂一样，都是被宦官拥立的，但此时的李瀍比当初的李昂大十来岁，其阅历和见识显然要深厚得多。而且，史称李瀍“沉毅有断，喜愠不形于色”。（《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可见，李瀍比少年即位的李昂更有魄力，也更具城府。
既然如此，人们似乎就有理由期待——被三大政治顽疾搞得气息奄奄的大唐帝国，兴许能够在这个新天子的手中焕发出一线生机。
第六章 盛唐终结之前的回光返照
【强势宰相与超级宦官】
一朝天子一朝臣。
新君李瀍刚一登基，第一件事就是把宰相杨嗣复和李珏赶下了台。因为这两个家伙反对他入继大统，当然没资格当他的宰相。况且，以李瀍的眼光来看，他们的资历、能力和威望都实在有限，要当这个新朝宰辅显然不够斤两。
李瀍现在属意的是一个元老级的人物——此人曾经出将入相，无论政治才能还是军事才能都相当突出，只可惜仕途不顺，在政坛上几度沉浮，如今还被贬在外，屈居淮南。
李瀍觉得，只有这个人来当自己的宰相，才有望一扫文宗朝的孱弱萎靡之风，在李唐中央重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核心。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九月初四，此人被征召回朝，就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他，就是李德裕。
一个朋党领袖又回来了，满朝文武不禁喜忧参半。
喜的是——李德裕的能力无疑远远强过开成年间那几个宰相，由他来执政，帝国的政局也许会有所改观；忧的是——这么一个众所周知的朋党领袖一旦重执朝柄，是否预示着新一轮的党争又将拉开帷幕呢？
仿佛是为了回应人们的疑虑，同时也为了向新君表明自己的清白，李德裕回朝伊始，就郑重其事地对李瀍宣讲了一番辨别正邪的大道理。
他说：“执政的秘诀就在于辨别百官的正邪。但是，正直之人与奸邪小人往往相互指责，所以人主很难分别。臣以为，正直之人就像松柏，独立而不依附他物；奸邪小人就像藤萝，不相互攀缘就无法生存。所以，正直之人一意侍奉君王，而奸邪小人则竞相结为朋党。先帝虽深知朋党之祸，但所重用的始终是朋党之人，皆因意志不坚，小人才得以乘隙而入。陛下若能拔擢贤能之人为相，凡奸邪欺君之辈一律罢黜，使中央政务皆由宰相裁决施行，并且对宰相推心置腹、坚信不疑，何愁天下不能大治！”
李德裕这番大道理听上去似乎冠冕堂皇，实际上未免有些大言不惭。他说来说去，无非就是强调自己并非朋党，而是一个一心一意与朋党做斗争的人。这样的表白，实在是有些此地无银、贼喊捉贼的味道。身为李党党魁，李德裕如果不搞党争，牛党那一个巴掌又怎么能够拍得响呢？
此外，李德裕说“正直之人”为官，不需要“依附他物”，不需要“相互攀缘”，这也未免有些矫情。地球人都知道，古往今来，一个人在官场上混，假如不搞关系网，不拉帮结派，恐怕立足都有问题，更别说想往上爬了。
其实，不要说别人，单说李德裕此次回朝复相，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附”和“攀缘”宦官的结果。
他结交的宦官，名叫杨钦义。
几年前，李德裕在淮南当节度使，杨钦义任淮南监军。起初，两个人虽说关系挺近，但并无私交，因为自命清高的李德裕对宦官从来没有好感。这一年年初，新君李瀍即位，敕命杨钦义回朝，众人纷纷传言他即将入主枢密。杨钦义心想，这一回，李德裕肯定要来巴结他了吧？
可是，一连数日，李德裕竟然无动于衷，丝毫没有表示。杨钦义心里不免怏怏。直到他即将回朝的几天前，李德裕才忽然表现出罕见的殷勤，不仅单独邀请他赴宴，席间礼遇甚周，而且随后还送给了他好几床金银珠宝。杨钦义大喜过望，觉得以前真是错怪了李德裕。
几天后，杨钦义启程回朝，不料刚刚走到汴州，天子李瀍又下了一道敕命，让他暂返淮南。杨钦义失望已极，觉得自己既然不能入主中枢，就没理由收受李德裕的财物。回到淮南后，他当即将原物奉还。可李德裕却表现得十分慷慨，说：“那些东西值不了什么钱，您千万别放在心上！”
为此，杨钦义颇有些感动。数月后，天子再度下诏，正式召他回朝就任枢密使。杨钦义遂极力向天子举荐李德裕，从而为李德裕的回朝复相铺平了道路。
由此可见，李德裕所谓的“君子为官，不必依附攀缘”的说法，纯属吃了葡萄又说葡萄酸的矫情之言。
不过，李德裕毕竟还是一个有原则的人。虽说这一次，他是通过交结宦官而重掌朝柄的，但他在对待“宦官乱政”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心里面还是有杆秤的。
作为帝国的五朝元老，李德裕比谁都清楚“宦官擅权”对社稷和朝廷造成的危害有多大，更清楚依附宦官的人最后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所以，即便不是出于澄清宇内、重振朝纲的政治理想，单纯就李德裕的家世背景、个人心性和政治抱负而言，他也绝不能容许自己委身于权宦集团。
李德裕深知，对付宦官必须采用两手，那就是——拉一派，打一派。比如对于枢密使杨钦义这类宦官新贵，他的策略是尽量与他们保持一定程度的私谊，以便让他们成为自己施政的助力；而像仇士良这种一手遮天、根深势大的超级宦官，他不但不会妥协，而且还会千方百计地制约他们。
理由很简单，与杨钦义这种宦官交往是对等的，双方遵循的是互利互惠的交换原则，谁也不会凌驾于谁的头上；而与仇士良这种不可一世的权宦打交道，则绝不能示好，更不能示弱，否则就会沦为他们手中的傀儡和玩物。
况且，身为宰相，李德裕所能拥有的权力大小，将直接取决于他能从权宦那里夺回多少本属于文臣的权力；而他身为宰相的政绩大小，也将直接取决于他与宦官集团的博弈结果。因此，如果不能成功地制约并削弱宦官势力，他当这个宰相就毫无意义，只能让天下人耻笑。所以，无论在公在私，李德裕都不可能成为仇士良的朋友，而只能站在他的对立面。
既然李德裕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回朝的，那么接下来的日子，一场强势宰相与超级宦官之间的权力博弈，也就在所难免了。
仇士良拥立李瀍即位时，杨嗣复和李珏极力阻挠，为此，仇士良始终怀恨在心，一直想把他们置于死地。
会昌元年（公元841年）三月，仇士良频频向武宗施加压力，要他杀掉杨嗣复和李珏。当时，杨嗣复已被贬为湖南观察使，李珏被贬为桂州观察使，尽管已经远离朝廷，但在武宗心里，同样怀有一丝后患未除的隐忧。
三月二十四日，武宗禁不住仇士良的一再怂恿，终于派出两路宦官，分别前往潭州（今湖南长沙市）和桂州（今广西桂林市），准备诛杀杨嗣复和李珏。
户部尚书杜悰得到消息，立刻骑上快马去找李德裕，希望他能出手相救。
这个杜悰当初曾得到杨嗣复和李珏的举荐，现在当然要报恩，可问题是，杨、李二人是不折不扣的牛党，现在杜悰却找李党党魁李德裕帮忙，这不是搞错对象了吗？
不，杜悰没搞错。
因为李德裕当场就告诉杜悰——没问题，我愿意帮这个忙。
李德裕之所以作出如此出人意料的决定，其因有三。一、如今牛党已彻底失势，因此朝廷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显然已不在牛李二党之间，而在于文臣与宦官之间；二、李德裕在牛党落难的这个时候施以援手，无异于为自己打一个大公无私的免费广告，足以在天下人面前树立起“不计前嫌、以德报怨”的光辉形象；三、最重要的是，李德裕很清楚，一心想杀杨嗣复和李珏的人就是仇士良，如果能在这件事上阻止他，就能借此机会打击宦官集团的嚣张气焰，同时赢得满朝文武和天下人的心。
总而言之，这已经不是救不救杨嗣复和李珏的问题，而是李德裕能否以此证明——自己是不是一个强势宰相的问题。
所以，李德裕第一时间就展开了营救行动。
三月二十五日，李德裕紧急联络另外三位宰相，一天之内三度递交奏疏，同时敦请枢密使杨钦义到中书省磋商，并请他入宫面奏天子，反对诛杀杨、李二人。
李德裕等人在呈给天子的奏疏中说：“当年，德宗皇帝怀疑刘晏动摇东宫，仓促将他诛杀，朝野皆替其喊冤，两河藩镇甚至以此为借口而对抗中央；事后德宗追悔，以录用刘晏子孙为官作为补偿。先帝文宗也曾猜疑宋申锡与亲王串通谋反，将他流放贬谪而死，事后同样追悔，为宋申锡而流涕。而今，假如杨嗣复与李珏真的有罪，也只能加重贬谪，就算一定容不下，也当先行审讯，待罪证确凿，杀他们也不晚。如今，陛下不与百官商议便遣使诛杀，朝中无不震惊。恳请陛下登延英殿，允许我们当面陈述！”
武宗还是很给李德裕面子的，当天傍晚便宣他们上殿。
李德裕等人一上殿，第一句就说：“陛下应该慎重考虑，以免后悔！”
李瀍面露不悦，很干脆地说：“朕绝不后悔！”随后命他们坐下，意思是让他们不必如此激动。
可天子一连说了三遍，李德裕等人却还是直挺挺地站着。李德裕说：“臣等希望陛下免除二人死罪，不要因他们之死而让天下人同声喊冤。陛下若不下旨，臣等不敢坐。”
李瀍大惑不解地盯着李德裕的脸，不明白他为何非救杨、李二人不可。看了许久，李瀍终于让步了。
尽管他不是很清楚李德裕的想法，但自己刚刚即位，实在没必要为两个过气的人而跟宰相们闹僵。所以，李瀍最后只好无奈地挥挥手：“罢了罢了，就看在你们的面子上，饶他们一命吧。”
李德裕等人如释重负，当即趴在阶下三跪九叩地谢恩。
随后，两路使者被追回。杨嗣复被再贬为潮州刺史，李珏再贬为昭州刺史，但他们的性命总算是保住了。
仇士良恨得牙痒，但却无计可施。
因为他意识到，这次反对他的势力不可小觑——既有李德裕这样的朋党领袖、政治强人，又有新近崛起、明摆着要与他分庭抗礼的另一派宦官头子杨钦义。
面对这种强强联手的反对派，仇士良绝不敢掉以轻心。他预感到，在新君李瀍的朝廷上，自己可能很难像在文宗朝那样为所欲为了。
仇士良的预感是对的。
这一年八月，武宗李瀍忽然下了道诏书，给他加了一个“观军容使”的头衔。虽然左神策中尉的职务仍然保留，但这个新加上的头衔并没有让仇士良感到喜悦，而是感到了不安。
因为，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外示尊崇、内夺其权”的做法。换言之，目前的这个加衔其实只是一种过渡。下一步，李德裕很可能就会怂恿天子卸掉仇士良的禁军兵权，只给他保留“观军容使”这个虚衔。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仇士良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
自己难道就这么坐以待毙？
当然不能。
仇士良决定采取行动，对李德裕等人进行反击。
一旦找到合适的借口，何妨再来一场甘露之变。
【仇士良：一个权宦的完美谢幕】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百官提议要给天子李瀍进献尊号，称“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天子同意了，决定择日亲临丹凤楼接受尊号，同时大赦天下。
这将是一个盛大的典礼。届时，满朝文武必将云集丹凤楼，而神策六军的将士也要到场执行警戒任务。假如在这样一个重大时刻出了某种状况，比如禁军士兵因故哗变什么的，那是不是会有一场好戏看呢？
仇士良这么想着，无声地笑了。
他仿佛又闻到了七年前飘荡在大明宫中的冰凉而腥膻的气息。
当然，禁军将士是不会无缘无故哗变的。要看这出好戏，必定需要一个有力的借口。
这样的借口，仇士良早就有了。
举行典礼的日期刚一确定，一则流言便忽然在朝中传开了。流言说，宰相和度支已经跟天子商量好了，准备下诏削减禁军的衣料及粮草供应。而这个诏令，将在举行典礼的那天同时发布。
还能有什么借口，比这个消息更能激起士兵们的愤怒呢？
就在流言汹涌传播的那几天，仇士良逢人便说：“到时候，如果天子真的下了这样的诏命，那么六军将士必将集结在丹凤楼前示威请愿！”
很显然，这是仇士良在向禁军士兵发布行动指令，也是在对天子和宰相进行恫吓。
李德裕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立刻作出反应。四月二十一日，亦即大典举行前两天，李德裕紧急要求天子开延英殿，由他当廷申述，辟清谣言。
天子李瀍勃然大怒。
无论他和宰相们是否有过削减禁军军需的打算，仇士良抓住此事大做文章都是让李瀍无法容忍的。他当天便遣使向左、右神策军宣谕：“朕与宰相们只讨论过大赦令的内容，从未讨论要削减禁军军需。更何况，即便真有此意，那也是朕的意思，与宰相无关。有人肆意散布谣言，到底是何居心？”
天子亲自辟谣，而且姿态如此强硬，顿时让仇士良陷入了被动。
煽动禁军哗变的借口没了，仇士良自然也就没了兴风作浪的理由。
看来，一切都已非同往日了。仇士良无奈地意识到，眼下的李瀍已经不是当年的李昂，而李德裕更不是当年的李训和郑注了。和这样一群稳扎稳打、滴水不漏的对手过招，仇士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最后，仇士良不得不服软，带着一副诚惶诚恐的表情去向天子低头谢罪。
这是自甘露之变后，原本不可一世的权宦首次在天子面前低头。武宗李瀍大为欣慰，从此对李德裕越发倚重。
通过与仇士良的两次较量，李德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宦官集团的嚣张气焰。接下来，他要全力对付的，自然就是跋扈藩镇了。
自从元和末年以来，大唐帝国历穆、敬、文三朝，在藩镇事务上一直采取妥协政策，对四方藩镇，尤其是河北三镇割据自专和官爵世袭的现象始终予以默认，包括对此起彼伏的兵变也一直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只要各地藩镇不公然起兵对抗中央，李唐朝廷就会把节度使的旌节斧钺拱手交给那些骄兵悍将。从前被朝廷视为大逆不道的事情，如今已然变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实。这么多年来，大唐帝国的臣民们似乎也已经麻木了。
然而，到了武宗一朝，这样的政治现状注定要被改写。
因为，武宗李瀍和宰相李德裕都不是那种得过且过、逆来顺受的人。一旦有机会，他们必将在藩镇事务上摆出强硬姿态，重塑李唐中央的权威。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一个改写现状的契机终于摆在了他们面前——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死了，其侄刘稹秘不发丧，以刘从谏病重为由，要求朝廷授予他留后之职。
给不给他这个继承权？
武宗和李德裕很快就做出了回答——不。
昭义镇位于河东，治所在潞州（今山西长治市）。本来，这个地方是李唐朝廷比较放心的一个藩镇，多年来很少出什么问题，甚至每当河北叛乱时，昭义的兵一直是朝廷的平叛主力。但是，最近这些年来，昭义与朝廷的关系却变得越来越差。究其原因，还要从八年前的甘露之变说起。
当年那场震惊朝野的流血事变发生之后，李训、郑注、王涯等朝中大臣全部遭到残忍的屠杀和族诛，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出于义愤，于开成元年二月给文宗上了道奏疏，说了些公道话，并且把矛头直指仇士良。
他说：“王涯等人不过是儒生，荷国厚恩，岂肯轻易谋反？李训、郑注事实上也是为了除掉乱政的宦官，却被诬陷为谋反，说到底其实也没有罪。退一步讲，就算宰相们真有异谋，也应交付司法审判，岂能让宦官肆意屠杀？而且还连累了那么多无辜的朝臣和百姓。臣本想亲赴朝廷，向陛下面陈是非善恶，又担心遭人陷害，祸及子孙。虽然臣不能亲往，但一定会克尽封疆之责，抓紧操练军队，希望在内为陛下之腹心，在外为陛下之藩篱。倘若奸臣仍旧横行，臣会誓死入朝，以清君侧！”
一看到奏疏，仇士良顿时暴跳如雷，叫嚣说刘从谏有窥伺朝廷的野心。当时，文宗李昂已完全落入仇士良的掌控之中，只能象征性地给刘从谏加了个“检校司徒”的荣誉官职，以示勉励。但是，刘从谏却断然拒绝，并且对文宗的懦弱表现颇有微词。
从此，昭义与朝廷便产生了隔阂。
武宗李瀍即位后，刘从谏为了改善与朝廷的关系，赶紧给新天子献上了一匹举世无双的宝马。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李瀍没有接受。刘从谏越发觉得朝廷不信任他，一怒之下杀了那匹宝马，随后便开始积极扩展军备，明里暗里与中央较劲。相邻诸道见状，顿时大为恐慌，连忙跟着打造兵器、招募士兵，跟他搞起了军备竞赛。
会昌三年春，刘从谏患了重病，自知不久于人世，便对妻子裴氏说：“我以忠直事奉朝廷，可朝廷却不明白我的心意，相邻诸道又与我们极不和睦。我死之后，别人来主持军政，我们家恐怕就没有烟火了。”
随后，刘从谏便效仿河北三镇，任命他的侄子刘稹为都知兵马使、族侄刘匡周为中军兵马使，同时把所有的亲信全部安插在军队的要害部门，以确保在他死后，家族子弟能承袭节度使的职位。
四月，刘从谏死，刘稹秘不发丧，强迫监军宦官崔士康上奏朝廷，称刘从谏病重，请立刘稹为昭义留后。刘稹坚信，只要严密控制监军宦官，重金贿赂朝廷使臣，暗中加强戒备，不出三个月，朝廷肯定会乖乖送上节度使的旌节斧钺。
然而，刘稹万万没料到，他这回运气不佳，碰上了两个注定要拿他开刀的人。
首先，武宗李瀍就不会上他的当。李瀍料定刘从谏已死，立刻命使臣前往宣旨，说：“若从谏的病尚未痊愈，就先到东都洛阳静养，等到病体稍愈，另有任用；此外，希望刘稹能来京朝见，朝廷定会重加官爵。”
随后，武宗就此事征求宰相和百官的意见。其他宰相、谏官和大多数朝臣都认为，应该仿效河朔诸镇，授予刘稹留后之职，唯独李德裕一人坚决反对。
李德裕的理由是，昭义的情况与河朔三镇截然不同。河朔割据已久，人心难以挽回，所以历朝以来都把他们置于度外。而昭义却近在中央腹心，军队又一向效忠朝廷，只因为当年的敬宗皇帝荒疏朝政，宰相又缺乏远见和谋略，才在刘悟死后把官位授予刘从谏。而今朝廷倘若一意因循，姑息纵容，试问天下藩镇谁不想效法昭义？从今往后，又有谁愿意服从中央权威与天子号令？
武宗随即问李德裕：“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昭义？”
李德裕胸有成竹地说：“刘稹心目中的榜样和靠山就是河朔三镇，只要能让他们不与昭义结盟，刘稹必将无所作为。所以，应派遣大臣前去宣谕成德的王元逵和魏博的何弘敬，告诉他们，历任天子都已经承认他们世代相袭的惯例，但是昭义的情况与他们不同，如今朝廷要对昭义用兵，如果他们不希望看到朝廷的军队进入河北，就应该配合朝廷出兵，攻打隶属于昭义的邢州（今河北邢台市）、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磁州（今河北磁县），并向所有将士承诺，平叛之后，朝廷一定会厚加赏赐。如果这两镇服从命令，不阻挠中央的军事行动，刘稹必定可以手到擒来！”
邢、洺、磁三州是昭义的财赋重镇，但却远离其治所潞州，是位于太行山以东的一块飞地，而成德与魏博则一北一南把它夹在中间，如果王元逵与何弘敬能奉命拿下这块飞地，朝廷基本上就稳操胜券了。
武宗闻言大喜，立刻按照李德裕的计划行事。
以往，每当河朔诸镇有节度使死亡，后人或部将企图自立，朝廷必定先派出吊祭使前往吊唁，其次再派册赠使、宣慰使前去刺探和斡旋。如果不准备承认其自立，也会先封他一个官爵，直到出现军队抗命的情况，朝廷才会出兵。这么一套繁文缛节下来，往往一拖就是半年，等到战事拉开，藩镇早已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而这次，武宗李瀍把所有装模作样的太极推手全部取消了，直接向河阳、河东、成德、魏博、河中五镇下达了命令。
这个命令就一个字——打！
会昌三年五月初，讨伐昭义的战争迅速拉开了序幕。
就在这场看得见的战争刚刚打响之际，另一场没有烽烟的战争就先行奏凯了。
这就是天子（宰相）与宦官的战争。
战争是以仇士良的缴械投降而告终的。
这一年五月，仇士良自知斗不过如今的天子和宰相，遂屡屡以老病为由请求调任闲职。武宗正中下怀，随即卸掉他的禁军兵权，改任其为左卫上将军兼内侍监。六月十六日，武宗又下诏，让仇士良以上述职位致仕。
至此，这个曾经一手遮天的权宦，终于自觉主动地匆匆谢幕了。
朝野上下都感到有些出乎意料。事实上，包括武宗李瀍和宰相李德裕在内，对此也都有些始料未及。
不过，这正是仇士良的高明之处。
因为，他是一个善于急流勇退的人。比起那些到死也不愿放弃权力的人，仇士良当然要高明许多。自从安史之乱以后，李辅国、鱼朝恩、陈弘志、王守澄等跋扈宦官大多死于非命，很少能得善终。而对于仇士良来说，这一生能在帝国政坛上呼风唤雨，手握生杀废立之大权，前后共杀二王一妃四宰相，并且除掉了无数政敌，他确实应该满足了。
最后，他期望的东西只有一个。
那就是——寿终正寝。
仇士良知道，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他告诉自己，只要曾经拥有，无须天长地久。
职是之故，仇士良向世人谢幕的姿态显得相当的优雅和从容。他致仕的那一天，徒子徒孙们给他开了个隆重的欢送会，随后又把他从宫中一直送到了家里。感慨万千的仇士良忍不住发表了一番告别演说。
这番演说是他宦海一生、跋扈弄权的精髓。
现在，他要把它无私地奉献给自己的党徒们。
仇士良说：“你们要记住，千万不可让天子闲暇！应该使他时时刻刻沉醉于奢侈糜烂的生活里，以声色之娱灌满他的耳目，而且还要时时花样翻新，力求日新月异，让天子无暇旁顾。然后，我等就可以得志了。无论如何，不能让天子读书，也不可让他接近读书人，因为他一旦发现前代的兴亡之迹，就会心生惕厉，到那时，我等就会被疏斥了。切记，切记！”
闻此金玉良言，徒子徒孙们顿生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止不住千恩万谢，频频叩首。
这一刻，仇士良苍白无须的脸上绽放出了一个心满意足的笑容。
我虽然走了，但是我并没有输。
因为，我的精神将在一代又一代宦官的身上传承，并且不断地发扬光大。
李唐的天子和文臣们，你们可要小心了！虽然我仇士良跟你们的较量结束了，但是我敢断言，在未来的朝堂上，我的徒子徒孙们跟你们之间的战争，将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
【李德裕的人生巅峰】
按照李德裕的计划，朝廷此次讨伐昭义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河北的态度。如果成德与魏博愿意奉诏，这场仗还没开打，朝廷就已经赢了一半；可万一他们拒不奉诏，并且跟昭义抱成一团，那么朝廷就有陷入全面战争的危险了。
耐人寻味的是，面对朝廷的诏令，成德与魏博的反应截然不同。
成德节度使王元逵一接到诏令，就亲率大军南下赵州，并很快就攻克了邢州外围的一座堡垒。可是，直到他的前锋攻入邢州境内月余，魏博的何弘敬却依然按兵不动。
王元逵频频向朝廷呈上密奏，称何弘敬首鼠两端，不可不防。接到密奏后，李德裕当即对武宗说：“给何弘敬下一道诏书，称朝廷准备派遣王宰（讨伐昭义的主帅）率军借道魏博，直取磁州。如此一来，何弘敬必然担心朝廷打他的主意，不出兵也得出。”
武宗依计而行，随即命王宰率部直趋魏博。
果然不出李德裕所料，何弘敬得到消息后大为震惊，再也不敢耽搁，赶紧集结部队匆匆北上，兵指磁州。
从会昌三年七月到次年年初，昭义军在朝廷军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刘稹惶恐，不得不两次上书请降，但均被李德裕断然拒绝。
会昌四年（公元844年）闰七月，刘稹的心腹将领高文端向朝廷投诚，并提供了许多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朝廷军利用这些情报，又打了好几次胜仗，逐渐对潞州形成合围之势。八月，在王元逵与何弘敬的威逼下，作为昭义财赋重镇的邢、洺、磁三州又相继归降。至此，刘稹的败亡已成定局。
眼见昭义大势已去，刘稹身边的两个人就开始寻找退路了。
他们是刘稹的亲信大将郭谊、王协。
当初唆使刘稹拥兵自立时，这两个家伙最卖力，可眼下刘稹马上就要完蛋了，他们当然不想给他当陪葬。
郭、王二人决定杀了刘稹投降朝廷，用他的人头换取富贵。
在郭谊和王协看来，刘稹年少懦弱，要除掉他易如反掌，可问题在于，刘稹身边还有一个厉害角色——他的族兄刘匡周。
刘从谏临死前，有意安排刘匡周担任中军兵马使，目的就是让他辅佐刘稹。所以，要想除掉刘稹，就必须先摆平刘匡周。
为此，郭谊找了一个机会对刘稹说：“十三郎（刘匡周排行十三）坐镇帅府，向来刚愎自用，所以诸将都不敢向您进言献计，怕被他猜忌而获罪。山东三州之所以丢失，其根源就在这里。依在下所见，只有请十三郎离开，众将才有可能开诚布公，也才敢向您提出转败为胜的策略。”
少不更事的刘稹信以为真，随即叫刘匡周以生病为由主动辞职。
刘匡周大怒：“我身在帅府，诸将才不敢心怀异图，我要是走了，我们刘氏必遭灭门！”
刘稹认为刘匡周是危言耸听，坚持让他走人。刘匡周万般无奈，只好交出中军兵马使的兵权，黯然离开了节度使府。
他一走，刘稹的灭顶之灾就降临了。
郭谊和王协随即设计杀了刘稹，同时将刘氏宗族的男女老少全部捕杀——上至刘匡周、下至襁褓中的婴儿，无一幸免。随后，郭谊和王协又把刘从谏原来的亲信故旧全部灭门。
八月十六日，昭义平定的消息传到长安，宰相入朝称贺。武宗问李德裕：“应该如何处置郭谊？”李德裕说：“刘稹不过是一个无知小儿，之所以对抗朝廷，都是郭谊等人指使，可到了刘稹势穷力孤的时候，他们又卖主求荣，这种人要是不杀，何以惩恶！”
武宗点点头：“朕也是这么想的。”
几天后，刘稹的首级被传送京师。
郭谊、王协等人眼巴巴地等着朝廷的封赏，可他们万万没想到，最后等到的，居然是朝廷的一纸逮捕令。
与刘稹被杀时隔不过半个多月，郭谊、王协等参与谋杀刘稹的昭义旧将，便悉数被绑送长安，然后全部斩首。
昭义之战，朝廷既收回了对昭义的直接管辖权，又极大地震慑了河朔三镇与天下诸藩，可以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胜利。
自“元和中兴”以来，历穆、敬、文三朝，李唐中央与跋扈藩镇的较量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只有这一次赢得这么漂亮，忠于李唐的万千臣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扬眉吐气。
毫无疑问，此次收复昭义的首功之人非李德裕莫属。
如果没有他的运筹帷幄，李唐朝廷不可能获此完胜。
早在战事刚刚拉开的时候，李德裕就向武宗提了一个问题：数十年来，朝廷频频对藩镇用兵，为何屡屡失利？
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也是武宗李瀍想知道的。
李德裕说，这是因为朝廷的用兵之策一直存在三大弊端。
其一，天子（包括他身边的近臣）直接指挥前线作战，往往一天之内就发出了三四道诏令，甚至连宰相都不知道，如此必然脱离战场实际，无异于纸上谈兵。
其二，前线的监军宦官也各凭己意发号施令，导致前线将帅进退无据，无所适从。
其三，监军宦官们往往将各自军中最骁勇的数百名士兵挑选出来，充当自己的卫队，却将老弱残兵投入战斗。而且每次会战，监军宦官都会带着令旗在高岗上观战，一看形势稍微不利，便率先拔旗而逃，致使全军随之崩溃。
指出这三大弊端之后，李德裕立即与枢密使杨钦义磋商，一起制订了一套对治之策，然后交由天子颁令实施。
这套对治的办法包括，一、禁止各路监军宦官再干预军政，同时规定每个监军只能挑选十名士兵作为卫队；二、除非宰相与中书省建议，否则天子不再直接下诏指挥作战。
在与昭义作战的整个过程中，从中央到前线都严格执行李德裕提出的主张。如此一来，朝廷下达给前线的命令就变得既符合实际又简明扼要了，使得前方将帅有了很大的决策权和自由施展的空间，因而才能在战场上屡屡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