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玫一死，依附他的二百多名文武官员只好拥着新立的皇帝李熅逃奔河中（今山西永济市）。可这群无头苍蝇根本跑错了方向。因为这是王重荣的地盘，往这里跑无异于飞蛾扑火。王重荣满面笑容把他们接进城中，随即手起刀落，砍下了李熅的脑袋，同时杀了一百多个大臣，并将余下的人全部囚禁。
光启三年（公元887年）三月中旬，僖宗李儇从兴元返回凤翔。
凤翔节度使李昌符本来就想效法田令孜和朱玫“挟天子以令诸侯”，现在僖宗自己送上门来，他当然不会让他从自己的手上溜掉。
随后，李昌符便以长安宫室荒废为由，强行把僖宗扣在了凤翔。
这一年，僖宗李儇年仅二十六岁。可当他回顾自己短短二十几年的生命历程，却感觉仿佛已经过了好几辈子。
留在凤翔的日子，每当僖宗回忆起荒唐而奢侈的少年时代，又想到这几年颠沛流离、席不暇暖的流亡生涯，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潸然泪下…
滞留凤翔的第二年春天，终日郁郁寡欢的僖宗李儇终于病倒了。
李昌符意识到，再扣留这个病恹恹的天子不但已经毫无意义，而且还很容易给人兴兵讨伐的借口，遂将僖宗放归。
二月二十一日，僖宗拖着沉重的病体再度回到长安，次日下诏，改元“文德”。
三月初二，僖宗疾病发作；初五，病情加重，陷入弥留状态。左军中尉杨复恭立即以天子名义下诏，拥立寿王李杰（懿宗第七子）为皇太弟，监理国政。
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三月初六，僖宗李儇在灵符殿驾崩。同日，皇太弟李杰即位，改名李敏，次年又改名李晔，是为唐昭宗。
【昭宗：孤独的拯救者】
唐昭宗李晔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天子。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李晔都不像是一个亡国之君。他二十二岁登基的时候，史书是这么评价他的：“昭宗即位，体貌明粹，有英气，喜文学，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复前烈之志！尊礼大臣，梦想贤豪，践阼之始，中外忻忻焉！”（《资治通鉴》卷二五七）
这样一个英气勃发、锐意中兴的天子，的确是和他的父兄懿、僖二宗截然不同，倒是和宪宗、宣宗颇为神似。难怪朝野都为之感到欣喜，并对其寄予厚望。假使他早生几十年，也许完全有可能缔造出媲美于“元和中兴”和“大中之治”的政治局面。
然而，不幸的是，从李晔登基的那一天起，甚至从更早的时候起，大唐帝国就已经陷入一个无可挽回的亡国之局了。
即便李晔有力挽狂澜之心，有振衰起弊之志，即便他拥有一个帝国拯救者所应具备的全部勇气、斗志、豪情、胆识、魄力、自信心、使命感，可他唯独缺了一样——时代条件。
他缺乏能够让他一展身手的时代条件。
天时、地利、人和，李晔一样也没有。他就像一个孤独的拯救者，置身于千千万万个帝国终结者的包围圈中，左冲右突，奋力厮杀，可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单兵。
一个疲惫绝望的单兵。
一个无人喝彩的单兵。
一个苟延残喘的单兵。
一个没有同盟、没有援军、最终力竭身亡的单兵。
虽然昭宗李晔从昏庸无能的父兄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烂摊子，但他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畏难和疑惧，而是显得踌躇满志。刚一即位，他就迫不及待地迈出了第一步。
这第一步是收拾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田令孜。
昭宗要收拾田令孜的原因很多。首先，他是僖宗朝的大权宦。在李晔看来，僖宗之所以骄奢荒淫，帝国之所以叛乱蜂起，其罪魁祸首就是田令孜。其次，田令孜转任西川监军不久，僖宗就已经下诏将他流放端州（今广东肇庆市），可他却仗着西川节度使陈敬瑄这把保护伞，拒不奉诏。由此可见，田令孜的问题已经不仅是权宦祸乱朝政的问题，更是与强藩内外勾结、藐视中央的问题。所以，昭宗现在拿他开刀，既是为了维护朝廷纲纪，更是为了杀一儆百，震慑天下的割据军阀。
最后，或许也是一个不便明说的理由——李晔想报仇。
那是私仇，让李晔刻骨铭心的私仇。
广明元年冬天，黄巢杀进长安，当时的寿王李杰跟随僖宗仓皇出逃。由于事发仓促，没有准备足够的马匹，所以除了僖宗和田令孜外，其他亲王都只能步行。当时寿王才十四岁，走到一片山谷的时候，再也走不动路，就躺在一块石头上休息。田令孜策马上前，催促他上路。寿王可怜巴巴地说：“我的脚很痛，能不能给我一匹马？”田令孜冷笑：“这里是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说完挥起一鞭狠狠地抽在寿王身上，驱赶他动身。那一刻，寿王李杰回头深深地看了田令孜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就一瘸一拐地上路了。
从那一刻起，寿王李杰就告诉自己——如果哪一天自己得势，绝不放过这个阉宦。
所以，昭宗有十分充足的理由收拾田令孜。
巧合的是，就在昭宗准备对田令孜采取行动时，跟陈敬瑄打了好几年仗的阆州（今四川阆中市）刺史王建又上疏朝廷，请求把陈敬瑄调离西川。昭宗有了一个现成的借口，便于文德元年六月下诏，命宰相韦昭度充任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置使，另外派人取代田令孜的西川监军之职，同时征召陈敬瑄回朝担任左龙武统军。
可想而知，田令孜和陈敬瑄当然不会奉诏。接到诏令后，他们便积极整饬武备，准备随时与朝廷开战。
十二月，昭宗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命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为副使，另外划出原属西川的四个州，设置永平军（治所邛州，今四川邛崃市），以王建为节度使，让他与韦、杨二人共同讨伐陈敬瑄。
讨伐西川的战役刚刚打响，昭宗就把目光锁定在另一个权宦身上了。跟田令孜比起来，这个人现在对昭宗的威胁更大。
他就是杨复恭。
自从拥立昭宗即位后，杨复恭就自恃功高，不可一世了。他不但一手把持禁军，专擅朝政，而且收养了为数众多的义子，把他们派到各州镇担任节度使、刺史、监军，从而缔造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遍布朝野的庞大网络。在这帮义子眼中，当然只有杨复恭，根本没有朝廷。比如龙剑（治所龙州，今四川平武县东南）节度使杨守贞、武定（治所洋州，今陕西洋县）节度使杨守忠等人，就从不向中央缴纳赋税，并且动不动就上表诽谤和讥笑朝廷。
这样的权宦要是不铲除，昭宗李晔的中兴大计只能沦为笑谈。所以，从登基的那一天起，昭宗的所有大政方针基本上都是与宰相孔纬、张濬等人商议定夺的，竭力避免让杨复恭干预。宰相们也经常以宣宗为例，鼓励昭宗整治宦官。
杨复恭专权跋扈，自然不把昭宗放在眼里。百官们上朝都是步行，唯独他上殿是坐着轿子来的。有一天在朝会上，昭宗和宰相孔纬刚刚谈及四方造反的人，杨复恭又坐着轿子大摇大摆地来到了殿前。孔纬就故意提高嗓门说：“在陛下您的左右，就有将要造反的人，何况是四方呢！”昭宗明白孔纬的用意，就假装惊愕地问他所指为何。孔纬指着杨复恭说：“他不过是陛下的家奴，却坐着轿子上殿，而且养了那么多壮士为义子，或典禁兵，或为藩镇，不是要造反是什么？”
杨复恭面不改色：“以壮士为义子，目的是让他们效忠皇上、保卫国家，怎么能说是造反呢？”
昭宗冷然一笑，把话接了过去：“你想要保卫国家，为何不让他们姓李，却让他们姓杨？”
杨复恭顿时哑口无言。
这件事情过去不久，有一天，昭宗忽然对杨复恭说：“你的义子中，是不是有一个叫杨守立的？朕想让他来当侍卫。”
为了证明自己养这些义子就是要“保卫国家”的，杨复恭二话不说就把杨守立领进了宫。
反正他有的是义子，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此时的杨复恭并不知道，昭宗绝不仅仅是要一个“侍卫”那么简单。杨守立入宫后，昭宗立刻赐名他李顺节，然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把他从一名普通的禁军侍卫迅速擢升为天武都头（禁军一部指挥官），同时又让他兼任镇海节度使，不久又加封同平章事。
平步青云的李顺节自然是对天子感恩戴德。
受宠若惊之余，他也渐渐明白了天子的用意所在。
他知道，天子是想让他对付杨复恭。
李顺节当然乐意充当这个角色。原因很简单，杨复恭的义子多如牛毛，他只是其中毫不起眼的一个；可天子的心腹宦官却只有他一个，如果跟天子联手铲除杨复恭，到时候，岂不是轮到他李顺节来收养义子了？
为了这个美好的前景，李顺节死心塌地投靠了昭宗。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施展浑身解数，与杨复恭展开了明争暗斗，并且为昭宗提供了诸多有关杨复恭的秘密情报。
昭宗李晔看着这一切，嘴角不禁泛起了一丝笑容。
网已经撒开了。
李晔在心里说，一旦时机成熟，朕就会毫不犹豫地将杨复恭集团一网打尽。
【守望春天】
除了收拾宦官，昭宗李晔第二件亟须要做的事情，无疑就是对付藩镇了。
李晔很清楚，要对付藩镇，自己手中就必须有一支军队——一支真正忠于朝廷、不被任何势力掌控的军队。
为此，他从即位之初就一直在招兵买马。到了大顺元年（公元890年），朝廷终于组建了一支十万人的军队。有了这张底牌，昭宗就可以跟藩镇叫板了。
那么，要从哪里开刀呢？
这些年来，天下诸藩中发展最快、势力最强的，非河东李克用莫属。要对付藩镇，肯定要先从他下手。但是，李克用是光复长安、平定黄巢的功臣，朝廷要对他用兵，肯定需要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
正当昭宗为此绞尽脑汁之际，借口忽然就有了。
大顺元年正月，李克用悍然从太原出兵，一举吞并了东昭义（治所邢州，今河北邢台市），旋即又进攻云州（今山西大同市）。云州防御使赫连铎急忙向卢龙节度使李匡威求救。李匡威深知，一旦云州失陷，李克用的矛头就会直指河北，于是迅速率领三万人前往救援。李克用陷入腹背受敌之境，加之麾下两员勇将又一死一降，只好引兵撤回太原。四月，赫连铎、李匡威与朱全忠先后上疏朝廷，请求讨伐李克用。
昭宗召集宰相和百官廷议。以宰相杜让能、刘崇望为首的多数大臣坚决反对，而宰相张濬和孔纬却极力主战。尤其是张濬，这个一贯自诩有东晋谢安和前朝裴度之才的宰相斩钉截铁地说：“只要给我兵权，少则十天，多则一个月，必定削平李克用！错失这个良机，日后将追悔莫及！”
其实，昭宗比任何人都更想利用这个机会消灭李克用，可他自己却不想把讨伐李克用的意思说出来，而是把话留给了张濬和孔纬。
昭宗之所以这么做，是想万一讨伐李克用失败，自己顶多就是丢卒保车，把张濬他们牺牲掉而已，断不至于让李克用有反抗朝廷的口实。所以，昭宗召开此次廷议，其目的也不过是让文武百官替他当一回证人而已。
天子既然是这个心思，那这次廷议就纯属走过场了。当主战派和主动派各自把观点亮出来后，昭宗忽然说了一句：“李克用有讨平黄巢、复兴帝国之功，今日趁其新败而发兵讨伐，天下人将如何看待朕呢？”
孔纬立即接过话茬：“陛下的思虑是一时之仁，张濬的提议却是万世之利。昨日，我们已经计算过了，调动士兵、运送粮饷、犒劳赏赐等等费用，一两年内都不至于匮乏。现在，就看陛下您的决断了！”
最后，昭宗悠悠地叹了一口气，用一种相当勉强的口吻说：“这件事就交给二位贤卿了，希望不要让朕蒙羞。”
大顺元年五月，昭宗下诏削除了李克用的所有官爵，并开除其宗室户籍（当初朱邪赤心被赐皇姓时，编入了李唐宗室户籍）；同时，任命张濬为讨伐河东的主帅，京兆尹孙揆为副帅，并命朱全忠、李匡威、赫连铎各自从本道出兵，对李克用形成围剿之势。
五月二十七日，张濬率五万军队出征，昭宗亲临安喜楼为他饯行。张濬屏退左右，对天子说：“待臣平定外忧，再为陛下铲除内患！”
这个内患，当然就是指杨复恭了。
此刻，杨复恭正躲在屏风后面，把这句话一字不漏地听了去。
军队开到长安城东面的长乐坂，轮到左、右神策中尉饯行。杨复恭向张濬敬酒，张濬不喝，推说醉了。杨复恭鼻子一哼：“宰相大人既然已经大权在握、专主征伐，又何必如此扭捏作态呢？”张濬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等我平定叛贼回来，你就知道我为何扭捏作态了！”
杨复恭悚然一惊。
张濬得意地跃上马背，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从张濬率领大军出征的那一刻起，昭宗就陷入了无比的焦灼和紧张之中。
因为，这个灾难深重、岌岌可危的帝国，太需要一场胜利来提振元气、鼓舞人心了。
他强烈地希望，张濬能够像前朝宰相裴度那样，一举讨平跋扈藩镇，让他这个踌躇满志的天子在“匡扶社稷、中兴李唐”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第一步。
然而，希望从来是美好的，而现实却终究是残酷的。
这个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张濬，非但没有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只用一个月就讨平李克用，反而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损兵折将，一再败北，最终全线崩溃。
回顾这半年来接二连三的败报，昭宗的心仿佛在滴血——
八月，大战还没开始，副帅孙揆就在长子（今属山西）西面的山谷中被河东伏兵生擒，旋即被杀。
九月，南面主将朱全忠在马牢山（今山西晋城市东南）被河东军击败，大将邓季筠被俘，同时被杀被俘的士兵有一万多人。
九月下旬，北面正副主将李匡威、赫连铎在蔚州（今河北蔚县）取得一次短暂的胜利之后，随即遭到李克用主力的迎头痛击；李匡威的儿子、赫连铎的女婿皆被俘，同时被杀被俘的士兵数以万计。
十月，当各路讨伐军已被李克用各个击破后，张濬率领的主力才刚刚推进到晋州。先头部队与河东军在汾州（今山西汾阳县）遭遇，刚一交战就败退下来，后方大军不战自溃。河东军乘胜追击，直抵晋州城下。张濬出城御敌，再败，从各镇征调的士兵哗然四散，各自逃回本镇。张濬在晋州困守了一个月，料定大势已去，只好带着残部从含口（山西绛县西南）仓皇逃遁，越过太行山逃到河阳（今河南孟州市），然后拆卸民房的木板拼凑木筏，渡过黄河狼狈南下。
至此，中央讨伐大军死的死，逃的逃，几乎全军覆没。
这场大张旗鼓的讨伐河东之战，就这样以志在必得的姿态开场，而以彻头彻尾的失败告终。
昭宗充满希望的一颗心瞬间跌入失望和悲哀的谷底。
紧接着，一阵恐惧就袭上了心头。他知道，不给李克用一个说法，他肯定跟朝廷没完。
大顺二年（公元891年）正月初九，昭宗万般无奈地把张濬贬为鄂岳观察使，把孔纬贬为荆南节度使。然而，李克用并不罢休。他怒气冲天地上了一道奏疏，说：“张濬以陛下万世之业，邀自己一时之功，知臣与朱温深仇，便与其私相联结。臣今身无官爵，名是罪人，不敢回到陛下分封的藩镇，只能暂到河中居住，应该去向何方，恭候陛下指令！”
河中？
昭宗一下就傻眼了。这不是赤裸裸的威胁恐吓吗？
河中（今山西永济市）与潼关仅仅隔着一条黄河，李克用只要带兵到河中，再一步跨过黄河，天子和朝廷就是他砧板上的鱼肉了。
接到奏疏的当天，昭宗就忙不迭地把张濬再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刺史，把孔纬再贬为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西北）刺史，同时下诏恢复了李克用的所有官爵。
二月，昭宗担心李克用还不满意，又加封他为中书令，并把张濬再贬为绣州（今广西桂平县南）司户，才算是把李克用安抚住了。
讨伐河东之役不到半年就败了，而早在三年前就开打的西川之役，同样遭遇了失败。而且，西川的失败比河东更让昭宗痛心疾首。因为河东败得干脆，顶多只是短痛，而西川则打了整整三年，发兵十几万，旷日持久，丧师费财，无疑是令人难以忍受的长痛。
大顺二年三月下旬，宰相和财政大臣不得不向昭宗禀报，国库已经空了，再也没办法给西川前线输送一毫一厘的军费了。
那一天，文武百官看见天子李晔忽然把头低了下去，而且沉默了很久。最后，李晔无奈地颁下一道诏书：恢复原西川节度使陈敬瑄的所有官爵，同时命王建等人罢兵休战，各回本镇。
接到诏书的那天，陈敬瑄和田令孜忍不住相视而笑。
可他们笑得太早了。
因为，天子虽然放弃了，但王建却没有放弃。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王建非但没有退兵，反而加大了进攻的力度，先后占领了西川辖区内的大多数州县，然后猛攻成都。陈敬瑄数次出城迎战，却屡屡被打败。到了七月下旬，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陈敬瑄和田令孜终于绝望了，不得不开城投降。
田令孜亲手把西川节度使的帅印和旌节交给了王建。
随后，王建把陈敬瑄和田令孜放逐到了偏远的州县，并于两年后将其诛杀。
昔日称霸一方的军阀被消灭了，可王建却从此成为西川的土皇帝。天复三年（公元903年），王建自封为蜀王。公元907年、亦即唐朝覆亡的那一年，王建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王建为前蜀高祖。
登基才三年，昭宗在藩镇事务上就遭受了两次重大挫折，这对于一个锐意中兴的天子而言，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不过，让昭宗在痛苦中感到一丝欣慰的是——几年来，与权宦杨复恭的斗争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基本上可以收网了。
大顺二年九月，昭宗发现李顺节已经有效地掌握了部分禁军，于是断然采取行动，将杨复恭贬为凤翔监军。杨复恭拒不赴任，并以生病为由提出致仕，试图以此要挟昭宗。不料昭宗却顺水推舟，同意了他的致仕请求。杨复恭恼羞成怒，遂与义子杨守信日夜谋划，准备发动叛乱。
十月初八，昭宗命李顺节带领麾下禁军进攻杨复恭的府第。杨复恭率卫士抵抗，杨守信也立刻率部前来增援。
双方展开激战。稍后，宰相刘崇望又率领一队禁兵参与进攻，杨守信不支，部众溃散，只好跟杨复恭一起带着族人从通化门逃出，亡命兴元，投奔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
骄横跋扈的权宦杨复恭终于被驱逐了，昭宗感到了一阵前所未有的轻松。
不过与此同时，一种新的不安却悄然向他袭来——一代权宦杨复恭被打倒了，新一代宦官李顺节会不会恃宠生娇、居功自傲，成为杨复恭第二呢？
昭宗觉得，答案是肯定的。所以，他不能不把这种危险扼杀在萌芽状态。
这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昭宗就命人把李顺节诱杀了。
也许，昭宗这种兔死狗烹的做法显得相当腹黑，但是为了不让李顺节成为新一代权宦，为了不让这几年对付宦官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他只能这么做。
大顺二年冬天，一场又一场大雪从苍旻深处缓缓飘落，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大明宫的垂宇重檐上，并且摇曳着落在天子李晔的发梢、鼻梁、眉间、心上。
是的，心上。李晔感到整整一个冬天的大雪很可能全部落在了他的心上。否则，他的心头何以变得如此僵硬、沉重而冰凉？
天仿佛已经裂开了。
大雪仿佛永远下不完。
来吧，让暴风雪来得更猛烈些吧。李晔站在大明宫铺满积雪的殿庭中，有些悲壮地仰望苍天。让暴风雪来得更猛烈些吧，直到把这个肮脏的世界全部覆盖，直到把所有罪恶、阴谋、杀戮、流血、死亡全部覆盖…
然后，春天就该来了吧？
到那个时候，这个世界也许就干净了吧？
【灵魂中的七道伤】
春天终究还是来了。然而，这个世界并没有丝毫改变。
新年正月，昭宗改元“景福”。
尽管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和苦难，充满了无尽的缺憾，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对它抱有希望。因为除了这个喧哗与骚动的世界，我们一无所有。
李晔对自己说。
景福元年（公元892年）一开春，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静难节度使王行瑜、镇国节度使韩建、同州节度使王行约、秦州节度使李茂庄突然联名上奏，指控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窝藏乱臣贼子杨复恭，请求出兵讨伐，并共推李茂贞为山南西道招讨使。
昭宗很清楚，这些人打着讨伐贼臣的幌子，事实上无非是想吞并他镇、扩张地盘。所以，他很快就下了一道调停的诏书，命他们和解。
但是，五节度根本不听他的。
二月，李茂贞与王行瑜悍然出兵攻打兴元，半年后将其攻克。李茂贞随即将兴元据为己有。杨守亮、杨复恭等人逃奔阆州。
景福二年（公元893年）正月，昭宗眼见李茂贞果真吞并了兴元，不得不采取补救措施，任命李茂贞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时派宰相徐彦若取代他的凤翔节度使之职。
李茂贞勃然大怒。他之所以出兵，目的就是为了据有两镇，如今天子想用山南交换他的凤翔，他当然不会答应。随后，李茂贞不但拒不奉诏，还上表羞辱天子，说：“您贵为天子，可惜连自己的舅父都保护不了（昭宗舅父王环几年前被杨复恭谋杀）；您贵为九州共主，却连杨复恭家的一个小子（杨守亮）都不敢杀，真是可悲可叹！”
受到这等羞辱，昭宗当然不能容忍，当即宣布讨伐李茂贞，命宰相杜让能立刻征调士兵，筹集粮饷。杜让能再三劝阻，表示此时朝廷无力同强藩抗衡，只能暂时忍耐。可昭宗却睁着血红的眼睛说：“朕不甘心做一个懦弱无能的天子，无所作为地坐视社稷衰亡！你只管为朕筹备粮饷，军事行动自有亲王负责，成败与你无关！”
天子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杜让能还能怎么办？
他只能从命。
九月初十，昭宗命覃王李嗣周为京西招讨使，率三万禁军护送徐彦若去凤翔就任。
李茂贞闻讯，立刻与王行瑜联手，发兵六万在周至布防。
李嗣周率领的这支禁军都是新近招募的京师少年，而李茂贞与王行瑜的部下却都是久经沙场的百战之兵。所以，这一战的结果也就不难想见了。
九月十七日，李茂贞挥师进攻。两军尚未交锋，朝廷军就不战而溃，四散逃亡了。李茂贞迅速兵临长安城下，要求诛杀首倡征讨之人。杜让能派人送了一封信给李茂贞，说：“发动战争不是皇上的意思，都是我出的主意。”
十九日，李茂贞陈兵临皋驿（长安西），请诛杜让能。杜让能当即入宫向天子辞别：“臣早知必有今日，请用臣的生命解除皇上所受的威胁。”
昭宗不禁潸然泪下，说：“朕与你永别矣！”
这一天，昭宗下诏贬杜让能为梧州（今属广西）刺史，次日再贬为雷州（今属广东）司户。然而，李茂贞并不退兵。他扬言，不杀杜让能，誓不罢休！
至此，昭宗再也无力保全杜让能了，只好赐他自尽。不久，昭宗下诏，以李茂贞为凤翔兼山南西道节度使，并兼中书令；十一月，又任命静难节度使王行瑜为太师，赐号“尚父”，并赐免死铁券。
得到了这些，李王二人方才心满意足，引兵西去。
乾宁二年（公元895年）正月，河中节度使王重盈（王重荣的弟弟）病卒，部将推举他的侄子王珂为留后。此时，王重盈的儿子王珙在保义（治所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担任节度使。他原以为父亲一死，河中自然也要归他所有，不料王珂却捷足先登，王珙很不甘心，立刻出兵进攻河中，同时上疏昭宗，宣称王珂非王氏子，要求朝廷另行委派节度使，实际上就是暗示朝廷把河中也一并给他。
王珙说“王珂非王氏子”，令王珂大为恼怒。因为，王珂本是王重荣的侄子，后来过继为养子，血缘关系还是挺近的，而河中本来就是王重荣传给王重盈的，所以他认为自己肯定有资格继任节度使。而且，王珂还是李克用的女婿，有这么一座大靠山，他当然更不会向王珙示弱。
随后，王珂赶紧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随即上表替女婿请命。与此同时，王珙则用重金贿赂李茂贞、王行瑜和韩建。很快，三节度也联名为王珙请命。
面对这个僵局，昭宗大为头疼。两边都有强藩撑腰，都不能得罪，不过相比之下，李克用对朝廷的威胁似乎要比李茂贞等人小一些。所以最后，昭宗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以李克用奏请在先为由，拒绝了李茂贞等人的请求。
如此一来，关中三镇与朝廷的矛盾便再度激化了。
五月，李茂贞等三镇各出数千精兵，浩浩荡荡杀进了长安，准备废掉昭宗，另立吉王李保。不过，他们很快就得到了李克用自河东出兵的消息，于是不敢久留，只杀了一些与他们不睦的朝臣和宦官，同时迫使昭宗把河中给了王珙，随后留下部分兵力控制朝廷，方才各回本镇。
六月，李克用率兵大举南下，传檄讨伐李茂贞等三人。当时，驻留长安的兵力有两支，一支是李茂贞的义子李继鹏，另一支是王行瑜的弟弟王行实。
听说李克用大兵压境，两人大为恐惧，于是长安城中就出现了相当戏剧化的一幕，李继鹏企图劫持昭宗前往凤翔，而王行实也想劫持昭宗前往邠州，两军随即大打出手，一时京师大乱。最后，昭宗只好在禁军部将李筠的保护下逃离长安，越过秦岭，于七月初到达石门（今陕西蓝田西南）。
昭宗登基之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的品德与才干远胜僖宗百倍，可没人会料到，他最终不但重蹈了僖宗的流亡命运，而且日后的遭遇比僖宗还要不幸百倍。
八月，李克用大军进驻渭桥，派兵前往石门护驾，并分兵进攻三镇。李茂贞知道自己不是沙陀军的对手，只好杀掉李继鹏，上表请罪。昭宗随即赦免李茂贞，命李克用讨伐王行瑜。
八月底，昭宗返回长安。
九月，李克用开始大举进攻王行瑜，很快便兵临邠州（今陕西彬县）城下。王行瑜登上城头，痛哭流涕：“我王行瑜没有罪啊，胁迫天子的事都是李茂贞和李继鹏干的，请您到凤翔去问罪吧，我王行瑜愿意自缚向朝廷请罪。”
李克用在城下仰着头说：“王尚父，你谦恭得有点过头了吧？我奉朝廷之命讨伐三个叛贼，阁下是其中之一。你想自己回朝廷，我可不敢擅自做主。”
数日后，王行瑜抛弃城池，带着全家老小向西而逃。可他刚刚跑到庆州（今甘肃庆阳县）地界时，就被自己的部将砍杀了，首级也被传送京师。
一场祸乱总算平息了。
十二月，昭宗加封李克用为晋王，他的所有部下和子孙也全都加官晋爵。李克用遣使谢恩，同时秘请昭宗诛杀李茂贞。
昭宗觉得，如果杀了李茂贞，李克用的势力将更为强大，到时候就没人可以制衡了。因此，昭宗婉拒了李克用的请求。李克用不禁对左右感叹：“我看朝廷的意思，似乎怀疑我别有用心。我敢断言，李茂贞不除，关中将永无宁日！”
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然被李克用不幸言中。
昭宗从石门返京后，深感手下无兵之苦，于是很快就招募了数万人，在禁军之外又组建了殿后四军，全部交给宗室亲王统领。
得知朝廷招兵买马的消息，李茂贞立刻跳了起来。在他看来，天子此举显然是在针对他。乾宁三年（公元896年）七月，李茂贞再次勒兵，直逼京畿。昭宗大恐，一边遣使向李克用告急，一边再次逃离长安，准备前往太原。没想到，昭宗一行刚刚跑到华州（今陕西华县），便被韩建给扣了下来。
当时，李克用正被幽州的刘仁恭牵制，无暇南下勤王，于是昭宗便被韩建软禁了整整两年。在此期间，韩建与李茂贞互为表里，逼迫昭宗解散了刚刚组建的殿后四军，处决了护驾有功的禁军将领李筠，并且罢黜了诸王的兵权。不久，又发兵围攻诸王府邸，丧心病狂地将通、沂、睦、济、韶、彭、韩、陈、覃、延、丹十一王全部杀死。其后，又迫使昭宗下诏罪己，恢复了李茂贞的所有官爵。
做完这一切，韩建和李茂贞才于第三年八月把昭宗放还。
昭宗第二次回到长安之后，改元“光化”。
这是他登基后的第五次改元。纵观昭宗一生，在位十五年，总共七次改元，平均差不多两年改一个年号，是自安史之乱以来改元最频繁的一任天子。
也许，改元本身并不能直接说明什么问题。但是，当我们回溯整个唐朝历史，就会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发现，唐太宗李世民一生在位二十三年，仅仅使用了“贞观”一个年号；而唐玄宗李隆基一生中最鼎盛的二十九年，也仅仅使用了“开元”一个年号。而这两个年号，却成了盛唐的标志，成了太平盛世的代名词。
而反观唐昭宗七次改元所置身的这个时代，我们也许就会有一种近乎无奈的顿悟——原来，唐朝末年这七个年号并不是普通的年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