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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香港越来越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香港人退休后如何安度晚年，可能是未来10年中社会最为关注的一个话题。试想，在目前，老年人退休后，其收入、生活基本稳定，一般会选择一个自然环境好、居住安逸、物价水平低的地方，北上近郊可能是他们的理想选择。可以说，未来10年，香港老年人退休后北上置业也是一个不小的潮流。
据有关统计，2000年港人在北上置业颇为壮观，在广东省内置业有12000～14000单位，约占香港楼交易总量的40%，其中半数在深圳购买。在深圳皇岗口岸一地盘目前销售十分红火，该项目去年10月开盘以来，已经完成销售的65%。置业国际的研究发现，去年香港人北上置业特点有：一是购买物业者为一般阶层为主，其扩展迅速；二是在深圳置业选择楼花的多，估计超过80%；三是多以人民币按揭；四是多半对面积100平方米大小的较感兴趣。可以说，“香港上班，内地居住”的消费模式已初露端倪。
面对这样的一种趋势，不仅对香港的楼市会造成不小的冲击，而且会改变香港人的消费与生活模式。香港政府要做的，不是如何来制止民众的作为，而是如何顺市场之势引导民众，如何来保护民众的利益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内地不受到侵犯。
（2001年2月）
香港可分得内地出版业开放一杯羹
时下，香港经济低落，急得政府与民间像热锅上的蚂蚁，晕头转向，四处出击，寻求短平快项目，希望尽快找到摆脱香港困境的灵丹妙药。其实，香港经济2001年突然如此直落而下，受外界的影响与冲击当然不可低估，但一地经济的好坏并非是一时一刻、一事一为所能造成的，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特别是其本身长期发展不均衡使然。因此，希望通过短平快的项目来改变目前香港经济的困境是不可能的，它或许可以解其燃眉之急，但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让香港经济走上持续发展的快车道。
因此，香港经济真正地要走出困境，并非仅是造一座中药城、建一个数码港、修几个旅游公园等就可以达成了，这只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并非长远之策，反之，真正地要让香港摆脱困境，让香港经济重新走上持续发展的轨道，则是要对香港现有的资源优势进行全面的审视，充分地量其材，充分地畅其流。也就是说，只有全面充分地利用香港的资源优势，才能真正地让香港经济从困境中走出，才能真正地让香港经济重新走向持续发展的快车道。比如说，中国加入WTO，出版业开放是迟早的事情。在国内出版业开放的过程，香港如何才能分享到国内出版业开放的一杯羹呢？香港出版业有哪些优势？等等，应该是香港业界加以关注的问题了。
对于香港的图书出版业，与一线之隔的深圳，可能会有天壤之别。你只要进入深圳的图书城，只见门庭若市，人头涌动，好一派繁荣昌盛之景象；而进入香港不少书店，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孤身只影，人流稀疏，生意清淡如水。但是，看看香港的书店星罗棋布，看看一个小小的城市竟能容纳几十家出版社生存下来，在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里，如果说没有市场的需求，这些书店和出版社要生存下来是不可能的。也正是市场的需要孕育了香港书店出版业的发展，也形成了香港书店出版业的竞争优势。
当然，香港出版业的竞争优势关键在于她的文化底蕴。香港经过了两百多年来血与火的洗礼，东西方文化的撞击，并非是有人所指的“文化沙漠”，即她不讲究高端文化的追求，“金钱至上，人情薄如纸”，谋财谋利之风滔滔天下，使得精神学理探求的冲动难以萌发。香港有发达如斯的经济商业文化，但最精彩的文学写照为外人所创作。其实，这些完全是一种偏颇之误解。什么是文化？文化不仅仅是精彩的文学、高雅的艺术与音乐，以及对远古思想的追究。更多的是社会广大民众的衣食住行，更多的是广大民众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它也不是外来东西的移植与嫁接，而是植根于久远的传统中习惯和行为方式与现代精神的磨合与撞击、渗透与积淀；它也不是少数人所垄断的专利，而是整个社会民众所分享的成果。正是就这一意义上说，香港以她独特的文化，表现出了自己特有的现代文化精神。正是这种文化精神，不仅造就了香港经济的繁荣，民众生活的富足，也形成了不少打上香港文化烙印的特殊产业。如香港文化出版业，金庸一枝笔可纵横华文世界。而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还有，特别是在近百来，香港不仅是中西方文化撞击与磨合的交汇处，而且在自由市场体制下，人们的思想及文化传播不会为某种意识形态所主宰、所管制，出版业早已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如此等等，都是香港出版业的竞争优势。
中国加入WTO，将全面地为国内外各产业带来发展的机会，但是它也预示着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对于出版业来说，据说是仅次于烟草和军火工业的高利润行业。因此，面对着有13亿人口的庞大市场，国际出版业巨头早已对中国图书市场觊觎已久，它们正在或已准备随时抢占图书市场。
在WTO各项条款中，与出版相关的条款主要包括在规范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之中，而主要精神就是逐步取消对外国企业分销产品的限制。按照中美达成的贸易协议，中国加入WTO后，将允许外国企业以中外合资、合作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分销种种图书制品。而第一年中国图书零售业将完全对外开放；第三年将开放图书批发市场，并允许外国企业在从事这些分销的合资合作企业中占49%的股权。
还有，在前几年中国严厉禁止国外出版业涉足中国图书零售业的时候，德国贝塔斯曼集团就于1995年以建立读者俱乐部的形式，巧妙地避开了政策的限制，把触角伸向中国图书零售业。短短几年，该俱乐部迅猛的发展势头，给国内图书出版业既吹来一股清风，也给激烈竞争的图书出版业带来巨大的压力。这也预示着中国图书出版业将打破国家的垄断、图书市场格局大变化的开始。
对于香港，尽管已经渗透国内许多行业，但对中国图书市场这块宝藏之地好像是视而不见，据笔者了解，目前还没有哪家香港的出版商在与内地的图书行业合作，即使是意向合作也还是少闻。因此，现在该是香港图书出版业关注内地市场的时候了。
特别是在目前，随着中国加入WTO在即，国内图书市场的开放可能会比人们想像的要快得多。例如，以往垄断固若金汤的教材出版，目前正在逐渐地打破独家垄断的局面，正在实行招标式的经营方式。还有，图书零售业的竞争、图书选题策划的竞争等都会迫使国内出版业开放的速度进一步加快。面对着内地图书出版业的迅速开放，香港的业界如何分得一杯羹，这就得看香港商人的智慧了。可以想像，一块巨大的蛋糕摆在面前，港人还有不动心的？
(2001年9月)
香港在内地黄金周长假能做什么
为了扩大内需，减缓通货紧缩，2000年中央政府推出了“五一”长假，由于效果不错，随后这一临时的举措逐渐成了一种既定的制度安排。对于这样一种制度安排的孰优孰劣，虽然人们众说纷纭，如政府及媒体就宣导是那样正确，但吾人则不敢苟同，一则是这种集中休假与消费是否真正地会扩大内需、带动经济还得打个大问号；二则这种假期集中最有利的当然是行政部门的公务员了，而他们一休息，整个社会的许多工作也就完全要停止。在此期间，谁要办事，也只能是干等着急了。不过，言归正传，我们所关注的是，既然内地已经把黄金周假期作为一种既有的制度安排，那么香港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够做什么呢？或者问，从内地的黄金周假期中，香港可以寻找到什么商机？
从黄金周假期已度过的两天情况来看，2001年的“五一”假期各种活动尽管没有2000年那样火暴，但假期活动的热度并没有降温多少，民众出游度假潮仍然是汹涌澎湃。5月1日，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迎来了5年来第一个高峰潮，全天进出空港的旅客达8万多。在北京国际艺术博览会，一天的门票在半小时之内就销售一空。在八达岭，有近4万人登上长城。在广州，尽管当天暴雨连天，也没有扫去广州人外出旅游之兴，当天就有10万多人赴外地旅游。至于各旅游景点鲜花似锦、游人如织，各旅游城市机票、车票爆满也就不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当然2001年的“五一”黄金周假期活动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各地举行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从而把节日的黄金假期活动的热闹气氛不断地推向高潮。在北京，各种演艺公司和文艺团体，纷纷推出自己的精彩节目。京剧、话剧、音乐会、演唱会等上百场各具特色的演出，既陪伴着民众度过轻松愉快的假期，也为这些公司的发展寻找一片商机。据了解，“五一”黄金周长假期间，北京将有49个艺术表演团体的106台节目陆续在首都舞台亮相。如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的《新北京、新奥运》大型申奥演唱会，在著名的长安大戏院上演的京剧《洛神赋》和《红灯记》等，中央实验话剧院推出的现代话剧《狂飙》等，还有由张艺谋执导的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俄罗斯国家克里姆林宫大剧院芭蕾舞团演出的《天鹅湖》，及“北京盛世音乐文化周系列音乐会”推出的33场音乐会门票已出售一空。
由此可以看到，首先，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不仅中国经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内地民众生活水平确实得到跳跃式的提高，对于3亿多的城市人口来说，温饱问题早已成了历史。民众不仅需要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也需要陶冶自己的生活情操、享受人生。因此，如何来满足民众各种各样的需求，如何创造出民众喜闻乐见的种种需求则是商家们要费一番心思的问题。可以说，中国这几亿城市人口具有巨大的潜在消费力，如果能让这种潜在消费力转化为现实的消费力，一定会给企业带来无限的商机。
其次，2001年“五一”黄金周假期活动是由两方面力量把其推向高潮的。一是各企业公司。面对着巨大的商机，尽管各企业比2000年有些理性，但为了自己多分一杯羹，各商家都在施展十八般武艺，如何把民众口袋里的钱掏出来。因此，商家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例如，地产商利用假期看房，百货商场竞价销售等。二是政府各相关部门组织推动。政府的推动重点放在文化娱乐方面。这些活动从外象看是增加“五一”节日气氛，丰富民众娱乐生活。但实际上是政府各相关部门利用自己掌握的垄断工具和手段如何在这无限的商机中分得一杯羹。因为，目前的情况是，政府各部门的利益如何，完全在于你如何经营了。不过，在政府各相关部门的推动过程中，不仅丰富了民众假期的娱乐生活，更重要的是创造了民众的需求。比如读书会、高科技展览、种种现代的娱乐活动完全是借助于这次假期创造出的民众消费的结果。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内地黄金周假期，香港能够做的不仅在于如何组织内地民众来香港旅游观光，而且应该有比这更为丰富的内容了。当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内地民众来香港旅游观光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项目。试想，莫说是加上中国内地的农民，就是光城市3亿多人口都来香港观光一次至少要轮7～8年。据笔者所知，在绝大多数没有跨出国门的内地民众中，香港一直是内地民众旅游最为向往的地方之一。很简单，不仅语言上便利，城市现代化耀眼，而且就是来香港购物，一些物品两地之间的差价就足以补偿其旅游费用（如黄金饰品，在内地平均价每克为100元，香港则只要73元）。这些都对内地民众有相当的吸引力。
香港娱乐业的优势更是应该刮目相看，2001年上半年在香港举行的二胡演奏会就表明了在香港举办种种娱乐活动的潜力与吸引力。还有正在举行全国逾千青年聚香江祝“五四”活动也应该是香港的一个创举。这些活动不仅增加了两地青年之间的交流，同样是带动香港消费不可多得的机会。因此，香港如何为内地民众在黄金周假期创造种种需求是完全可行了。如娱乐业、展览业、读书会、教育周等等方面，香港都有许多特有的资源。问题是港人如何来开发这些资源，政府应该采取哪些相应的政策来帮助港人开发这些资源。香港的商人在这些方面是否能动一点脑筋呢？或许一座金山隐于其中呢？
（2001年5月）
第五部分 香港生活中的金融第77节 香港联系汇率路在何方
阿根廷比索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也已经弃守，香港成了货币局制度的最后一个堡垒。那么香港的货币局制度能够守得住吗？这几天，香港方面的头头脑脑都在发表自己的意见，多数人认为此货币局制度非彼货币局制度，而且香港的经济条件与阿根廷殊异，人们对香港联系汇率能够维持下来应该具有信心，因此，阿根廷货币与美元脱钩，对香港的影响可能只限于心理上，而且这种心理影响早已为市场消化了。当然，这种大而化之的说法，民众可能知其一，不知其二了。本文则想从理论与经验两个方面来说明汇率制度的所以然，由此来看看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向何处去？
一般来说，汇率是国家多元化货币间的互相兑换的价格，汇率制度则是这种价格得以实现的制度安排。至于哪国采取哪一种汇率制度当然是根据该国的约束条件而定，并非个人想当然而成。特别是从国际金融学的观点来看，各国在国际交往中如何选择汇率制度都得面对“三元悖论”(trilemma)。即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一国将面临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两者之间的明显冲突。一国政府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下列3项目标中的两项：完全的资本流动性，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固定汇率制。比如，中国的汇率制度保证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固定汇率制，但失去了资本流动性；而香港的汇率制度选择了资本流动性和固定汇率制，却未能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性。
而汇率制度新理论的“两极汇率制度论”或“中间制度消失论”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汇率制度的简单性原则。该理论主张，惟一可持续的汇率制度是自由浮动制或具有非常强硬承诺机制的固定汇率制（如货币局制度），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性汇率制度（如可调节的钉住汇率制、管理浮动制等）则正在消失或应当消失。因此，未来我们将会看到的汇率制度不是完全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就是完全的固定汇率制。因为，在钉住汇率的弹性制度下，银行与企业都可能低估货币下跌或崩溃的风险，因而会过分持有未对冲的外币债务。结果当贬值发生时，其本币收入不足以偿还这些债务，导致企业或银行破产，并对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所以，在资本高度流动的情况下，只有两种可选择的汇率制度，即固定汇率制度与完全自由的浮动汇率制度。
也有人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中间汇率制度消失的理由。该理论主张当政府宣布实行某种汇率制度时，要使这种汇率制度具有公信力，就必须使其简单而又透明，公众能够从自己所观察到的资料中确认政府所宣布的汇率制度正是在实行中的制度。这既体现了政策的透明性，也具有公信力，并易于确立国际投资者的信心。而完全的钉住汇率制或完全的自由浮动制，对公众来说既比较简单也容易自己进行核查。因此，各国最终会选择这些可核查的汇率制度，而放弃中间汇率制度。可见，哪一个地区或国家所采取的汇率制度，都是好坏参半，并非说哪一种汇率制度就一定好于另一种汇率制度。联系汇率制度是一种可选择的制度安排，同样也有利弊。至于一个地区或国家选择哪一种汇率制度就在于如何在各自的约束条件下，寻求更适合自己的制度安排。
从经验上来看，采取货币发行局汇率制度是香港一向的传统。从1935年起，香港的汇率制度为英镑汇兑本位制。在这一制度下，香港的银行票据须有百分之百的英镑支持，而港币可按固定汇率兑换成英镑。以后，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港元一直钉住英镑，直到1972年7月改为钉住美元。1974年11月到1983年10月香港采取的是浮动汇率制。1983年10月15日，香港采用美元联系汇率制。这一制度的实质是恢复到了原先英镑汇兑本位制。它实际上仍是货币局制度的一种变体，只不过没有官方的货币局而只有外汇基金，并且港元的发行由少数授权银行进行。从香港汇率制度的演进可以看到，一直以来，香港基本上采取的是固定的联系汇率制度，只不过联系本位不同（或银、或英镑、或美元）。香港以往经济的成功尽管谈不上完全是由于采取某种汇率制度的结果，但相应的汇率制度对香港经济繁荣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有它的理论依据与历史必然性。当然这种汇率制度有稳定汇率的好处，但它本身也存在缺陷。因为，在联系汇率制度下，香港失去了调节本港经济货币政策的自立权，而且由于汇率本身的不可调节性，从而大大降低了香港应付外来冲击的能力，一旦有投机者狙击港元就可能给香港经济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它并不一定是一种最差的选择，它应该是香港历史与现实的经济发展使然。
可见，在阿根廷比索与美元脱钩之后，尽管香港成了货币局制度的最后一个堡垒，但是香港汇率制度的沿革、现实的经济基础与阿根廷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汇率制度本身的内在性也表明了货币局制度的存在并非不可能。为了促使香港经济尽快从困境中走出，保证香港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日前维持香港现行的联系汇率制度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2002年1月）
第五部分 香港生活中的金融第78节 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将被上海所取代吗
据2001年4月20日来自香港的消息，香港再次被《2001年世界经济自由度年报》评为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系。其中的核心成分是“个人选择、保护私人财产和汇兑自由”。但是与此相反，一些香港学者到中国内地，总认为香港“流水花落去”，香港昔日的辉煌将被内地不少城市所取代，特别是上海，将会取代香港成为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其实，这种看法是很自然的，从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否将被上海所取代一直是港人十分关注的论题，特别是中国即将加入WTO的前夕，这个论题更加成了人们讨论的焦点。2000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更是加剧了港人对此的担心，该报告明确地主张上海极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取代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尽管后来朱基总理在新加坡对记者表示上海不可能取代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但近几年来上海咄咄逼人的态势不得不使香港人对她刮目相看。
从最近公布的资料可以看到，经过10年来的努力，上海初步成为了中国的金融中心。它拥有全国发育最好的金融体系、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如它是全国最大的外汇交易市场、票据贴现市场、同业拆借市场、证券市场及保险市场；她有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3300余家，人民币存贷款总额占全国的1/7；外国金融机构云集，金融人才、金融信息、金融技术等方面也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而且以上海外滩金融街和陆家嘴金融保税区为核心的金融圈，大楼林立、设备先进，好一派国际金融中心的气势早已跃入人们的眼帘。再加上政府的宏愿与蓝图,即在未来的10年里，把上海建设成立足中国，辐射亚太的国际金融中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上海真有想取代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之势。但实际上，政府的宏愿、现代化的硬件设施及金融大厦的耀眼辉煌并不能掩盖上海金融基础设施的薄弱。由于金融基础设施、金融运作环境与条件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建立与完善必须有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因此，尽管上海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可能会对香港造成不小的冲击，但在近20年内上海要取代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自由市场体系的建立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一个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及相应的经济环境呢？根据金融学家麦卡锡（McCarthy,L）的看法，国际金融中心应该是一个国际性银行和金融机构群集，并从事真正金融业务（如存贷款、汇兑、财务咨询及各种证券交易等金融活动）的都市。在这个都市中，所有的金融机构都一视同仁，在允许的范围内从事各种境内外的金融业务。
按照这种说法，香港应该是一个自由开放、功能齐全的国际金融中心。它的特点主要有：金融机构高度密集。银行、保险公司、证券经纪公司、投资顾问公司、基金组织等门类齐全，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而且外国金融机构占近80%；金融市场齐全畅旺。香港的银行业、黄金市场、外汇市场及股市在世界都名列前茅；金融体系高度开放性、国际化。香港是世界上外资银行最集中的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没有外汇管制、资金进出自由、货币使用自由、内外金融机构统一国民待遇；自由经济政策与严格的金融监管体系相互辉映。
那么，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上海，上海可能与国际金融中心相去甚远。首先，由于实行外汇管制，资本项账户没有开放，特别是最近央行高层明确表示，资本项账户开放没有时间表。如果资本项账户不开放，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根本不可能的。从已有的资料来看，上海的金融机构和总资产不仅无法与纽约、伦敦等老牌的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与香港相比也是相去甚远，估计进入上海的外国金融机构不足香港的1/10；在金融市场方面，上海尽管看上去门类齐全，但上海的各种金融市场不仅交易量小，而且只是以国内为对象，根本就没有国际化。如上海的外汇市场，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外汇市场，只不过是在管制条件下金融机构平补外汇头寸的场所。在这个市场中，只有少量的几种外汇与人民币进行买卖，其市场一年的交易总量，可能会不足伦敦交易所一个交易日的水平。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国内只要实行外汇管制，资本项账户不放开，国内外资金就根本无法自由流动。金融市场也就无法国际化，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也就根本不可能。即使成熟后放开外汇管制，不仅外汇管制放开是一个逐渐的过程，而且从香港的经验来看，要让一个内向性的市场国际化同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上海要取代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不可能的。
其次，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外国金融机构及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中国改革开放后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世人瞩目的。对外国投资者来说，中国市场的潜在性越来越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但是由于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进入中国金融市场肯定会面临着巨大的系统风险。例如，迄今为止，中国的股市一直没有摆脱“政策市”阴影，股市的运作不是以市场法则为依归，而是以政府政策为导向，政府要股指上升，它不得不涨，政府要股价下落，它不得不降，一切市场运作完全由政府政策来操纵。还有如利率问题，本来它是金融市场运作的核心，它完全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变化，但中国的情况并不是如此。据闻，最近中国高层认为中国银行现行的利率不需要变动，金口一开，所谓的利率市场化、市场利率改革与调整都免谈。一个完全不以市场法则为依归，而完全由个人意志决定的金融市场，连市场化、国际化都走不出，怎么谈得上形成国际金融中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