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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里也有一个误区。即人才向外企流动是人才流失吗？当然，如果从流出人才的国有单位来说，是一种人才流失，但是无论是人才本身，还是从整个社会来说，这并非是一种人才流失。因为，人才的流动不仅可以使人才者能够找到更有利于自己发挥自己才干、更好地成长的地方，本来在国有单位的人事制度他只能做一份工作，人才一流动后却能够做5份工作（以原来国有单位为基准），于己于社会都会有大利，而且流动到外企工作不也是在中国吗？外国企业在中国发展了，不仅他们可以获得利润，更重要的是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就业。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就是越是外资企业多的地方，这个地方的经济一定会比其他地方经济发展要快，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就是最为明显的例子，看看上千万的农村劳动力流向那里，你就能看到其对社会的影响与作用。还有，江苏的苏州与无锡，以往一直是无锡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苏州，但是近年来苏州一直大量地引进外资，大量地发展外向型经济，结果是不下几年就把无锡远远地抛在后面。这也就是说，人才流向外资企业并非是一种人才流失，只不过是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其产生的影响与效应可能会比在国有单位大。而且人才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一个人才走了，只要人事机制好,新的人才又会成长起来。在一个世纪内，中国的人才资源永远是十分丰富的。
据说，政府为了防止所谓的人才流动，以国家安全为幌子，对一些他们认为的人才采取管制的办法。规定哪些人才不能流出。其实，这样做是一种愚不可及的办法。因为，任何人力资源与实物资源有一个十分不同的特点，就是人力资源永远只能依附在个人身上，如果个人不愿意，任何他人都是无法分享的，更谈不上对社会的贡献了。一个单位可以管制他的身躯不流动，但是该单位不能够管制如何来显示个人才干的特性。如果个人感觉到单位在压制自己，他个人的人力资源一定会关闭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人才就不再是人才了。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如此落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了几十年，为什么永远走不出自己的困境？问题就在于没有把个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在于个人的人力资源关闭了起来。现代社会信息通讯如此之发达、信息传播如此之快,而人力资源的流动性又如此之高，如果还试图以管制的方式来控制人才的流动，其结果只能把该单位的经济拖向死路，除此之外，绝无他途。可以说，以管制的方式来阻塞人才流动，在现代社会此路已经不通了。
至于人才流动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在大多数单位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这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假定。对于有些部门涉及国家安全问题，也不能够把所谓的人才进行完全管制，而是规定一定的期限，只要期限一过，这些人才同样应该让他们进入市场，让市场对他们进行选择。而像这样的单位应该先告诉人们，他们有此限制，以便让人们进行选择。
总之，入世后人才流动、人才竞争不是可避免的，政府只能顺势而为，决不应过多地管制，更不可以国家安全问题为由来阻止人才的流动。
(2002年2月)
第六部分 开放中的中国第87节 “入世”后中国开放会比预想要快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之成员。正如《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入世”，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将为中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提供重要的契机。事实上，尽管20多年来中国经济向市场化的方向迈出了很大的一步，市场化的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但谁也不可否认，中国经济仍然是由政府主导。政府不仅还在垄断着中国最为重要的资源与领域。如金融业、电信业、航空业、铁路等，而且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与退出都只是“听到楼梯声，不见人下来”，即既得利益集团都在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的利益。
虽然在一个完全由政府主导的经济中非政府经济的强大与发展自然会弱化政府对经济的影响与作用，但是这样做是要花十分昂贵的代价与成本的。贪污盛行、腐败泛滥、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等等都是这种代价的结果。试想，政府部门如果不是有那样无限的、没有约束的权力，那一个个被揭露出来的巨大的贪污腐败案能够成行吗？也正是因为以政府权力来主导社会经济，必然会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弱化民众努力的激励。笔者曾多次撰文指出，中国经济目前的最大障碍就在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主导，在于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参与，如果不能够改变现行的制度结构，国有企业改革是无法逾越政府这个障碍的。因此，中国“入世”最核心的方面就是政府要先“入世”，政府的行为应该先与国际惯例接轨。
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签署协议之后，最大的变化是政府推出了一系列与“入世”相关的政策与法规。最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接二连三地有新政策出台，如公安部出台了放松出入境管理的政策，6个方面的规定全面松绑。这些新推出的政策基本上与国际惯例接轨，民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还有中国保监会宣布了中国“入世”之后详细的开放措施，明确了很多以往不明朗的政策界限，使得国内保险市场的发展轮廓一下子变得清晰可见了。黄金市场开放的正式启动，各种期货交易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都表明了中国金融业开放已经迈出较大的步伐。特别是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2001年12月11日起对外资金融机构开放一系列的金融项目，更是让中国对外开放步伐迈出了一大步。可以说，在这种大趋势下，资本市场上的各种新政策、新开放措施还会逐渐地推出。一个改革开放、政策大变革的时代即将来临。
但是新的政策、新的改革开放措施的推出，这仅仅是中国“入世”的开始，是中国迈向国际经济体的第一步。中国“入世”最根本或最核心的问题是确立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只有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整个社会的资源才能有效地运作。最近深圳卖地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这次深圳土地拍卖，从本意上说，深圳政府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香港大地产商投拍，事实上，深圳政府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推介工作。但是，凭实力，为什么面对着这样一次诱人的商机，香港的商人没有采取势在必得的态度，而是以观望而行呢？问题就在于尽管市场对他们是开放的，但其中市场的不规范、不确定性使得他们望而却步。面对着一个不规范、不确定、风险巨大的市场，任何一个精明的商人都是不会贸然进入的。这个事例也说明了，尽管按照“入世”承诺，中国政府会加速推出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政策，但是如果不从根本上来改革现行的经济体制，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所面临的风险仍然是不可低估的。
而确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在于加快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推出一系列与国际惯例相一致的政策法规，而更为重要的是要对现行的法律法规进行清理与整顿。有关方面已经宣布，仅仅是在法规方面就有2000多个条款需要进行调整，如果再加上地方性的法规、条例，甚至土政策，其要调整的东西会更多。如何清理这些法规、条例，并让其与国际惯例接轨应该是目前中国政府加快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工作了。
还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法制观念上应该有一个大转变，即我们法律法规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是管制民众，还是约束政府的权力。在中国的法制体系中，往往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而前者是“以法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所谓的“以法治国”(rulebylaw)，就是政府通过各种法令及制度来管制社会、来控制民众，这种法律古而有之。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就是主张用法来管制民众，但法却不能约束皇帝，不能约束统治者。而“依法治国”(ruleoflaw)则是用法律来约束政府，减少政府对民众生活的干预，政府制定公正合理的市场游戏规则来规范民众的行为，维护市场竞争。从而在制度上确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保持距离型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法治的第一个要义就是约束政府的权力，约束政府对民众生活的干预。
在中国的法制观念中，法律与法规只是如何来管制民众，如何来规范民众，而不是来保护民众。在中国现行的法制体制下，中国普通的老百姓面对“公共”的权力，它是没有可以与“公共权力”对抗的力量的。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要想建立有效的市场体制是不可能的。其法律最多也只能成为管制民众的工具。因此，中国政府应该借入世之东风，对中国的法制观念来一个大的改变，以便为市场体制确立坚实的基础。如果能够这样做，中国的改革开放会真正地迈上一个新台阶。
(2001年12月)
第六部分 开放中的中国第88节 “入世”后应加大政府改革力度
“入世”，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究竟有多大？它是否会如人们想像的那样把中国经济带向世界？它是否会出现中国经济的第二次战略大转型？“入世”后，中国经济走向世界最大的障碍在哪里？可以说，经过10多年的努力，中国终于“入世”，对中国人来说，自然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因为，它表明，经过几百年的努力，中国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终于走向了世界、走向了现代文明。
可以说，“入世”后经济大转型，对经济各方面的冲击是在所难免的，不过，经过10多年的准备和经济发展，“入世”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多大的冲击，除了对政府管制太多的部门或行业会影响大一些之外，对其他部门的影响应该是平缓的。因为20年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使不少企业已经具备了相应的免疫力。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入世”后，政府所受到冲击应该会最大，如何加大中国政府的改革力度，应该是中国“入世”后最为实质性的内容。
在新制度经济看来，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市场、企业及政府都是人们可选择的资源配置的方式，政府也是配置社会资源不可或缺的方式之一，但无论哪一种方式都可能产生失灵。这些失灵的存在则是导致制度变迁的原因。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则强调政府的万能作用，政府作为一个“道德人”，它具有消灭剥削阶级、实现社会公平分配以及要为人民服务的使命和义务，但是经济运作是否有效率则不是他们所关注的问题。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看来，政府的存在既是社会经济成长的关键，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是因为，政府可以看做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通过这种暴力的比较优势，政府不仅处于界定和执行产权的支配地位，而且拥有这些产权的“最终排他性”，以及使用暴力以控制社会资源的可能性。诺斯指出，以往有两种政府理论，政府合约论与政府掠夺论。前者把政府看成是合约执行的第三者，以此促进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或社会经济发展；后者把政府看成是某一集团或阶级的代理人，它通过界定一套产权，使权力集团的收入最大化而无视它对社会整体财富的影响。对以往的历史研究表明，政府实际上具有一种垄断上述两项目标的能力。不过，由于竞争的限制和交易费用的存在，导致经济持续增长的产权很少在历史中居于支配地位，而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产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成长的产权结构总是存在着冲突。其可能的结果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政府推动高效率的产权使统治者的税收降低，另一方面，基于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需求，政府会倾向于实施产权垄断，而无意于建立一个自由竞争的产权环境。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政府的暴力潜能主要不是表现在“政府垄断”上，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并没有出自于交易成本的考虑而让低效率产权体制长期存在，也无意于租金吸取最大化而强行维持既有的产权体制，但是正如政府干预市场往往导致市场运作紊乱一样，中国市场行为的“政府化”，即政府行为过度地对市场的干预，而导致市场处于被动性的生存状态。而且政府往往会以观念上合法性的最大化而导致政府活动在中国市场的运作上的权力泛化。
首先，从国有经济来看，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的重点难点，政府采取了“财政拨款，到银行贷款，再到股市募集资金”等方式，千方百计为国企改革大开绿灯，但其结果是乏善足陈。“入世”后，国有企业将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因为，问题就在于政府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不愿收缩国有经济的布局。而大量的国有经济存在就意味着政府直接管理与直接参与活动的必要性，而过宽、过长的国有经济的运作战线的存在，也就意味着过宽过广的政府直接管理存在的必要性。这样，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一系列管制、干预也就自然而生。如果一个国家经济的70%，或者70%以上都是国有经济和准国有经济的话，人们怎能期望政府把他的管理从直接管理变成间接管理，让它在职能上实现根本的转变呢？因此，只要大量的国有企业的存在，要让政府转变其职能是不可能的。“入世”后，面对着大量的国有企业，面对着市场的国有性质（如国有股市、国有银行），政府将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如何走出其困境，除了加大改革的力度之外，别无他途。
在政府的管制下，使得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市场无法形成，使得整个人事制度无法适应“入世”后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大量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政府自然会按自己的意愿安排它所认可的人来管理其企业，而不是从人才市场来选拔。这样的国有企业的主事者仅是会对任命他的主管机关负责，而不管整个企业运作绩效如何。目前中国的很多国有企业，连工会主席都要我们的政府来任命。如果说一个企业的董事长为法人代表的话，他连自己的总经理、副总经理都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选拔，他需要接受一个任命的总经理，副总经理，甚至工会主席的话，那么他是无法来承担国有企业的经营责任的。他也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运作企业，也就不会心甘情愿地来承担企业运作责任了。另一方面，政府对人事制度的主导，使得它所掌握的人才无法按照市场法则来流动。这必然使得大量的人力资本白白浪费，使得许多个人巨大的潜能不能发挥。“入世”后，如果政府这种职能不能转变，不加大人事制度改革的力度，凭什么可以与国外企业竞争呢？
还有，尽管中国经济改革已有20多年，市场经济的观念早已家喻户晓。但是，我们仍然不可低估计划经济的负向影响，不可否认，计划经济观念的遗毒仍然在不少人头脑里根深蒂固，加上既得利益者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政府或权势者往往会借助某种合法性外衣对经济生活横加干预。目前，政府对股市的干预、对银行业的垄断、对不少利润高行业的独占，哪个领域、哪个部门，何处不见到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阴影。政府不仅是市场经济的裁判，也是市场经济的球员。政府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也是游戏规则的行为人。在这种情况下，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府还能不制定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法规？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公平原则如何存在，市场秩序如何来建立。例如，中国证券市场，政府既是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又是证券市场的监管者。这些年来，政府总是出台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政策与法规，如如何使得国有企业能够在股市上圈钱。由此而造成了中国股市运作的困难重重。如股权结构的分割、国有企业支配证券市场、股价指数变化由政府来操纵。这些都是政府干预市场所累积的结果。
“入世”后，政府要实施所签署协议的承诺，就得全面逐渐地放开政府对整个社会经济的管制，就得对政府在新的经济环境下的职能给予重新的定位。“入世”后，政府仍然会利用自己制定市场规则的便利，制定一些技术性的条款来减少外来经济对自己的冲击，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但是这样不仅会伤害整个社会经济，而且可能伤害政府本身，因为，在市场条件下，经济运作无效率最终会被有效率的经济运作所取代。
因此，“入世”后，政府应该借助这股东风对政府职能、政府机构、政府的运作管理方式、政府人事制度安排等方面进行大改革、大调整，明确地界定政府可为与不可为之界限。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的扩展市场理论，一个有效的政府，它所要做的仅是如何清楚界定和保护产权、如何保证交易合约的有效实施及保护个人财富不被掠夺。换言之，政府能够做的仅是如何制定市场的游戏规则，如何保证市场的游戏规则有效实施，建立有效的市场秩序。除此之外，政府能够做的事情不会更多。
目前，中国政府把自己的触角伸向了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参与经济生活，干预经济生活。这样，不仅为寻租、设租大开方便之门，为贪污腐败提供种种便利的条件，而且也使相关的经济部门一直处于低效率状态下运作。“入世”后，如果这种状态不改变，这些低效率的部门或行业必然会被具有竞争力的外国企业所取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入世”后政府应该加大改革的力度，从而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政府职能错位的状况。
(2001年11月)
第六部分 开放中的中国第89节 借中国“入世”，促港旅游上新台阶
中国为配合加入世贸组织，政府对中国居民出入境管理进行了大的改革，其中包括从2001年12月1日起放宽短期到港的商务和旅游限制、取消签证限额，并会设立绿卡制度给予外籍管理及科技人才居留权。在新措施中有两项内容直接惠及香港，一是从2001年12月1日起内地将取消港澳旅游名额限制；二是放宽赴港澳商务签注有效期，最长可达3年。新措施一公布，港澳各界对此表示十分欢迎，认为新措施势必促进港澳旅游业的发展，带旺港澳两地消费市场。
可以说，中国一“入世”，中央政府对中国居民出入境管理迅速出台重大的改革措施，主要是对港澳地区而发。这完全是三地共为一个国家的优势。很简单，在中国传统的大家庭里，尽管兄弟之间分了家，兄弟之间的经济各自独立，但是在与外面交往时，无论如何都是会以自己家庭利益为优先。因为，家庭中任何成员遇到困难时，也是家庭里成员先伸出亲情之手。中国这种宗亲关系尽管十分传统，但最符合经济原则。笔者曾多次撰文指出，内地、香港及澳门，已经是捆在一条船上的一家人，有困难会互相照应，有利益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此，港澳两地的政府今后应该多与中央政府沟通，这样许多事情可迎刃而解。
现在，既然港澳已经向内地游客放开了，那么港澳以什么来迎接内地游客呢？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看看内地最近所发生的事情，港人就应知晓内地民众的旅游需求如何了。近一二年来，内地每逢一次公众长假，旅游都会红红火火，都有1亿多人次外出旅游。事实上，内地的不少民众基本上富裕了，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与金钱出外旅游。试想，近年来国内居民的储蓄存款快速增长，目前已达到7万多亿元了，而且这种趋势是任何东西都不可阻挡的。民众从中分出一点资源来享受生活早已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笔者曾撰文指出，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景观，香港有与内地天壤之别的景致。当内地民众一踏上香港的土地，面对着这位有些像维纳斯的南国佳人，既可幻想她昔日的憨笑丰肌，也可直观她现代的妩媚娇艳。俯视维多利亚海湾，那绿得比翡翠还要明洁澄莹的迷茫沧波；仰望海面的上空，点点飞鸥打破了宇宙间的清寂，人的遐思也随之伸向那无边的苍穹。远眺海水环绕的青山绿水，那蜿蜒的小路，浓荫夹道，杂花迎人；那山间的清澈小溪，流瀑飞湍；那山鸟的清歌，婉转宜人！香港的自然美景，真像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永远伫立在南国的天边。
而当你置身于香港岛北岸从柴湾到坚尼地城的绵延10多公里的摩天大厦之间时，你会看到人类巧夺天工，主宰着自然，化粗糙为精巧，化平淡为辉煌的神奇，她像一颗耀眼的明珠，在南国的天边放射出异常的光芒。你置身于其中，只见遮天蔽日的摩天大楼，高低错落，险峻万状。它们组成了被号称为“比欧洲更欧洲”的东方亚洲的“钢铁森林”，把现代文明的精华淋漓尽致地聚集于其身。特别是夜幕降临之后，那披挂着姹紫嫣红的、如恒河星数一样多的灿烂华灯，簇拥着、伸展着、闪耀着，像是千千万万晶莹剔透的神话巨灵；在那插入天际、令人眼花目眩的玻璃墙体上闪烁着各种各样的色彩斑斓的霓虹灯彩画，把整个海岛照得通亮，让你分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她也像一片星光灿烂的银海，在夜色的掩映下，尽显现代物质文明的雍容与富有。
还有，香港的独到之处，在于她特有的制度安排，在于她特殊的文化底蕴。否则，为何全球市场高达数千亿美元资本财富会汇聚到此？为何全球之内仁人才俊会趋之若鹜、络绎而来？为何香港的葵涌集装箱码头吞吐量会是世界之最？为何香港大屿山的新机场会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建筑之一？香港能保持“东方之珠”的诱惑力，其气势、其规模、其效率，是香港市场制度安排的特色。
怪不得，连续多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对世界市场经济自由度评估，香港都会列为榜首。香港通过市场价格来配置经济资源就比欧美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更有效率吗？或者说香港的法律体系就一定比欧美发达的法律制度更健全吗？或者说香港的企业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就要比他国高人一筹吗？等等。其实，论自由的市场制度可能逊色于美国，论法律制度亦不及英国，论企业创新更不及硅谷，以笔者几年来在香港生活的耳闻目睹，香港的最大优势在于市场供求背后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也正是这种制度安排、人文景观推动着整个香港的经济发展与繁荣。
可以说，香港以她独特的文化，不仅造就了香港的繁荣，民众的富足，而且惠及整个世界，特别是中国内地。你只要走入内地许多大学校园，哪里不留下香港人的英名，什么“邵逸夫楼”、“霍英东楼”、“李嘉诚图书馆”等等遍布全国；再看看，全国各种各样的大型奖励基金、资助项目多为香港人所捐赠。还有，香港的法律制度、香港民众的行为的自由空间、香港民众表达自己意见的便利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内地即使在20年后也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而这些正是香港最为丰富的旅游资源，特别是人文景观，永远不可小视。而这种人文景观，并非是内地民众观之后过往烟云，而是所闻、所见、所触的体验。如果港人能够把这些人文景观发扬光大，不仅可以永葆香港诱人的魅力，而且也可让国内民众把这些精神带回到内地，从而推动内地经济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港人就应该以开放平等、尊重爱护的心态来迎接内地民众来港旅游！
(2001年11月)
第六部分 开放中的中国第90节 “入世”后如何打造中国传媒产业链
按照国有惯例，传媒业应该包括新闻出版业、影视业、网络业、演出娱乐业及音像发行业等。可以说，改革开放20年以来，中国的传媒业得到飞速的发展。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形成各种媒体自己的规模。光从广告市场来看，1990年各类广告的营业额仅25亿元，到1999年，中国的广告营业额已达到了622亿元，增长了近25倍；2000年，更高达820亿元。而新闻出版业的情况更是少有的繁荣。国内文化传媒业能够如此迅速地发展，能够获得如此丰厚的利润。一方面在于人民群众的需求越来越大，一方面政府对此行业严厉管制，使得其他企业无法自由进入。在政府的完全控制下，要想进入中国传媒业是不可能的。在政府对传媒业的完全垄断下，传媒业成了中国最后一个“暴利行业”。如果谁能进入传媒业，自然能够从中分得一杯羹。也怪不得世界不少大的传媒集团与企业对此觊觎之久，它们随时想找机会进入中国的传媒业。
“入世”后，尽管中国政府会由于政治及意识形态等种种理由不愿对此行业放开，或者是采取一些技术性的条款限制他人进入，减缓中国传媒业开放的速度。但是无论是从所签订的WTO协议条款来说，还是从进入WTO后中国整个经济运作规则将大变革来说，政府仍然想维持既有的垄断地位是不可能了。“入世”后，中国传媒业一定会受到来自国内外各方面的冲击。只有对中国的传媒业进行大的改革与调整，才是其顺利发展的出路。
那么，面对着中国“入世”对传媒业的冲击，中国传媒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何种途径才是国内传媒业发展之路？中国传媒业大改革，政府改革要先行。即如何以市场运作之法则，还传媒业的市场化。因为，以往中国的传媒既不是企业，也不是公用事业单位，而仅是政府宣传之工具，政治理念、政治任务、意识形态之工具。一切只能按照政府指令而为。既不考虑传媒运作之利润，也不考虑传媒之功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有传媒，而没有传媒业。
改革开放后，受单位利益最大化的激励，传媒业向市场化迈出了小小的一步。在政府的严格管制下，开始出现了行业之间的竞争。一方面各媒体单位试图借国内市场的开放之机打破行业垄断和条块分割的地域限制，进行跨行业、跨地域和跨媒体经营与运作；另一方面，外国资本开始有条件地进入各媒体经营领域。例如，目前，中国电视传媒市场在技术层面上与外资开始有所接触，AOL时代华纳、世界排名第二的传媒娱乐集团——美国维亚康母和澳大利亚传媒巨头——新闻集团都看好中国市场。而作为全球第三大传媒集团的德国传媒巨鳄贝塔斯曼早已在6年前就悄然进入中国，并拥有了中国最大的图书俱乐部。但是中国媒体产业化则是仅仅开始。特别是中国传媒产业链不齐全，它将面对着“入世”带来的巨大冲击。
因为，作为一种成熟的媒体来说，其不仅是一种产业，而且已经形成了一条健全的媒体产业链。它包括广告公司（客户代理公司、媒体购买公司、媒体销售公司）、发行公司、发行监测机构、收视收听监测公司、广告检测公司、节目制作公司和其他配套服务商。而完整的媒体产业链可以利用媒体的专业服务公司来评估媒体投资价值，完成所投资媒体自身和广告空间的销售。在媒体产业链的诸多环节中会有许多投资缝隙甚至空间，可以使媒体投资人在获得投资服务的同时获得了新的投资机会。但由于中国媒体以往一直处于政府高度管制下，根本就没有把媒体作为产业来经营。即使到目前，媒体产业链也仅仅是开始。如果中国的传媒业不在这方面下功夫，就不可能很好地应对“入世”后的冲击。
而且，“入世”后，传媒产业的经营格局的变化将带来媒体整体格局的变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传媒的价值取向将会发生根本的改变，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将成为国内传媒的首要目标。传媒产业的产品是信息与娱乐，它是通过采编、加工和传输行为向大众或特定的传媒消费者——广告主提供信息服务的众多的传媒个体所构成的集合体。近几年来，随国内传媒业的迅速发展，已使传媒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传媒业开始由以往的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入世”后，已经处于一定开放状态下的中国大多数传媒已经走向理性的市场化运作，原来那种以政府为主导的经营模式开始向以市场为主导的经营模式转变。
但是目前中国传媒市场上的有效的市场秩序及有效的运作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所面对的制度缺陷十分严重。如建制混乱、不成体系、低水平发展、缺乏系统性、组织性以及严密的运作规则。这对整个中国传媒市场的发展、经营模式的转变等都构成了严重的制约。这也意味着中国的传媒业投入多、成本高而产出低，整个传媒的运作处于资源配置低效或无效的状态下。这与国外的传媒业相比，自然会失去应该的竞争力。
还有，信息革命带来的信息传媒方式的演变使互联网很可能在未来5年成为与广播、电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占统治地位的主流媒体。因为，“入世”后将降低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一旦“入世”(5年后)，信息技术的关税为零，许多信息技术设备更加便宜，更多的人具备了购买力，网络信息渠道将会分流传统受众，这将对传媒业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要做到这一点，建立有效的传媒产业链势在必行。
总之，由于中国传媒仅仅是一种媒体，而不是一种产业，这就使得传媒产业链无法建立起来，即使建立，传媒产业链也仅是开始。因此，传媒业应该借中国“入世”的契机，加大改革的步伐，加大放开政府管制的力度。
(2001年11月)
第六部分 开放中的中国第91节 脆弱性：经济全球化的再反思
2002年世界经济讲坛年会即将在1月31日到2月4日在纽约召开。“脆弱性”是会议主题词，也是这次论坛讨论的主题。正如该论坛网站的首页词指出的那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世人目前所关注的发达国家和大型跨国企业的脆弱性，而不去考虑发展中国家和在跨国公司阴影下挣扎的小企业。今天脆弱性的真正解决方案在于减少国际间的不平等和贫穷国家的脆弱性。消除贫穷和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性必须作为全球公众的利益加以追求。否则这个世界将变得更加脆弱，全球化的冲突会更多及更激烈。因此，如何驾驭世界的脆弱性应该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
诚然，上个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之风如春风沐浴着世界各个角落，大多数人也在这春风沐浴中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不少地方的经济成长也日新月异。看看中国，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说，哪一点不是在飞速地成长呢？个人的知识水平、经济条件、生活质量等都是在短短的时间内有了一个巨大飞跃。而中国是这样，其他国家的不少民众同样也会如此。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变革与成果谁也不可低估。
但是，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美国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怖袭击，IT产业泡沫的破灭导致世界异常的波动。更为严重的是全球经济好像处在一片满目疮痍之中：美国经济连续下滑，欧洲经济不景气，多年处于沉寂之中；日本经济则10年无起色，越是改革越是与要解决的问题相去甚远。加上阿根廷的经济危机、亚洲经济难以复苏、美国安然事件的爆发，这些都表明世界经济问题多多、困难重重。这也让人们忽然看到，原来以为非常完美的一个体系，现在则十分脆弱。原来十分强大的美国，现在也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由此，发达国家与跨国公司也凸现出不堪一击的脆弱性。
而更为严重的是，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促使了各种资源大规模地快速在世界各地流动。尽管这种流动并非为那种极端观点所云的是资本主义大掠夺，但是所导致的负面影响怎么也不可低估。比如，在非洲大陆，最近20年来其经济条件基本上没有多少改善，有15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在这个期间绝对值还出现了下降。前东欧各国经济不断跌入谷底、1997年后亚洲各国经济增长的迅速放缓、拉美国家经济危机不断爆发都是在这10年间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也正是在这10年间，发达国家的经济是增长最快的时期，特别是美国连续多年GDP增长保持在5%以上，世界大量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向了美国。
再看看刚刚恢复平静的阿富汗，几十年的战争把整个国家的民众完全推向了水深火热的煎熬之中。那苦难中的民众、那完全被剥夺生活自由的妇女、那在冰冷的难民营中丧失受教育权利的、骨瘦如柴的儿童——是谁把他们推向苦难生活的深渊？又有谁能够体恤到他们生活的脆弱性。即使是生活在和平环境下的中国贫困地区的民众、生活在农村广大地区的农民，经济全球化的春风也很少吹暖他们现有的生活。他们年复一年地辛苦劳作，所分享的成果是如此之少（中国农民年收入为2000元），而且还要为各种苛捐杂税所掠夺。也就是在前不久的陕西农村，一个人性泯灭的歹徒就因为几千元钱把自己邻居一家几口都杀了。就是那一点点钱，就有人不惜冒生命之风险。这也显示了农村生活之贫困及民众生存的脆弱性。
可以说，经济全球化真正的脆弱性在于那些发展中的国家、那些贫穷的国家。因为发达国家凭着它们市场力的优势让整个世界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它们那里。仅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在美国市场十分畅销的巴比娃娃，在美国市场售价是20美元，但在生产加工这些娃娃的中国工厂，工人所能获得的工资收入不足1美元，而其余的19美元都由流转中的各中介人所获得。也就是从这样一个简单的产品的财富分配情况来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分享的成果微乎其微。也正是这种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使得发达国家越来越富，而发展中国家贫困积弱越来越严重。这可能就是美国“9·11”事件最为深刻的经济根源。
几年来，对于经济全球化给贫困国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及脆弱性，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在进行反思与抗争。从西雅图到热那亚的抗议活动清楚地表明了一个不争之事实。如此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表明已经有人领悟到发展中国家脆弱性的真实原因。这些抗议者为什么会不远万里去那里表示对经济全球化的不满，就在他们后面有成千上万的同情者。
美国“9·11”事件把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推向了极端，全球化使恐怖主义跨国活动更为便利，同时也把人们对全球化负面影响的思考引向一个新误区，即反恐怖主义的全球化。但是人们就不想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严重的恐怖主义？为什么那些恐怖主义者于生命而不顾做出那种人们无法想像的极端行为？为什么发达国家及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常常会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顾制造出各种各样的经济不安全及脆弱性,等等。这些问题该是人们对全经济全球化问题再思考的时刻了。但愿这将成为即将在纽约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关注发展中国家广大民众贫穷及脆弱性的开始！
(2002年1月)
第六部分 开放中的中国第92节 美国经济走出困境路还长
近段时间以来，美国经济、美元及美国股市的变化实在出人意外。先是首季GDP增长喜人，使得美国经济一下就好像走出了2001衰退的阴影，加上布什总统率领主管经济的内阁成员全力“唱好”美国经济，当时社会对美国经济的预测更是增添了几分乐观。但是，天有不测之风云，先是美元贬值,并且一贬再贬，随之安然公司事件发生后，世界通讯、施乐、世代华纳等公司欺诈造假事件接二连三地爆发出来，使得美国股市暴跌，投资者信心大为丧失。当时，人们不理解投资者为什么不理会美国经济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的事实而大量抛售股票？不理解以往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的股票走向与宏观经济基本相脱节的现象为什么现在则屡见不鲜？为什么走出衰退的美国经济又进入了谷底？其实，美国经济并非如布什政府所认为的那样好，而且近期公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股市下跌明显、企业违规继续大面积显现、2002年第二季度经济预期远低于上季、失业率继续高企、贸易逆差继续加大、财政赤字重蹈覆辙等等，都凸现出美国经济的困难性。而且这种困难并非是一日生成的，而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同样，这些困难要想一日解决也是不可能的。
人们曾记得否，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后半期，美国股市三大指数一而再再而三地狂飙，股票市盈率突破了再突破，即使有明智的经济学家早已指出美国股市发展到了“非理性亢奋”，呼吁美国的股市价格太高、美元太强及注入美国的资本太多，这样容易导致系统性风险，但是股市的现实却一再把他们弄得灰头土脸，三大股指同样还是狂升不误，特别是纳斯达克指数更是狂飙不已。在那段时间里，股指攀升是投资者始料不及的，美国股市的现实早已超过了投资者的想像。面对着这样一种股市狂热，不少多头的股票分析员更是火上浇油，不时改变对股市的预测，最后道指预测莫名其妙地由36万点、4万点上升到了10万点。在这样的日子里，无论是投资者还是上市公司，无论是证券公司还是投资银行，无论是中介机构还是监管部门，整个股市完全处于非理性的狂热之中，而理智者则成了真正的“蠢材”。可以说，也正是这种股市的狂热给后来美国经济发展带来无穷的隐患。
当美国的IT产业泡沫破灭时，美国股市吹大的泡沫也就开始戳穿了。先是纳斯达克股指高台跳水，从2000年5月开始，在一年多的时间，纳斯达克股指就跌去了3/4。随着美国经济衰退的出现、“9·11”事件发生、安然等事件爆发，美国股市已经熊气漫天了。其实，美国10多年来的股市一直是一个吹大的泡沫，为了迎合这种吹起的泡沫，美国人不仅高估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而且更大程度上夸大了公司利润的增长速度。根据克鲁格曼的研究，CISICO公司在1998年实际有49亿美元亏损，但是通过创造性记账方法，亏损变成了13亿多美元的利润。从最近所披露出来的事件表明，不少公司为了夸大公司利润其手法无所不用其极。然后经济分析师们把这两方面虚夸的增长归结为知识经济或IT革命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让人们对经济增长的前景盲目乐观。事实上，不仅前10年美国经济的繁荣有不少泡沫，而且造成这种繁荣的条件目前已经正在逐渐消失，甚至于正在转化为不利条件。
20世纪90年代美国长达10年的经济繁荣最有利的条件有3个方面。一是信息技术为龙头的技术创新。无论是计算机、互联网，还是现代通讯，其技术创新给美国带来超额的创新垄断利润。但是，技术创新不仅具有周期性，而且知识传播、技术扩散的速度极快，其他国家完全能够借助后发优势迅速赶上，因此，通过技术创新获得的垄断利润不可能长期存在。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其他国家这些产业迅速发展之时，美国在该领域中技术创新的优势也就自然减弱了。目前，美国技术创新已经处于落潮期，其获得超额垄断利润也早已减少。二是在同一时期大量的外国资本流入美国，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和科索沃战争之后，更是使大量的外资涌入美国。到2001年，外国资本仍然拥有美国40%以上的国库券、25%以上的公司债券、15%以上的股票。但是网络泡沫的破灭、“9·11”事件的发生、大公司欺诈行为的披露、美元的下跌，严重打击了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市场的信心，不少外国资金已经开始流出美国。三是海湾战争胜利给美国带了廉价的石油，但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9·11”事件就是这种种子的萌发。可以说，“9·11”事件不仅严重影响着美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而且改变了美国人的价值取向。尽管频繁的反恐战争可以增加政府军费支出，短期内刺激美国经济增长，但长期的战争一定会削弱美国的国力，增加政府的负担，最后导致全盘皆输的结局。
还有，信息产业的革命也让美国公司的治理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二战之后，企业中的“经理革命”让公司中的高层管理者成了公司的主宰，资本所有者的地位与权力下降。而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知识经济”则把知识所有者的地位和报酬提高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而资本所有者的地位与权力进一步弱化。在这样的企业治理结构里，由于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高层管理者蔑视资本所有者，用虚假信息欺诈投资者自然就不可避免了。如果资本与资本所有者得不到善待，他们必将进行报复。大量的资本也就自然会流出美国。近期暴露出来的丑闻大多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这种治理结构下种下的祸根，至于这种祸根到底有多么严重，现在人们是无法预料的，而且随着新的企业改革法案的实施，所披露出来的问题可能会更为严重。
可以说，尽管美国一些表面上的经济数据好转容易，但是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是很难化解的，因此，美国经济要重新踏上繁荣之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02年8月)
第六部分 开放中的中国第93节 哥伦比亚号：人类文明的丰碑
2003年2月1日，美国哥伦比亚号宇宙飞船结束“科学研究之旅”后，于返航时坠毁了。当人们第一时间读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无不为之感到深深的悲痛，无不对那7位罹难的大无畏的勇士表示敬意和哀悼。他们的勇气、他们的精神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正如美国总统布什在演讲中引述以赛亚的话说的那样:“抬起你的眼睛望着天空，谁创造了那一切？谁创造了那一颗挨一颗的星星，每个都有它的名字，因为它伟大的力量，它们无法缺少。”哥伦比亚号宇宙飞船上的七勇士，就像无限宇宙中的星星一样，用他们的血肉身躯、用他们大无畏的勇气、用他们与世长存的精神筑起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类文明的星座。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就是无数个这样的大无畏的勇士浴血奋斗、前仆后继、奋勇向前的历史。因此，面对着撕心裂肺般痛苦的宇航员的亲人们，面临着遭遇哥伦比亚号惨剧的美国人民，面对着人类探索太空的巨大灾难，我们不仅应对他们肃然起敬，更应该化悲痛为力量，继承英雄们的意志，不断地探索那些未知的领域。
对于人类来说，无论是宇宙自然，还是人类社会及人的生命本身，人的智性永远处于无知、不确定性及风险的状态下，即使是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也是如此。从人类发射第一枚火箭冲破地球引力的滞碍而冲向太空，到加加林首次完成人类太空飞行，到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迈出“人类第一大步”，再到火星探测器在火星登陆，人类为此做出了艰辛的努力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特别昂贵的生命损失。即使在人类看来这些成就是如此辉煌，但是与无边无际的宇宙来说，人类对太空的认识仍然是那样的无知与无助。人类在太空的每一个行为又都是那样的不确定，面临着那样巨大的风险。宇航员们的行为之所以那样让人肃然起敬，不仅在于增加了人们对宇宙的了解，不仅在于丰富了人类的太空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忘我牺牲精神，那种为了人类之福祉而愿冒巨大风险的勇气。也正是这种精神改写着人类的历史，创造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而现代经济学那种个人行为效用最大化的假定在此也黯然失色了。
从人类走过的历程来看，人类在与自然的抗争中同样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我们的现代文明就是无数的前人用自己的生命建筑起来的。如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对哺乳动物的研究，哥白尼新宇宙学说的建立，维萨里创立人体解剖学都遭遇到异端宗教的迫害。文艺复兴时代布鲁诺因不畏教会强权而被活活地烧死等，从古到今无不如此。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也是一样，人类同样面临着那样多的无知与巨大的风险。2002年美国《时代》杂志一年一度的风云人物，是3个中年白人女性（罗利女士、沃特金斯女士、库珀女士）。她们之所以能够击败名气如日中天的美国总统布什、臭名昭著的恐怖主义头子奥萨马，就在于她们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不畏强权而为社会伸张正义。虽然她们都是无名小辈，却不畏强权揭露那些弄虚作假和掠夺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劣行，为弱势民众利益抗争,也正是她们的这一个小小的行为，披露出美国大企业的账目丑闻而掀起了美国股市监管制度翻天覆地的大变革，促进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大变化。与哥伦比亚号的勇士相比，这种精神不也同样是令人肃然起敬吗？她们同样也成了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
可以说，无论是哥伦比亚号的宇航员，还是3个白人女性，他们之所以为英雄，就在于他们在面临风险、面临生命危险时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在于他们改写了人类的历史，在于他们创造了人类社会的文明。正是从这意义上说，就是这样无数个英雄人物创造了人类文明的一切！就是这种精神鼓舞与引导人们更多地不懈地努力与奋斗！
(200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