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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英语如此普及、现代民主政治较发达、现代法律体系及现代市场制度确立较早的印度却没有发展起来，其国家积贫积弱会如此严重？难道现代民主制度和市场体制与经济增长没有多少关联吗？当然，对这个问题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的回答都会是失之简单。其实，任何现代制度的确立与完善都必须以既有的经济环境及传统文化转化为基础，离开了传统文化的转化，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印度为什么会离现代经济社会那样远，可能与它不能从传统的种姓文化中走出关系极大。印度的种姓制度已沿袭数千年不变，等级森严的四大种姓制度不仅决定了个人通婚范围、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社会道德生活的秩序及个人必须履行的权利与义务，而且也决定了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完全以身份来界定个人权利与义务，因此，个人的价值并不在于个人的能力大小，也不在于个人的努力程度如何，完全在于个人在这个社会中的身份如何，而身份的先天性，必然使得整个社会成员的人力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发挥。由于这种绝对种姓划分的世袭性，使得整个不同种姓之间无法实现合理的上下流动，必然导致社会成员缺乏主动性与创造性，从而使整个社会成员的内在潜能受到严重压抑。而且，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不平等，有效的合约关系也就不可能在社会中实行，法治精神更是无法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如低种姓的国会女议员普兰黛维被刺身亡就是这种种姓制度所导致的恶果。试想，在一个没有自由生活空间的社会里，民众有多少动机来努力生产改变自己生活呢？
还有，就劳动力成本而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肯定会高于印度。有统计表明，中国的劳力成本要高于印度两倍。但是，无论是劳动密集产业，还是资本密集产业，为什么会有不少印度公司移设到中国，然后在中国生产产品再返销到印度。这是因为整个印度的官僚体系与种姓制度严重阻碍了企业的有利发展。比如，印度一家电子公司在广东的工厂生产电器产品，其生产成本要比在印度生产低40%。
在中国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可以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不仅是国力的增强、财富的连番增长、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等，而且是民众经济生活权利的扩张，为国人致富提供了机会与发展的权利。无论是商贾还是农民，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一般民众，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你只要有能力、肯努力都能够在其约束条件下寻找各自发展的空间。当然，尽管国内政府对个人经济生活权利的限制与束缚仍然是无所不在，但不可否认，民众经济生活权利的张力却在茁壮中发展与延伸，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印度正是在这点上与中国有天壤之别，使得它无法步上现代化经济之途。因此，在一个以身份界定权利的社会中，无论是人力资本及非人力资本都是不可能有效运作的。
可以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20多年的持续增长，并且在世界经济一片不景气中一枝独秀，并非中国的经济什么都是那样好，去看看中国的农村，去看看中国以往的老工业基地，还有不少人仍然过着十分困苦的生活，但是谁也不可否认，那些所谓头脑灵活、敢想敢干的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生活向上的空间，能够自己追求财富之路。这正是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印度在这点上相距甚远。
(2002年3月)
第二部分 娱乐生活中的经济第37节 道德自律无法成治国之本
信用体系脆弱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最大障碍。它不仅关系到中国市场经济体系能否建立，也关系着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及中国经济能否国际化。因为，信用体系的脆弱不仅会增加整个社会交易过程的成本，会导致许多交易无法进行，而且会导致欺骗造假盛行、违法乱纪泛滥。目前，国内信用体系脆弱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了。试想，人们做生意一般只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人们背着大捆大捆的钞票才能完成交易；单位开出的支票只有在款项收到卖者的账上之后才可以提货；不法之徒利用以国家为担保的国有银行进行欺诈活动；一些国有企业的能耐就在于如何借到国有银行的款，如何可以贷款到期不还，而且越是不还越是光荣，越是不还越是有本事，并在股市上造假、坐庄、黑幕泛滥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秩序根本无法建立。这种经济环境也一定是“坏人当道，鸡犬升天”。
也正是针对这样的状况或问题，曾有人提出“以德治国”的设想。在他们看来，在一些地方，传统的道德准则被否定，廉耻感不再成为约束自我行为的有效力量，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的法则也开始侵蚀到社会政治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领域，引发了见利忘义、权钱交易的风气泛滥，国家集体意识、互助精神减弱等等。因此，孔子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传统思想则可能成为立国之本了。就此而言，也有人附和倡建“道德市场经济”。
其实，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无论是韦伯提倡的新教伦理资本主义，还是诺斯主张意识形态降低交易费用理论，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但是，意识形态对市场经济生活的必要性，并非要把道德上升为治国的本位，更不能成为立国之根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表明，以伦理为本位的传统理念不仅没有开发出现代文明，没有让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反之，当中国传统社会一旦接触到欧风美雨时，就被外来的文化与文明，被现代的器具、现代的生活方式、现代思维与观念击得粉碎，传统的价值观念、传统的道德伦理已经没有它现实的生长点。
因为，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制度安排的不同，人们的经济行为或交易方式是殊异的。在传统的经济环境中，人们的经济活动或经济行为都是人情式的。这种人情式的交易活动是以交易者的宗亲关系为核心而展开的。在人情式交易的情况下，由于专业化和分工处于较低的水平上，个人是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进行交易，交易重复出现，买和卖几乎同时发生，每次交易参加的人、物品与劳务是不同质的。没有专门收集与分配市场信息的制度,物品与劳务度量制度复杂而又不完全标准化，因此也就不需要第三者来保证交易活动的顺利进行，即交易的当事人会根据既有的价值观念、风俗与习惯、道德伦理在交易的过程中自动地履行合约,而不需要外在力量的强制。整个交易基本上是在没有政府、没有正式规则的情况下进行。因此，这个时期的行为标准基本上是以道德为本位的。
但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人类的活动空间和时间不仅得到迅速的延伸与扩展，而且使时间与空间分离，使空间与场所分离。从邮电通信到电话电报，从计算机到互联网，在场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缺场的东西所替代。而人们的人情式的交易活动也完全为非人情式的交易活动所取代。在这种非人情式的环境下，交易障碍重重，交易费用大增，因此，为了交易能够顺利进行,人们就需要确立一种交易合作的共识,正式合约安排也就更为重要了。
在非人情式的交易过程中，交易中不仅有许多对象，而且交易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完全、不对称的。在这种世界里，个人的处境好坏依赖于复杂结构的个人的专业化和扩展到不同时间地点的交易。物品或劳务都具有许多有价值的特性，其度量成本高。交易不是不断地发生，而且没有重复往来。交易过程中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必然盛行。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亲戚关系、各式各样的诚信、少数族群在不友善的环境中依共同信仰而为自愿履行正式合约提供了架构根据，但是缺乏有效的第三者来辅助合约的履行则成了交易达成的一大困境。因此，在非人情式的交易世界里，一方面必须确定卖者所交易物品拥有产权,这样买者才会放心来购买所出售的物品；另一方面必须保证合约有效履行。因为任何行为都是凭承诺进行交易，只有使承诺恪守不渝的适当保证，否则凭承诺进行交易无法进行。这些问题仅凭传统的道德伦理是不能完全解决的，这就导致了大量法规、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的出现。
可以说，在确立现代市场经济的秩序中，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并不排斥伦理道德对建立市场秩序的重要性及意义，或伦理道德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题中之意，而并非有人所称的“道德市场经济”来画蛇添足，把道德看为市场异在的东西，并把它排斥于市场经济之外。但是，道德为市场经济的题中之意，并不是说，道德就是市场秩序的全部，市场秩序的建立更主要的是依赖正式的法律法规，依赖于正式规则下合约的有效执行。
其次，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人类经济行为的激励约束机制大致可以分为3种类型：一是强约束、弱激励；二是强激励、弱约束；三是激励与约束基本上对等。第一种类型的激励约束机制主要表现为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个人的行为完全服从于政府的计划命令，个人除了采取各种消极方式来抵制这种强制性的约束外，个人根本没有努力工作的动机。由于这种体制否认了个人工作努力的积极性，其经济根本就没有活力。这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计划体制为市场经济体制所替代的根本原因。
第二种类型的激励约束机制主要表现为简单原始的传统小农经济。这种经济体制与人情式交易一样，由于生产力和专业化分工的水平低，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基本是由传统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来维系。这些完全是出自于个人的道德自觉自愿，而不是来自外在的强制或压力。这种强激励、弱约束的机制在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十分简单的情况下还能维系，但到了现代社会根本无法找到它的现实生长点。
第三种类型激励与约束基本上对等的机制就是现代以法治（ruleoflaw）及法治精神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在这种体制下的制度安排，不仅为个人或组织工作努力提供一定的自由空间，也约束个人或组织行为要在已有的正式规则下作为。例如，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权力天然大于个人，如果不对政府权力进行约束，这种权力必然会无限地膨胀，并由此来侵犯个人的利益。如果个人一旦预期到政府会侵犯自己的利益，他们必然会采取各种消极方式来抵制，这时的经济要出现活力是不可能的。如果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那么民众既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也能根据现有的制度来安排自己的经济活动，从而保障了经济自由，保障了个人积极性最大发挥。个人的经济行为就是在这种激励与约束下保证了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市场经济中，道德尽管是市场经济有效运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却不能夸大其词，更不可能成为治国之本。如果以非正式的，无法规定性的道德为治国的基础，那么必然让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开始形成的法治向“人治”复归。因为，“道德治国”不仅没有现实的生长点，而且还会为好事之徒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掠夺他人的财富提供方便之门。因为，既然上可以“道德治国”，下就可以“道德治企业”、“道德治单位”等层层类推，这样在这种非正式的、无明确规定的道德面前，到底哪一种东西是道德的，结果只会以权力大小而定，谁的权力大，谁就是“道德”了。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也就会形同虚设，法治精神也就会荡然无存。那种希望把法治精神与道德原则结合起来的理想也就化为乌有了。
(2001年3月)
第二部分 娱乐生活中的经济第38节 股市投资者应有明亮的眼睛
中国股市已经走过了十几年的路了，尽管发展很快，成绩也不小，但是问题也很多，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大门进一步开放，中国股市的转轨经济所表现出的缺陷更是暴露无遗。旧的规则已经打破，新规则或是没有建立起来，或是没有生长的土壤。也正是这种动荡不安、规则不定的年代，为靠近权力者侵蚀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近几年来，媒体陆续暴露出来的股市上种种做假造假、欺诈中小投资者、操纵股市等事件正是这些现象的鲜活写照。
从古到今，一介书生，本来手无缚鸡之力，但社会捧之为“贤达与良知”，可能在于他比大众多读一点书多明白一些事理，在于能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如实地告诉大众，在于能对有损于社会大众的事情进行鞭挞与批评等，以便来促进社会更好地发展和民众生活过得更好。但在以钱为鹄的社会里，一介书生这种赞誉与功用则有些弱化了，不少书生更多的是面对功利与钱财。当然，这样做也没有什么不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
但是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或社会，没有社会的良知，没有对人对社会行为的关注与批评，个人与社会是不知道自己做得如何的，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去做。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行为做得如何也不知道，那么，他又如何成长呢？个人是这样，组织与社会都是如此。
在一个发达的市场体制中，不少公众知识分子不仅在于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在于对社会公众利益的关注，在于对有损于社会公众利益的事情进行批评。他们就像一只只牛虻，不时叮叮社会这只大牛，让它清醒地朝着有利于社会大众利益的方向走。
在我们的社会里，由于受思维惯性及文化传统之影响，个人、媒体、组织与社会，更多的是关注以往做得如何好，以往业绩如何喜人，却没有学会如何来反省自身、检讨自己，并从中找出自身的不足与缺陷，更不愿意听到他人的批评。试想，这样的个人与社会还能不问题重重。即使近几年来，这些方面有所长进，但还是与文明社会相去很远。这也就使得我们社会无法真正迈向经济富强之路。
笔者在香港工作生活多年，受那种制度与文化之影响，一些观念与习惯也寓之于心。回到北京，也希望通过自己的笔对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这本《股市牛虻》就是自己对中国股市发生之事情所写下的一些心得，而且这些心得在报刊登出后很受大众厚爱。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股市正在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其中所发生的各种事情总是需要有人来分析、来评价，需要有人像牛虻一样，不时触动它,以促进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因为，对股市中的中小投资者，他们无论是信息、知识及工具，还是所持有的资源上都表现明显的劣势。我们的市场不仅要有保护他们利益的法律法规，更需要有人把股市所发生的事情清楚地告诉他们，把出台法律法规清楚地给他们解释，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侵害时的真相披露出来。只有这样，才能让广大的中小投资者真正地用自己的钞票来投资并做出选择。这也是本书的旨意。
当然，面对着五彩斑斓的现实生活，面对着变幻莫测的未来世界，面对着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无论是股民还是社会上其他民众都无所适从，难以抉择。如果有人能够从某一个视角对复杂纷繁的经济现象、社会问题进行一点描述、给出一点解释、做出一点分析，那么就能给人们多一种可选择的视点。
经济学人并非先知先觉的圣者，他也不是未卜先知的预言家，他更不是民众行为的向导或导师。他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对现实的经济现象多做一点解释，多做一点分析，多做一点说明，告诉民众已经发生了什么，这些事情所发生的来龙去脉，这些事情可能会出现的趋势。除此之外，我们要做的事情不会太多。
还有，现代经济学早已成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早已成为世人所向往的“显学”，多少仁人志士，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希望把自己的理想转化为生活的现实，希望把自己的意愿转化为民众的向导。更有那好事之徒，借民众好奇与不知，把理论的学理转化为意识形态来席卷社会之财富为已有。对于这些，在某种特定的社会里，一介书生，或许无缚鸡之力，但他则有良知来明辨，来分析，不仅让自己不为所蛊惑，也要让他人不为所欺骗。如果说，我们的社会多一些人对此关怀，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一天一天地美好起来。
本文也像一只小小的牛虻，不时叮叮我们这只股市大牛，让它随时随地都得保持清醒的头脑，随时随地都能以投资者利益为本位，这才是我们股市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2003年7月)
第二部分 娱乐生活中的经济第39节 如何建立起境内外媒体多赢局面
2002年以来，国家广电部门依照政策规定，对国内现有的境外频道进行了正常的管理整顿。其规定包括凤凰卫视在内的数家境外电视台在国内三星级以上饭店及涉外公寓以外的范围的违规落地都将会取缔。如果这种情况出现，无论是对境外媒体、国内民众，还是对国内媒体来说，都会是一个通盘皆输的局面。
首先，在一个发达的市场体制中，广大民众不仅具有话事权，他们通过自己手中钞票或选票来决定个人意志的取舍，而且具有知事权，他们需要知道社会的发展变化，需要知道社会所发生的事件的真相，他们也需要了解这些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等等，特别是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市场中，信息的透明性和真实性对广大民众来说更是显得特别重要。当然，这种信息的透明性和信息的真实性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来达到，通过政府设立的制度安排来实现。但是这种信息披露机制如何来实施，不仅需要相应的机构来监管，更需要通过新闻媒体诚实公正的报道来达到，因为新闻媒体天然地具有聚集信息与传播信息的特性，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人们低成本地获得信息的组织选择。
因此，在一个发达的市场体制中，新闻媒体诚实公正地向民众传播信息正是它的生命力所在。一家优秀的媒体为了获得市场的青睐，它有动力来报道事实的真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境外媒体之所以为国内民众所青睐，在于它满足了民众的各种喜好，传递了民众所需要的信息。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民众获得信息的途径阻塞，这不仅会增加民众获得信息的成本（因为在现代社会获得信息的途径千千万万，如果这一途径有问题，民众也会从另外的途径获得）、减少对外界的了解，而且会降低民众的娱乐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及弱化民众消费需求创新的意念。因此，直接受到最大损害的应该是广大民众。比如，笔者之所以喜欢凤凰卫视的节目，就在于它的信息来得最快、最为客观、最能够满足民众所需要。如果此节目不能便利地收到，那么笔者只能通过更昂贵的方式来搜寻相关信息了。
其次，对于境外电视台来说，如果国内民众收视率下降，那么该台在中国内地的广告收入就会骤然下降。因为，境外电视台作为一家企业，追求利润是它们的天性。它们之所以会把节目做好，它们之所以尽量使自己的节目满足民众的需要，就在于如何满足他人要求的同时实现自己的利益。从电视节目渗透率、收视率和现实收入3个指标来看，凤凰卫视中文台在内地的渗透率为4200万户家庭，约占中国所有收视的13%。由此凤凰卫视在国内的收视率位居所有境外频道的第一。盖洛普的调查表明，中国有36%的受访者认识凤凰品牌。正因为凤凰卫视的渗透率和收视率高，其广告收入也高居国内电视台的第六名。据调查，凤凰卫视是迄今为止所有境外电视频道中惟一赢利的，其年均广告增幅超过81%。2000年凤凰卫视90%收入来自于广告，而其中70%的广告收入又来自中国内地。如果上述政府的禁止政策完全落实，那么凤凰卫视的收视率一定会下降50%以上。这对该台广告收入的打击肯定是致命的。
再次，境外电视媒体退出国内是否会把所空出的广告市场让国内电视媒体所占有？在此，如果假定蛋糕的大小不变，那么，广告市场一家媒体退出，一定会让另一家媒体来占有。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国内广告市场的蛋糕大小并不是固定的，既可以做大，也可以做小。如果电视节目对民众没有吸引力，广告客户自然会减少。如果电视节目能够吸引民众，广告市场的蛋糕自然会做大。因此，境外媒体退出，其所空出的广告市场，国内媒体也不一定能够占之，关键在于它有没有为民众所喜欢的节目。但是，境外媒体的退出，由于市场竞争减弱，这不仅会弱化国内电视媒体的竞争意识，而且外界的经营手法、经营理念及管理经验也不易传送进来，国内电视媒体运作机制也不容易转换。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加上上面的两个方面，境外媒体退出国内市场可能出现全盘皆输的结果。
面对着这种情况，如何创造出境内外媒体多赢的局面，应该是业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就目前国内的情况来看，电视频道运作混乱已是不争之事实，如何以市场法则为依据来规范国内频道运作是目前解决境内外电视媒体竞争的首要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频道的产权归属问题。也就是说，电视台频道是公共品，还是排他性的国有品。如果是前者,那么其结果一定是公共品的悲剧。如果是后者，电视台频道的使用就得以市场法则来运作，比如拍卖。就像土地资源一样，在一定的法律政策约束下，如果电视频道也能够以价高者得的拍卖方式进行，那么也就不在乎境内或境外媒体来经营了。
还有，境外媒体在国内经营得好，占有了国内广大的市场，不要因此就眼红，用政府行政的方式来干预其运作，反之，要如何诱导它们向更好的方面发展，并通过税收的方式来调节。一方面要让境外媒体有利可图，否则它们来中国干什么；另一方面大力支持与促进国内媒体与之竞争，让其自然垄断的利润降低，并通过税收的方式来调节。在这种情况下，广告市场的蛋糕一定会越做越大，使得境内外媒体比翼双飞。如果能够这样，国内广大民众所看到的节目一定会越来越好，社会多赢的局面也就自然会形成。
(2002年11月)
第三部分 香港生活中的经济第40节 来香港学习应有香港的选拔方式
前些时间，笔者曾撰文指出，香港不仅应该成为一个国际商业中心、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更应该成为一个内地学生的留学教育中心。读到2001年4月22日的报道，尽管政府没有明确表示要形成这样一个留学中心的详细计划，但所采取的措施已经朝这方面迈出了关键性一步。
香港教育统筹局局长罗范椒芬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的信息表示，如果在香港读书的内地毕业生在本港找到工作，并办妥内地有关的出境程序，国家教育部不反对他们可以无须透过特定的输入人才计划而留港工作。她还表示，每年招收150名内地学生来港就读的上限也将放宽，若内地学生有能力自费来港就读，则将不设名额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