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责任编辑的话说得更明了。本来编委会都是各部室的主任参加，这次因牵扯到事故的当事人，就让责任编辑和专稿的记者也列席参加了。
责任编辑何原说：”要说责任，肯定是我这个责任编辑负的责最大，桑台长只能是负负连带责任，从一般道理上应该是这么讲的。但是，从这件事本身来说，我觉得我负不了多少责任，别人按时下班回家吃饭去了，我牺牲休息时间加班加点的干，又不拿一分钱的加班费，还要我们承担责任，这真是不干活不负责任，少干活少负责任，多干活多负责任，牺牲休息时间干活要负大责任。如果按这样的逻辑发展下去，以后除了八小时之外，我是绝不加班，要加班也必须给加班费，按劳取酬嘛。出了错，要扣我。重复劳动，加班加点，又不奖励我们，这不公平。再说，徐建文的稿子写得也太潦草，宋开元的‘开’哪像个‘开’，让谁认都认作是‘井’字。“
何原刚说完，徐建文就接着说：”你想想，我也是快下班的时候接到指示的，他们都上餐厅就餐去了，我却抓紧在会议桌上写，多辛苦呀。也是加班嘛，可能写得有点潦草，这也是在所难免的事，都是加班加点的义务劳动，我们能义务干就不错了，都是好同志，犯不着互相抱怨，你说是不是？“
本来这是一次非常严肃的会议，却让这两个当事者一唱一合，把会议的气氛搞得一塌糊涂，仿佛这次会议不是分析原因，追查责任，而是把矛头转现了体改上。方笑伟听着他们的发言，心里止不住的一阵窃笑，他觉得太幽默了，太滑稽了，太出乎人的意料了。何原和徐建文，是电台的大拿，平时有点恃才傲慢，如果对他们加以合理的使用，充分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也不失为干才，倘若对他们不尊重，他们会以同样不尊重的态度来对待你。自从田振军上台取消了稿费和编辑费之后，他们也曾在会议提出建议说这种做法不合理。田振军却一意孤行，不把他们的建议当回事。没料事至今日，出了问题，他们却用这样的态度，很巧妙的将他们的过错转嫁到了田振军的头上。
看着田振军紧蹩双眉，拼命抽着烟的样子，方笑伟开心极了，真是开心极了。他希望的就是这样一种结果，就是要通过实践让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你田振军无能，你田振军根本不适合当台长，你田振军当了台长，就会把一个好端端的电台搞糟，搞得乌烟瘴气，搞得一塌糊涂。
徐建文的话音刚落，田振军就将烟头狠狠的掐灭，铁青着脸说：”说完了？你们说得都很精彩，十分的精彩。你们不愧是编辑、记者，是高素质的人才，讲出的话就是有水平。按你们的逻辑，八小时之外工作就应该出错，不出错反倒不合情理，是不是这个道理？好呀，你们的道理讲得跟充分，桑副台长，你就负责把会议纪要整理出来，形成个材料，上报市委市政府。就说电台没错，我们的编辑、记者更没有错。要有错，只是宣传部错了，他们不应该让我们上那篇稿子，不上那篇稿子，你们也就不加班了，你们不加班了，也就不会出错了，是不是呀？“田振军越说越激动，脸色也就被激动得越发铁青。
一通脾气发完之后，他又留出了时间让大家发言。在场的部室主任面面相觑了一阵，有的想趁机讨好田振军，责怪徐建文和何原态度不端正，应该勇于承担责任，接受批评。有的也不想讨好谁，也不想得罪谁，不疼不痒的，敷衍了几句。
方笑伟听着这些发言，心里却暗想，这是个什么会呀，本来很明确就是追查责任，杜绝露洞，结果是查责任的人被责任人把责任推到了他的身上，其他人却成了裁判员。窥一斑而见全豹，从这件事的处理上，足见田振军的能力平平，水平平平。他从田振军向他投来的目光中，他分明的看到了求援的企盼。他倏然间感到田振军很可怜，堂堂的一个电台台长，却无能力驾驭住这样的一个局面，不知道他这样的正处级干部是怎么混上的？他想，在这种时候，他应该站出来为他解个围，给他一个下坡的台阶。尽管他的心里非常恨他，甚至还要比其他恨他的人不知要恨多少倍，但他必须要在面子上维持着他们的和谐。尽管他也希望别人同他搞得越僵越好，但他却不想同他搞僵，因为，有好多事儿他还需要他点一点头，否则，就无法操作。他要把对他的解围当作一个交换的条件，隐埋在田振军的生活中，隐埋在他们之间。
等大家发完了言，方笑伟开门见山的说：”我讲两点看法，仅供大家参考。第一，我们一定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这次事故，严肃认真的查找工作中的失误。客观条件要讲，但更多的要从主观上寻找原因。我们从事的这个行业，比较特殊，无论是什么时候，无论是上班时间还是下班时间，只要有重大的新闻需要我们采访，我们绝不能以种种借口为理由而贻误工作。同样，我们的新闻需要调整时，也绝不能以种种理由为借口而拒绝调整或推卸责任。这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最起码的职业要求，你要不具备这一点，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何原和徐建文二位同志过去都很敬业，业务能力也很强，工作干得很出色，这都是大家公认的。这次的责任事故虽说你们能找出很多客观理由，但是，我觉得还是你们主观上不够重视，应该要从主观上寻找原因。第二，我希望在坐的编委会成员都要守土有责，把好自己的关，做好自己的事。要做到对电台负责，对田台负责。根据电台党组的安排，让我分管调频台的工作，我也借此机会向大家表个态，向田台表个态，我不敢保证以后会不会出错，但我至少要竭尽全力地搞好工作，要从思想上高度的重视这项工作。“
方笑伟在讲这些话的时候，留意的观察了一下田振军的表情，看着田振军向他投来了感激的一瞥时，他的心里一下子有了底，觉得这”马屁“拍到正点上了，既博得了田振军对他的信任，同时，也向在场者公开宣称了调频台是由他负责的，使这一比较模糊的概念一下子明朗化了。他觉得应该明朗化，只有明朗化，才能迫使田振军明确态度，好一步步的达到他的目的。
25
仲夏的银都，一片干热。天中无一丝云，空中无一丝风，伸手抓一把空气，都仿佛干燥得烫手。柏油马路上冒着氤氲的雾气，仿佛太阳把路面烤着了，扑鼻而来的是一种难闻的沥青味。
谢婷婷骑着自行车路过世纪广场，她无法忍受那些冷饮摊点对她的诱惑，就选择了一个树阴浓郁的地方将自行车支于一边，要了一瓶酸奶，坐到树阴下慢慢享受了起来。
世纪广场因是世纪之交修建的，故得名为”世纪“。它是银都市的一个亮点，这里占地面积很大，看上去很宽阔，每到夏天，草坪泛着青，喷泉四溢，气候湿润，风景宜人，成了居民休闲纳凉的好去处。谢婷婷一边喝着酸奶，一边欣赏世纪广场的风景，心情渐渐地有所好转。她看了看表，已经到了下班时间了，便想多坐一会儿，把自己的思路梳理梳理再回家，就将酸奶放到桌上，慢慢地品用了起来。
自从上次下乡看望了胡扬之后，一晃又是一两个月过去了，她再没有见到过他，也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她不知给他打了多少次电话，都没有打通。她觉得她有许多的话要向他倾诉，可就是没有机会让她倾诉。
看着旁边的磁卡电话，她有点不死心，说不准会像那天晚上，无意间的拨通了他的号。她走过去，接连打了几次，是盲音。就在她无奈的放下话筒时，她的传呼响了，一看是思思的，就急忙给思思回了过去。
思思问她这会儿在哪里？
她说她在世纪广场闲呆着。
思思说你呆到那里干啥？
她说，我刚采访回来这里，喝点冷饮。
思思问还有谁？
她说就她一个人。
思思说一个人有啥好呆的，你等着我，我马上过来。
谢婷婷挂了机，心里不由得涌出一缕暖流。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人人都在为着自己的生计匆忙奔跑着，很少有人顾及到他人。她的一些同学，朋友，也在各忙着各的，虽有电话来往，相聚的时间却很少。
思思不同，尤其自胡扬下乡之后，她就像姐姐一样关心着她，这使她感到一种友谊的温暖。
思思飘然而至时，婷婷差点没有认出她来。几天没见面，思思的发型改变了，她剪去了长发，一头短发更显得青春活泼，美丽四溢。
谢婷婷由衷地夸奖她剪成短发更靓了。
思思说，太热，我就把它剪了。
谢婷婷说，叶非哩？他同意让你剪吗？
思思说，他上省城进货去了，反正剪了，他同意不同意都成了事实。说着诡谲地笑了一下说，真的就你一个？也没有个小白脸陪着你？
谢婷婷就笑着拍了思思一把说，跟那些生瓜蛋儿们在一块儿除了白白的浪费生命，并无一点收获。
谢婷婷说的是真心话，自从认识了胡扬之后，她就有意无意之间疏远了与那些男儿们的接触。期间，也不泛纯情少男向她频频发出约会的信息，但都被她一一回绝了。她觉得她既然爱上了胡扬，就必须对胡扬负责。
思思很好看的笑了一下说，我也是这种心态，自从认识了叶非，就对其他男人，包括那些小男孩在内，一概持排斥的态度。婷婷，你说他们男人是不是也像我们一样，只要爱上一个人，就会对其他女人持排斥的态度？如果他们不这样，我们就太吃亏了。
谢婷婷就笑着说，你问我我咋知道，你应该问一问你家的叶非，让他回答你不更直接嘛。
思思说，你不是不知道，叶非的嘴里有句正经话没有？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不把你气死才怪。不过，我听说叶非过去挺浪漫的，他一共处了好几个女朋友了。后来处了一个名叫苏娟的女人，骗了他不少钱，又另攀高枝挂上了市委秘书长刘国云，刘国云利用公款，投资给她办一家餐厅，就是夜舟美食娱乐城。自从和那个女人分手后，叶非才老实了。
谢婷婷说，我听过这件事，说是刘国云，还有白副市长、公安局的王金成局长他们几个当年卖了一批城市户口从中牟利不少。刘国云以公家的名义投资办了夜舟美食娱乐城，交给让苏娟挣钱。我还不知道，这苏娟竟是叶非过去的女朋友，这些事儿你是听谁说的？
思思说，叶非呗。我最初问他谈过几个女朋友，他就说最后谈的是苏娟，让她给骗了。
谢婷婷说，这个女人真是太可怕了。
思思说，我初中的一个同学在那里当服务员，她说那儿还有色情服务，生意好得很，说不准这刘秘书长的前程将来就断送在这个女人的手里。
谢婷婷说，这些人的胆子也真是太大了，他们这样做就不怕将来出事儿？
思思说：他们肯定有背景的，否则，也没有那么大原胆量。我还听说，你们的田振军好像同王金成是老乡加战友，他们也常到苏娟那里去吃喝玩乐。
谢婷婷说是吗？领导干部怎么是这个德行？
思思说：所以，我还是觉得叶非好，有时候就是他说话没个正经，气人，别的倒还挺不错。
谢婷婷说，其实，幸福是一种感觉，爱也是一种感觉。你有了感觉，即便是气你，你也觉得幸福。如果你没有感觉，他怎么讨好你，你还觉得烦。
思思听着，就笑着点了一下谢婷婷的鼻尖说，你这小东西，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一下有了诗情画意感。
谢婷婷说，本来嘛，本来就是这样。
思思说，你对胡扬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谢婷婷说，应该是这样吧。
思思说，胡扬还是一个挺优秀的男人，你能瞅准他，算你有眼光。
谢婷婷说，其实，爱一个人也是挺苦的。
思思说：是不是想胡扬啦？等叶非回来，我们抽个空儿，再看看他去。胡扬也真是的，干啥事儿都忒认真，屁股一拍上来算了，还呆在那个破地方有哈好呆的？
谢婷婷说：怎么说哩，正因为他干啥事都太认真太富有责任感，所以才老吃亏。思思，过去我总把这个社会看得太美好了，其实不然，现实社会根本不是我想象的那样。这一年的记者生涯，使我感受到的太多太深了。往往是干工作的得不到好报，那些投机钻营，阿谀奉承之辈却能飞黄腾达。我原来把新闻单位看得很神圣，以为新闻单位的领导应该是满腹经论学者，或是具有儒者风度的长者，没想到一个个不是刁德，就是胡传魁式的人物。尤其是管我们的方笑伟，动不动就叫我上他的办公室去，其实，他根本没什么事儿，叫上去就是问一些调频台的情况。我一看那眼神儿，那说话的腔调，就觉得他不是个好东西。但是，碍于面子，我又不好直接驳他。
思思说，他总没有向你动手动脚吧？
谢婷婷说，那倒不至于。
思思说，等胡扬回来，你和胡扬公开了你们的恋爱关系后，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
谢婷婷说，这也是个道理。
不知不觉已到了下班时间。
思思说，你给家里打个电话，我们到街上随便吃一点，晚上我请你蹦迪去。
谢婷婷说，好呀，好久我都没有放松过了，应该放松放松。
26
田振军的情绪糟糕透了。广播接二连三的出错，使他的个人形象大大受损，对上他挨 ，对下他又受气，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广播电台，竟比管理一个团还要费劲，这使他第一次深深的感觉到，电台的这个台长并不是好当的，利益不大，承担的风险倒不小。
经过几天的努力，电台形成了一个书面性的东西，交给了市委宣传部，对上，总算应付过去了，但是，如何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大家的积极性，增强采编人员的工作责任感却是田振军感到十分头疼。尤其从那天的会议上，他看得十分清楚，何原、徐建文对他很不尊重，认识错误的态度也很不端正，可是，他又拿他们没办法，来硬的吧，怕他们跳得更厉害，怕把事情搞得更加被动。来软的吧，他们根本不当会事儿。他觉得知识分子是人类社会中最难对付的一个阶层，轻不得又重不得。对此，他感到十分的困惑，也感到十分的孤独。他总觉得他似乎与他们之间还隔着一层什么东西，这一层东西消除不了，他就很难与他们融为一体，很难在某些方面达到共识。
也许，不应该取消编辑费和稿费。这是多年来形成的规矩，你消除了这个规矩，就等于损害大家的既得利益，这就势必影响到大家的工作积极性，造成消极怠工、牢骚满腹的负面影响。
也许，对两位副手的分工是错误的，应该让方笑伟全权抓宣传，桑学文管理后勤服务。方笑伟毕竟经验老道，在管理上也能镇住人，让他负责宣传也不止于出此大错。
然而，现在让他统统推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没有足够的勇气战胜自己，否定自己。他怕否定之后让别人见笑，让别人说他田振军无能，说他无主见，说他像小孩儿过家家一样把电台当儿戏。
有些事，你只能回头看，却无法再回头。
通过这次”事故“的处理，使他彻底改变了对桑学文和方笑伟的看法。他觉得桑学文实在令人太失望了。无论是工作的责任性还是工作能力都比他期望的差，更使他无法容忍的是，桑学文对待错误的认识态度太暧昧了，暧昧得几乎到了暗示什么的程度。田振军最看不惯他的就是这一点，你当副手的，就应该明确地站在一把手一边，要维护一把手的尊严，支持一把手的工作，你不具备这一点，你就不是一个好的副手。
倒是方笑伟的态度令他非常满意，他不仅为他解了围，而且还明确的讲了对一把手负责的话。这使他听了非常舒服，从而也改变了他对方笑伟的看法，认为他也并非像别人所说的那么可怕，那么阴险。由此，他便认为，在人的认识和使用上，绝不能让别人的思维来左右自己，应该靠自己的心去认识去发现，这样也许更可靠。
田振军正静静地梳理着这些杂乱的思路时，没想到公安局长王金成却敲门而至。
王金成说：”我还以为金屋藏娇哩，结果就你一个人？“
田振军笑着说：”我哪有那样的福气？“
王金成巡逡了办公室一眼，说：”不错，不错。有这样的办公室环境，没有小秘相陪也挺不错的。“
田振军说：”还不是托你老战友的福，否则我能坐到这里？“
王金成一挥手说：”打住打住！咱哥俩谁是谁呀，你要是说这样的话就见外了。“
田振军拿着冷饮，一边启盖一边说：”感激的话我也不说了，以后要是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你尽管说。“
王金成说：”我这次来还真的是来求你帮忙的。“
田振军说：”你把那个’求‘字省略了多好听。“
王金成就笑着接过冷饮说：”那就不求你了，听说你们电台又添了二十五名指标，到时候你可得给我留下两个。“
田振军说：”你真是狮子大开口，一开口就是两个，不知你说的这两个有没有文凭，要是有文凭倒也好说，没有文凭就有点为难我了。“
王金成诡秘地一笑说：”不瞒你说，一个是白副市长的外甥丫头，一个是我的亲戚，也是个小丫头。至于文凭嘛，不存在啥问题，你说你们需要啥文凭，就让她们有啥文凭。“
田振军说：”我一听就清楚，要搞假的？“
王金成说：”不是假的难道是真的？现在这个社会，真的还有多少？官场中流行着一句话，叫做年龄是改的，头发是染的，文凭是买的。如今混迹在官场中的人，有几个人的文凭是真的？“
田振军说：”好了好了，你公安局长都这么愤世嫉俗，牢骚满腹，还让普通老百姓活不活啦？说正事，电台是被批了三十个编制，新增加了二十名指标，但人员怎么录用，现在还没有拿出具体的方案，到时候可能会组织统考，你得让她们有个思想准备。“
王金成说：”你不要把事情搞得过分复杂了，怎么操作是你的事，但主动权必须始终掌握在你的手里。“
田振军点了点头说：”这你放心，再怎么着，我也要把你的这两个人安排了。不过，老战友，我向你问句真心话，这两个，到底是啥文凭？你估计让她们当记者行不行？“
王金成说：”白副市长的外甥是个高中毕业生，我的亲戚是个中专生。真实的文凭倒不怎么高，但这两个丫头倒是蛮机灵的，人也长得俊气，估计锻炼锻炼当个记者编辑什么的还是不错的。或者说，干脆让她们搞广告去，事在人为嘛。“
田振军说：”这些都好说，只要人进来了，我自会安排一个合适的岗位让她们干。不过，为了掩人耳目，还得让她们有个说得过去的文凭，最好是中文专业的大专文凭。“
王金成说：”好说好说，这些都不存在问题。“
送走王金成，田振军的心里一阵阵失落。他原打算要在这二十五名聘用工中先择优录用一批，然后再适当的招一些聘用工，试用一个阶段后，再优胜劣汰，这样就会使那些真正有才干而人品好的人走上记者岗位。然而，还没等他的这种愿望形成决议，就被他的老战友轻而易举的击垮了。他不由得对他的理想的坍塌而伤痛，也为理想的脆弱而惋惜。是的，他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无情的现实，个人的理想，个人的坚守，在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的冲击之下，不得不节节退让，否则，你就无法同社会融为一体，你就无法坚守住你的岗位。有时，岗位与信念是极其矛盾的，你守住了信念，也许就永远的带着你的信念离开了岗位，你要守住岗位，也许就得放弃你的信念。
在这两者的选择中，他几乎不假思索的就选择了后者。他无法拒绝王金成，也无法拒绝白副市长。他十分清楚，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他坐到了电台一把手的位置上，倘若你要同他们讲什么党性，讲什么原则，除非你放弃了他们曾经给于你的，否则，你就没有资格。
现在，他终于妥胁了，他把他本该排斥的东西痛快的答应了，痛快的接受了之后，他才觉得自己把自己逼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他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操作，是瞒着电台的其他领导，由他一个人来敲定这二十五个人选？还是把权力下放到方笑伟的手中，让他按着他的意图去操办？显然，这两种方法都不可取。前者，有可能要冒风险，搞不好就会后院起火，自己把自己搭进去；后者，有可能会受柄于人，永远被对方抓住了你的短处。
他很想探一探方笑伟的态度，看他在这件事上是怎么想的。这样想着的时候，就由不得拨通了方笑伟的电话，让他到他的办公室来一趟。
27
自从调频台的编制下来之后，方笑伟的电话陡然增多了，上他家拜访他的亲友也陡然多了起来。无论是电话还是亲友拜访，目的都是共同的，就是想通过方笑伟在调频台安排人。并且，还向方笑伟暗暗承诺，事情办成了，一定不会亏待他的。期间，还有个搞建筑的左老板，方只与他彼此认识，却从未打过交道，这次他也求上门来，直接给方笑伟送来了五万元的现款，说自己的孩子刚刚大专毕业，想进都市调频台。他说别的部门想安排也能安排进去，主要是他的孩子太爱记者这个职业了，他只好厚着脸皮来拜访方台长。方笑伟自然不敢收这五万元现款。现在”八“字还没一撇，收了人家的礼岂不是自找残废？可是，这位姓左的老板死活不肯将钱带回，他说就算是押金，我先押到你这里总行吧。你需要请客送礼，你尽管的花去，花完了，事情能办成固然好，办不成我也不怨你，剩下多少你再给我退多少不就得了？
面对这种貌视憨厚老实，实则狡黠无比的农民企业家，方笑伟真不知该怎么办？但那五万元钱，却实实在在的诱人，面对这样的诱惑，他无法硬起来，他怕他太硬了，失去了这一财路。如果让他把钱留下，又觉得烫手。他好说歹说，答应为他办事，说办成了再收他的礼。左老板这才收起钱。
凡此种种，方笑伟完全可以理解。近年来，市上没有一个像样的企业招过工，大中专生一茬一茬的毕业了，面对越来越庞大的待业大军，家长和待业者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就业问题几乎成了全国各个城市的普遍矛盾。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调频台要增编二十五名编制，这无疑成了银都待业大军的热门话题，每一个个体化的分子都在最大限制的调动着自己的能量，调动着各自的社会关系，想使自己的孩子能成为这二十五个名额中的一员。
这就形成了一种不规则的竞争，竞争者已不再是待业者之间的竞争，而是待业者的家庭实力之间的竞争。有的家长曾经算了一个账，如果投资三、五万能为孩子解决一个好单位、好工作也值，工作三、五年就可以把投资款收回，三、五年之后的所得就等于是纯利润了，一辈子工作四十年，年年有收入，老了退休了，照样还有保障，这比投资做生意的保障系数大得多。正因为有这么多的聪明的家长又会算这么聪明的账，才使当权者越来越放弃了用人的标准，使我们这个国家机构中的人员素质越来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