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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这样……”费马喃喃自语道。
“费马先生，您想到了什么呢？”
“现在条件还不够充分。”他将烛台递给发问的朱丽叶，走向房间最深处，“不过，只要调查一下那边的门窗，应该就能得出结论了。”
他试图拉动那扇通往阳台、向里开的房门，木质的门却只是伴随着刺耳的声响稍稍摇动了几下。这是因为，设置在门板中段的门闩刺进了门框上的凹槽里。
看来问题出在窗子那边，费马这样想着，向左迈了一步，开始排查那两扇完全看不到室外雪景的玻璃窗。之所以看不到窗外的景色，是因为玻璃窗外还装有两扇木质挡板，用于保护玻璃窗不被北风吹裂。
没费吹灰之力，费马便拉开了两扇玻璃窗，显然那里并没有上锁。接着，他试图推开挡板，却失败了。
恐怕在外侧有什么用于固定挡板的物件。
无奈之下，费马打开门闩，小心地将门拉开可供一人出入的空隙，不让窗外的寒意漫进来。最后，他示意朱丽叶将烛台交给他并关上门，但朱丽叶并未照办。她担心这位老人的身体，执意要陪他一起走进风雪之中。他们离开房间之前，替留在房间里的蒙哥比埃夫人点燃了一根蜡烛、立在桌上。
幸好，阳台在屋顶的保护下并没有积雪，只有护栏的扶手上落了薄薄一层——显然，凶手不是从阳台爬上来行凶的，否则就会在扶手的积雪上留下痕迹。
费马来到窗子的挡板前。果然，挡板中间设有两对凹槽，两根木棍横躺着、嵌在凹槽里，使之固定、无法打开。他试着拆下上面的一根木棍，尽管费了一些力气，但还是做到了。
“果然是从这里……”
他的话才说到一半就被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了，剧痛开始在费马的胸前蔓延。他踉跄着倒退了三四步，脊背撞在了护栏上。他以那根木棍支撑着身体，才勉强没有摔倒。
“费马先生！”
朱丽叶丢下烛台，奔向费马，搀扶着他返回室内。母女二人合力将他安置在床上。朱丽叶转身准备去叫其他人过来，却被费马以微弱的声音叫住了。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先生，您的情况非常危险，需要立刻得到救治！”
“我很清楚，已经太晚了。”费马揪着衣襟，痛苦地说道，“所以，请允许我把话讲完。关于这次杀人事件的真相……”
讲完了后面的这番话，费马就永远地沉默了。又经过了两天一夜的昏迷，他在这家旅店停止了呼吸。在生命的尽头，他拼却全部的气力，只是为了将他最后的一则“猜想”告诉在场的朱丽叶——
“杀害蒙让将军的凶手是你丈夫，德鲁埃中尉。我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上帝留给我的时间太少了，我没法讲给你听。”
3
叙述的过程中，韩采芦始终保持着沉稳、平缓的语调，没有什么磕绊的地方。恐怕她是打好了全部腹稿才讲给我听的。而她的叙事风格，也如我事前想象的那样，精准、简洁而冷静，满足于最低限度的叙事，除去几个辛辣的比喻之外并没有冗余的修辞。假使要由我来复述这个故事，且不说能否不遗漏什么关键线索，至少，总难免会添上许多无用的细枝末节吧。
同样，她描述的案情也是如此，只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线索：每个嫌疑人的身体特征、杀人现场与死者房间的陈设，除此以外就只有那么几句少得可怜的证词，使人不禁要怀疑，根据这些线索真的能推理出真相吗。
“费马的结论——也就是德鲁埃中尉是凶手这个解答——是正确的吗？”
“这不过是一个猜想，”面对我的疑惑，韩采芦只是这样回答道，“他的结论是否正确，需要你去验证。我的这个谜题有两个需要你回答的问题：第一，费马的解答是否正确；第二，费马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
将问题甩给我后，站在紧闭的窗前的韩采芦背过身去，像是在看窗外的夜景。因为反光，从我坐着的位置看不到外面，所以我也不清楚她到底在看什么。
今晚应该是满月之后的第二天。
“可是，关于德鲁埃中尉这个角色，我到现在还几乎一无所知呢。你给出的信息未免太少了：我知道他是朱丽叶的丈夫、C室的住客，是名军人，以一副醉醺醺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他还声称发现尸体时自己已经睡了——我对他的了解只有这些，这里面似乎没有什么能指证他是凶手的线索……”
“费马对他的了解也不会比这更多。”
韩采芦轻描淡写地说。
她推开窗子，背对我站着，让夜风灌进衣袖并掀动睡袍的下摆。我仍坐在床上，埋头看着她塞给我的人物关系表，整理着思路。我们所在的客房的布局与韩采芦在故事中描述的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家具都换成了现代样式。床仍摆在书桌以北、距离窗子只有一米远的地方。只不过，它并非那种由四根柱子撑着顶棚、又有帷幔从顶棚上垂下的古典样式，而仅仅是由金属床板和二十厘米厚的床垫组成的现代工业制品。
房间的地板和壁纸也显然才换了没多久。
老实说，尽管此时我就身在故事里的死者住过的A室，但我也很难想象出她所描述的那些情景。
“嗯，那样的话，就只能用‘消去法’来进行推理了。如果能排除其他人作案的可能性，也能得出德鲁埃中尉是凶手的结论。”
“来试试看？”
她转过身、看着我的眼睛说道，目光中满是期待——而我也很清楚，她绝非在期待我能猜中真相，而只是多少感觉到我势必会落进陷阱罢了。
“除去案发后才来到旅店的费马和侍从，有可能作案的人一共六个：店主、蒙哥比埃先生、蒙哥比埃夫人、德鲁埃中尉、朱丽叶、莫里蒂先生。”我照着手里的人物表念出了这些佶屈聱牙的名字，“我们可以直接排除掉其中的两个……”
“如何排除呢？对于其他嫌疑人，我也没有提供多少信息啊。”
“是啊。关于店主，你甚至连他的身材、长相都没有描述过。我只知道三个有关他的信息，一是身份，二是案发前他去过莫里蒂先生那里，三是发现尸体时他在一层。关于莫里蒂先生，你给出的信息也少之又少。但我还是可以排除他们作案的可能性。”
“通过什么？”
“通过凶手进入A室的方式和旅店的结构。”
韩采芦关上窗子，走到我身边坐下，“凶手为什么要进入A室呢？难道他（她）不是在走廊里杀害了蒙让将军……”
“很显然，走廊不是真正的案发地点。尸体应该是凶手事后搬到那里的。”我解释道，“从椅背上的血迹就可以做出判断。你说那块血迹是‘细碎的针形血迹聚集在一起’。我只了解最基础的法医学知识，但根据这些描述也可以判断，这是一处喷溅血迹，是血液直接从死者体内喷出而留下的。因此杀人现场肯定不在走廊，而在死者的房间。”
“但是秋槎，十七世纪的费马会了解这样的法医学知识吗？”
“他做了一辈子律师，或许会知道吧。”
“或许……”
“即便不能判断出这是喷溅血迹，也大概可以推想案发时的情形吧。恐怕，死者当时伏在桌子上睡着了，凶手悄悄绕到他背后，用力刺了他数刀、将其杀害。椅背上的血迹就是在这个时候溅上去的——否则，又怎么会沾到那里呢？”
“所以呢？根据这一点就能排除店主和莫里蒂先生的凶嫌了吗？”明知故问的韩采芦，将两手握拳、举在胸前，嘴唇也微微翘起——她在我面前努力扮出一副好奇的模样，仿佛这并非她出给我的谜题。
“是啊，这样就可以了。”我再次低下头确认登场的每个角色的名字，“只要知道了案发地点，就能将嫌疑人锁定在B、C室的住客里面了。因为凶手只能从窗子进入A室。根据蒙哥比埃夫人的证词，蒙让将军对其他住客并不友善，回到房间后会将门锁好。而根据血迹，蒙让遇害时正伏在书桌上，所以也不可能是他主动给凶手开了门。这样一来，凶手就只可能是从窗子进入房间的。当时两扇玻璃窗并没有从里面锁上，而木挡板则是从外面闩好的。这样一来，凶手完全可以在外面拆下木挡板上的两根木棍，从窗子进入房间行凶。”
“你说得很有道理。”
“A、B、C三个房间的阳台是连通的，B、C室的住客都有作案的可能性。而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他们四个之外的人能否作案。首先，让我们来考虑，凶手有没有可能是从一层爬上阳台的呢？这种可能性费马已经排除了，因为那会在扶手的积雪上留下痕迹。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店主或莫里蒂先生穿过B室或C室、抵达阳台，最终从窗子进入A室行凶？这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两个人在蒙哥比埃夫人返回房间之后还发生了争执，地点是D室的门口，也就是说他们若要穿过B室或C室行凶必须是在此之后。可是他们做不到——蒙哥比埃夫人和朱丽叶锁上了房门。总而言之，他们两个人不具备行凶的可能性，凶手一定在蒙哥比埃夫妇、朱丽叶和德鲁埃中尉之中。”
“的确是这样。然后呢，该怎样排除掉蒙哥比埃夫妇和朱丽叶的凶嫌？”
“我暂时只能想到这一步了。”说着，我伸展手臂、顺势瘫倒在床上，仿佛是精疲力竭了，又翻滚半周，趴在她身边。我的胯部就抵在她支撑着身体的右手的小指上。“老实说，比起解答，我倒是更好奇这个故事和‘费马大定理’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韩采芦扬起手，在我的屁股上轻拍了一下，“我们出去透口气吧。晚饭前，我在阳台上看到北边有个小院子，也是旅店的附属设施。我们去那里散散步，呼吸点林间的空气，看看星星，我顺便给你讲讲有关费马大定理的故事，如何？”
“这倒是一个好主意。”
被难解的谜题和西方人名折腾得头昏脑涨的我，自然不会拒绝。
走出旅舍的后门、进入庭院的瞬间，我循着在阵阵虫鸣声中若隐若现的水声、想要找到在旅店的网页上见到过的那个喷水池，可是视线却被一排还未进入花期的欧洲七叶树限制在了五米之内的范围里。肆意生长的枝叶几乎要垂到地上，幸好，它们并未向天空索要太多空间，否则的话，难免会遮住天后座最下方也是最明亮的α、β星。借着天后座，我找到了北极星，之后就只是怔怔地望着散乱的天象，再没法讲出什么名堂了。
在韩采芦的指点下，我又在西方的天空中辨认出了御夫座的五车二和金牛座的毕宿五。可惜的是，东面的圆月太耀眼，让那一侧的星空都暗淡了下来。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汉语中，“星空”一词被贴上了矫情的标签。这当然也不足为怪。我出身的这个民族，对待两只手触不到的东西，大抵都是这样的态度；而对于那些已经握在手里的，也未必懂得珍惜。
这样想着，我将韩采芦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秋槎？”
“没什么，有点冷，不过还好。”
离开房间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换下睡袍。
“这样啊。”她向我这边靠近了半步，我们的手臂几乎要贴在一起了，“这边晚上确实比我想象中要冷一些，我们走一走吧。”
于是我们沿着铺满月光和夜露的小径，向东走去，想着要绕道喷水池那边。
“刚刚你问我，这个故事和‘费马大定理’之间有什么关系。刚刚我已经提到了，费马将这个结论批在了拉丁文本《算术》的空白处，当然用的也是拉丁文。如果他仅仅是提出了这个猜想，而没有加上后面那句批注，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多数学家被他误导了……”
“误导？”
“费马死后，他的儿子将他在《算术》上的批注连同原文一起出版了，他的批语因而广为流传。因为他写下的后面那句话，很多数学家以为可以用费马那个时代已经有的知识来求证这个猜想，当然他们的努力最后都无功而返。”
“那么他究竟又写了一句怎样的话呢？”我问道。一片手掌状的树叶落在我的肩上，这大概是夜风的恶作剧吧。
“他说，关于这个结论，‘我确信已发现了一种美妙的证法，可惜这里的空白太小，写不下’（Cuius rei demonstrationem mirabilem sane detexi.Hanc marginis exiguitas non caperet）。也就是说，费马声称他找到了证明的方法。”
“而实际上他……并没有？”
“我不知道。”韩采芦摇了摇头，“也没人知道。但我倾向于他没有。费马以页边空白太小为由，拒绝写下证明过程。当然，他也没有把这个证明写在其他地方——至少后人整理他的遗稿时并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文献。他声称自己可以证明这一结论，却拒绝写下它。”
“好像很欠揍的样子嘛。”我说，“这就好比是一群人困在孤岛上，不断有人遇害。一个名侦探也碰巧在场，却坐视不管，只是坐在阴影里抽着烟斗、再拨弄拨弄刘海，故作神秘地说，‘我已经知道谁是凶手了，而且有充分的证据来指证他，但我非要等到人快要死光了才开始行动’。”
“我看过的推理小说不多，不过印象里名侦探们确实都要等到人快死光了才开始行动。”她笑了，继续讲起那个故事，“这个猜想被提出之后，就不断有人给出了部分证明。关于n=4的情况，费马自己有个简短的证明。费马去世一百多年后，欧拉证明了n=3时该猜想成立，后来勒让德和勒热纳·狄利克雷各自证明了n=5的情况。这样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了二十世纪……”
“符合的例子证明再多也不能说明这个定理在所有情况下都成立，是吗？”
“当然，当然。”她解释道，“因为不能彻底排除反例存在的可能性。就像我之前给你讲到的那个例子，费马假设某一类数都是质数，的确，第一个是，第二个是，直到第三个都确实是质数，但第四个就是合数了。对于这类错误的猜想，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个反例就可以了。在计算机技术已经普及的今天，这并不难。可是对于正确的猜想，就算我们找到比宇宙中所有粒子的个数更多的成立的例子，也不能说明它是对的，至少不能作为一种数学证明。”
“数学还真是苛刻。”
“也不尽然。数学这个学科，对待证明虽然有些苛刻，但对待猜想却是非常宽容的。数学家并不会因为自己提出了一个错误的猜想而感到羞耻。当我们发现某个结论适用于某一些情况，又没有发现什么反例，就会忍不住将它推广到所有的情形——猜想往往就是这样产生的。猜想一直推动着数学的发展，很多工具和学科分支都是为了证明某个猜想而被发明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