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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胡景翼将吴佩孚的密命和盘托出。其时冯玉祥由于教育部长黄郭的策动，准备轰轰烈烈干一场“首都革命”；得此消息，加强了他的决心，密密地作了几方面的部署，其中之一是向曹锟保荐孙岳为首都警备司令；孙岳本名孙耀，字禹行，是明末名臣孙承宗之后，与曹锟的关系极深，当然一保就准。
另外一个重要的部署，便是筹饷。直军编入正式战斗序列的共有八个师，六个混成旅，但李彦青发饷。因人而异，吴佩孚嫡系的第三师及曹锳的二十六师发双饷，而且不扣两万元；彭寿莘的十五师，王维城的二十三师，也是双饷，但扣两万元；董政国的第九师发单饷，扣两万元。此外有的只发几成，有的一文不发，那就是冯玉祥的部队。
冯玉祥约了第二军总司令王怀庆一起去见吴佩孚，谈行军给养的问题，要求设置兵站。吴佩孚很轻松地说：“兵站是用不着办的，你们走到那里，吃到那里。不但自己省了许多麻烦，地方上的官绅也是很欢迎的。”
“请问吴三爷，这是什么意思？”
“这还用问吗？”吴佩孚答说：“地方上官绅谁不愿意接办官差？他们花了五个可以报十个，是大发财源的事。你们只管开拔，不必思前想后的。我在湖北、河甫都是这种办法，地方上欢迎，我们自己也省事。”
“这，扰害地方的话且不必说了。我走的古北口这一路，完全是荒僻地区，往往百儿八十里的不见人烟，上那儿办粮去？吴三爷，你说的办法，别路也许行，我这一路万万办不成。”
“那就再研究吧！”吴佩孚轻轻巧巧地就推开了。
僵坐了半天，一毫无办法，只好告退宁王怀庆仰天叹了口气说：“咱们这是死路一条。”
冯玉祥不作声，他另有一条活路，通过段祺瑞的关系，张作霖答应津贴冯玉祥军饷一百六十万日元；合到大洋一百万，起码三个月不必愁饷。这笔款子，一部分已由正金银行汇到了，冯玉祥托京兆尹刘梦庚代征大车一千余辆，又向绥远都统马福祥借了几百匹骆驼，山路运粮的问题解决了。
但冯玉祥却还是迟迟不愿开拔。吴佩孚一直派人来催；冯玉祥所部一师三混成旅，延到九月廿日以后，方始陆续就道。冯玉祥是最后一天走的，临行之前，给黄郛留下一个密码本；所以冯玉祥虽已出了古北口，北京的情形却清楚得很。
※ ※ ※
奉军旗开得胜的是第二军的李景林。当吴佩孚在四照堂点将时，他已率领着第二十六旅、二十四旅，到达热河朝阳；守将是直军的热河都统米振标，未作抵抗，后撤与王怀庆的十三师会合；但李景林亦未前进，他怕孤军深入，会中埋伏。一
第二军一共四个旅，各自为战，除了李景林的两旅以外，张宗昌的第三旅往冷口进攻；另外配属的第二十五旅，旅长叫蔡平本，则在第三旅东面，沿青龙河前进。这两路都遭遇了强烈的抵抗，直军第一路正是吴佩孚的主力。两军鏖战，一连七八昼夜，枪声炮声，没有断过，山鸡谷应，打得昏天黑地。
直军的主力，摆在山海关与九门口之间；九门口但是多尔衮大破李自成的一片石，南面隔着一座角山，与山海关是两个战场，张学良与姜登选商定，第三军副军长郭松龄率领二、六两旅共六个团，担任山海关正面；第一军副军长韩麟春，率领四、十六两旅五个团担任九门口及其以西以北各关口。另外以十二旅的三个团作为预备队。联军指挥部则设在山海关东面的前所；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是向日本驻军借来的。
十月初开始大战，双方都有重大伤亡。原以为山海关正面会先得手，不道直军是由保定军校有名的战术教官李藻麟指挥，防御工事极其坚固，因而奉军毫无进展；郭松龄情急之下，未经联军指挥部同意，把预备队的三个团也都调了去作战，却仍然不能打开局面。
反而是九门口一带，十六旅的一个团，突破了黄土岭口，接着也攻下了九门口，但却无法扩大战果，因为兵力不够；如果预备队未为郭松龄调走，情形就不同了。
在冷口一带，张宗昌打得精疲力竭，要他的参谋长王翰鸣向李景林求援；王翰鸣答他说：“我跟李景林是同学，再清楚他的为人不过；你别指望他会拨，个人给你。你无论如何顶在那里；过了今天晚上，明天再想办法。”
第二天一早，蔡平本派了个参谋来见王翰鸣，要求支援；蔡平本的部队为直军精锐时全胜的十四旅所包围，形势非常危殆。王翰鸣心想，蔡平本一垮，时全胜便可转攻张宗昌，那时非一败涂地不可；因而决定冒险，写了一封信派人骑马送交第五十五团团长褚玉璞，火速抽调五百人前来；并且要严守秘密，对任何人都不能透露任务。这是因为怕张宗昌知道了，心里恐慌会支持不住。
张宗昌对王翰鸣十分信任，曾经公开宣布：“俺的命令，可以不听，参谋长的话，非听不可。”因此褚玉璞带了五百人来，照王翰鸣的指示，从侧面奇袭时全胜的包围圈，将蔡平本救了出来；而奇怪的是直军似乎有撤退的模样了。
原来吴佩孚的战略是，先用大量兵力，在山海关至九门口一线，吸住了奉军的主力第一、第三联军；再由冯玉祥出热河，牵制奉军在锦州、绥中一带待命的预备队，那是张作相的第四军与吴俊升的第五军，训练及装备虽不如一、三两军，但都是能征惯战的老兵，是奉军的第二主力。至于李景林、张宗昌的部队，吴佩孚并没有看在眼里，只以为王怀庆、米振标凭险便可固守。
这针锋相对的三路正兵以外，吴佩孚另有一路奇兵，包括装备最好的靳云鹦的第十四师；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以及由他的第三师中抽调出来子弟兵第六旅，约计两万人，由温树德指挥的渤海舰队载运至葫芦岛登陆，截断山海关奉军的归路，直扑奉天，生擒张作霖。
战略是很高明，坏在吴佩孚以儒将自命，自炫有“手挥三弦，目送飞鸿”的才干，常常在一面批公事，一面会客之际，自己泄漏了许多机密。他的这一枝奇兵，外界知道的就很不少，王维城曾当面警告过他；但他仍以为计出万全，轻视东北海军只有两条三千余吨商船及一条购自俄国的破冰船所改装的军舰，名为“镇海”、“威海”、“定海”，其实只能在近海巡弋，不堪一击，所以仍照预定计划，只待奉军旷日持久，师老无功、士气消沉时，出兵葫芦岛，展开奇袭。
那知东北海军虽微不足道，但他们的海军司令沈鸿烈，却真是“九头鸟”，以他日本海军学校出身的学历，与在参谋本部为主管海军作战及海防事宜以及在陆大担任海军教官的经历，加以张作霖的“奉票”的支持，与渤海舰队已经搭上线，接上电了。
另一方面，冯玉样的第三路军，将行军路拉得极长，而且越到前线兵越少；不过战报却很热闹。经常有“遭遇战”力战歼敌的报告。事实上对于吴佩孚所希望的牵制锦州、绥中一带的奉军，可说全无影响。
最差劲的是王怀庆的第十三师，根本不懂什么叫战略战术，作战时由一个叫刘富有的旅长担任前敌总指挥，他派人搞一面大旗，往东往西，只看他所指挥的大旗行事；前进时皆是密集队形。李景林发现直军十三师还是这种老掉了牙的战法，便拉开一个大散兵线，远远将敌人包围了起来，很容易地消灭了直军的两个营，九月底由朝阳进占凌源，威胁平泉、承德。
自九月十七以后吴佩孚一直在四照堂饮酒赋诗、运筹帷幄；但前方战报不利，而李彦青一见了吴佩孚，便如芒刺在背，所以不断怂恿曹锟催吴佩孚上前线，他说：“待在北京城里当总司令，谁也会当啊！”
曹锟倒是对吴佩孚信心十足，不愿催他；但吴佩孚自己在四照堂坐不住了。首先是凌源失守的消息一到，他撤换了刘富有；接着连王怀庆的第二军司令都免了战，由援军总司令张福来接替。
其时李景林与张宗昌已打到长城边沿，所以双方的两路攻防，已联成一线，奉军第二路转攻直军第一军；直军第一军，则加派了三路的副司令，由三个混成旅长冯玉荣、葛树屏、时全胜担任。
在这条战线的攻防战中，两军争夺的焦点是石门寨。奉军自突破黄土岭口以后，部队便已由长城外面进入长城里面；长城至此，将到尽头，由抚宁县北的义院口关，婉蜒往东，至九门口急转南下，直到山海关。在这个环形地带，位于义院口关以南十三里的石门寨，宛如中流抵柱。如果奉军能攻占石门寨，不但东与山海关联成一气；、尤其有重大关系的是，自石门寨以建瓴之势，直冲南下至秦皇岛，可以截断京奉路，在山海关与奉军对峙的直军精锐，即无归路，为奉军东西夹击。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势，直军第一军总司令，也是吴佩孚手下第一号战将，外号“刺儿彭”的彭寿莘，除了树白旗以外，别无他策。
因此。奉军借直军一架飞机失事降落在敌军阵前的机会，以瞩抢飞机”为名，发动全线攻击。原来奉军早悬有赏格，如能夺获直军一架飞机，将赏十万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奉军各团各营，奋勇争先，攻势非常锐利。
全线攻击之中，必有一点突破；指挥官韩说春召集参谋会商，决定仍派平时由姜登选亲自训练的，冲破黄土岭口第十六旅孙旭昌团，担任攻坚的任务，占领一个高地以后，调回来休息；遇到难攻的高地，又调它上前。如此连续攻击前进，直军战斗力不强的陕军第二师，终于不能不放弃石门寨了。
由于前线的战况不利，吴佩孚不能不亲自出马了。十月十一日晚上九点钟，他率领直属部队，坐上讨逆军总司令的专车，由北京前门车站出发；随行有各国观战武官及中外各报新闻记者共一百余人，声势浩大，风光无比；吴佩孚认为比他前一年在洛阳过五十岁生日，“牧野鹰扬，百世勋名方一半；龙蟠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还要来得神气。
第二天上午四点半钟，吴佩孚的专车到达山海关，停靠在长城旁边；讨逆军总部，便设在专车上；直属部队则在山海关车站扎营帐“宿卫”。
吴佩孚是测量出身，对侦察地形是内行；一看当时的情势，非夺回石门寨不能稳住战局。这一来奇袭的计划，不能不改变了，预定进攻葫芦岛的两万人，悉数在秦皇岛登陆；这个华北唯一的不冻港内，停泊了渤海舰队的六条兵舰，廿几条运输船，还有廿几条外国兵舰；岸上则大军云集，将一个只有三百家住户的秦皇岛，挤得肩摩毂击，空前热闹。
后援军总司令；其实是奇袭部队总司令张福来，受命夺回石门寨与九门口。直军原来守九门口的是第十三混成旅；旅长冯玉荣通奉，不战而退，听说吴佩令亲临前线，怕被活捉处死，畏罪自杀，第十三混成旅便亦归张福来所指挥。双方的战况，非常激烈，奉军将张作相的总预备队六个团，由锦州调来，而看样子并没有顶得住的把握。
正当张学良、姜登选、韩麟春忧心忡忡，考虑从山海关正面调兵增援时，接到杨宇霆自沈阳打来的一通密电。翻译出来一看，无不惊喜万分，电文是：“金坛密示，大树回师，延陵全线动摇。”。隐语中的“大树”指冯玉祥；“延陵”指吴佩孚，只不知“金坛”是谁？后来是联军指挥部的作战科主任指出，清朝小学名家段玉裁是江苏金坛人，金坛必指段祺瑞；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消息，一百六十万日圆的“威力”，终于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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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胡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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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从北京出发，自通州经顺义，到了怀柔便停下来观望了。吴佩孚当然容不得如此，派人催促前进，于是经密云到了古北口，住在杨老令公庙；感叹杨业父子的遭遇，雅兴大发，做了一副对联，木刻悬挂。
他在古北口是等待消息，消息来自三方面。一是蒋鸿遇报告直军开拔的情况；二是教育部长黄膺白报告北京的政情；三是段祺瑞告知奉军的情况——段冯之间的主要联络人是贾德耀。
出古北口的第一站是承德以西的滦平；冯玉祥在此召集了一个会议，与会的人除了他手下的大将及重要干部张之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鹿钟麟之外，还有胡景翼的代表邓宝珊。会中只作了一项决议，将来倒戈回京时，要看情势。冯王祥深知吴佩孚的实力，若无把握，不敢轻发。
及至吴佩孚亲临前线，虽可证明直军不利，必须老将出马；但吴佩孚一到山海关，也须能将局面稳住。更须观望；因此发了一个电报到山海关讨逆军总部，报告军次承德1922—192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意大利共产党的代，沿途粮饷接济困难，炮弹潮湿，战力大受影响，同时探问第一路作战的情况。
吴佩孚其时正命他的参谋长张方严电催各军，火速前进。接到冯玉祥的电报，给了他一个复电，亦是催促进军，为了加强语气，特缀一句：“大局转危为安，赖斯一举。”冯玉祥一看知道战况不利；而就在此时，冯玉祥派到北京跟黄膺白去接头的代表刘子云，带回来一封复信，劝他早作决断。机不可失。这一电一函，促成了冯玉祥的决心，复电定于十月十九日回师南下，直指北京。
冯玉祥的计划是，首先鹿钟麟秘密兼程口京，会同新兴两旅的旅长孙良诚、张维玺，将部队开到北苑，会合蒋鸿遇的部队，一起进城，分任警戒。继命李呜钟的第八混成旅，直趋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两路的交通。吴佩孚派去监视冯玉祥的胡景翼的陕军，已预定改名国民军第二军，即日南旋，占领军粮城，滦州一带，截断直军的联络，防备吴佩孚回师西向。至于已抵承德的张之江、宋哲元两旅，亦令克期回京。
由滦平回到北京，需要四天的工夫，前锋预计在十月二十三那天可入北京。以冯玉祥的统驭能力，及他的部队的纪律来说，军事占领北京一体，共同胞，因而人应该爱及民胞与万物。又以为君主即，而要做到兵不血刃，匕图不惊，是有把握的事。但一夕之间，推翻一个政权，改朝换代，如果不能有一篇堂堂正正，布告天下的宣言；以及按部就班，和平接收政权的计划，那末这样的兵变，若非草莽作风，亦如宦官弄权，所以冯玉祥事先用密电约好黄膺白，在入古北口的第一站、密云县的高丽营会面——多尔表帅师入关时，朝鲜亦派兵随征，驻扎此地；因而称之为高丽营。
这件事，在黄膺白有如明朝景泰年间，徐有功策划“夺门之变”；事情不密，先遭杀身之祸，所以相当紧张。幸好冯玉祥的部署很周密，留守的蒋鸿遇，逐日预拟好的战报，发到山海关吴总部及北京的陆军部，所以政府之中，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巨变将至。
十月二十二日上午，黄膺白照常到教育部办公，还出席了阁议。中午回家，黄膺白关照司机，将公家车开回去给次长用；随车保护的两名侦缉队员，亦跟着车子走了。
饭后他总在午睡之后，两三点钟出门；这天亦仍旧是此一时分，开出私人的汽车，由黄太太陪着，到北京饭店把他放了下来；汽车开到东交民巷台基厂见“历史”中的“列宁”。，在闹区停了下来，黄太太进一家洋行购物。这些都是有意的做作，如果有人在侦探黄膺白的行踪，他的了解是：“黄部长在北京饭店看朋友；黄太太在洋行里买东西，等她买完了，会再到北京饭店去接黄部长。”
其实，黄膺白是从北京饭店前门进、后门出；预先雇了一辆汽车在僻处等候，坐上车出东直门，直奔密云；雇的是辆“老爷车”，路上抛了好几次锚，走了十个钟头，半夜两点多钟才到了高丽营。冯玉祥治军甚严，一望无际的帐篷，刁斗无声；幸好，他常应邀到冯玉祥的部队里去演讲，有个卫兵认识他，领到其中的一个帐篷，只见冯玉祥正席地坐在那里发愣。
“你老可来了！”冯玉祥一跃而起，“吃了饭没有？”
“十个钟头，水米没有沾牙。”
“先吃饭，先吃饭！”
勤务兵端来一盘馒头、一碟盐菜，还有一条不知什么小动物的后腿；冯玉祥说是弟兄打到的野兔子，特为留一条后腿款客。
就着热茶，吃得一饱，开始谈正事。黄膺白随身带得有墨盒纸笔，但帐篷中没有桌椅，无处安放，只好临时找到一家民居，敲开门来，说要借他的地方用；就在土坑上，冯玉祥将预先拟好的通电、取出来交给黄膺白看。
“对曹仲珊仍称大总统，把内战的责任，加到吴子玉一个身上，那末国民军不过为‘清君侧’而已，未免小题大作，师出无名。焕章兄，以为如何？”
“是，是！原要等你老来定稿。”冯玉祥说：“或者干脆你老另外写个稿子。”
黄膺白当仁不让，伏在土坑上，振笔如飞，先写通电的衔头，自近而远，天津是段祺瑞、张耀曾；正定是王士珍；上海是唐绍仪；广州是孙中山，都算是在野的大老，下来是各省巡间使、督军、督理。正文以“国家建军，原为御侮；自相残杀，中外同羞”开头，下分三段，第一段追叙民国九年以来，“无名之师屡起抗争愈烈、元气愈伤”云云，暗示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及这一回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始终是内战的主角。
第二段是“玉祥等午夜彷徨，欲哭无泪，受良心之驱使，为弭战之主张”说明倒戈的原因，以及“另组中华民国国民军，誓将为国民所用”，如内战再不停止，“不恤执戈以相周旋”。
第三段表明“全军已悉数到京，负责维持地方秩序”；至于“一切政治善后问题，应请全国贤达急起直追，会商补救之方，共开更新之局。”这一点，冯玉祥与黄膺白早已达成共识，要奉迎孙总理北上，与段祺瑞共同主持今后的政局，借此达到全国和平统一的自的。
冯玉祥看完通电，表示同意首先签了各，以下列名的是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第三军军长孙岳，热河都统米振标，以及国民军的旅长，大部分是冯玉祥部将的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刘郁芬、宋哲元、蒋鸿遇、孙连仲、孙良诚、岳维峻，有的亲署，有的代签。通电发出，冯玉祥的部队，后队改为先锋。一律臂缠白布，上书“爱国不扰民”五字，在熹微的晨光中，向北京正阳门前进。
其时吴佩孚在山海关的专车上，刚刚起身，吃罢蒸饺稀饭的早餐，全副戎装，带领参谋，赴九门口督战。出发不久，吴佩孚的日本顾问冈野增次郎，来找吴总部的政务处长白坚武，拿出两个已由日文译成中文的电报给他看；这两个电报，一个来自北京日本守备队；一个来自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内容大致相同，说“讨逆军第三军司令冯玉祥，于什三日下午六时，退出战场，未经枪战，即攻入北京，发动政变，曹锟总统已失自由，北京情况不明。”下面是一张发动政变人士的名单。
“这个消息可靠吗？”白坚武深表怀疑，像胡景翼，本来是受命监视冯玉祥的；他跟冯玉祥结怨已不止一天了。
冈野也不跟他争辩；只问：“吴总司令在那里？”
“他到九门口视察战况以后，中午会到秦皇岛。”
于是冈野坐上汽车，直驶秦皇岛；找到吴佩孚，出示电报。吴佩孚脸色大变，接着长叹一声：“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当初我本想撤换他的第三军司令，曹大总统替他求情，才没有动；如今曹大总统是自作自受了。”接下来又说：“最近这几天，我辗转反侧夜夜睡不着，转到左面，想到冯玉祥；转到右面，想到张作霖。现在事情已经出来了，我希望你们先保守秘密，免得动摇军心。”
接着，下令召集军事会议。其时直军靠两支部队，一支是彭寿宰的第十五师，担当山海关正面；一支是王维城指挥的第二十三师，及第九师，奉命出义院日，经乾沟镇，直攻东面的绥中；此地在明朝称为“中后所”，是出山海关第一个屯兵要地，如果攻了下来，足以截断奉军归路，但就在距绥中数十里，不难一鼓而下之际，王维城接到冯王祥倒戈，吴佩孚召集会议的电报，不能不下令，暂停进攻，以待后命。
“你们将各地守好！我回去杀冯玉祥；等我。回来，再直捣黄龙。”吴佩孚接着宣布，由张福来代理总司令。
“大帅回去杀冯玉祥，预备抽调那些部队带去？”讨逆军参谋长张方严问。
“有什么现成的队伍可用？”
“这里有前线撤下来的第一混成旅；天津附近还有曹七爷的一个旅。”张方严率直说道：“这两个旅不怎么能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