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某些成年人一样，有些孩子顺从地接受外界的规则限制。尽管如果有机会，大多数“棘手”的孩子最终都会安静下来，但有些孩子依然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放弃自我主宰的梦想。同龄人和监护人的行为至关重要，它决定了儿童是否将他人看作其随时可供利用的资源而对控制梦想紧追不放，直至成年，决定了其他自由是否可以作为补偿。
操纵我们的自由感会增强我们对影响技巧的易感度，这便是为什么尊重受害者个人选择的行为能够避免受害者的顽强抵抗的原因所在。获得新的自由对我们的影响远不及现有自由受到威胁所产生的影响大；我们通常更喜欢被巧言哄骗，更喜欢他人不着痕迹地恭维我们的控制力，而不是被他人胁迫而改变我们的行为。这种偏好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同任何一种情感一样，自由或抗拒从不会独立于大脑或身体而存在。同其他积极情感一样，控制力是自由的一大特征，一旦缺失便会触发抗拒，它关系到我们的生理及心理健康。由于失控而触发的抗拒，就像其他消极情感一样，可能会在人类或动物体内诱发疾病，甚至导致猝死。
狡猾的试图影响他人的人明白，一旦抗拒被触发，目标对象可能随时发起反抗，变得更加难以控制。因此他们可能会尝试着让受害者感觉到自己仍然掌握控制权，比如明确地请求对方的同意——“我能占用您一点时间吗?”——或者在推销商品的言辞中加人一些短语如“您的决定”“由您选择”，或者“一切由您做主”。通常，自由被吹嘘的程度往往反映了它实际上被限制的程度。在独裁者的语录中很容易发现其对自由的吹嘘。一个不那么极端的例子便是英国和美国媒体向人们提供的被过分吹嘘了的“选择自由”。原则上，如果一个人想要了解最新的资讯，可供其选择的报纸、电视、电台、网站等之数量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但实际上，任何一个重要的新闻事件都能反映出：虽然这些新闻表面上有着不同的来源，但其本质却都是一样的。当然，我们可以选择所需信息的基调——自由的或是保守的，国内的或是国际的，高雅的或是肤浅的。但是，通常让我们无能为力的却是如何设定标准来决定什么可以归类为新闻，因此我们也无法决定哪些新闻可供我们选择。
对洗脑（以及其他影响形式）的易感度与大脑所处的状态密切相关。这部分取决于基因：研究表明，前额叶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基因的影响。较低的教育程度、教条主义、压力以及其他影响前额叶功能的因素都会促成过分简单化的、非白即黑式的思考。如果忽视神经元，未能成功刺激神经突触，固执地抵制新体验，或者用药物（包括酒精）、睡眠不足、大喜大悲，抑或是长期压力来锤炼你的前额叶皮质，那么当遇到下一个极富魅力之人时，就极有可能受到其极权思想的吸引。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年轻人加人邪教组织、迷恋时尚与名流，并常常对不合时宜的行为榜样产生强烈爱慕之情的原因，这些行为令周围沉着冷静的长辈们困惑不已。
然而，前额叶滥用并不仅限于年轻人。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成熟起来并且获得由随之而来的对于产生影响力的武器的免疫力，但是我们必须付出努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将认知图景的隐喻扩展一下，我们可以这么说，培育一个大脑就如同培植一个花园；我们的目标是将其从最初的一片荒芜改造为一个令自己及他人都满意的模式。在幼年时代，我们的园丁就是那些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监护人、兄弟姐妹以及朋友，我们受到的最初影响便来自于他们。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越来越有能力接管园丁的工作，并设想自己——目前地球上最独特的物种——就是自己的园艺师。我们寻找那些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梦想的人和经历；我们试着去了解为何诱惑、消遣、偏离并非那么有趣，从而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年龄的增长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因为一切事物都会随之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当然，并非人人都会醒悟到自己才是改变自己命运的主宰。有些园丁一生都在沉睡之中度过，将这一重任压在周围人的肩上。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如果另一个园丁试图接管你宽敞的花园，那么用他（她）所偏爱的样式去改造一个杂乱无章的花园要比改造一个之前保持完好的花园更为简单。花园与园丁的比喻，同样也适用于大脑与洗脑者，但值得一提的是，大脑比任何一个花园都复杂得多。即使是控制得最好的大脑也永远不可能像花园一样整洁有序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十分苛刻的园艺劳作可以让花园异常整洁有序。
前面已经讨论过情感在试图影响他人的企图中的重要性，并且也已大体了解了一个更为丰富的精神世界所具有的防护性。不过，还存在着第三个因素：自知之明，即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只是黏土而非钻石的自知之明。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我们便会知道我们能够培养自己的认知网，如同塑造花园一样塑造认知网。了解大脑能够被改变这一事实是抵抗他人强制改变我们大脑的第一步。顺便提一下，这就是鸡为什么会对眼前从地面上拉起的绳索着迷，或是被眼前来回晃动的手指所催眠，而通常人类却不会这样。尽管在看到一位迷人的女士从一群男学生身旁走过时，任何人都可能怀疑人与鸡的这种进化差异是否真的存在，但绝大多数人都比鸟类更难被催眠。因为我们事先知道自己是可以被改变的，而鸡却不知道。
追逐权力的人
在考虑过哪些因素可能致使我们容易被洗脑之后，现在我们可以提出与之互补的问题：是什么造就了一个试图影响他人的人？首先，最显而易见的答案便是动机：试图影响他人的人必须有改变他人思想的欲望。在此，控制欲——一个人自由感基线的设定——是至关重要的。基线设定得越高，当自由受到侵犯时所触发的抗拒就越强烈，因此产生的对环境——尤其是对人类环境的控制欲也就越强。也许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以下一点：为什么先前为了自由而竭力奋斗的人一旦革命取得胜利后，便会如此轻易地转变为严酷的独裁者。
由于简单的事物使人感觉更易掌控（对比引导一个孩子和领导一个政府孰难孰易），因此高度的控制欲便往往会伴随认知上的简化：这也正是罗伯特·利夫顿所说的“极权思维”。简易对于那些处于困惑中的人们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这样的人有很多——因此表达一个简单的信息通常比推销一个复杂的观点容易得多。无论对个体还是对社会，如果相互竞争的利益能在一个简单清晰且可辨的信息基础上达成一致的话，那么他们能向外界施加的整体影响力便会大幅提升。实际上，同大多数社会群体一样，许多个体已经高度系统化了，从而使得单一、简洁的信息灌输并不可行。那些统治我们的人还会利用其他策略：如使命宣言、声明，当然还会诉诸虚无思想。虚无思想的模糊性被巧妙地运用从而增强了它们对公众的感染力。但当个人或政治混乱占据主导地位时，伴随极权思想产生的清晰的洞察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堪比逃离深渊的救生索。
领袖魅力
正如我们在前面几章中所看到的，领袖们的影响力通常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简单清晰的洞察力。领袖魅力——“领袖和权威的禀赋或力量；一种气场。也即激发献身和热忱的能力。”——能够通过可感知的力量，即亨利·基辛格所说的“终极催情剂”，得到极大的提升。魅力也可以由强烈的自我意识、目的专一的印象来获得提升。回想第11章中提到的乔治·安斯利将人类大脑描述为利益追逐的角斗场，我们便能够看出“专一”这个术语用得多么贴切。尽管各方利益进行着对抗——“吃掉这块巧克力”对抗“要坚持节食”——但迫于有限的资源，它们有时也不得不进行合作；因为人类只有一套四肢。（那么，是否拥有更多肢体可供摆布的章鱼的大脑就不如我们的大脑那么易于合作呢?）合作的程度越高——瞄准同一目标的利益越多——人就会越专一，对他人就越具有控制力。那些心思散漫的人也许会嫉妒那些具有强烈目标感的人，因为这些人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免去了冗长乏味的内部分歧。
然而，清晰的洞察力还不足以产生领袖魅力：一个人还需要足够的社会技能以及自我信念来激发其追随者的献身与热忱。如果没有这种顺畅的人际交往，那么结果就只能是独自的执着，这一点牛津大学的任何一个学院就是明证。甚至满足以上条件仍然还可能无法培养出领袖魅力。如前所说，非凡的领导能力所依靠的不仅是自身的人格魅力，还取决于其所处的环境：领导者必须能够主导时代精神。机遇与时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准邪教领袖最终成为曼森，还是摩西。正如安东尼·史蒂文斯和约翰·普赖斯在《先知、邪教与疯狂》一书中曾所论述的：有时，环境所需要的就是一个新鲜的视角 个全新地看待当前令人厌烦的处境或问题的方式。这种获取信息并以新颖形式对其进行重新编排的能力正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特性之一。然而，一些异常富于创造力的个体会特别擅长于安东尼· F．C.华莱士?所说的“迷宫道路重组”，他们能将自己关于文化的各种当前思想的元素（迷宫道路）进行重新组合，使其成为一个全新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形式，从而为先前貌似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这些人也容易偏执，相信超自然现象，有不同寻常的视觉及听觉体验（例如，当没有人在场的时候听到人的声音）。这些都是精神分裂症的轻微症状，并且事实上已有证据表明，高度的创造力会增加精神错乱甚至躁郁症的风险。
具有高度创造力的人似乎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思考，他们更多地依靠直觉而非传统逻辑。他们能看到别人无法看到的事物间的联系，这种灵活性使得他们能够更充分地做好准备以实施庞大的内部改组，即迷宫道路重组。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说，高度的创造力已被证明与颞叶的高度易变性（即处于大脑该区域的神经元异常活跃，详见第7章）有关。具有高度创造力的人，其大脑也许并不一定比一般人大，但一定是联系更密切的一有更多的神经突触将其神经元连接在一起——这有可能促使他们有能力以不寻常且创新的方式联系不同观点。然而，创造力对于领袖魅力来说还远远不够：许多有高度创造力的人并不怎么富有领袖魅力。一旦迷宫道路被重组，其创造者就必须拥有足够的热情来采纳自己的新观点，并且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执行下去，同时还要具有理解和满足他人需求的能力（这样才能吸引追随者）。
尽管从长远来看，现实倾向于朝着极权主义思想家设想的那样，迫使所有人——除了最顽固者——接受自己并不受欢迎的存在。但从短期来看，极权思想家仍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最高明的煽动家会时刻注意控制局面，他们从不会忘记自己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并且会利用确定的目标以及权力的光环胁迫和鼓舞其追随者。如果他们并不像我们有如此之多的顾忌，并且仅仅视我们为其达到目的的利用工具，那么这种人将是极其危险的。一个高效的洗脑者知道应该如何运用压力，如何消除紧张与疲劳、痛苦与孤立、组织魄力与屈从压力，以及如何压制促使我们停下来思考的资源，从而让我们回到本能状态。
※本章小结
你的大脑如何发展，它吸收哪些观点，追随哪些时尚，鄙视哪些幻想——所有这一切对你自己来说都是高度个性化的。我们在压力易感性方面的细微差异，所遭遇的不同观念或是在童早年时期他人对待我们的方式，都会随着时间而膨胀，最终演变为成年人格中的巨大差异。我们作为成人所具有的个体差异是由基因遗传、经历以及存在于大脑中的无数认知网塑造而成的。
但是，影响我们的很多思想并不仅仅是个性化的。我们很大程度上意识不到的是，他们——还有我们——都是由社会交往、文化环境、我们所生活的群体和聚居地，以及一出生就畅游其中的知识海洋等塑造而成的。下一章中，我将对这些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进行探讨，追问它们是如何促进或阻碍大众思想控制的有关企图的。
Philip Massinger（1583—1640）：英国剧作家。他的剧本以讽刺和现实主义，以及政治和社会主题而著称。
Samuel Daniel（1562—1619）：英国诗人和历史学家。
Henry Kissinger（1923—）：犹太人后裔，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前国务卿。
Moses：摩西是纪元前13世纪的犹太人先知，旧约圣经前五本书的执笔者。带领在埃及过着奴隶生活的以色列人，到达神所预备的流着奶和蜜之地——迦南（巴勒斯坦的古地名，在今天约旦河与死海的西岸一带。
Anthony Stevens（1933—）：著名的荣格分析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撰写了大量关于心理疗法和心理学的著作。
John Price：与安东尼合著《先知、邪教与疯狂》，另著有《媒体研究》等。
Anthony F．C．Wallace（1923—）：美籍加拿大裔人类学家，专攻美国土著文化，特别是易洛魁族文化，其研究展现了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的交叉。因复兴运动理论著称。
第13章 思维工厂
正如种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一样，宇宙的利益也同样高于任何一个生物的利益。
《女巫之链》
关于“宇宙”的问题，请参阅以上引用中所包含的“社会”部分，你会从中发现一些有关极权主义（可追溯到欧洲15世纪）的简要概述。只要是为了种族或物种的生存，无论个体经受多少苦难都是理所应当的——这样的断言是结果论的社会性版本，主张“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种臭名昭著的论点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尼古拉·马基雅弗利（1469—1527）有关，尽管他因此受到了强烈的谴责，但其实他并非最早提出该论点之人。相比之下，“极权主义”一词自1926年起（据《牛津英语词典》所载）便为英语语言增色不少。在那些极权主义者，如20世纪的超级独裁者希特勒的思想中，结果论得到了最强烈的体现。
20世纪同样为我们带来了“洗脑”一词，这相当于无所不在地散布着“社会渴望独裁者”的谣言。洗脑术扬言一定能够找到科学可靠的方法来实施对人类思想的完全控制。然而，远在现代技术出现以前，掌权者一直别出心裁地利用着各种技巧——从花言巧语到严刑拷问——将自己的思想意识强加于他人。他们确信自己掌握着通向至善的钥匙，要求人类追求这种至善——无论这个要求来自上帝、亚里士多德、历史的力量还是其他权威偶像——并由此塑造了他们所处社会的思潮。正如我前面所论述过，他们改变他人信仰的企图直至今天仍能引起共鸣。
目前为止，我们所做的探讨基本都集中于被我称为“强制洗脑”的问题上，你可能会在邪教或战俘集中营中发现这一形式的洗脑。然而，我也同样探讨了一种更加潜在的操控形式，即暗中洗脑，这种洗脑形式常用于国家为控制公民而传播某种思想的情况。想要了解暗中洗脑，我们就必须先了解对于社会主宰者来说，思想为何如此重要，它们如何得以传播，并且何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这些问题便是本章要研究的重点。
富于感染力的观念
谎撒得越大，其被相信的可能性就越大。
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
第3章中所讨论过的模因论学说将思想比作病毒，并强调了人类对认知感染的易感性。在更古老的比喻中，思想被喻为疾病，而模因论正好成为一个新的结合点，补充了第4章中所讨论过的将洗脑看作康复疗法的比喻。例如，《古兰经》中反复将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描述为内心患有疾病的人（见《古兰经》第2章第10节）。当然，人类向来惧怕疾病。现代社会尤其恐惧传染病：即使是死亡人数极少的突发性疾病，也会成为国际新闻的头条。尽管进化论的确向我们提供了人类与微生物互利共生的许多实例，但我们肠道细菌的“知名度”却远不如它们更为致命的细菌亲属。因此总的来说，传染病仍然是个极为负面的概念。所以，“思想如传染病”的比喻，即使以所谓中性的模因论科学的形式出现，也仍然带有严重的贬义色彩。我们所感染的大脑模仿病毒，以及内心的疾病，恰恰是那些讨论这些问题的人所反对的观念。无神论者提出模因论这一术语，根据他们的观点，宗教信仰即是大脑模仿病毒的最佳范例。据世界上最主要宗教之一的神圣经文所述，没有信仰是内心的一种疾病。惊奇，实在是惊奇！
“思想如传染病”的比喻不仅有助于科学权威将思想意识伪装成科学，同时也为宗教统治者们将宗教信仰伪装成真理提供了方便。然而，它也同样有助于强调思想在人类文化中的重要性。我们头脑中所持有的观念并不只是神经元无聊之时的涂鸦；它们会影响我们的行为与互动。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许多认知网都是公共观念。正如没有任何两只猫会完全相同一样，大脑会使认知网发生独特的屈折变化；但大脑与大脑间总会存在足够多的共同特征以保证它们同属一个物种。
认知网高度易变的一个特征就是其控制忠诚度的能力。一些信仰可以被归类为约翰·贝奇曼所说的“模糊信念”。而另外一些信仰，对于感染它们的人来说，则可能同任何一种病毒一样，会造成致命的后果。举个例子，如果你碰巧不幸和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患者同坐一班飞机，你仍有可能不被感染；即使被感染了，你也还有大约百分之十的存活几率。然而，如果和你乘坐同班飞机的是一个愿为其宗教信仰殉道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那么你的存活几率将立刻降低为零。
思想的重要性
我思故我在。
勒内·笛卡尔，《方法论》
我们从周遭世界获得的思想，或在先前无关联的认知网间形成联系时所建立的思想，正是构成由那个“魔力织机”——即人类大脑——所织就的华丽挂毯的条条丝线。这就是我们被裁剪成的那块“布”，我们所持有的思想就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信仰不是附属品，它并不仅仅是神经突触歌舞表演的伴奏者；相反，它往往起着定调的作用。对于虚无思想来说，情况尤为如此，因为它们能够开发并利用我们的情感能量。第9章中我们讨论过，在紧急情况下，情感可以充当捷径，因为此时我们无暇利用“停下来思考”的能力。（即使大脑高层管理也会对火灾警报作出反应。）实际上，将强烈情感与虚无思想联系起来会提供错误的警报。受到操控的大脑会像面对紧急情况一样作出反应，它不会停下来进行思考，而只会简单地选择最明显的方式采取行动。
在紧急情况下，这种行为方式通常也是正确的：例如从火灾中撤离，或躲避捕食者。但有时这种行为方式之所以显而易见，是因为它早已被发出错误警报的操控者提前做好设定。试图影响他人的人发出警报向受害者施压，使其产生某种特定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并不一定符合受害者的利益）。早在阿道夫·希特勒出现以前，感染了反犹太主义虚无思想的人并非简单地认为犹太人肮脏。他们曾针对该“问题”提出过解决方案，并且多数情况下也是按照方案执行，这可以在欧洲国家（包括英国）虐待犹太人的可耻历史中得到证实。那些激发纳粹党人谩骂式的反犹太主张极为荒谬：它们要么充满逻辑漏洞，要么缺乏证据，要么二者兼有。当时有少部分人勇于指出了这一点。然而，大多数德国人仅仅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他们的情感已然被涂上了特定的底色，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德国文化中广泛存在的反犹太主义所占据，他们已无可救药地感染上了“犹太性”的虚无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恐惧或者厌恶）。纳粹的政治宣扬由此获得了肥沃的土壤。即使是以最有力的形式呈现的理性思想也得费尽力气进行辩驳。
同个体一样，社会群体往往也需要一些刺激因素（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引发停下来思考。如果刺激因素的天平更倾向于像德国纳粹那样不停下来反思，那么虚无思想便可激发强有力的行为，即使该思想本身与个人经验直接抵触。德国的犹太人并非不起眼，其中许多人都是值得尊敬的专业人士：清白、诚实、可靠。但是肮脏、病态，并且极度贪婪的负面形象已成为大家对犹太人的模式化印象，这一印象已被如此广泛地接受，并且也已成为德国文化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以至于即使有个别反例出现，大家也根本不以为然。要么将他们转移至认知图景的另一区域（“我的朋友丹尼尔并不是典型的犹太人”），要么忽视他们或者尽量减少同他们的接触（比如设立犹太社区），由此避开可能挑战这种固有偏见的遭遇。纳粹激进分子做得更甚，他们将犹太人的生活质量降低到一定程度，使其无法再维持哪怕最基本的体面形象。这样一来，犹太人肮脏且病态的负面形象再次强化了纳粹的“犹太性”思想，并进一步坚定了犹太迫害者的信念，这是一个不断丧失人性的恶性循环，并最终导致大屠杀。除了屠杀，还有对于净化的需求，这种净化需要运用掩埋或火化这两种处理病害的传统方法对污染物进行完全清除。虔诚的纳粹党人认为，犹太人移居他地并不是一个恰当的选择，只有完全消灭他们才能根除这种传染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