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们有另外的选择：暗中洗脑。我对它的定义很宽泛，包括广告和媒体的细微之处、富有魅力领导者编织的虚假乌托邦，以及所提到的思想控制技巧（关于这个问题，下一章有更多的说明）。如果能够成功，暗中洗脑将比强制洗脑拥有更多优势：它能避免触发抗拒。当然，这种方式也有风险，因为受害者一旦不合时机地意识到自己受到了欺骗，就会产生激烈的反应。而暗中施予影响的人往往在这种情况真正出现之前早已达成目的，寻找下一目标去了。因此，他们的目标就是要确保受害者不会将他们的行为定义为影响企图。
相对于强制性洗脑来说，暗中洗脑是个更简单的选择，尤其当我们需要的仅仅是暂时性的信仰改变时。它并不需要在有意识的情况下进行。实际上，如果施骗者对自己的话深信不疑，或者他能令人信服地佯装成那样，那么成功的几率会很高。这并非如其表象那样，是一个不成熟的二分论：有的发言者在为某事进行辩论时，会感觉自己对自己所说的话深信不疑。而一旦情感的火焰熄灭，其信念并不一定比争论本身更持久；但只要火焰还燃烧着，他们就是完全真诚的。人类已经开发出了非常精密的测谎仪器，但这些仪器却并非绝对可靠。对于受害者来说，要察觉出连撒谎者自己都相信的谎言（即使只是暂时地相信）是件难以办到的事。
然而，暗中操作对于意图进行大规模控制的洗脑者来说也有其困难之处。在一个有着各种不同背景、信仰和欲望的群体中，暴露的危险会加倍，如果这个群体拥有多种信息获取途径的话，这种危险系数还会增加。即使是在当今限制最严的社会里，真理的来源也不止一个。对洗脑者（无论是国家或是个体）来说，最理想的情况是将他们的目标群体孤立出来。但如果这样行不通的话，我们还可以想办法使目标群体感觉自己是孤立的，例如，夸大其词地向他们描述外部威胁可能带来的危险（即定义或强化“组织外”的概念）。一个明确标志的敌人（如基地组织）往往是很容易树立的，尤其当这些敌人自身并不总是易于识别时：我们可以通过向人们暗示这些敌人的存在而在目标群体中掀起更大的不安。洗脑者总是希望使自己的目标群体处于紧张或繁忙之中，抑或两者皆有，因为这可以降低他们停下来思考的可能性。
考虑到现代社会的规模，对于单独的个体来说，如果没有团体的支持，想要进行大规模的信仰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想要获取这样的支持，试图对他人施加影响的人就需要用到贯穿本书的各种方法。他需要用一些虚无思想来装饰自己华丽的辞藻，巧妙地利用语言使受害者的大脑与一些相关联的事物挂上钩，并确保他的教义是简单且令人难忘的。正如柏拉图对话录中所记载的苏格拉底一样，在企图改变受害者思维的每一阶段，他都会试图获得对方的认可。尽管他的目的是让受害者感觉到不幸，于是让其受害者向自己寻求事实上早已为之准备好的“援助”，但他仍要竭力使自己显得可爱、幽默且充满人性；同时，他会通过嘲笑而非使用武力去压制一切威胁到自己观点的挑战，并时刻向受众强调自己同他们的共同之处。他可能还会给人留下能够与人坦率沟通，甚至善于自我批评的印象（比如，在早有预谋的讨论中利用自己的追随者进行自我批评）；但他所传递的信息却往往是相同的，尽管有时他所谈论的似乎是其对立面。与此同时，他还会特别注意避免给人留下不可靠的印象，他会利用自己信念专一的形象来提升自己的领袖魅力。他会希望通过以上方法来宣扬自己的事业，获得定期接近媒体的机会，让人们开口说话，并使那些受人尊敬的权威们在提到他的观点时，能心服口服地认为它们不仅仅是合理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
人类的大脑早已被设定好了，用以探知所接收新信息与已储备旧信息之间的变化和不匹配。因此，试图影响他人的人可以通过使自己显得新颖独特、与众不同来吸引注意力，他们的确也是这样做的。但这样做的缺点是，他们试图强加给目标对象的思想与早已存在于目标对象头脑中思想间的鸿沟会减小这些新思想被接受的概率。相反，循序渐进却更易被消化。（采用足够细化的步骤能够将一个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转变为一名冷血杀手。）了解自己的目标受众同样有助于塑造洗脑者的陈述风格。除了利用大脑对压力和改变的反应外，洗脑者还会使用一些对自己有利的现存的社会压力。通过将自己选定的“组织外”与一些社会所不容且有害于组织的性格特征如自私、背叛、下流、疾病以及会引起大面积痕疫等联系在一起，洗脑者一方面加重了组织外对目标群体的威胁感，另一方面也给予其受众以信心，让他们相信自己并非自私、不可靠、污秽之人，也不会给地球带来瘟疫。这一切不仅适用于组织，也同样适用于个体，但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暗中洗脑可能会有多种多样的形式。
※本章小结
同强制性洗脑一样，无论使用哪种具体的技术，暗中洗脑都会有其局限性。使用暗中洗脑往往有一个不幸的副作用，即会加深洗脑施予者自身对他人的怀疑心态。（试想，如果你能行骗，那其他人为什么不能呢？）随着控制程度的加深，暗中洗脑可能也会随之使用强制性手段——试图从欺骗转变为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强制性洗脑以确保被洗脑者屈从——因为单靠暗中洗脑将永远无法完全舒缓被洗脑者的恐惧和猜疑。另外一个问题是，尽管暗中洗脑能在短期内起到一定的作用，或者能够改变认知图景中极微小的一部分，但它似乎无法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做到传统意义上要求洗脑所需达到的系统性转变。并且，正如我们从整本书中看到的那样，即使是以上那些问题——尽管有时候这样的改变可能让人印象深刻——也可以用社会心理学的术语进行解释。作为改变信仰的洗脑肯定存在；但我们还未发现“神奇子弹式”的洗脑存在的相关证据。
然而，“神奇子弹式”的洗脑却恰恰是实现控制，特别是大众控制所需要的手段。尽管一些科技人员已毫无疑问参与了现代世界某些最糟糕的暴行（这并不是近代才有的趋势，阿基米德和莱昂纳多·达·芬奇都曾致力于战争武器的研究），但他们仍然无法想出一个能进行思维控制的万无一失的方法——除了肉体上的消灭，这种方法自该隐杀害其弟亚伯时就已存在。然而，对准洗脑者来说，仍然有希望。最近，科学技术已经开始揭开人类大脑的一些奥秘；而且知识至少是潜在的力量。也许那颗神奇子弹终究会被发现。
在下一章中，我将会着力探讨在不久的将来，大脑科学可能为那些怀揣思维控制梦想的人提供些什么。
John Betjeman（1906—1984）：英国诗人、作家、播音员。他是维多利亚学派的创始成员，维多利亚时代建筑的激情捍卫者。
Mikhail Bakunin（1814—1876）：俄罗斯革命、哲学家、集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他被称为无政府主义理论之父”。
Ruth Ellis（1926—1955）：因谋杀其情人大卫·卡恩而被执行死刑的最后一名英国女性。
Murray Edelman（1919—2001）：美国政治学家，致力于符号政治和政治心理学研究。
Slobodan Milosevic（1941—2006）：前南斯拉夫政治人物、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1989—1997）、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南联盟）总统（1997—2000）、塞尔维亚社会党创党人和领导人（1992—2001）。2006年3月11日在海牙监狱中去世。
Heidegger（1889—1976）：德国哲学家，在现象学、存在主义、解构主义、诠释学、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心理学及神学等领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Terry Eagleton（1943—）：当代西方文论界继威廉斯之后英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他一直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左派”自居，对马克思的坚守和发展使其理论独树一帜，备受当今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意识形态”这一理论史上人言人殊的难题，是伊格尔顿思想的理论基石，是其文化批评的核心范畴，是其思考文学、美学的前提。
John Street：东安格利亚大学经济和社会研究学院教授，著作有《政治与大众文化》《音乐与政治》等。
Haim Ofek：纽约宾厄姆顿大学经济学教授。著作有《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等。
第14章 科学与梦魇
人的思想是被操控了的；我只是想让人们得到更有效的控制。
B．F.斯金纳，《访谈录》
在1977年首次出版的《探寻“满洲候选人”》中，记者约翰·马柯斯深人调查，描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如何历时数载并耗费巨资研究万无一失地给人们洗脑的方法。尽管马柯斯承认中央情报局大量关于思想控制的研究遥遥领先于与其相对应的学术研究即行为科学，但就他所知，该项研究失败了——至少目前没有成功。中情局官员就洗脑策略做了调查并开始了他们的研究计划，“他们指望运用最新技术手段来取得进展。通过十年的研究，中情局得出了颇为可怕的结果，中情局的官员们始终未能找到他们认为可以完全依赖的洗脑技术”。
美国通过招募世界一流的研究人员并给予他们足够的发展空间。它的这种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曼哈顿计划”中充分体现了其价值。曼哈顿计划取得了当时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实现的突破：第一颗可投入战斗的原子弹诞生了。然而，中情局用了更长的时间，倾注了如此多的人力和物力却仍然无法攻克思想控制的难题。或许这种挑战终究难以攻克。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就完全不必再对洗脑有什么畏惧。然而，1977年，约翰·马柯斯并未因此而放松警惕。“一个自由社会防范不道德的行为矫正的最好方法是：公开披露和公众觉醒……如今，行为技术已覆水难收。研究工作注定要继续前行。”
尽管中情局关于洗脑的调查研究仍可能无法达成其最终目的——即取得对人类思想及行为的完全控制——但该机构在这个过程中也探讨并应用了许多不同的技术手段：例如，能改变思维的药物如LSD（LSD指的是麦角酸二乙基酰胺，是一种强烈的中枢神经致幻剂）、催眠术、感觉剥夺，甚至是“模式分离”实验，该实验使用强烈的电击疗法，并常常伴以药物，导致目标对象持续性睡眠，其目的是要将目标对象的头脑变为一张白纸以强行输人新的信仰。偶尔，我们会出于道德缘故而废弃一些折磨手段，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实验证明它们并不可靠。例如，尽管“模式分离”能够抹去记忆，使受害者变得迷惑且被动，但实验表明，要将新的信仰强加给受害者远比预期困难得多。其他洗脑技术，如药物、催眠术，以及感觉剥夺（例如，给罪犯戴上头罩），仍在被人们使用。此外，自马柯斯的著作写就以后，我们对人类大脑的科学认识已经有了极大的提升。那么，将来甚至当下的神经科学研究是否能为试图影响他人的人提供帮助，以使思维控制的梦想转变为现实呢？这也正是我们本章要探讨的话题。
重温大脑构造
从第7章中我们得知，构成大脑的基本单位是神经元。这些微小的细胞频繁地浸润在液体中（脑脊液），接受、合成、传送电信号。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传递是通过喷射化学物质（神经传递素）并渗过神经元之间的间隙（神经突触）来实现的。这些化学物质在受体神经元表层与特定分子（受体）相互作用，从而影响大脑的行为。
换句话说，神经元——乃至大脑——是电化学实体。他们都受到多种分子和电刺激的影响，因此也受到磁场的影响，因为迈克尔·法拉第和詹姆士·克拉克·麦克斯韦早在19世纪就向我们展示了电和磁作为潜在统一体的两个表现形式。实际操作中，人们往往把导致思想转变的影响细分为很多类型，这些类型反映了传统的科学划分。物理性影响包括自动放射、电磁辐射（包括视觉影像、温度变化、磁场等），以及最近刚刚提出的量子效应。从技术层面讲属于该分类，但通常被认为是独立存在的器械或机体影响：如外科手术、机体损伤和疾病。机体损伤和疾病通常不易区分。例如，脑瘤可能通过两种方式严重危害人体：一是改变体内化学物质的分泌水平；二是物理性地破坏细胞的生长，甚至两种方式同时进行。化学性影响包括神经传递素、荷尔蒙、饮食和药物（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分类常常会产生重叠）。这些作用物一部分会直接作用于神经元，另一部分则会在人体内转化为活性物质。它们有的会影响神经元的内部结构以及浸润细胞的脑脊髓液的电平衡；有的会作用于细胞膜，有的甚至能穿过细胞膜进而改变神经细胞的内部运作。当那些神经元内部运作包括了神经元的基因时，那么破坏这些神经元的作用物通常又会被归类为基因影响。最后还有社会影响：如对语言、文化、人际关系等方面笼统的描述。
同基因影响一样，社会影响也被认为是由大脑的电化学变化引起的。然而，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无法完全清楚地解释它们究竟如何发生（或者说，以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这的确是无法解释的）。当一个细胞生物学家提到“基因开关”时，这其实是在阐释一个复杂的机制，而该机制是经过多年耐心研究才揭示出来的（而且至今仍未完全了解）。当神经科学家提到“思维理论”或“面部识另| J”时，这种阐释涵盖了更多的假设，缺乏足够的实践支撑，因为社会神经科学远比基因复杂，发展也落后于基因科学。无论如何，除非有人能够提出有实践支撑的、经得起检验的反面言论，否则这种假设，即认为一切造成大脑变化的影响都归咎于大脑内部的电化学变化，将很有可能一直保持其稳固地位。
物理性影响
本书已有提及，从理论上讲，试图改变大脑中的思想的人有两种选择：一是对大脑本身进行直接操控；二是对大脑所处的即时环境进行间接操控。实际上，大多数致力于改变思想的努力都涉及对环境的改变。中情局有关控制思想的尝试，绝大部分都是以这种间接形式进行的：如感觉剥夺、仿苏联模式的审问手段等。
我们周遭环境的一个明显改变便是大众传媒——如电视业和互联网——的发展，这种改变（不同于感觉剥夺实验）所拥有的力量能够同时影响很多人。这些技术是对物理科学的具体应用，它们为我们的现代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脑科学家苏珊·格林菲尔德在她的著作《未来的人类》中预测道：随着大众传媒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它们将跨入复杂的虚拟现实领域，创造出越来越多幼稚化、易受刺激驱使，且不善社交的用户，这些用户的每一项需求都能够通过无比警惕的信息技术得到预测和满足。格林菲尔德认为改变了世界，就改变了生存在这世界上的人。生活在富饶西方的我们所冥思苦想的变化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人性。
在20世纪，中央情报局并没有将虚拟世界的系统整合纳入技术成果的范围。中情局的一些极具争议的尝试，如模式分离实验，采用的是直接干预的方式。自从怀尔德·彭菲尔德等神经外科医生发现向患者的大脑通人电流能够唤醒知觉、运动或记忆后，对于那些有着高度控制欲的人来说，通过向大脑或人体植人某种物质来对人类进行直接的控制就成为了一种令人激动的可行行动。近年来，经颅磁刺激（TMS）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它通过直接向大脑施加电磁影响，（暂时性地）大规模干扰神经元。人类已经尝试过对一些简单的动物行为进行控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彭菲尔德认为该方法也可以运用于控制较简单的人类行为。而要控制一些更为复杂的行为——如个人思想等——则已经证明是不可能的。人类是如此多变且难以捉摸，而当今的微电极和神经植人技术又极不精确，这使得我们目前还无法征服自己头颅中那个神秘的世界。
要了解和控制人类，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最大阻碍便是技术问题。神经成像技术可以让科学家窥视活体大脑，但若要进行细节化的思想操控，这样的图像仍然不够清晰。类似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这样的技术，其理论依据是：血流会涌向大脑中努力工作的区域。但是，在神经元周围血管加快其运输速率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神经元才开始活跃起来；而在此之前，许多认知网早就完成了短暂的“闪耀”，继而“暗淡”下来了。脑磁描记法（MEG）能够对大脑中电磁场的变化进行测量；这种技术避免了时间滞后的问题，但与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不同的是，它无法渗透到大脑的深处。然而，这两种技术成像的纹理都不够细密，除了能够看到大量神经元簇外，根本无法提供任何可以认识大脑的细节信息。但即使是在如此低的分辨率水平下所产生的信息数量也对当今的信息技术和统计分析产生了推动作用。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理论上说，这些方法论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而实际上，想要为精确的思想控制提供帮助，神经影像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无论如何，我们总有一天能够达到足够的技术精度和运算能力，以从活体大脑中隔离出独特的认知网，并追踪特定的人受到刺激后体内独有的神经通路。或许，我们会有足够先进的统计技术，以极高的精确度在嘈杂的环境中辨别信号。也许科技水平还会进一步提高，使得我们可以对大脑实施秘密监控。目前，要对大脑进行扫描的话，需要将大脑及人体置于一种类似于巨型洗衣机的仪器。这对于当事人来说，是极其幽闭恐怖的经历，因为若想要获得有效的实验结果，被扫描的大脑必须保持清醒且不能移动。换句话说，不管实验对象多么不情愿，他也必须积极配合。但如果实验对象意识到自己的大脑正在遭受扫描，那么他或她的大脑活动模式就会扭曲失真。秘密监视和分析需要我们对人类活动的人为干涉有更为深刻的理解，而目前的技术还无法做到这一点，但这并不代表它将永远无法实现。
假如这种秘密监视大脑的技术真的实现了，那么物理学“宝库”或许也能为我们最优秀的科学家们提供一些方法，以期对利用该技术而确定的认知网实施直接影响。詹姆士·蒂丽·马修斯的“空气织机”是第一台现代意义上的影响施予机器的构想，它能够将强大的射线聚集到受害者的大脑。未来“空气织机”可能会用电磁辐射来影响，甚至烧尽正在特定认知网内执行任务的神经元。在纳米技术支撑下诞生的微型设备可能通过注射、皮肤接触、食物，甚至呼吸直接进人人体，这些微型设备将按照已设定的程序搜索并摧毁相应的神经对象，或者改变连接它们的神经突触。也许精密的经颅磁刺激技术可以使原本活跃的认知网变得顺从，或者通过纳米电极巧妙地控制离子流，抑或运用目前量子领域尚未开发的技术。谁知道呢？但有一点似乎很明确，那就是，因为拥有如人类大脑这般错综复杂的系统，人类的聪明才智将为未来的试图影响他人的人提供无限选择。
器械影响和机体影响
在未来的外科手术中，把特定的认知网作为目标可能仍会涉及对活体大脑的实际干预。鉴于上文提到的物理技术适用于秘密操作，即在实验对象相对自愿并且干预手段十分理想而不被人觉察的情况下，外科技术往往发挥权威（如以国家做后盾的医生）的力量来抵制那些被判定为病态或反社会的个体。进行这种思想改造手术能否征得同意，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未来的社会如何看待自身以及它们所持有的虚无思想。
无论能否征得同意，那些神经外科兼精神病医生都很可能拥有许多供其自由支配的、更为精密的工具。他们还可能利用微型机器人、精确的激光仪，以及强大的计算能力来移除那些不受欢迎的认知网和易引发问题的信仰，因为这些认知网和信仰都会致使病人产生功能障碍行为。神经移植——在技术上已经切实可行——能够在某些特定行为发生前就对其发出预警，就如同一个体内气象站，能够对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中逐步堆积的压力以及颞叶中即将暴发的风暴进行预报。或许，在一个人出生时就对其进行基因筛检能够及时发出预警信号并施行预防性手术，以避免将来患上药物成瘾、精神病、恋童癖，以及其他任何为社会所不容的情况。神经植入剂可以改变神经传递素的分泌水平或对体内既存的酶进行补充（例如，使酒精更快得到分解），使得身体器官对某些激素的分泌量增加或减少，免疫系统获得对违禁药品的免疫，或者促使饮食规范化。考虑到目前西方世界对社会成熟度的轻视及对科学魔力的推崇，不难看出人们偏好简易而非繁复，喜欢快速解决而非深思熟虑，这种倾向将使我们一如既往地依靠医学手段而非改变社会本身来解决大部分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