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问题的关键并不是科技本身，而是我们如何运用它——这取决于我们的思想、外界普遍接受的信仰，以及由谁来定义正确与错误。如果我们仍然带着恐惧和敌意看待差异性，如果我们为了安全而放弃自由并且接受国家控制和公民毁灭，那么思想改造术就将会被应用于遭到社会排斥的人身上。如果处境更为安全的公民在接受思想控制时不加反抗，那么那些以执政为目的的思想控制技术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将其魔爪伸向更多的社会群体。
我们将何去何从？是否可以采取一些防范措施来提高这种可能性：个性迥异的我们及后代在整个21世纪都不受任何影响地自由思考。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探讨作为个体和公民，我们可以采取哪些防御措施。
Burrhus Frederic Skinner（1904—1990）：美国心理学家，新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创始人，也是新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斯金纳引人了操作条件性刺激。著有《桃源二村》《超越自由与尊严》等。
Michael Faraday（1791—1867）：世界著名的自学成才的科学家，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发明家，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发明者。
James Clerk Maxwell（1831—1879）：英国理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经典电动力学的创始人，统计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麦克斯韦被普遍认为是对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19世纪物理学家。他对基础自然科学的贡献仅次于艾萨克·牛顿、艾尔伯特·爱因斯坦。
Susan Greenfield（1950—）：英国科学家、作家、播音员和上议院议员。她的专业是大脑生理学，致力于帕金森症和阿尔兹海默氏症的研究。
Wilder Penfield（1891—1976）：美国出生的加拿大神经外科医生。他一生致力于心智功能的研究，思考人类灵魂的存在到底有无科学依据。
James Tilly Matthews（1770—1815）：来自威尔士的伦敦茶商。1797年被关进贝特伦精神病医院，他被认为是第一个记录在案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坚信一伙精通“电气化学”的罪犯和间谍通过名为“空气织机”的机器释放射线折磨他。
Gilbert Ryle（1900—1976）：英国分析哲学牛津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他批评笛卡尔的二元论，提出“机器之魂”的概念，其代表作有《心的概念》（1949）。
Tuskegee：塔斯基吉梅毒试验，是美国在1932—1972年间以免费治疗梅毒为名，在亚拉巴马州对400名非洲裔男子进行的一系列人体试验。美国政府在1997年对受害者进行了赔偿，并表示道歉。
Pygmalion：希腊神话中塞浦路斯国王，据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变形记》中记述，皮格马利翁为一位雕刻家，他根据自己心中理想的女性形象创作了一个象牙塑像，并爱上了他的作品，给“她”起名为伽拉忒亚。爱神维纳斯非常同情他，便为这件雕塑赋予了生命。皮格马利翁的故事被后世许多艺术家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演绎。
Peter Weir（1944—）：澳大利亚电影导演。拍摄的影片有《三个要走》（1971）、《死亡诗社》（1989）、《楚门的世界》（1998）等。
James Graham Ballard（1930—2009）：英国作家科幻写作新波”的重要成员，最著名的小说有《撞车》（1973）和自传体小说《太阳帝国》（1984）。
Philip K．Dick（1928—1982）：美国的科幻小说作家。
John Masefield（1878—1967）：英国诗人。14岁当水手，后自学成为记者，1930年被授予英国第22届“桂冠诗人”称号。《海之恋》是其最著名的诗，由此，他被誉为“大海的诗人”。
第15章 选择一个立场
许多毛病的药方就在我们手中，可我们偏要寻求上天帮忙。
威廉·莎士比亚，《皆大欢喜》
影响企图，从最温和的说服到最具强制性的洗脑，就如同光线和腐烂一样是人类生存的一部分。要想与他人共存，我们就必须相互改变。从教化孩子到惩罚罪犯，人类及其文化都为此提供了大量无法避免的影响来源：这些思想能改变盘旋于我们头颅之中的认知网。它们或无害，或恼人，或有益。从巴赫的音乐到广义相对论，一些极具启发性的思想不断推动着各类迷人奇迹的出现。而有的思想，如思想控制的梦想，却是极其恶毒的。
本章我们将描绘消除这个控制梦想的危害的方法及其他有关事宜。在探讨社会如何保护自己及其公民之前，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个体如何抵制洗脑技术。
持续的影响
尽管我们希望避开所有影响企图，但我们并没有用以察觉和应对的认知资源。根据多年前的一个统计普通的美国人平均每天会面对254个不同的商业广告”；并且这个数据仍在不断增长，而这些数据涵盖的仅仅是广告。我们从新闻、网络、书籍与杂志、朋友和家人，以及数小时的电视节目中获取大量的信息，它们或内隐或外显地轰炸着我们的大脑——这些灌输给我们的信息无不旨在改变我们的思想。为了把这种轰炸程度降低到个体能够监控影响企图的水平，我们首先要实现的就是社会隐退（没有人际交流，没有电脑、电视、收音机及各类平面媒体）。但除了那些最坚定的隐居者，我们似乎并不可能做到这一步。
几乎没有人愿意完全独自地生活。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绝大部分的影响企图都处于能谱中能级较低的一端，它的产生几乎无须能量注人。它们是如此温和——如此明显——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值得挑战。更多时候我们总是随大流，认为自己没有时间、精力或动力来作出改变。这种漠然的态度对于试图影响他人的人来说既有益又有害。对那些想要改变他人思想却又不愿暴露自身行为的人而言，使用这种“滴水穿石”的方式来反复强化一些内隐假设（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对我们有益”“你就是你所拥有事物的一部分”，等等）是很实用的。但当我们想要从众多信息中辨别其中一个，或是为了使该信息被吸收、考虑并融合到认知图景之中而触发目标对象的监控和反思能力时，这种方法就会出现问题。例如，在广告宣传中，一个广告或许会包含以下两种方式：一是用浮华的外表来吸引眼球（如使用带有强烈叙述性的、诙谐的、有特色的音乐或色彩，等等）；二是用更深层次的结构强化某种社会信仰（如用“女主内”宣扬传统的“家庭观念”，“男主外”强调有偿工作的重要性，等等）。即使其表面吸引没有成功，但其深层寓意（通常是一些保守的信息）却会得到强化。
漠不关心、愚昧无知和忙忙碌碌让我们躲过了许多试图改变我们思想的企图。另外，试图影响他人的人也无法在完全脱离社会的情况下工作。早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提出了劳动分工原则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性。在这个原则的引领下，我们已将大部分有关影响监控的工作移交给了专业人士。我们期望报刊记者能够揭露政府的暗箱操作；期望电视新闻能够揭发报刊编辑的不道德行为（反之亦然）；同时，我们还有专门的机构来规范电视节目的内容，等等。我们对专家们的种种期望恰恰构建了对于他们的信任，并且只要我们还继续信任他们，便不会觉得自己有必要去重复他们所做的工作。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看到的，未来的科学技术将会为影响施与技术提供额外的武器，即与目标大脑进行直接的互动。当然，我们并不奢求能够抵制一切形式的思想改造术。没有人能够完美或强大到不需要从新思想中吸取精华，也并不是所有的试图影响他人的人对我们来说都意味着（或者会造成）危害。但有些的确对我们有害。那么，我们将如何保护自己呢？
大脑模仿病毒疫苗
知识就是力量。
弗朗西斯·培根异端”，《宗教沉思录》
采取预防措施是堵住试图影响他人的人的枪口的一个方法。如果简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相信某首摇滚歌曲中包含了撒旦的信息，那么为了避免受到黑暗王子的影响，她会果断地关掉正在播放这首歌的收音机，毁掉相关的唱片，甚至发起禁止在公共场合演奏它们的运动。她的另一选择是，仔细聆听这首歌并作出深入的分析，从而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敌人。她可能会更加注重自己的宗教仪式，希望自己的虔诚能够赢得上帝的青睐和庇佑。她还可能去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从他们那里获取抵抗（存在于摇滚歌曲或其他地方的）邪恶影响的秘诀。她甚至可能组建一个自己的基督教摇滚乐队。
换言之，简能够采取各种方法，最大限度地降低被她视为邪恶的产生影响力的武器所带来的危害。她会避开那些可能使自己沦为影响目标的情况，这便需要她与未来的自己建立跨时合约（请见第11章），从而把“逃避摇滚乐”视为自己的重要目标。她会收集信息来丰富自己相关的认知图景，使自己蜕变成具有高度积极性且善于察觉影响企图的专家。或者，她会更加执着于自己的信念，因为她知道这些信念和影响企图所宣扬的信息相悖。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或为自己所持信念寻求新理念或社会支持，简能够利用自己对撒旦的了解来预测其可能采取的影响方式，从而抵制它的影响。她利用思想对抗思想，用一些特定的信仰来免疫自己的大脑，以抵御那些在她看来是有害的、具有潜在侵略性的大脑模仿病毒。
如果简强烈地想要维护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并抵制邪恶，那么她头脑中与“邪恶”相关的认知网和与“信念”相关的认知网将会同能对特定刺激产生自发反应的强烈情感建立联系。就像厌食症患者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与食物有关一样，她坚定的信仰能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她的行为。新思想，尤其是那些与旧思想相悖的新思想，将很难在这个充满敌意的区域立足，因为新思想对自身进行强化所需要的能量总是会被先于其存在的认知网吸走，这些认知网会对新思想进行“顽固的抵抗”。尽管简感到恐惧，但是摇滚乐并不会对她造成危害。也许她更多的是在为其他人担忧。也许只有派出一名思想改造专家——或由撒旦一方做出坚定的努力——才能瓦解简的信仰。因此，坚定的信仰往往是抵御洗脑的有效措施。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简一样坚信自己的信仰。虽然我们无法进行顽强的抵抗，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采取其他措施。就像简一样，我们也能预测自己和他人的行为。这意味着，在影响企图发生之前，我们可以利用知识和/或社会支持来削弱其影响，或在受到其攻击时进行自我保护。如果玛丽从她痛苦的经历中了解到自己在醉酒后会失去自控力，那么如果她想要降低产生这种（灾难性）后果的可能性，她便会要求自己远离酒精。玛丽预测到了自己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可能发生的行为，并使自己作出改变以避免陷人那种状况，这就是第9章中所讨论的“选择放弃”行为的相反形式。她成功地把先前引发喝酒行为的社会诱因和新的认知网连接起来，这是一种通过回忆曾经的窘迫来促使人们停下来思考的方法。同样，承认思想改造术有存在的可能是预测你可能出现的反应并相应地改造你的大脑和行为的第一步。
停下来思考：影响企图的解药
我们用于抵制影响企图的许多方法都会触发停下来思考的功能（见第10章）。批判性思维、怀疑论以及幽默感都是停下来思考的具体反应。批判性思维和怀疑论对信息进行分析，检验论据的逻辑性、情绪语言的使用，以及事实陈述的准确性。同时，它们也对信息来源的权威性及动机提出质疑。而幽默则常常挑战权威，尽管它所重视的是情感而非论据。
停下来思考的反应取决于我们的“情境性”，取决于以下事实，即终其一生，人们总是沉浸在记忆之中，沉浸在乔治·斯坦纳所说的“实际、真实、现行的日常世界”的持续体验之中。如果电影院放映的片子很有趣，那么你很可能会被其情节完全吸引，你的视觉皮层会开足马力。相比条件反射，刺激这时占据了主导地位。在炎热的周五下午，被困于办公室无聊会议中的你或许会在不知不觉中开始走神，发现天平倾斜到了另外一边。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输入来占据你的大脑，那么它便会重新利用由回忆和反思提供的内部资源。如果你的回忆是美好的，那么这很好；但是如果你的回忆是个不确定且令人不快的环境，例如监狱，那对曾经的悲惨遭遇进行反思将很难激发你的斗志。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提高输入信号的水平。大脑能够自动进行这种活动，这也正是为什么忙碌的人不会注意到闹钟滴答声的原因，除非他们正受困于一个无聊的会议之中。当然，从你周围找一些有趣的事物也是一种毫不含糊的策略。
爱德华·亨特在其《洗脑》一书中叙述道，一些战俘被隔离了好几个月，并被剥夺了一切可以消磨时间的途径，他们通过编写和背诵诗歌—：通常是以幽默的方式——来描述自己的处境，并分析他们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待遇，以及逮捕他们的人想要达到何种目的。有些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向审讯者编造一些貌似可信的谎言，他们用这种高风险的游戏愚弄了自己的敌人，而且没被拆穿。一旦自己的谎言被相信，他们的自信心就会得到增强，目标也变得更加明确。一些人甚至研究苍蝇的飞行学以排遣空虚和无聊。
识别与抵制
在未来的社会中，思想控制的科学融汇到政治统治中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认为，这个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现在所作出的选择。
卓乎林和欧波同，《心灵机械手》
强制性手段、暗中行事以及科学技术是试图对他人施加影响的人可能采用的三种改变思想的方法。对目标对象而言，他们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便是识别出有人正试图对他们施加影响，而这种影响对其自身利益至少存在着潜在的危害。这将触发足够的抗拒来诱发停下来思考的反应。对使用强制性手段的技术和目前的科学技术而言，被识别出来通常不是问题。而对暗中行事来说，正如前文所言，防护性思想——如各种坚定的信仰、怀疑或批判性的态度或是曾经类似的、遭遇过影响企图的经历一会在其大脑中形成适时启动的触发开关。然而，我们觉察欺诈手段的能力并非完美无缺。对于在较长周期内采用循序渐进方式进行的影响企图（如第5章中曾讨论过的家庭暴力）来说，这个问题尤为突出。然而，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将进行欺骗性影响的事件公之于众并对其进行惩罚；训练我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参加公开的辩论；或者从他人的经历中学习经验。在确定自己充分了解自身信仰的前提下，无论是否利用自己的知识，我们都可以降低这些信仰被改变的可能性。
第11章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即使是科学决定论学说——可以阻止我们突出重围，采取某些甚至所有防御措施，只要我们想到了就能够做到。我们是施动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因此我们当然可以自己改变自己的大脑，除非我们更愿意被别人改变。我们也可以加深对自身行为的了解，从而提高自我决定能力。了解我们对社会因素——如组织内和组织外区分的诱惑、压力的典型强化作用等——的易感性，也许能帮助我们了解外界影响是如何对我们起作用的。
一旦人们成功识别出了影响企图，那么他们所面临的第二个挑战便是如何抵制这些企图。暗中进行的思想改造术能否成功取决于它的隐秘程度，一旦被发现，它不但会失败，而且还会适得其反。朋友会告知正在谨慎地研读新摇滚专辑的简“不必担忧”，因为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可疑的歌曲并没有包含如撒旦般邪恶的信息。出于对朋友的信任，简可能会直接相信朋友的话。然而，如果停下来思考一下，她可能会认为朋友这么说只是为了消除她的疑虑，因此她会向朋友追问该信息的来源或询问这个调查是由谁实施的。如果实施该调查的权威是正统的（如简的居住地的牧师），朋友向简施加的这种影响最终仍可能是成功的。但如果该信息来源于一位无神论科学家，那么简不仅会拒绝接受这个信息，并且会更加坚定地认为摇滚音乐是危险的。
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过的，许多经典的洗脑情境都会涉及胁迫甚至明显的刑讯。强制性手段从不试图避免被目标对象识别，但它会触发抗拒和抵制行为，这正是它必须克服的问题。一位被充分激发的受害者也许连刑讯都能成功抵制，无论他所采用的方式是心理逃避还是精神寄托（就像宗教殉难者通过冥思上帝的教诲来抵挡痛苦一样）。暂时地屈从也许是另一种策略。事实上，对使用强制性手段的理论家而言，从信仰转变中辨别出假意的屈从一直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
在上一章中，我预测了利用新技术实现思想控制梦想的可能性。然而，科学技术的用途通常不止一种，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技术使用者或创造者都渴望控制他人。许多在人类冲突中产生的科技进步都会遵从这样一种普遍存在于生物进化中的模式：人类会进行装备竞赛，即针对一方发明的新武器（或防御工事），另一方会很快产生相应的防御工事（或新武器）。思想改造术，从其本质来讲，是其目标对象和侵略者之间的斗争，因此也会延续这个传统。也许双方的斗争会一直持续，直到资源耗尽，也或许随着人们逐渐失去对洗脑梦想的热情（我们终究会艰难地放弃一些幻想，比如用来为奴隶制辩护的种族优越论），政治环境也会随之改变。与此同时，大脑防御领域的神奇土壤可能会产出一连串奇妙的果实：从反教化的药物到“电磁微波防护盾”以保护大脑免受电磁干扰。
思想扭曲
现在，让我们把话题从自我保护的范畴转移到一些其他相关的问题上，比如，如何消除洗脑对他人的影响。思想就像病毒，它们会给人带来不同程度的损伤。其中最有力的损伤——某些虚无思想——其破坏力之强足以控制甚至摧毁被侵袭的大脑。就像埃博拉病毒，它们会给受害者——无论是感染者自身还是他们所伤害到的无辜者——带来极大的痛苦。与大多数病毒不同的是，虚无思想可能会受到目标对象的欢迎，而且他们可能会强烈抵制对这类感染的清除。我们对邪教的敌对反应往往低估了邪教能够满足成员需求，并获取自愿、忠诚追随的能力。
在一些极端案例中，感染了虚无思想的人会变成令人咋舌的怪胎和思维单一的狂热者。占据主导地位的认知网能从其他与之抗衡的思想中汲取能量，并最终封闭感染者的视野。被感染者的认知图景被扭曲，眼界也变得狭隘。被感染者对一切事物的认知都无法摆脱与该主导思想的联系，并因此产生了一种“阴暗契约人格”。例如，一名患厌食症的少女固执地认为只有瘦的才是好的。许多现代西方人也不同程度地持有这种观点。然而，厌食症患者对此信条的笃信程度能使他们把保持体形看得比自身健康甚至生命还要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厌食症患者对食物的关注和对饮食的控制会逐渐从刻意维持的举动转变成自发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近乎成为其性格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这么说，一个慢性的厌食症患者无时无刻不惦念着自己所吃的食物，对她来说饮食控制的确无比重要。我们越来越难想象，那些有人格障碍的人如果脱离了这些障碍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在人类历史中，最具危害性的虚无思想之一便是那凌驾于所有道德或法律标准之上的绝对权威。无论我们所提到的权威是上帝、党派、科学、真理，还是国家，从古至今人们一直都在用这些特定的虚无思想为某些暴行披上合法外衣。它们把人类视为谋取利益的工具而非服务的对象，把某些抽象目标看得高于人的生命及生活质量。无论它是否与极权主义政权有明确的关系，这种绝对权威思想都是极权主义思想的明确例证。
正如艾滋病患者可能会死于通常情况下并不致命的肺炎一样，当不同的虚无思想结合在一起时，它们往往格外危险。“权威”这个词本来是一个我们频繁使用且毫无不良反应的概念。然而，当把它强化为极端权威并将其与一些意图改善世界的极权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时，其结果却可能是致命的：如果有这么一个人，认为自己有责任实现这种理想并以此作为终生唯一的奋斗目标，而这种动力又甚至高于其自我保护的本能，那么他会将任何阻拦他的人送入地狱。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结果是，他会变成一个喧嚣不休、令人讨厌且蛮不讲理的极权主义分子。他认为，我们应该为了拯救用于实验的小狗而杀死科学家，为了守护信仰而杀死作家，为了催生新的世界秩序而杀死成千上万的平民。而最坏的结果是，他将变成圣战士、好战者或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他不会将自己的愤怒和沮丧浪费在无用的叫喊上，而是会将其全部能量奉献给恐怖主义的暴力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