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他极力恳求留在监狱，但在1967年他还是假释出狱。曼森在32岁时发现自己正处于六十年代的反文化热潮中。突然有人喜欢他，欢迎他，愿意倾听他所讲的每一个字（他的学习经历使他能够深刻地讲授他们想听的话题）。他能够熟练地知晓人们想要什么，并且明确地给予他们。在监狱里经过生存压力和如何远离麻烦的磨炼，使他快速地成为“花癫派”，他能够读懂他人思想的能力似乎是天然而成的。他的身边聚集了一群女性，并进入了这个“家族”，他献身于自由恋爱及对领导的盲目崇拜。他用性激发女性追随者，但也鼓励她们谈论自己，这样他就可以了解并发现她们的弱点。比如，有些女孩和自己父亲的关系很不好，曼森让她们把他当作自己的父亲，然后和她们做爱。他作为“慈父”的身份不仅使那些女孩远离了之前的生活（同自己的父亲发生性关系是严格禁止的），而且使她们无比地相信曼森。他向她们提供了缺失的爱。
曼森试图将流行音乐作为自己的职业，这个梦想持续了一年之久，但他的尝试失败了。最终至少短时间内，他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得到了和“甲壳虫乐队”一样的名气，但他开始意识到这并不是同一领域的成功。这一点是否使他觉得前景黯淡，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清楚的是他曾和撒旦信徒组织有过接触，他开始谈论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开始在“家族”中使用更加暴力的控制手段。由于与世隔绝，并高度依赖曼森的情感满足，“家族”成员们接受了他在她们人生各个方面的至高权威。他通过使用药物、侵略性的讯问，以及不断地重复教条来巩固其权威。他还开始利用宗教符号明确自己的身份一基督、上帝和撒旦一并带领“家族”举行奇怪的仪式，包括杀牲畜、饮血，并模拟谋杀和暴力。
在某个时期，曼森认为即将到来的大灾难来得还不够快，需要助其一臂之力。由此诞生了“杀人王曼森”这个概念，与此同时，曼森还促使他的“家族”去完成这个任务，他相信这个血腥的革命将会重塑新的社会秩序1969年8月的两个夜晚，他们实施了这个暴力运动，残忍地杀害了洛杉矶的七名富人，包括怀有身孕的女演员莎伦·塔特。
面对着被刺穿和毒打的尸体，用被害人的鲜血写着的“猪猡们去死吧”“战争”“杀人王曼森”，以及被罪犯销毁罪证的犯罪现场，民众感到震撼、恐惧和困惑。被捕后，由于谋杀者和受害者之间缺乏必要联系，人们更是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怪异。一个年轻的妇女无比镇静地详述了他们屠杀莎伦·塔特和她未出世孩子的场景，这使人们无法理解。另外，起诉方还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曼森并没有出现在犯罪现场。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就是起诉他曾对这些年轻女性进行过洗脑，使她们接受了这一“死亡哲学”。
采纳洗脑这一证据使起诉方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们的目的是将曼森及其信徒绳之以法，通过提出曼森对其信徒的洗脑，证实他的行为对案件的发生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但是，如果曼森的那些女孩们确实被洗过脑，那么她们又如何能对所做出的罪行负责呢？开庭之时，起诉方回避了这个问题，被告也没有强调这一两难状况，加之被告方也没能提供精神失常或其他可以减轻罪行的证据。加州联邦上诉法院在裁定这桩案件的时候，持有同之前纽伦堡法庭相同的意见，指出同伴压力，身为教派追随者，或是受到极具魅力领导的影响都不足以减轻一个人应该承担的刑事责任。他们同样支持领导人应负责任的观点。被告查理·曼森被定罪为一级杀人犯，又被送回了监狱，而这次是终身监禁。
曼森的人际交往技能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准，但如果没有围绕在他身边的组织团体，他不可能如此臭名昭著。组织和组织内机制对于宗教和政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将探寻这种组织形成和发展之下的心理机制。但是，首先让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个案例研究。
大规模邪教：琼斯镇大屠杀
琼斯镇是一个社区组织，1977年由教士吉姆·琼斯在圭亚那与世隔绝的丛林中建立。转移到丛林反映了人民圣殿教（琼斯于1956年创立）和旧金山组织（人民圣殿教的最初根据地）关系的恶化。和查理·曼森一样，至少是在教会成立之初，吉姆·琼斯极富人格魅力，被他的追随者视为充满仁爱的神。人民圣殿教宣传手足情、共生、社会供给，以及劳苦大众的归属感。早期，他将大部分理想都付诸行动，实施了大量的社会救济方案。在自力更生的冷战时期的美国，这种社会主义行为可能助长了琼斯组织被世人怀疑的态势。
可对于追随者来说，琼斯是位上帝派来建立乌托邦的救星。琼斯镇成立于1977年，随后很多前来参观的外来者都相信他们瞥见了一个地球上的天堂。即使是那些脱离琼斯镇的人也高度赞赏他们所看到的那些行为的道德标准。狂热的基督教传教士努力地构建着他的农业公社，生活很是艰难，但琼斯选对了地方。因为选址与世隔绝，所以公社很容易控制，外部对社区的敌意也迫使居民紧密地粘连在一起。并且当时的圭亚那是进行实验的有利场所。当时圭亚那受
到福布斯·伯恩汉姆的独裁统治，并且该组织伪称自己的理想同人民神殿教相似。然而事实上，正如施瓦·奈波尔在《黑与白》中指出的：圭亚那政府展现了“一种独特的强盗行为，自身就包含了最高层次的腐败犬儒主义及思想动机”，如此聚焦于伯恩汉姆的个性，致使政府变成了仅为“他的狂热、欲望和幻想……任性影射”的制度。他其中一个幻想就是偏执的：在大屠杀时，圭亚那的军事预算已达到了医疗预算的四倍。伯恩汉姆热烈欢迎人民圣殿教来到自己的国家，而吉姆·球斯以公开支持他作为回报 D
但其他人并不看好这项新兴事业。的确，琼斯镇事件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两极化。一方面是美丽的天堂，另一方面是可怕的地狱。叛逃者和琼斯信徒的亲友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相关亲友团”。施瓦·奈波尔令人信服地指出该组织装腔作势的态度和举止，以及他们对于黑色琼斯的痴迷，都促进了琼斯镇迫害的不断升级。尤其是叛逃者感到稳固地占领了道德高地，通过洗脑知识的加固，他们对自己和他人在琼斯镇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负责任（有人在想他们究竟是如何设法叛变的）。公社的传言被贪婪地传播：琼斯用控制思想的邪恶力量欺骗和操控、.折磨其追随者，他甚至获取了一颗原子洋，并计划接管整个世界。
1978年11月，经过数月渐增的偏执和急剧升级的肉体苦难，有关琼斯镇的评论众说纷纭。琼斯得了恶疾，公社里的话题涉及了开采、死亡，美国社会反对黑人及贫民所制造的暴行、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法律诉讼、索赔和反诉，以及来自叛逃者有关琼斯全副武装并计划大规模自杀的警告之中，国会议员里奥·赖安领导了一支包括“相关亲友团”和记者的代表团前来参观琼斯镇。11月14日，代表团的飞机在圭亚那降落。此时，一辆载满武装人员的卡车埋伏于此，国会议员赖安不幸成了遇难者之一。四天后，琼斯实施了一个精心筹划的自我毁灭计划。邪教成员因饮食不良、疾病和剧烈的身体劳动而精疲力竭，他们可能感到乌托邦正在逐渐消失。当然之中的极少数似乎也曾对球斯有关通过在美味汤中加入氰化物而制造大规模自杀的决定进行了反抗。最后，这个事件造成了九百多人死亡。
邪教的心理
狂热者编织着梦想，
一个教派的天堂。
英国诗人约翰·济慈，《海伯利安的陨落》
每个邪教都是独特的，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宗教方面：尽管世界上主要宗教都起源于邪教的说法值得商榷，但绝大多数都变得越来越组织化，已经失去了其多数邪教特征。但是，就像上述两个案例显示的一样，有一些现象是共同出现在邪教和宗教之中的（至少是在早期）。包括：领导者和追随者严格的分化；反对当下权威；随着新运动的展开，偏执地致力于树立自己的形象；罗伯特·利夫顿提到的过分简单化、二元论思想（善与恶，信徒与异教徒，被拯救与被诅咒）；易于产生乌托邦的想法。最后，邪教与宗教及其他组织的不同在于他们自我毁灭的频度和强度。
领导者和追随者
和曼森一样，琼斯是一个极富魅力的领导者，他认为自己遭受过迫害，并拥有一个苦难的背景——即穷困潦倒的经历、破碎的家庭环境、遭受歧视，以及遭受其他社会不公。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位领导人都开始在精神疾病的边缘摇摆。邪教通常主张紧张、孤立和偏执的环境，被药物、性，以及强大的社会力量所驱动。随着领导者和追随者一步步脱离现实，他们在邪教世界（其中领导者就是上帝并且一切都很好）和外部世界（其中领导者是无名小卒并且每个人都是敌人）的差异中不断承受着压力。邪教的追随者通常认为他们的领导者是神圣的，或至少也是受托于至高权威（上帝、命运、历史的力量，或符合他们特定世界观的任何虚无概念）来改造世界的。
另外一个与邪教相关的因素是生理或心理年龄。多数追随者容易在十几岁或二十岁多岁，还处于未成年的时期（还没有完全安于自身现状，寻求邪教可以提供认同感和安全感）就加人邪教。他们经常被认为是迷失了自我，甚至连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都相当困难，更不用说满足自己的需求了。此外，对于那些被他们抛弃的主流社会的年长成员来说，他们的这些需求令人尴尬：正如琼斯镇大屠杀所显示的那样，许多邪教追随者都是空想家，虔诚而强烈地寻求精神启蒙，不仅如此他们还寻找机会帮助其他人。邪教不仅是一条获得救赎的道路，而且还在这冷嘲热讽且充满敌意的社会，为他们提供了表达善意的机会。不同于主流宗教，邪教带有与生俱来的反对权威的快感。当代的邪教还在其他两个方面区别于主流宗教。第一，邪教趋于年轻化，强调创新能力和激进主义。尽管邪教吸引年轻人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典型的邪教领导花衣魔笛手（起源于中世纪的传说），但这可能一方面与年轻成员占绝大多数有关，另一方面与当时迷恋年轻化有关。第二，邪教通常更加严格地控制信息。“尽管宗教对于加入其中的人意味着自由，知情同意，但仅仅是他们加入之时才是自由的，一旦加人后却没有知情权，而一旦有了知情权，就不再拥有自由了。”
叛逆与偏执
邪教通常抵制既定学习和权威（比如：曼森从科学论转变到撒旦崇拜主义；琼斯反对美国资本主义）。因为这种拒绝和强烈的情感有关（相信弗洛伊德学说的人可能将其描述为恋母情结，这是把自身定义为独立个体过程的一部分），邪教成员通常认为被他们拒之门外的外部世界也有着同样强烈的情感，并会作出反击。这就产生了极具内敛力的偏执感，在很多情况下（就像琼斯镇惨案），这至少有据可依。比如，不管是否是合法成年人，邪教成员家庭通常都会不遗余力地拯救“误人歧途”的后代。20世纪70年代，对被诱拐的邪教成员进行反洗脑的过程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健康产业，然而这还是遭到了相关人士的批评，因为他们认为反洗脑过程比邪教本身的行为更像洗脑。
简易和纯洁
邪教成员喜欢把邪教以外的一切事物妖魔化，并以此将暴力行为合理化，甚至必要化。他们的灾变社会观就是把社会看作邪恶和腐败，一个在未来梦想实现之前必须毁灭的世界。琼斯的追随者担忧一切事物，从克隆到绝育再到精神外科；他们相信，这些在法西斯种族主义者手中都是潜在的武器，都能够很快压倒美国。这个将要被毁灭的世界包括所有不接受他们信仰的人——对于邪教来说，这些人都是亵渎神灵的。就这样，在1972年，吉姆·琼斯的人民圣殿教对另外一家怀有敌意的报社文章作出了“报应总会降临到那些鲁莽地跨越圣殿的人身上”的回应。相比之下，邪教成员则是被拯救的民众，只要他们保持这个成员身份，他们就是圣洁的。讽刺作家汤姆·莱勒是谱写抗议歌曲的民歌手，很好地捕捉了这一自鸣得意的态度：
我们是民歌军，
人人都很迁就。
我们痛恨贫穷、战争和不公，
不像你们那样守旧。
莱勒，“民歌军”，《未来思维》
和宗教一样，邪教一般都怀抱承诺：一个乌托邦式的信条，与上帝选民们可以得到的辉煌未来相比，当下的黑暗微不足道。同许多抽象思想一样，邪教的愿景不仅模棱两可，而且无法验证；当然，除非邪教设定一个世界末日的具体时间。换句话说，乌托邦式的想法使虚无思想更加虚无缥渺，也因此更加危险。正如汉娜·阿伦特所指出，“除了提出控制当前，以及通过宣称只有未来才能够展现其优势外，几乎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来避免争议”。
与琼斯相同，曼森极度痴迷即将到来的天启。他感到自己被选中并去领导人们进行实现天启的革命。但“杀人王曼森”这个概念并不是他的原创。邪教领导经常强调自身的原创性，其实相同的思想已经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出现过了。的确，当我们把曼森的谋杀案件和最早的西方天启模式《圣经启示录》（这本书对他产生了强烈影响）作对比的时候，曼森的谋杀案件小得可怜，这是一个试图扮演上帝的悲哀举动。原版（根据《圣经启示录》的第16章）中，曼森希望“杀人王曼森”能带来所谓注定的“恶疮”：江河、海洋变成“死人之血”，大火、痛苦、黑暗、干旱、雷电、撼动世界的地震，以及大冰雹，也就是大灾变。
暴力结局
最后，自我毁灭的倾向是邪教最令人恐慌的一个方面。多数人类组织都有这样一个模式：诞生、发展、稳定和衰落；但有些邪教并不是这样，他们是以大灾难的形式而告终。他们都是家喻户晓的，其造成的大量伤亡使之进人公众视线。曼森惨案、大规模自杀，以及琼斯镇大屠杀，乌干达发生的“复兴上帝十诫运动”、韦科惨案，还有太阳圣殿教，都登上了世界新闻的头条；像韦科惨案一样，他们都是在外界不知晓的情况下直接作用于各自组织内，直到毁于一旦才为世人所知。
20世纪诞生了众多骇人听闻的事件。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用现代科学去了解它们的机会。随着心理科学的发展，我们第一次运用心理学方法去研究人类组织。从那时起，社会心理学家们了解了很多关于团体组织是如何创建和运行的，以及把个体凝聚在一起或分散开来的种种压力。本书不是社会心理学教科书，我只是将大量文献中的一些方面归纳起来而已。尽管社会心理学无论如何都不会被当作洗脑，但它确实为我们弄清洗脑本身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没有什么比它研究像邪教这样的组织来得更加清晰明了的了。
为什么组织如此重要？
个人主义是一个强大的信条，它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极具影响力。从镜子里看自己就是赞美傲然独立的自我，一个坚如磐石的自己。鉴于此以及我将提到的一些组织的负面影响，提出以下问题是有价值的：为什么组织不仅重要而且必要，尤其是在处理虚无概念的时候？答案来自于现代哲学的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观点即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对于私人语言概念的批评：
试想一下如下的例子。我想用日记记下特定感觉的重现。为实现这个目的，在我有这样感觉的日子，我都用符号“S”标记在日历上。
这个符号“S”就是私人语言中的一个词语 个表示“特定感受”的词。只有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怎样才能知道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呢？
我能指出这种特定的感觉吗？而这并不是一般普通的感觉。但是当我把这个感觉说出来或是用特定符号记下来时，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这个感受上——并从心理上指向了它——但是这样做有何意义呢？这正是它的意义所在！通过定义可以帮助建立一个符号的意义——但这是在我集中注意力的情况下才能被精确完成的，因为这样我才能把符号和感受的联系深深印在心里'—但“我深深印在心里”只不过是说：这个过程只能使我在今后能够记得这个正确的联系。
我知道“S”代表什么，是因为我在遇到和以前相同情况的时候使用这个符号来代表我的感觉。但我怎么才能确定这两次的感受是一样的呢？感受的定义过于模糊，尤其是当这个感受可以估量的时候。我们能说我兄弟举着自己女儿时候的那种开心，在连续的两天里都是一样的吗？更难说我父亲给我拥抱时的开心是与我兄弟抱女儿时的开心是相同的了。这是因为尽管我们都将这种感觉称为“开心”，但并不意味着我父亲的感觉就和我兄弟的一样。同样，我也不可能完全肯定地说我会正确地记得我的感觉，并且可以在面对不一样的感觉时不用“S”记录。换句话说：
在当前情况下，我没有关于“正确”的标准。人们可能会说：所有可能对我来说是正确的东西都是正确的。这只能说明现在我们还不能讨论什么是“正确”。
为了检验是不是每次遇到相同情况时我都用“ S”记录，我不能完全依赖自己的判断，因为这个标准会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只有把自己和他人的用法进行对比，才能找到一个独立的标准。意义并不是外部强加的，词语的意义是根据我们如何使用它来确定的。语言必须是共享而公共的，可以相互借鉴和参考的。对于虚无概念也同样适用，因为它们毕竟也是通过语言表达的。我们需要参考他人对于这些概念的理解，不仅仅因为人类个体无法匹敌，甚至不容轻视社会几百年来通过道德争论（如为什么重新改造车轮?）积累下来的知识，还因为我们无法依靠自身准确地记忆（可估量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一旦走向极端，无论对于掌控者还是受害者来说，控制的梦想都如此致命的原因。我们身边需要拥有一些超出我们控制范围的事物（和人），因为他们的独立性是使得我们能够确认自己生活在现实中，并检验——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我们用来塑造他们的思想和话语依然“正确”的唯一方式。
我们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组织，能够使我们信任自己的语言，以此来评估并记忆用该语言进行交流的思想。但是，如上所述，对于强大的虚无概念来说，当组织得出与“本质冲突的”概念相矛盾的结论时，问题就出现了。我们没有必要进人《1984》的虚幻世界中去寻求“战争就是和平”或“自由就是奴役”的处境，我们的自身世界就充满了这种状况。有时这些组织刻意地试图操纵公众意见，但有时他们又强烈地、执着地相信自己的准则。通常遇到这样激情狂热的状况，我们就会给它贴上“邪教”的标签。
邪教的构成
如上所述，邪教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组织：通常有一个领导者和一定数量的追随者（他们所处的地位可能不尽相同，比如：新手、能手、领导者面前的红人，等等）。领导者和追随者为组织带来了不同的需要，也从组织得到了不同的满足。用心理学的话来说，领导者提出自己拥有神授的能力，而追随者则依赖于领导者。他们被一个共同的“认知图景”捆绑在一起：一个思想、信仰、态度和感受的集合体。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具体探讨领导者及其追随者。但不管如何任意定义，仍有一些心理机制是存在于各种组织之中的。也有一些对许多邪教都十分普遍的机制。我们需要考虑邪教组织在成员间实施思想统一时所运用的技巧，然后将其与洗脑中运用的极权主义技巧进行比较。
组织内与组织外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远不会相遇。
拉迪亚德·吉卜林，《东西方民谣》
从我们最低级的知觉过程到治疗他人，将事物分类是人类大脑最基础的活动。如同许多视觉幻象所显示的，偶尔巧合或空间迫近即已足够。如果在我们看到一个事物的同时听到了声音，除非事先知道，我们通常会假定此声音是该事物发出的。在整个生命过程中，我们在集合、分类中获得了不计其数的概念范畴。我们以此加快了理解世界的速度。如果我能够将一个新鲜事物判断为“猫类”范畴，我会立刻反应出这个新事物的所有储存信息（“食肉动物”“可能喜欢乱抓”“不会舒服地待在我的厨房里”）而不用重新思索。这使我省下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这绝对是一个生存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