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为你们展示终极的人。
爱是什么？创造是什么？渴望是什么？星球是什么？终极之人眨着眼睛如此地问。
地球已经变小了，而终极之人跳到了它的上面，他使得每样东西都变小。他这个种族就像跳蚤一样无法被消灭：终极之人是活得最久的。
“我们已经发现了快乐。”终极之人眨着眼睛说。
……
厌恶与怀疑被他们视为罪恶。他们偶尔会使用一点点毒药：那会制造出欢乐的梦境。而到了最后，他们会用大量的毒药来换取欢乐的死亡。
他们仍然工作，因为工作就是娱乐。但是他们会小心地娱乐而不至于精疲力尽。
……
“我们已经发现了快乐。”终极之人眨着眼睛说。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9—10页
关于对躯体世界的恐惧的第二点，是它聚焦于自由。像尼采作品中终极之人一样，躯体世界的人们都获得了幸福。目前我们不断地被灌输，幸福是我们都应该去追逐的崇高目标，那么那些反面乌托邦者为什么让人恶心呢？为什么当弥尔顿作品中的撒旦声称“服役天堂还不如去统治地狱”时，我们会对其表示同情？即便现代权威如何劝说，我们似乎更倾向于将自由置于幸福之上。“生命、自由和荣耀”“自由、平等、博爱”“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作为英国、法国，还有美国革命分子们的战斗口号，这三个伟大的信条塑造了现代西方的价值观，其中自由是核心。埃里奇·弗洛姆在《惧怕自由》中指出：我们像渴望自由一样地惧怕自由（获得自由需要付出努力甚至是伤痛），但这种矛盾的态度并不会减损人类给自由赋予的重要性。
对于躯体世界的恐惧在当今现实世界中能找到什么依据吗？我们是不是正在一步步接近《美丽新世界》中那种令人惊骇的极权主义呢？在第1章中，我探讨了罗伯特·利夫顿所划分出的八个主题一环境控制、神秘操纵、要求纯洁、忏悔崇拜、神圣科学、语言加载、教条至上、决定存亡——这些都是能够在极权环境下找到的特质（见表1.1）。
没有控制者的思想控制
想象一下如果所有广告的来源都符合同一个主导思想，那么其影响该有多么深远。不过，我们的处境看来和进化论相似：设计显而易见，但没有设计师（对于神创论读者而言，进化论并未严格指出一定不需要设计师，而只是说在自然选择发生的过程中设计师并不需要出现）。这种进化论的类推促使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引入了模因论，这是对文化传播的“强遗传性”隐喻，把思想比作“模因”，可以不断自我复制，然后通过大脑间的模仿进行传播。多数人都接受了用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待文化和文化思想，而不明确提及模因论引发的争议，但由于模因论极为方便，难以抗拒，所以我将用弱式进化论进行类推。依据这种类比，在无须重要媒介操控的情况下，思想也可以传播、改变、聚合或分离。问题是设计师或施动者缺失又是如何影响着利夫顿所说的八大主题呢？
影响微乎其微。环境控制变成了环境标准化：没有了党派强加的控制，我们看到的是施加在文化产品（报纸、广告等）上的选择压力，这促使他们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得彼此相似。我们周围的大部分媒体从根本上都是由相似的寡头政治所控制，这些媒体变得越来越全球化，这只会加速趋同化这一进程。销售的需要使媒体变成了时尚的铁杆粉丝，忙碌的人们渴望“简单的信息”，简短的新闻或是大标题，都导致了对于简单化的需求，这与意识形态对纯洁性的需要有着惊人的相似。有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我们都知道恋童癖者往往是邪恶的，而那些受害者都是无辜的。我们很少看到小报会一本正经地说恋童癖患者和“正常”人一样，也会受到自身经历和环境的影响。那么纳博科夫小说中挑逗的孩子——洛丽塔的情况又如何呢？从理论上来说，这种情况是看不到的；但事实上，她常常漫步在大街上，或是出现在时尚杂志的页面上。忏悔崇拜也十分受欢迎，“真实的”人将自己的生活呈现在媒体上，当然收入也不菲。在面对警察和相机时，我们丧失了大部分保持沉默的权利。语言加载在广告中十分常见，像“新的”“必需的”这样一些词承载了比其原意多得多的含义（我经常看到“必需的”产品广告，但是我从来没有感到这些产品是我必需的）。我们也在现代教义中看到过神圣科学的元素，大众文化很少会对这些教义发起挑战（比如：认为英国人极其容忍），看到关于抽象理想的神秘操纵使得我们一听到（例如：性别歧视和多元文化等术语）就会陷入情感怪圈。最后，政府在决定存亡的问题上有着极大的掌控权（如：美国公民的死囚区，或是“9.11事件”之后未经审判便遭拘禁的外籍侨民），大众媒体在决定存亡的问题上也很有发言权，至少在决定名声方面。一个可能的例外情况是利夫顿的第七个主题：教条至上。这是因为在西方国家，个人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强大的信条。
简而言之，不同之处不在于性质而在于程度；当前有极权主义思想倾向，但并不太极端。我们正处于通往躯体世界的途中，但还未到达。仍然有人向普遍认可的信念发起挑战，反对知识标准化。许多人抵制消费主义梦想，或只是把它当作有价值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对广告持有健康的怀疑态度，仔细倾听政治辩论，不相信在报纸上读到的大多数新闻。他们意识到了操控者的动机，这个动机不断地在脑海里盘旋，提醒他们小心谨慎。他们可能没有读过罗伯特·西奥迪尼的作品，不过他们积极地去停下来思考，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对此进行探讨，这就是抵制劝说的根基。
当前广告业的一个局限性在于大众传媒不能准确地将目标指向个体，原因很简单，他们对客户了解不够。一个人能否相信推销员连珠炮似的套话取决于很多因素。最明显的一个因素就是出售的商品是何物。尽管两种影响企图都可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我对于福音派基督徒劝服我去教堂礼拜的反应绝对不同于接到提供厨房用品的代理商的电话时的那种反应。对于不受欢迎的来电者，如果我想结束他企图对我产生的影响，那么我要做的就是告诉他我住的公寓不是我自己的，而是租来的。但对于福音传道者，我却要大费口舌，罗列出一大堆不去教堂做礼拜的理由，因为过去我就深入地思考过宗教。而对于与在他人房屋中租住毫不相干的买厨具之事，我压根就没想过，更不用说是深人思考了。影响技巧的成功与否在于所出售的商品本身，而不在于技巧，要看其是否与我有关。即使是明显的大众化的物品，比如钱，其相关程度，以及影响技巧的成功与否，也都因人而异。即使在贪婪的西方，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在毫无附带条件的情况下，接受他人提供的现金。
目标个体的性格和履历也会左右影响方式的效果。比如：有些人十分抵触推销商品的言辞中出现“必需品”或“必需”之类的词语，而更喜欢强调自由选择的方式。有些人更有可能对权威引向的方式作出回应（“买吧，对你有好处”），有些人更喜欢魅力四射的推销员（“为了讨好我就买吧，你想要讨好我，不是吗?”），有些更轻信于暗含的威胁（“买吧，要不然你的健康将受到损害”），等等。当然，销售人员的性格与影响企图的成功紧密相连。我们可以欣然地向一位关爱动物权利的可爱老妇人捐献爱心，却可以漠然走过胡子邋遢且板着脸孔的为救助非洲人而筹钱的年轻人。即便她的钱可能是用来制造长钉炸弹，而他的钱却可能是用来救命。西奥迪尼等人指出，亲和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生影响力的武器。
案例研究：文字劝说
换句话说，所销售的商品通过作用于目标个体的性格及经历来施加影响（要么成功，要么失败h我们是否会停下来思考取决于独特的个人背景，不仅包括当下的刺激，还包括易于获得的记忆，使得我们利用过去来解读当下。作为一个案例，我们一起来看下面的这段文字：
一个妇女开车（driving）送孩子上学，然后返回家的举动并不能视为是一种母性的关爱，而是自私自利的独特展现。为了社会发展，经济发展，还有自己孩子的未来，我们必须说服这位不停穿梭于学校的（school-running）母亲改变其行为。
这段文字在试图向我兜售一些理念。但在没有很多背景知识的情况下，我无法解读这则信息。我需要知道英语词汇“driving（开车）”的意思，我还需要理解开车在这里意味着使用的是一辆车，而不是一条鞭子。我也可能联想到记忆中的其他文字、新闻节目和朋友的辩论，或是任何能够告诉我英国正在进行这样一场辩论的消息：母亲开车送孩子上学能否减轻交通阻塞，是否比让孩子自己步行或骑车上学更能促进孩子健康。在阅读这段摘要之前，我从没有遇到过“school-nmning（穿梭于学校的）”这个形容词，但语境使得这个词的意思十分清楚。作了基础解释之后，我现在可以开始就我个人的想法来评价这段文字。
这些评价将受到我自身经历的影响：我对待孩子和交通的态度，我的住所离学校是远还是近，以及我读到这段文字时的感受。然而，这段文字本身也会对我造成影响，尽管我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段节选的一个特点在于一些词语的对比：一方面，有令人无比温暖的“母爱”，另一方面，又有令人万分寒心的“独特”和“自私自利”，这种强烈对比微妙地促使我站在了这位被人攻击的母亲一边，而远离了那些限制她开车权利的人。这段文字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注重重复概括（“为了……的发展”“社会”“经济”“穿梭于学校的母亲”）。喜欢抽象名词的人可能会欣赏这些词，而其他人就会感到距离感及非人性化。
最后，像这样孤立开来谈的文本范例并不多见。它取自《观察家报》的一篇文章，整篇文章其实是明确批评节选段落所持的立场的。我也曾读过大卫·阿罗诺维奇的其他文章，并且经常阅读《观察家报》，对它崇尚自由主义的特点非常了解。这篇文章出现在“评论”板块，我知道这个板块特许各抒己见的散文，所以我期待着一篇桿卫自由主义立场的文章。此外，我的认知图景包含了这样一个观念（雅各布·塔尔蒙在《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中这样说到）：自由主义思想“认为政治是个不断摸索的过程，而政治制度则是表现人类独创性和自发性方面非常实用的工具”。像罗伯特·利夫顿（见第1章）和其他人一样，塔尔蒙也将自由主义实用学与极权主义对于抽象和专制的偏爱进行了对比。所以，我对这段节选中大量使用抽象名词的解释并没有参考阿罗诺维奇的（自由主义）立场，而是用它来表达（并微妙地诋毁）其反面观点。这些背景，甚至于更多信息都可以在我阅读阿罗诺维奇或其他人的文章时为我所用。你拥有着与众不同但同样丰富的背景。然而，直接获取这些数据对于你我来说都不太现实：生命太短暂，停下来思考太费神，根本没有时间让我们培养清楚解释各种内涵的习惯。通常情况下，除了对文章的基调或特色有个总体的感知，这种联系并不会引起我们过多的注意。在阿罗诺维奇的指引下，这种联系还为我们头脑中的记忆增添一些感情色彩（赞同或不赞同）。换句话说，情感作为一个捷径，在无须明确搜寻的情况下，概括了我们认知数据库的内容。我们将在第9章再探讨这一要点。
劝说方面的心理学专家指出：如果积极对待，成年人至少可以抵制产生影响力的武器。仅仅是因为其他人都已拥有了该产品，或为了刺激需求该产品的供应受到了人为限制，我们也可以躲避责任陷阱，拒绝回报，忽视那些希望我们购物之人的权威及亲和力所带来的影响，下定决心不购买产品。对洗脑一词的内在恐惧，以及对于失去控制和身份的恐惧在于：无论是什么样的过程，其力量势不可挡，而且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不受影响的。只要有个人影响企图的存在，我们就有可能受到广告劝说的侵害，而且这种力量是无法抵抗的。
不幸的是，这个令人欣慰的结论并不适用于媒体，广告只是媒体这个更大的意识形态工具的一小部分。广告告知我们产品信息，而且大部分广告对于其目的而言都还相对比较诚实。除去那些直接获取的片段信息，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关于世界的其他信息，就必须依靠各种各样的大众传媒体系，因为那是当前强大媒体的组成部分。这也正是洗脑可以渗透之处。想想利夫顿的八个主题。环境控制是重大新闻事件发生后最显而易见的，比如世贸中心倒塌后，报道充斥着报纸、广播、电视，还有网络；但它更加微妙地呈现在日复一日重复的令人厌倦的主题中，类似的形式令人麻木（时尚杂志就是很好的例子）。要求纯洁和复杂问题简单化，忏悔崇拜和语言加载都是小报的显著特征，当然这绝不是小报所独有的。对于神圣科学、神秘操纵、教条至上，以及决定存亡这几个主题，只需看一看媒体如何对待那些质疑其文化霸权的读者，便可想而知了。“出版自由”和“公众利益”被看作是不容置疑的真理，为了寻求报道，个人隐私毁于一旦，名誉彻底摧毁。我们在第13章中将会看到：媒体可以成为有力的控制民众的武器。
教育
我们并非不需要教育，我们并非不需要思想控制。
平克·福劳伊德，《迷墙》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教育，一个国家通过教育控制年轻人的思想。当然，正规教育仅仅是将孩子塑造为成人的一部分影响因素：来自父母，尤其是同龄人，媒体广告，以及他们自身遗传基因等各方面的信息，都影响着一个人的成长。但至少在理论上，教育是每个孩子按照一定标准塑造着自身的经历。它也是一个公共程序。教育对整个社会都有影响，包括那些仅接受过初等教育的人。
和广告相比，我应该少花点时间谈论教育，因为我认为两者在很多方面相似。尽管教育的控制者——国家一可以清晰地加以辨别，但两者对于洗脑或平克·福劳伊德所说的“思想控制”的恐惧却有着共同的基础。广告和教育都是大众观念塑造的过程，适用于各种年龄段，大量利用我们对于启发法的偏爱来简化生活。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广告和教育塑造者的动机及技巧。
教育与广告的差异体现在三个重要方面：对象、结构和动机。第一个方面更多的可能是展现问题而不是现实：教育的首要对象是儿童，但广告针对的却是成年人。针对儿童的广告是有限制的，尽管这些限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严格；当下令专家们担忧的是高糖和高脂肪类食物正让儿童处于肥胖症的危险之中。同样，成人的“终身”学习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但实际情况是：儿童接受了大部分的教育资源，而大部分广告则针对成人：司机、房主，以及掌握“财政大权”的人。
在结构层面上，教育也不同于广告媒体。我们知道广告通常都是十分标准化的（空荡荡的马路上的汽车，极其整洁的房子里的美女，等等）。然而，这个标准却是通过不断发展、不断尝试才获得的，并不是出于积极设计；糟糕的广告仍然时不时出现，诸如热情奔放的嘲讽广告或其他媒体广告。教育受到的控制更多——教师经常抱怨控制太严，为了迎合政府的官僚主义，他们要花费很长时间来完成各种报告。目的是公平：所有的孩子都需要拥有相似的基础知识来为成年后的生活作准备。
对于那些既受控于教育又受制于广告的人来说，第三种差异最为重要：动机。广告的主要目的是销售产品。消费者能从商品中得到何种益处并不是广告商首要关注的事情，除非这种益处能够增加销售额。而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使孩子成长为公民，至少大体上教给他们获得成功以及贡献社会的技能（正如当今英国政府提出的口号所说：“创造机会，释放潜能，获得成功。”）路易斯·阿尔都塞以及他的学生米歇尔·福柯，还有很多人都指出：学校就像监狱，是一个极权主义环境（尤其是在寄宿学校，这种情况是十分真实的）。不过，尽管这些评论很有吸引力，但并不完全正确。学校的社会环境确实可以证明孩子能够成为出色的极权主义者，能够熟练地控制语言和行为。在威廉·戈尔丁的《蝇王》（lord of the Files）中相同而令人厌恶的精神暴行随处可见，这些精神暴行促使不幸的受害者以自杀告终，就像小说中皮基的谋杀那样。但任何学校都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确，戈尔丁小说中的孩子们没有受到学校和成人对其行为的控制。他们决定存亡所必需的条件就是成为具有压迫性的可怕组织的一名成员。
教育就是学习事实和掌握规则。这些事实建立了一个对于成人生活或多或少都有些用处的知识库。但是真正给予教育以力量的是规则。这是因为与事实不同，规则是可以被推广的，也就是说可以运用到新的状况中去。教授规则的最好方法就是将其运用到实践中去，这是要以学习一定量的事实作为基础。因此人们往往把学校描述为让学生沉浸于事实的无聊之地。
教育和批判性思维
但最好的教育并不仅仅是教授知识，而是传授批判性的思维：为了避免屈服于情感压力，具有在行动之前停下来思考的能力。这不是思想控制，恰恰相反，那是思想自由。即便是最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该技能的运用方面也无法达到完美。但即使不完美也足以使一个人能够摆脱“刺激驱动”，不断地对直接环境——最亮的颜色、最大的声音或是最诱人的广告——作出反应。被启发式的回应所驱使，随时依靠本能和情感生活，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非常轻松的生活方式：思考费力费神，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情感也同样令人精疲力竭，尽管短时间的反应可能无伤痛痒，但长期来看对身体和生存并非最为有利。正如我们仅仅是因为方便而去吃汉堡包，尽管累积的动脉脂肪总有一天会杀死我们，但我们对情感的依赖也同样会对自身造成极大的伤害。
至少在西方或理论上，智力环境都致力于削弱社会专制的力量（我们在第15章将回到这个概念上来）。本质上，其目的是反极权主义：教给孩子成功所需的技能，促进其日益增长的独立性，让他们接触对立的观点，教给他们行动之前停下来思考的能力。基督徒赞美上帝“服务于完满的自由”。理想的状态是，我们从相似的角度审视教育，将其看作自我服务，在这个世界上它给了我们更多的自由去理解并行动。例如：英国国家课程要求高级历史专业的学生不仅仅学习英国历史（要求做三篇学术论文）、欧洲历史（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历史做一篇学术论文），还要学习世界历史（1900年前后各一篇学术论文）。对于初期世界历史，可以有如下选择：
伊斯兰文明（7—16世纪）；中国秦朝；从秦始皇到忽必烈时期的中华帝国；满族入侵到明帝国的灭亡；从莫卧儿帝国到英国人踏入期间的印度；秘鲁文明；北美土著民族；美国黑人；西非帝国；幕府将军统治下的日本；德川时期的日本；腓尼基人；毛利人；穆罕默德和麦加；非洲伊斯兰教帝国；锡克人马拉塔人；祖鲁王国。
课程期望学生“将所研究的不同时期和区域内所发生的事件和变迁之间联系起来，比较社会和经济结构、文化和政治发展，以此来培养他们的理解能力。他们评估并利用信息来源，运用历史知识分析过去并解释为什么历史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展现和解读”。当你仔细思考所提供的案例研究以及学习用多种方式解释过去所暗含的批判性思维时，你会发现似乎现代英国已经发展成熟，并足以认识到出于思想原因而操控教育可能会导致相反的作用——极不灵活的极权主义思想完全不能适应我们飞速变化的后现代世界。那么，究竟是平克·福劳伊德错了？还是因为那些孩子的童年遭受不幸呢？
教育的理想和媒体谋求利润的动机相去甚远：教育的目的是使我们更加自由。并不仅仅包括是否有更加多的择车范围这样虚幻的自由，还包括可以向广告商提问他们不愿回答的那些问题的自由，即：关于其他可选的公共交通工具，司机的长期健康，对环境造成的危害等。我们应该有权利选择思考还是不思考，也就是说，不仅要提供给我们作选择的信息，还提供如何思考的技能。这些技能对于我们抵制从最温和的广告到最恶毒、最强制的思想控制的各种技巧的影响十分有效，也正是为了学习这些技能，我们才指望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