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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豪滕打断了我，接下来一边说一边不停地敲着玻璃杯，直到李德薇来重新给他倒上酒。“那么，芝诺最有名的悖论是‘阿基里斯和乌龟赛跑’。让我们想象一下，你和乌龟赛跑，乌龟在你前面十码起跑。当你跑过这十码时，乌龟又向前爬了也许一码，然后当你赶上这一码的距离，乌龟又往前爬了一点，如此下去，距离永远存在。你比乌龟跑得快，但你永远也追不上它，只能无限缩短和它之间的距离。”
“当然，如果真赛跑的话，你会直接跑到乌龟前面去，不去考虑其中涉及的原理。但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极为复杂，谁也没有真正破解，直到康托 [4] 向我们证明：有些无穷比别的无穷更大。”
“嗯。”我说。
“我觉得这就回答了你们的问题。”他很有把握地说，然后从杯子里慷慨地啜了一大口。
“还没有啊，”我说，“我们想知道，在《无比美妙的痛苦》结尾之后……”
“我拒绝对那本令人作呕的小说负任何责任。”范·豪滕打断我说。
“不行。”我说。
“对不起，你说什么？”
“不行，我不接受，”我说，“我能理解小说结尾叙述中断了，是因为安娜死了，或者病得太重，没法继续写下去了，但你答应告诉我们每个人后来怎么样了，所以我们才来了这儿，而我们——我，需要你告诉我。”
范·豪滕叹了口气，又喝了一口酒，说：“好极了。你想知道谁的故事？”
“安娜的妈妈，荷兰郁金香老爹，仓鼠西西弗斯，还有，就是——每个人，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范·豪滕闭起眼睛，鼓起双颊，长长吐出一口气，然后抬眼望着天花板上裸露在外的木头横梁，它们像棋盘一般纵横交错。“那只仓鼠，”过了一会儿他说，“那只仓鼠被克莉丝汀收养了。”——那是安娜得病前就认识的一个朋友。说得通。书里写过几次克莉丝汀和安娜一起跟西西弗斯玩的场面。“它被克莉丝汀收养了，在故事结尾之后又生活了几年，最后在它的仓鼠睡梦中得以安宁终老。”
现在我们终于略有进展了。“太好了，”我说，“太好了。好吧，然后是荷兰郁金香老爹。他是骗子吗？他和安娜的妈妈结婚了没？”
彼得·范·豪滕仍然望着天花板上的横梁，喝了一口酒，酒杯又见底了。“李德薇，我做不到，不行，真做不到。”他目光往下移，落到我脸上，“荷兰郁金香老爹没有怎么样，什么也没有。他既非骗子，也并非不是骗子，他是上帝。显而易见，他是用隐喻表现的上帝，毫不含糊，要问他后来怎么样了，跟问《了不起的盖茨比》里脱离躯体的T.J.艾克尔伯格医生的眼睛后来怎么样了处于同样的智力水准。他和安娜的妈妈结婚没有？我们谈的是小说啊，亲爱的孩子，不是什么历史进程。”
“话是没错，但你肯定想过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吧，我是说，作为人物，就是说，抛开他们的隐喻意义什么的不谈。”
“他们是虚构的，”他说着又轻轻敲起玻璃杯，“没有什么后来。”
“你说过会告诉我的。”我坚持说。我提醒自己要表现得坚定、自信，我需要让他迷乱的头脑关注我的问题。
“也许吧，但我当时有个被误导的印象，觉得以你的身体状况，无法作跨越大西洋的旅行。我是想……给你一点儿安慰，我猜。可我太蠢了，不应该那么做，想都不该想。但是，让我完全坦白地说：这种孩子气的想法，小说的作者就一定对小说里的人物有什么特别的见解……十分荒唐。那本小说是由纸页上的涂涂画画构成的，亲爱的。那些栖居其中的人物，在涂涂画画之外，并无生命可言。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在小说完结的一刻，他们都不复存在了。”
“不，”我说着直起身子从沙发上站起来，“不。我明白你说的，但我不可能不去想象他们的未来。你是最有资格替他们想象未来的人。安娜的妈妈一定发生了什么，她要么结婚了，要么没有。要么跟荷兰郁金香老爹搬家到了荷兰，要么没有。要么生了别的孩子，要么没有。二者必居其一。我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怎样了。”
范·豪滕紧紧抿起嘴唇。“我很遗憾不能纵容你这种异想天开的孩子气举动，但我不会用你习以为常的那种方式去怜悯你。”
“我不要你怜悯。”我说。
“所有生病的孩子都一样，”他平心静气地说，“你嘴上说不要怜悯，但你的整个生命都依赖着它。”
“彼得——”李德薇这时说话了。但他斜倚在椅子上滔滔不绝地说下去，醉得舌头都大了。“生病的孩子们都不可避免地变得犹如困兽。你们命数已定，时日无多，到死都是孩子，和确诊那天一样——只有孩子才相信小说结尾之后还有故事。而我们，我们成年人对此感到怜悯，所以我们花钱给你们治病，给你们购置氧气机，给你们好吃好喝，尽管你们可能都活不到……”
“彼得！”李德薇喊道。
“你们就是副作用，”范·豪滕说，“进化过程的副作用，进化过程对个体的生命毫不关心。你们是变异失败的实验品。”
“我辞职！”李德薇喊道，她眼里含着泪。但我并不愤怒。他无非是在寻找最伤人的方式来讲出实情，但当然，实情我早已经知道了。好几年来，我夜夜瞪着天花板，不管是我自己的卧室还是ICU病房，所以我也早就找到了想象自己的病的各种最伤人的方式。我向彼得走了几步。“听着，无赖，”我说，“关于疾病，你所能告诉我的一切我都已经知道了。我需要你告诉我的，就一件事，告诉我了，我就永远走出你的生活：安娜的妈妈后来怎么样了？”
他朝我略微扬起肌肉松垂的下巴，耸了耸肩。“我没法告诉你她后来怎样了，就像我没法告诉你普鲁斯特小说里的叙述者后来怎么样了或者霍尔顿·考菲尔德的妹妹怎么样了，哈克贝利·费恩溜之大吉去了印第安人的‘领地’之后怎么样了！”
“胡说！全是胡扯淡。你倒是告诉我呀！随便编点什么！”
“不行。另外，如果你能不在我家说脏话我会很感谢你。这可不是淑女所为。”
我仍然没有生气，一点儿也没有，但我非常在意一定要得到他答应过告诉我的东西。我心里有什么东西膨胀起来，我俯下身，朝那只拿着酒杯的浮肿的手一巴掌扇过去。杯子里剩下的威士忌全洒在了他那张阔脸上，玻璃杯从他的鼻子上弹起来，跳芭蕾舞一般在空中旋转着，最后落到年头久远的硬木地板上，一声脆响，粉身碎骨。
“李德薇，”范·豪滕平静地说，“我要一杯马丁尼酒，麻烦你。里面的味美思只要放一星半点就行了。”
“我已经辞职了。”李德薇沉默了一会儿说。
“别傻了。”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软的不灵，硬的也没用。可我需要答案，为了它，我走了这么长的路，还劫持了奥古斯塔斯的“愿望”。我需要知道。
“你有没有想过，”他说话更含混了，“为什么对那些傻问题这么在意？”
“你答应过的呀！”我嚷道，耳朵里回响的全是砸奖杯那个晚上，艾萨克因无能为力而绝望的哀哭。范·豪滕没有说话。
我还站在他面前，等着他对我说些什么，这时我感觉到奥古斯塔斯的手落到我的胳膊上。他拉着我向大门走去，我跟上了他的脚步。范·豪滕在我们身后大叫大嚷，抱怨如今的年轻人忘恩负义、不知好歹，文明社会已然灭亡，而李德薇连珠炮般地爆出一串荷兰语回答他，声音有些歇斯底里。
“你们一定得原谅我的前助理，”他说，“荷兰语与其说是语言，不如说是一种咽喉疾病。”
奥古斯塔斯拽着我出了房间，穿过大门，走进近午的春光和飘落的翅果中。
对我来说，逃跑这种事永不可能做得敏捷利落。奥古斯塔斯帮我拿着氧气推车，我们沿台阶而下，然后往回走，回费罗素夫酒店。人行道上铺着纵横交错的长方形地砖，坑洼不平。自从秋千架旁那次之后，我第一次哭了。
“嘿，”他把手放在我腰上说，“嘿，没事的。”我点点头，用手背胡乱擦擦脸。“他是个大烂人。”我又点点头。“我给你写个续集。”格斯说。这句话让我哭得更凶了。“我会的，”他说，“一定写。比那个老醉鬼写的任何垃圾都要好，他的脑子都让酒精蛀得全是洞了，跟瑞士奶酪一个样。他连写过小说都不记得了。我可以写得比那家伙强上十倍，书里会有鲜血、有勇气、有牺牲。《无比美妙的痛苦》和《黎明的代价》合二为一。你一定会喜欢的。”我一个劲儿地点头，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然后他抱住了我，用有力的胳膊将我拉近坚实的胸口，我把他的POLO衫哭湿了一片，但终于恢复到能说话了。
“我把你的愿望花在那个大脸无赖身上了。”我伏在他胸前说。
“说得不对，海蓁·格蕾丝。我向你承认，你的确花了我唯一的一个愿望，但不是花在他身上，而是花在我们俩身上了。”
我听到身后传来高跟鞋奔跑的“笃笃”声，转过身，看到了李德薇。很自然，她饱受惊吓，泪水晕开的眼线在脸颊上留下两道黑痕。她追着我们来到了人行道上。“也许我们该去安妮·弗兰克故居看看。”李德薇说。
“我不想跟那个怪物一起去任何地方。”奥古斯塔斯说。
“没邀请他。”李德薇说。
奥古斯塔斯仍然保护性地抱着我，一只手贴在我的脸旁边。“我不想……”他张开嘴，但被我打断了。
“我们去吧。”我的确想要范·豪滕给我回答，但这不是全部。和奥古斯塔斯一起待在阿姆斯特丹的时间只剩两天了，我不想让一个可悲的老头毁了这两天。
李德薇开着一辆笨重的灰色菲亚特，这车引擎的响动听起来就像个兴奋过头的四岁小姑娘。我们驱车开过阿姆斯特丹的大街小巷，路上她一再道歉。“我非常抱歉。没有借口强求你们原谅，他病得太重了。”她说，“我原以为跟你们见面会对他有帮助，如果他能看到自己的作品对活生生的人有这么大的影响，可……我非常抱歉。这真是非常令人难堪，太难堪了。”我和奥古斯塔斯都没有说话。我坐在后排，就在奥古斯塔斯后面，我偷偷把手伸到他的座椅和车身之间去找他的手，可没找着。李德薇继续说：“我坚持做这份工作是因为我相信他是个天才，也是因为报酬很高，但我没想到他变成了一个怪物。”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猜他靠那本书挣了不少钱。”
“哦，不不，他是范·豪滕家族的后人，”她说，“他的先祖是荷兰人，在十七世纪的时候研制出了可可豆压榨和碱化技术，发明了能溶于水的可可粉。后来范·豪滕家族有些人移居美国，彼得就是其中之一，但他完成那本小说后又搬回了荷兰。他是那个伟大家族的耻辱。”
引擎尖叫起来，李德薇换了挡，我们像子弹一样冲上运河上的一座桥。“都是境遇使然，”她说，“是境遇把他变得这么残忍，他不是个坏人。但今天，我真没想到——他竟说了那么些可怕的话，我真不能相信。我非常抱歉，非常非常抱歉。”
我们在离安妮·弗兰克故居一个街区之外的地方停了车，然后，李德薇去排队给我们买票，我坐在地上，背靠一棵小树，看王子运河里停泊的船屋。奥古斯塔斯站在我面前，懒洋洋地推着我的氧气小推车转圈，看轮子打转。我想让他在我身边坐着，但我知道对他来说坐下很困难，再站起来就更困难了。“没事吧？”他低头望着我问。我耸耸肩，伸手摸摸他的小腿肚。那是他的假肢，但我把手放在上面不动。他低头看着我。
“我真希望……”我说。
“我知道，”他说，“我知道。显然，世界不是满足愿望的大工厂。”这话逗得我微笑起来。
李德薇拿着票回来，但她的薄唇抿得紧紧的，看上去很担心。“那儿没有电梯，”她说，“我非常非常抱歉。”
“没事的。”我说。
“你不知道，那儿楼梯太长了，”她说，“又长又陡。”
“没事的。”我又说了一遍。奥古斯塔斯想说什么，但被我打断了。“没关系，我能行。”
我们首先进了一间屋子，里面在播放录像，介绍犹太人在荷兰的情况，纳粹入侵以及弗兰克一家人。然后我们上了台阶，走进安妮的父亲奥图·弗兰克做生意的营业所，一栋运河边的房子。爬楼梯很耗时，对我和奥古斯塔斯都是，但我感觉还挺有力气。很快，我看到了那座著名的书架，它后面的暗门里曾经是安妮·弗兰克、她的家人和另外四个犹太人的藏身之地。书架被挪开了一半，背后是一段更陡峭的台阶，宽度仅容一个人通过。我们身旁围着很多别的参观者，我不想耽搁他们，但李德薇说：“请大家耐心一些，谢谢。”于是我开始往上走，李德薇在我身后帮我拿着氧气推车，格斯在最后。
一共十四级台阶。我一直在想身后的那些人——他们大部分是说着各种不同语言的成年人，我感觉有些尴尬，好像自己是个既安慰人又纠缠人的鬼魂。但最后我终于成功登顶，来到一个空得诡异的房间里。我靠在墙上，大脑不停地告诉我的肺“没事的没事的冷静点没事的”，而肺则对大脑说：“哦，天啊，我们要死在这儿了。”我甚至没看到奥古斯塔斯上楼，他走过来，用手背抹抹额头，好像舒了一口气似的说：“你是冠军啊。”
靠墙休息了几分钟后，我走到下一个房间，安妮和弗里茨·菲弗就曾住在这里。房间极小，空空荡荡，没有家具。除了安妮从报纸杂志上剪下来的照片还原封不动地贴在墙上，根本看不出这里曾住过人。
另有一段向上的台阶通向范·佩尔斯一家住过的房间，这段台阶有十八级，而且比刚才的更陡，根本就是个豪华版的梯子。我走到台阶跟前，抬头往上看，心想我可能上不去了，但我也知道唯一的出路就是往上。
“我们往回走吧。”格斯在我身后说。
“我没事。”我轻声回答。这很蠢，但我忍不住一直觉得我欠她的——我指的是安妮·弗兰克，因为她死了而我活着，因为她一直安安静静，永远关着窗帘，没有做错任何事，可她还是死了，因此我觉得我应当爬上台阶，去看看盖世太保到来之前那些年里她藏身的世界的最后一部分。
我像小孩子一样手脚并用地爬起台阶。一开始我爬得很慢，这样才能喘得上气。但后来加快了速度，因为我知道自己喘不上气了，想在最后一丝气力消耗殆尽之前爬到顶。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眼前开始一阵阵发黑，十八级台阶，地狱一样陡峭。最后我爬到顶的时候，已经恶心欲吐，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胳膊腿的肌肉全体尖叫着索求氧气。我靠着墙扑通坐倒，喘息着发出不那么尖锐的咳嗽声。在我头顶上方有一个用螺栓固定在墙上的空玻璃橱，我透过它注视着天花板，努力让自己别晕过去。
李德薇在我身旁蹲下，说：“已经到顶了，一共就这么高。”我点点头。我模糊地意识到大人们都围在旁边，担忧地瞧着我；李德薇轻声细语地用一种语言对那些参观者说话，然后换另一种，然后又换另一种；奥古斯塔斯站在我身边，手放在我的头上，顺着发缝抚摸我的头发。
过了很久之后，李德薇和奥古斯塔斯拉我站起来，我看到了玻璃橱里保护的东西：墙纸上留下的铅笔印，记录着住在这座秘密增建的房屋里所有小孩那几年的身高刻度，一直到他们再也不会长高。
我们从这间房子走出去，就离开了弗兰克一家住过的区域，但还在纪念馆里：一条狭长的走廊墙壁上挂着曾在这座附属建筑里生活过的八个人的照片，并描述了他们死于何时、何地，什么方式。
“整个家里唯一一个经历战争而活下来的人。”李德薇对我们说，指的是安妮的父亲，奥图。她压低了嗓音，好像在教堂一样。
“但他经历的不是战争，严格说来，”奥古斯塔斯说，“他经历的是种族灭绝的大屠杀。”
“的确。”李德薇说，“我不知道一家子都没了，人还怎么活下去，我真不知道。”我一边看那七个死去的人的介绍，一边想着奥图·弗兰克：他不再是父亲了，妻子和两个女儿都没了，只给他留下一本日记。在走廊尽头有一本巨大的册子，比字典还要厚，里面记录着在荷兰死于大屠杀的十万三千人的名字。（墙上的标牌写道：被驱逐出境的荷兰犹太人里，只有五千人活了下来。五千个奥图·弗兰克。）这本名册翻到了有安妮·弗兰克名字的那一页，但引起我注意的是另一件事：就在她的名字下面，列着四个艾伦·弗兰克。四个啊。四个没有纪念馆的艾伦·弗兰克，没有历史印记，没有任何人哀悼他们。我默默下定决心，只要我还活着，就要记着这四个艾伦·弗兰克，为他们祈祷。（也许有些人需要心怀对正统全能之上帝的信仰才能做祈祷，但我不需要。）
我们走到房间尽头，格斯停下来说：“你还好吗？”我点头。
他指指背后安妮的照片。“最糟糕的是她差一点儿就能活下来了，你知道吗？她死的时候距离集中营被解救只有几个星期。”
李德薇走开几步去看一个录像，我抓住奥古斯塔斯的手，走到下一个房间。那是一间A字形房屋，里面存放着奥图·弗兰克在寻找女儿的几个月里写给人们的信。房间中央的墙上，电视里正播放着奥图·弗兰克的录像，他说的是英语。
“还有没有漏网的纳粹党人？”奥古斯塔斯问，“我要去追捕他们，把他们绳之以法。”我们正倚在玻璃陈列橱窗上看奥图的信，还有那些令人心碎的回信——不，解放之后谁也没有见过他的孩子们。
“我想他们早就死绝了。不过说起来，纳粹党人又没垄断邪恶的专利权。”
“说得是。”他说，“这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海蓁·格蕾丝：我们应该精诚合作，组成一个义务的除暴安良残疾双人组，震撼全世界，伸张正义、扶助弱小、保护陷入危险之中的人们。”
这是他的梦想却不是我的，但我还是迁就了他，毕竟，是他先纵容了我的梦想呢。“我们的英勇无畏就是我们的秘密武器。”我说。
“我们的事迹将被人写成故事，一直流传到人类的声音消失的那一天。”他说。
“就算到了那一天之后，每当机器人回忆起人类荒谬的牺牲和热血，也会想起我们。”
“他们会用机器笑声笑话我们英勇的蠢行，”他说，“但他们钢铁的机器之心里有什么东西，会向往、会渴望，希望能像我们那样活过和死去——完成英雄的使命。”
“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我抬头看着他，心里想着在安妮·弗兰克纪念馆不应该吻别人，然后我又想起，安妮·弗兰克她自己归根结底也在安妮·弗兰克纪念馆吻过别人，那么她的家要是变成病入膏肓的年轻人沉醉于爱情的地方，她很可能再欢喜不过了。
“我必须承认，”录像里，奥图·弗兰克用带着奇怪口音的英语说，“我对于安妮的思想之深刻感到非常惊讶。”
然后我们俩接吻了。我的手松开了氧气推车，伸到他脖子后头，他揽住我的腰拉向他，我得踮起脚。他嘴唇稍启，迎上了我的双唇，那一刻我感觉喘不上气，但却跟以前不一样，令人着迷。我们周围的空间不复存在，在那个奇异的时刻，我打心底里喜欢我的身体，这具饱受癌症摧残的躯壳，我几年来拖着它来来去去，但突然之间，它似乎值得我去挣扎搏斗，那些胸管、PICC导管、肿瘤对我身体永无休止的背叛——似乎全都值得了。
“那是和我所了解的女儿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安妮，她从来没有真正展露这样的内心感情。”奥图·弗兰克继续说。
我们吻得没完没了，奥图·弗兰克在我们身后一直说下去：“因为我和安妮关系一直很好，所以我的结论是，大部分父母都并不真的了解他们的孩子。”
我发现我一直闭着眼睛，于是睁开眼。奥古斯塔斯正注视着我，他的蓝眼睛从没有离我这么近过；而在他背后，一群人几乎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了我们。我觉得他们很生气，乃至惊骇。这些十几岁的孩子荷尔蒙太旺盛，竟然公开亲热，全然不顾头顶上的录像正播放着失去女儿的父亲那破碎的嗓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