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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想对他们的此举作出诘难，”欧内斯特爵士开始尽其所能地诘难起来，“但我实在不愿意相信，他们之所以拒绝听取陶德杭特先生令人吃惊的自白，只是因为他们已经逮捕了一个他们确信有罪的人。因为，他们并不想公开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我确信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这种邪恶——没有其他合适的词语了——的行径，绝不可能是由我们的警方做出来的。是的，他们确实相信自己抓对了人，同时也认定了陶德杭特先生只不过是怀揣浪漫主义情怀的好管闲事的怪人。但陶德杭特先生拒绝接受此事，他绝不能忍受让一个无辜者身处险境，自己却保持沉默。他们其实根本就不了解真相。这也是此案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起诉的原因。现在，被告席上站着的，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如果他愿意，便可直接离开法庭，立即消失。尽管有人起诉谋杀这一重大的罪行，但当局却毫不在意，拒绝对他发出逮捕令。陪审团的各位大人，我现在站在这儿，就是要向你们证明，他们错了，而佛兹先生是对的。
“法官大人，”欧内斯特爵士饱含感情地说，“我必须请您纵容我，听我多说几句。我很清楚，身为一名律师，我一般不该对自己经办的案子，发表个人意见。不过我认为这个案子如此的不寻常，一点个人的解释也许并无不当。在阁下的允许下，我只想以我个人在此案件的立场上说几句话。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团成员，我只想说，身为一位曾多次为政府和国王服务的律师，我此次会出现在这样的场合，代理这样的案件，必定会招致有关方面及我的同事们的严厉的批评。如若我没有彻底地了解我的责任，我也不会承担下这起案件。
“我很清楚我的责任。几个星期以前，我只是因为偶然的原因接触到了这个案子。当时我是目击到证据的证人，而我们发现的这些证据，对于控告被告有罪是有所裨益的。你们将会亲眼目睹不可思议的状况，即律师走上证人席，陈述对于被告方不利的证词。这种情形的确前所未见，在普通的案件中，这也许是违反我们律师这个行业的职业道德的，但对于这起特殊的案件，这一行为应该是合情合理的。我向各位说明这些，是因为接下来我将把我们所有的发现一一道来。这些发现让我坚信，那位已经获罪下狱的人其实是无辜的。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才会站在这个地方，随此案一起出现在诸位面前。我来此并不是出于任何人的意愿，而是纯粹出于我的职业自尊，纯粹出于司法正义，纯粹而热切地遵从于我内心的声音。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团成员，我真诚地希望各位能宽恕我的所作所为，因为我觉得无论对于你们，还是对于我自己，这都是我应尽的义务。
“现在让我按照先后顺序，将整件事向大家理清。为大家说明艾赛尔·梅·宾斯死亡的整个过程。
“去年六月十四日，陶德杭特先生前往拜访他的医生……”
欧内斯特爵士继续简单概括了陶德杭特先生之后的行动，从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只剩下寥寥的几个月开始讲起，提到了他确定自己未来方向的那次聚餐，提到了费舍曼的事，直到今天早上陶德杭特先生自愿站在这个被告席上。
陶德杭特先生觉得他说得棒极了。
他略带讽刺地想着自己是不是要拿支笔记下来，然后整理写成评论发表在《伦敦评论》上。如果他最终被判有罪的话，那么在他行刑日之前，确实有段很长的时间，可以把这些写出来。
他认为这个想法很符合真正的科学精神，于是轻声要来纸和笔，并严肃地记录着。
“欧内斯特·普雷迪波爵士的开场白比我预期的更加简洁有力，内容极具说服力。我想我们有赢的机会。”
在午间休息之前，只传唤了一名证人，但那个证人非常重要：费瑞斯。
费瑞斯的证词大致陈述了两点内容：那场臭名昭著的聚餐上的对话，以及他身为《伦敦评论》编辑，与陶德杭特先生有着怎样的私人关系。他坦承当时陶德杭特先生极力将话题引向他需要的方向。他希望大家讨论一个被医生宣告只剩下几个月生命的人，可以为大众作出怎么样的贡献。而且他记得非常清楚，几乎所有人都得出相同的结论，那就是谋杀。
“被告当时是否以侧面询问的方式，来征询有关此事的建议？而当时，你们建议他应该去谋杀？”欧内斯特爵士一脸震惊地大皱眉头。
“很遗憾，当时我们并没有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费瑞斯微笑着说，“否则，我们绝不会给出这样的建议。”
“但事实上，你们确实对他是如此建议的？”
“如果你真的那么认为的话，那就是了。”
“我确实这样认为。”
“那，”费瑞斯殷勤地说，“我就没办法反驳你了。”
“但你根本没想到被告真的会那么做？”
“我根本连想都没想过。”
“在知道他那么做了之后，你是否会惊讶于这个事实？”
费瑞斯想了想说：“也许不会吧。”
接着，欧内斯特爵士开始了第二个问题。
“你跟被告很熟吗？”
“非常熟悉，我想。”
“他曾在你手下的期刊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
“这几年来，他都是《伦敦评论》的定期撰稿人。而我担任他的编辑。”费瑞斯巧妙地抓住这个面对公众的机会，打了个小广告。
“那么在这段时间内，你不仅研读过他的作品，还观察过他的为人？”
“当然。”
接下来，欧内斯特爵士问出费瑞斯在工作之内和之外，都曾与陶德杭特先生有过多次的谈话。
“你与被告很熟识，你是否认为，被告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
“毫无疑问的。”
“你从未见过他有任何不正常病症的情况？”
“从没有，就大病来说。”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欧内斯特爵士带着些蔑视问道。
“我的意思是，他或多或少有些小毛病，比如单身汉的习惯病之类的。”
“毫无问题，这些小毛病，我们都有。但除了这些小毛病之外，你是否还留意到任何他看起来精神上不正常的行为？”
“陶德杭特一直是我见过的心智最为健全的人。”费瑞斯说着，礼貌地向被告席微微鞠躬致意。
“谢谢你。”欧内斯特爵士问完了问题，坐下了。
费瑞斯以一种乐于助人的态度，礼貌地转身面对贾米森先生的讯问。
“费瑞斯先生，”后者发问，“你是一名编辑吗？”
“我是。”
“那想必你肯定读过不少著作，不管是小说，还是纪实类的？”
“没错。”
“你读过各种各样的书，毫无疑问。举个例子吧，出于工作的需要，你是否阅读过一些有关心理学方面的书？”
“非常多。”
“包括犯罪心理学？”
“是的。”
“我不知道这样说合不合适，我可否认为，你阅读过这么多相关的著作，那么对于心理学包括犯罪心理学的现代原理，都非常精通呢？”
“我不是专家。”费瑞斯回答道。他的回答像个反问句一样，大家一听到就会立刻相信他是个专家，“但是这些知识用来对付我的工作是足够了。”
“而在你曾经读过的所有东西中，是否碰到过这样的案例：一个人说服自己要去做某件大事或重要的事，这件事也许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他会为此而全心全力地投入，但就在行动的节骨眼上，他紧张了，他的勇气退缩了，他最终临阵脱逃？”
“这是个普遍现象。”费瑞斯以一种专家的门吻评述道。
“这样的一个人，也会说服自己去杀掉某个他认为很讨厌的人。他很有可能去购买了一把左轮手枪，甚至在决心动手谋杀的时候也怀揣着这把枪。然而在最后时刻，他却紧张了，并拿着枪乱挥舞，威胁别人。有这种可能吗？”
“非常有可能。”
“你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吗？”
“哦，是有的。”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手枪凑巧走火，这有可能是因为持枪人对于火器并不熟悉所导致的。根据你的犯罪心理学知识，你是否还会认为这样是蓄意杀人呢？”
“不会。”
“谢谢你，费瑞斯先生，”贾米森先生说道，他仿佛得到了比自己预期还要满意的答案，“这非常有启发性。你曾对法官和陪审团说过，你认为被告是你见过的心智最为健全的人。这是依据你自己所掌握的心理学知识来判断的吗？”
“就我所掌握的那些心理学知识来说，”费瑞斯优雅地回答道，“我想我会得到这个结论。”
“好，那么，你是否依然维持这样的证词，不作改变？”
“是的。”
“那么，费瑞斯先生，在这起假设的案件中，那个人说服自己去杀人，他蓄意地买了一把手枪，他接近了被害人，但是最终，他却不是蓄意地扣下了扳机，你认为这个人还是个理智的谋杀者吗？”
“就以这些线索来判断，”费瑞斯谨慎地说，“并不能得出此人心智是否健全的判断。”
“那你能否在法官大人和陪审团面前，对此稍作解释呢？”
“这只能说是一种典型的紧张失控行为，”费瑞斯慢慢向法官解释道，“这一行为与人的心理异常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因紧张而导致失控。不过这并非专家意见，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是的，”法官说，“贾米森先生，我必须问你一个问题。我对于这段交叉讯问的目的不是很明确。你是在打算证明被告人无
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吗？”
“不，法官大人，”贾米森先生恼怒地回答，他激动得苏格兰腔更浓重了，“我的意图刚好相反。我恰恰认为我的当事人完全可以对他的行为负责。”
“之前欧内斯特爵士已经提出了这一观点，那你现在的观点跟他并无冲突。所以这一点也没有再问的必要了。因为我不是很明白你进行此番讯问的目的。”
“法官大人，我认为这一点会在其他环节中被反复地问起，”贾米森先生阴沉地说，“而这些讯问将会导致一些针对我的当事人心智状况的怀疑。我想从这位与他颇为熟识的朋友身上取得足够的证词，以证明他是神志清醒的。通过我的讯问，陪审团也可以听到最有效最权威的观点。”
“非常好。”法官耐心地说。
贾米森先生陈述了他的观点，并对一起早期问题提出了颇有针对性的准备和辩护方案。费瑞斯获准离席，他礼貌地向法官轻鞠一躬，然后迅速离开。
“真没想到，这个老贾米森还挺有两下的，”欧内斯特爵士不无赞赏地说，“这招真是聪明绝顶。那段有关紧张失控的鬼话，使这个案件的辩护方向转向了过失杀人罪。真是聪明绝顶。”
三人一同坐在舰队街上的一家小餐馆用餐。因为老贝利法庭跟一般的法庭不大一样，连可供饥饿的律师和证人填饱肚子的餐厅都没有。其他用餐者明显很高兴能与陶德杭特先生这样有名的人坐在同一家餐馆用餐。他们舍不得把眼睛从他身上移开，就边看边摸索着把饭塞进自己的嘴里。
陶德杭特先生对于那些粗鲁的注视已经颇为习惯了，他对于贾米森先生主导的辩护方向也大为赞赏。
“欲扬先抑，他还真是狡猾。”欧内斯特爵士在吃两块糕饼的间隙中说了一句。
“是啊。”陶德杭特先生看起来若有所思。他一点都不想接受那种拷问的折磨。如果这件事要在法庭上彻底解决，警方一定会派出一名代表对陶德杭特先生展开交叉讯问，然后再报告给陪审团。经过这项交叉讯问，警方想要证明陶德杭特先生无法为艾赛尔·梅·宾斯小姐之死负责的企图心就一览无遗了。但陶德杭特先生怀疑自己能否忍受那种拷问的折磨。跟我们大多数普通人一样，陶德杭特先生自己都不确定自己能否当好一个证人。而且，他现在自我感觉记忆力很差，他私下里很是担心一个聪明的控方律师会让他当庭崩溃。
“不管怎么说，你觉得我们现在做得怎么样？”他啜饮了一口牛奶。
“还行，不算糟糕，”欧内斯特爵士满怀热忱地说，“陪审团看起来还是疑惑不解，但我们会帮他们理清思路的。你会看到的。”
陪审团当然会疑惑不解。
整个下午，证人一个接一个地出场，都是来为陶德杭特先生的谋杀动机——或者说是他当时还在酝酿的模糊不清的谋杀动机——作证的。陪审团的思路并没有变得清晰，反而愈加迷惘。陶德杭特先生密切注视着他们，并不时地做着笔记，心里还不停地在嘀咕，找出十二个蠢人来这儿不是一件困难的事。陪审团中没有一个成员能够搞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会愿意犯下一起完全利他主义的罪行。杀害某个他并不认识的人，而为其他一些人谋得福利。
但同样的话被重复了很多遍，即使是这样的一个陪审团，他们应该对这个概念也了然于心了吧。陶德杭特先生确实曾不有这个念头。那晚宴会上的每位成员（除了区特威克先生之外，因为他之后不久就会闪亮登场）都被传唤来出庭作证，他们每个人都证实了费瑞斯的证言。紧随其后的是几名环球出版公司昀职工，比如年轻的威尔逊，他证明自己曾把费舍曼的故事从头到尾讲给了陶德杭特先生听，并详细地描述了那个人是多么可恶，多么令人讨厌。欧吉维亚也谈到了陶德杭特先生对他的那次访问，还重复了后者愤怒的呼声：“那个男的该被枪杀！”斯泰西斯、小巴特斯和班尼特都回忆了那天晚上办公室的讨论会以及一直躲在后面偷听的陶德杭特先生。班尼特显得很是紧张，而他紧张的原因，恐怕只有陶德杭特先生猜得出来。
小巴特斯也作证，陈述了当他在台阶上不小心撞到陶德杭特先生时，他脱口而出地询问去哪里可以买到左轮手枪的事实。他表示那个时候，他注意到陶德杭特先生的表情毅然决然，像是一头愤怒的公牛。紧接着，枪店老板也证明了同一天陶德杭特先生在他的店里购买了一把左轮手枪，并指出，就是作为证物呈堂证供的那把手枪。
依靠那么多证人的证词，欧内斯特爵士可以有充分的证据向陪审团证明，毫无疑问，陶德杭特先生在遇到诺伍德小姐之前，就怀有要谋杀某个害人精的强烈动机。陶德杭特先生必须庆幸曾发生过费舍曼事件这个小插曲。虽然当时看来，他算是彻底地失败了。但这一事件的价值巨大，若是没有这一插曲，恐怕陪审团根本连他的动机都无法接受。
“陪审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陶德杭特先生对欧内斯特爵士说。欧内斯特爵士就像个温柔的母亲，几乎是把陶德杭特先生抱进了出租车，而区特威克先生跟年轻的福勒先生则忙着对付那些好奇围观的群众。
“他们显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欧内斯特爵士赞同道，“我就是要他们这样。”
区特威克先生敏捷地爬进了出租车，车立即驶开，路旁是欢呼着的群众。
“嗯，站在被告席上，感觉如何啊，陶德杭特？”区特威克先生交叠着他短胖的双腿，靠在椅背上问道。
陶德杭特先生按摩着他瘦骨嶙峋的膝盖。他那顶破烂不堪的帽子依旧戴在秃头上。怎么看他都不像一个谋杀犯。
“这感觉，就像是让别人为你拍照。”他说。
陶德杭特先生现在可是伦敦最受欢迎的人物了。警方本来想派些人来警戒这个地方，现在看起来完全派不上用场。早就有大批的记者在他们房门外蹲点了，当他从出租车一步踏出，走向了第二拨欢呼的群众，直到第二天上午一出门，又走进第三拨欢呼的群众。他家四处都是人，有时候记者也想要得到采访的机会，但他们都失败了。因此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只能记录下陶德杭特本人的日常活动，或者记录下区特威克先生（他现在是这个家里的人了），陶德杭特先生的堂姐、女仆，还有欧内斯特爵士请来保卫陶德杭特先生性命的医生和护士。（陶德杭特先生表示过抗议，但没用。）
每当他一到家，就立刻被医院来的这两个家伙按住，不南分说地弄到床上去安顿下来。而区特威克先生在跟医生以及两位年迈的堂姐共进愉快的午餐之后，便喜滋滋地享用起了陶德杭特先生一直珍藏着的那瓶一九二一的拉斐特城堡葡萄酒。陶德杭特先生如果晚上状况还不错，就可以被允许参与到计划的讨论中来。
陶德杭特先生还想问医生他的身体能否扛到审判顺利结束，而区特威克先生则告诉他情况非常乐观。
“他说，只要你能避免任何情绪上的剧烈波动，你就肯定能够再活几个月。”他说。对于陶德杭特先生能够如此平静地直面死亡这个问题，他倍感惊讶。陶德杭特先生谈到死亡时的口吻仿佛是在说去戏院看戏，而不是前往另一个世界。
“哈！”听到这个消息，陶德杭特先生显然颇为满意。
在这之后，那晚就没什么大事了。除了当晚十一点半稍后，陶德杭特先生坚持要他的律师过来，他一定要在遗嘱中加一条。他打算在死后遗赠五英镑给护士（陶德杭特先生毫无理由地极度讨厌她），好让她购买一整套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她居然不知道阿甘夫人咆哮的典故，陶德杭特先生私下里这样想着。
班森先生早就辞职了，而现在，陶德杭特先生的遗嘱上已经补充了近百条附加条款。最近五个月来，他的遗嘱也被彻底地重写了七次。
16
第二天审判上庭作证的第一位证人，便是佛兹。
欧内斯特爵士以一种油滑的态度向走上证人席的他致敬。而在被告席上的陶德杭特看来，他的这种表演神态有些过了。
“佛兹先生，你就是提请这桩谋杀诉讼的人吗？”
“是的。”
“你能否对法官大人和陪审团成员说明，是什么原因导致你采取如此重要的举措？”
“那是因为我感觉我能确定，发生了一起严重的错判。我所能做的，就是到这儿来，纠正这个错误。”
“确实如此。那么除了出于社会正义和责任感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吗？”
“没了。”
“嗯，”欧内斯特爵士微微皱了皱眉头，“而这只是你众多社会公益事迹中的一桩。至于佛兹先生在中间团体联盟的种种令人敬仰的无私的成就，我就不一一赘述了。现在我们回到案子上来，佛兹先生，是什么导致你认为之前的审判有误？”
“是我与陶德杭特先生进行的两次谈话。”佛兹在他的大眼镜后眨了眨眼，回答道。
“佛兹先生，你可否将谈话的主要内容告知法官大人和陪审团？”
陶德杭特先生在被告席上旁听着，他对于佛兹的举止和真诚的态度赞赏有加。他做了些笔记，记下了佛兹看起来是个结合所有完美证人要素于一身的证人。他只有被问的时候才会回答，而且没有人会怀疑他所说内容的真实性。
“第一次谈话，”佛兹说，“发生在我的俱乐部，大概是在六个月前。我很清楚地记得，因为那次谈话很不寻常。在我的记忆中，陶德杭特先生直截了当地问我有没有该被谋杀的人选。我以半开玩笑的态度询问他是否要谋杀我提供的人选，陶德杭特先生表示他当真决定如此。我们争辩了暗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可能性，看起来，那个时候的陶德杭特先生深受某个想法的吸引。但我建议他先好好思考清楚，不要急着尝试，原因我就不细说了。”
“嗯，很好，”欧内斯特爵士发出喉音，“你说你以半开玩笑的态度对待他提出的谋杀的建议。那么这整段对话，你都是一直保持着这种半开玩笑的态度吗？”
“是的。”
“你那时并未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
“很遗憾我没有。现在我才发现，当初我犯了大错。”
“这并不能怪你，佛兹先生。那么，当你知道了陶德杭特先生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之后，你当时有没有给他一些别的建议，而不是鼓励他去谋杀什么人？”
“有的，我想我告诉他要好好地度过剩下的时光，不要再想希特勒或者其他的什么人了。”
“你的建议非常有用。不过很遗憾，陶德杭特先生看起来并未采纳这条建议。你们还聊到了哪些内容？不妨当着陪审团的面说出来。”
“我想我们还讨论过谋杀勒索者或那些对部分人的生活造成较大负担的人。”
“啊，是这样。你跟陶德杭特先生讨论了谋杀某个陌生人的想法，而那个陌生人的存在会让许多人感到不幸福甚至悲惨？”
“是的。”
“但是那时你并没有严肃地讨论这个问题？”
“一点都不严肃。”
“你也没有想到陶德杭特先生是认真的？”
“我以为他只是用这个想法来打发时间，自娱自乐。这想法很理论化，我当时一点也不相信他会将此付诸行动。”
“没错。那么让我们说说第二次会谈吧。第二次谈话是什么情况？”
“第二次谈话发牛在两个月前，就是在帕默被捕之后但还没开庭的那个月。陶德杭特先生到办公室来找我，对我说他才是真正的凶手。他向我征求意见，问我该怎么做。当时警方完全不接受他的自白。”
“是的，那你是怎么对他说的？”
“我告诉他，在这样的案子里，你必须能够证明自己有谋杀的动机。我还建议他去找我们的朋友区特威克先生，他有调查犯罪案件的丰富经验，想看看他能否帮忙查查这起谋杀案。”
“你的意思是，陶德杭特先生与区特威克先生合作，调查自己犯下的谋杀案？”
“没错。”
“你们还谈到些别的了吗？”
“有的。我建议陶德杭特先生不要丧气，因为当时我很怀疑帕默是否会被定罪。事实上，当我听完了陶德杭特先牛的故事之后，我并不相信帕默会被判有罪。”
“审判的结果让你很惊讶？”
“是的，我大吃一惊。”
“你觉得那是一次严重的错判？”
“我确信我们的法律犯了个大错。”
“你自己是否采取了某些举措？”
“有的。我与一名警方高层谈及此事，而这次谈话也确认了
我的想法，那就是警方非常确信，自己已经抓对了凶手。”
“但这并不能减轻你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