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埃德的母亲和其他女议员，集中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女议员专用房间，决定发起一项针对张伯伦的投票。男议员无法阻止她们，于是纷纷决定加以声援。周三女性议员的议案提出以后，辩论演变成针对张伯伦的投票。首相接受了这个挑战，并号召朋友们站在他这边——劳埃德觉得这是种软弱的表现。
今晚，攻击依然在继续。劳埃德津津有味地聆听着议员们的唇枪舌剑。他痛恨张伯伦对西班牙施行的政策。1937年到1939年的两年间，在德国和意大利不断给西班牙叛军予以人力和物力支援，美国极端保守主义者陆续把石油和卡车出售给佛朗哥的同时，张伯伦却依然协同法国施行“不干涉”的政策。如果有哪个英国政治家能容忍佛朗哥的大规模杀戮，那这个人只能是内维尔·张伯伦了。
“张伯伦不应该为挪威的惨败负责，”伯尼在会场稍稍平静时对劳埃德说，“温斯顿·丘吉尔是海军部的首脑，你妈妈说推动这次参战的人是他。在面对西班牙、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软弱而巍然不倒之后——张伯伦要是因为不是自己犯的错而下台那可是太讽刺了。”
“所有错归根结底都是首相犯下的，”劳埃德说，“做领袖就要担这个责任。”
伯尼干涩地笑了一声。劳埃德明白，继父是认为年轻人想问题太简单了，但出于情面，他并没有明言。
辩论声非常嘈杂。但当前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站起身时，全场立刻安静下来。劳埃德的名字就是来自于这位德高望重的前首相。尽管满头白发的前首相已经七十五岁了，但发言时仍然保持着上次世界大战胜利者所特有的威严。
他的话毫不留情。“这不是和首相交情深浅的问题，”他带着不遮不掩的嘲讽口气说，“这是关系国家社稷的大问题。”
劳埃德欣喜地看到，保守党的议员们和反对党议员们同样发出了附和的声音。
“他说他愿意做出牺牲，”劳埃德·乔治特有的威尔士北部鼻音加强了责难的效果，“如果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只有请这位先生卸任了。”
反对党议员纷纷大声表示同意，劳埃德看到母亲高声欢呼。
丘吉尔结束了这场辩论。他的口才和劳埃德·乔治不相上下，劳埃德担心他的演说会拯救张伯伦。但他发言以后，议员们齐齐发出鼓噪声，大多数时间他的演讲都被鼓噪声淹没了。
晚上十一点，丘吉尔结束了演讲，投票马上开始了。
英国下议院的投票系统非常怪异。议员们不是举手表决，也不是在投票纸上画钩，而是必须离开议席，分别穿过两条代表“是”和“否”的走廊。整个过程大约要耗上十五到二十分钟。艾瑟尔说，这种流程只可能是那种没事可干的人想出来的，她肯定这种流程很快会得到变革。
劳埃德焦灼不安地等待着。张伯伦的垮台会让他非常高兴，但此时一切都还没有确定。
为了分心，他把思绪放在了黛西身上，想到黛西总会让他轻松一点。泰-格温的最后二十四小时是何等怪异——先是那张“书房见”的纸条，然后是关于晚上在栀子花套间见面的匆匆交谈，最后是一晚上在焦心和寒冷中一无所获的等待。他等到早晨六点才放弃希望，不情愿地回到阁楼上的房间里，洗脸刮胡，换套衣服，打好包，恋恋不舍地踏上了前往伦敦的旅程。
不是出岔子就是黛西改变了主意。劳埃德想知道的是，黛西原本的意图是什么。她说她想告诉他一些事情。她是想说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还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以致她连约会都忘了。看来只有等下周二见面再问她了。
他没告诉家人在泰-格温见了黛西。那意味着他得向他们解释他和黛西现在的关系，但他实在什么都没法说，他也不知道他们现在的关系是什么。他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吗？他不知道。黛西对他是怎么想的，他也不知道。在劳埃德看来，他们最多只能算是错过恋爱机会的一对好朋友。但他不会对任何人承认这一点，因为那听起来太可悲了。
劳埃德问伯尼：“张伯伦一旦失势以后，谁将会接替他的职位？”
“估计是哈利法克斯，”哈利法克斯伯爵是现任外交部长。
“不要啊，”劳埃德激动地说，“这时候再不能让贵族当首相了。和张伯伦一样，这种人只知道息事宁人。”
“我同意你的观点，”伯尼说，“但谁又能担此大任呢？”
“丘吉尔怎么样？”
“知道斯坦利·鲍德温是怎么说丘吉尔的吗？”保守党人鲍德温是张伯伦的前任外交部长，“他说温斯顿出生时，几个仙女在他的摇篮中注入了许多能力：想象力、辩论的能力、勤勉的精神和把事情圆满解决的能力，这时又来了一个仙女，她说，‘一个人不能有这么多种能力’，她抱起温斯顿，用力摇了摇，把判断力和智慧摇了出来。”
劳埃德笑了。“有趣的故事，但这是真的吗？”
“没有判断力确实是真的。上次大战中，带领英军参加达达尼尔海战的人是他，我们在达达尼尔海战中一败涂地。现在他又把英军带到了挪威，我们在挪威遭到了又一场失败。他是个很好的演说家，但事实证明，他对局势的判断往往太一厢情愿了。”
劳埃德说：“30年代他就说要加强军备。事实证明，这点是正确的——那时，包括工党在内的朝野各界都反对加强军备。”
“当狮子和绵羊一同酣睡时，丘吉尔已经在呼吁加强军备了。从这点上来讲，他是够有先见之明的。”
“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有个怀着抵抗决心的人。我们需要一个能大声呐喊，而不是忍气吞声的首相。”
“计票员回来了，你也许能实现你的愿望。”
投票结果宣布了。赞成张伯伦继续担任首相的为二百八十票，反对的为二百票。张伯伦赢了。议席里喧闹连连。首相的支持者相互祝贺，反对者高喊着要张伯伦辞职。
劳埃德非常失望。“经历了这些溃败以后，他们为什么还要维护张伯伦呢？”
“别这么快下结论。”伯尼在张伯伦离开下议院，喧闹声小了点以后，拿了支铅笔在《新闻晚报》的纸边上计算着，“政府通常有二百四十票的压倒性优势，现在只剩下了八十票。”他写了几个数字，计算起来，“除去缺席的议员，大约有四十个原先政府的支持者反对张伯伦留任。这对一个首相来说打击非常大——近百名他的同事对他失去了信心。”
“但这还不够让他辞职，为什么会这样呢？”劳埃德不耐烦地问。
伯尼摊开双手，做了个投降的手势。“这我就不知道了。”他说。
第二天，劳埃德、艾瑟尔、伯尼和比利一起乘火车前往伯恩茅斯。
车厢里满是参加伯恩茅斯工党年会的代表。一路上，他们用苏格兰高地口音、伦敦东区的方言等各种口音讨论着昨晚的辩论和首相的未来。劳埃德还是没找到机会和艾瑟尔讨论那个让他牵肠挂肚的问题。
和大多数代表一样，他们住不起悬崖顶上的豪华酒店，只能住在郊区的寄宿旅馆。晚上，他们去了酒吧，在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了。劳埃德的机会来了。
伯尼替四个人买了酒。艾瑟尔大声说，不知道茉黛在柏林怎么样了。战争中断了德国和英国之间的邮政业务，艾瑟尔已经有很久没能和茉黛通信了。
劳埃德喝了口啤酒，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想再多了解一些我的生父。”
艾瑟尔决然地说：“伯尼就是你父亲。”
她又在逃避！劳埃德抑制住突然在心头腾起的愤怒。“不要再这样说了，”他说，“伯尼知道我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尊敬他，他早就知道了。”
伯尼拍了拍他的肩膀，真诚，但也有些尴尬地对劳埃德表示理解。
劳埃德的声音更决绝了：“可我对特德·威廉姆斯很好奇。”
比利说：“我们要谈论的是将来，谈论过去完全没有意义——我们正面临着一场战争。”
“说得没错，”劳埃德说，“正是因为面临着战争，所以必须立刻找到答案。我不愿再等下去了，我可能很快要上战场，我不愿稀里糊涂就死。”这个理由应该能让他们信服了吧。
艾瑟尔说：“该让你知道的，你已经都知道了。”但是她没敢看劳埃德的眼睛。
“不，我什么都不知道，”劳埃德强迫自己保持耐心，“我的祖父母在哪儿？我是不是有堂兄弟和堂姐妹？”
“特德·威廉姆斯是个孤儿。”艾瑟尔说。
“他在孤儿院长大的吗？”
艾瑟尔生气地问：“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
劳埃德提高声调，装作生气地回答：“因为我像你嘛！”
伯尼忍不住笑了。“这倒是真的。”
劳埃德倒没笑。“哪家孤儿院？”
“可能他告诉过我，但我忘了。我想应该是在加地夫。”
比利插话进来。“劳埃德，别提这种让人难堪的话题。喝点啤酒，谈点别的吧。”
劳埃德愤怒地说：“让人难堪的不是我。比利舅舅，非常感谢你，但我已经受够了谎言了。”
“好了，好了，”伯尼打圆场，“别说这些话了。”
“爸爸，对不起，但这件事必须得谈，”劳埃德举起手，不让比利和伯尼打断自己的话，“上次我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妈妈说特德·威廉姆斯来自斯旺西，但因为特德父亲工作的原因，他们家经常搬家。现在她却说特德是在加地夫的孤儿院长大的。其中至少有一个是谎言——可能两次都是在撒谎。”
艾瑟尔终于抬起了眼睛。“我和伯尼给你饭吃，给你衣服穿，一直到送你上大学，”她愤怒地说，“你没有可以抱怨的。”
“我爱你，我也很感谢你，但这是两回事。”劳埃德说。
比利说：“我倒想问了，你为什么突然把这事提出来了？”
“因为有人在阿伯罗温告诉了我一些事情。”
艾瑟尔没有说话，但眼神里包含着一丝恐惧。劳埃德想，威尔士一定有人知道真相。
劳埃德不留情面地说：“有人告诉我，1914年怀孕的可能是茉黛·菲茨赫伯特，后来却对外声称这个孩子是你的。作为奖赏，菲茨赫伯特家给了你努特利大街的房子。”
艾瑟尔轻蔑地哼了一声。
劳埃德举起手。“这能解释两件事，”他说，“首先是你和茉黛女士非同寻常的友谊，”他把手伸进兜里，“然后是这张络腮胡子男人的照片。”他把照片拿出来给大家看。
艾瑟尔一声不吭地瞪着照片。
劳埃德说：“很可能被人当作我的照片，是不是？”
比利不耐烦地说：“劳埃德，确实很可能，但任何认识你的人都不会认错。别胡说八道了，告诉我们这个男人是谁。”
“他是菲茨赫伯特伯爵的父亲。比利舅舅，我没有胡说八道。妈妈，告诉我，我是茉黛的儿子吗？”
艾瑟尔说：“我和茉黛的友情首先是一种政治上的同盟关系。我们的友谊曾经在妇女参政的策略分歧时中断过，不过后来又恢复了。我喜欢她，她也给了我一些人生中很重要的机会，但我们的关系里没有任何秘密。她不知道你的父亲是谁。”
“好了，”劳埃德说，“我可以相信你。但这张照片……”
“关于为什么这么相像的原因……”她说不下去了。
劳埃德却不肯放过。“告诉我真相吧。”他冷酷地说。
比利又插话说：“孩子，你找错对象发脾气了。”
“是吗，那你说我该找谁发脾气，说啊！”
“这个问题不该由我来说。”
比利的话像是一种退让。“你们这是承认先前撒谎了喽？”
伯尼惊呆了。他问比利：“你是不是说特德·威廉姆斯根本不存在？”和劳埃德一样，伯尼显然也被瞒了很多年。
比利没有回答。
劳埃德和伯尼都看着艾瑟尔。
“真该死，”她说，“就像爸爸说的那样，‘你犯下的罪总有一天会被揭露的。’你们想知道，那么就让你们知道吧，虽然你们可能不会喜欢这个事实。”
“告诉我吧。”劳埃德不顾一切地说。
“你不是茉黛的孩子，”她说，“你是菲茨的孩子。”
第二天是5月10日，星期五。这一天，德国向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发起了闪电进攻。
与父母和比利舅舅在寄宿公寓吃早饭时，劳埃德从收音机里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并不吃惊：英国军队里所有人都知道德国马上要入侵了。
相对而言，他对于昨晚知道的事实更为惊奇。前一个晚上，他失眠了好几个小时，被母亲误导了这么多年，让他愤怒，而自己的亲生父亲不仅是心爱的黛西的岳父，还是右翼贵族绥靖主义者，这让他深感失望。
“你怎么会爱上他呢？”他在酒吧里当即提出了这个问题。
艾瑟尔的回答一击致命。“你还不是一样，你不是也爱过美国富家女嘛，她还嫁给了法西斯主义者呢，她不也一样是个右翼分子吗？”
劳埃德本想说那完全是两码事，但马上意识到两者没有什么不同。无论和黛西现在是什么关系，他肯定一度爱过她。爱情不可能是理智的。如果劳埃德会被不理智的情感左右，艾瑟尔一定也会。事实上，母子俩陷入爱河的时候也都是二十一岁。
他说艾瑟尔本应开始就告诉他，但艾瑟尔对此也有话说。“如果小时候就告诉你你有个伯爵父亲，你会如何反应？你多半会迫不及待地在学校里别的孩子面前吹嘘一番吧。他们肯定会嘲笑你在说瞎话。要不就是因为你比他们优越而冷落你。”
“但长大以后你总可以……”
“怎么说呢，”艾瑟尔显得很疲倦，“总是找不到好时机。”
听到艾瑟尔的坦白后，伯尼的脸惊得发白，但他很快调整好自己，他说他明白艾瑟尔为何不告诉他真相。“秘密被揭穿就不成为秘密了。”
劳埃德很想知道母亲现在和伯爵是什么关系。“我想你现在还会时不时在威斯敏斯特宫看到伯爵吧。”
“不常见。贵族在威斯敏斯特宫有他们自己的地盘，有自己的餐厅和酒吧。民选议员只有经过安排才能和他们见面。”
那天晚上，劳埃德沉浸在震惊和困惑之中，不知该怎么想这件事。他父亲是个贵族，是个托利党人，是博伊的父亲，还是黛西的公公。他该感到悲伤、愤怒还是自轻自贱呢？真相带来的打击是如此之大，以致他完全麻木了。身受重伤就是如此，起初是感觉不到疼痛。
早上听到的消息使他把思绪转到了欧洲战场上。
这天凌晨，德国向西展开了闪电般的突袭。尽管许多人都预料到德国会这样做，劳埃德还是对盟军的情报部门未能打探到袭击的具体日期感到吃惊，同样令他吃惊的，还有这些小国的军队虽然英勇抵抗但一击即溃。
“传来的消息也许是真的，”比利舅舅说，“听听英国广播电台会怎么说吧。”
张伯伦在得知消息后随即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由英国师团增援的法国军队早已做好了应对这类入侵的预案。德军入侵以后，英法联军便启动了预案，联军从西部跨过边境，进入荷兰和比利时，迎头阻击疾驰的德军。
威廉姆斯一家心情沉重地搭上前往市中心的公共汽车，向举行工党年会的伯恩茅斯展览馆进发。
到了展览中心以后，他们得知了来自威斯敏斯特宫的最新消息。张伯伦依然紧握着大权。比利听说首相邀请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入阁，意图使战时政府成为三个主要政党联合执政的政权。
一家三口对英国的前途感到心悸。绥靖主义者张伯伦依然把持着政权，工党被迫在联合政府中给他以支持。很难想象英国会变成什么样。
“艾德礼怎么说？”
“他说，要询问工党全国委员会的意见。”比利回答。
“那就是要问我们的意见了。”劳埃德和比利都是工党全国委员会的成员，那天下午四点委员恰好要开会。
“很好，”艾瑟尔说，“我们开始计票吧，看看委员中支持张伯伦计划的有多少。”
“我想应该没有。”劳埃德说。
“别这么确定，”艾瑟尔说，“总有几个希望不惜一切让丘吉尔出局的人。”
接下来几个小时，劳埃德奔走于展览馆的咖啡厅、酒吧和伯恩茅斯的海边，找委员会成员以及他们的朋友和助手谈话。他没时间吃午饭，喝了太多的茶，整个人像是在水上漂一样。
劳埃德失望地发现，在张伯伦和丘吉尔的问题上，并不是每个人都和他有一样的观点。一些经历过上次战争的反战主义者希望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和平，他们支持张伯伦的绥靖主义政策。另一方面，威尔士的议员们依然觉得时任内政部长的丘吉尔是派军队镇压1910年托尼潘蒂工人罢工的罪魁祸首。那已经是三十多年以前的事了，但劳埃德知道政治上的恩仇可不是那么容易忘却的。
三点半，劳埃德和比利在微风中沿着海岸走进举行委员会会议的高岸酒店。他们认为委员会的大多数人不会接受张伯伦的提议，但并不是很确定。劳埃德对投票结果依然非常担心。
走进会议室以后，他们和其他委员一起坐在长桌旁。四点的时候，工党领袖准时出现在会议室里。
克莱门特·艾德礼是个安静谦逊的瘦削男子，他穿着得体，留着一把胡须，头发却没几根了。他看上去像是个律师——他爸爸就是个律师——人们很容易轻视这么一个人。艾德礼用单调的嗓音向全国委员会委员罗列了包括张伯伦想与工党结盟在内的、过去二十四小时发生的一些事情。
接着他说：“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你们。第一：你们想不想在以内维尔·张伯伦为首相的联合政府里供职？”
桌旁的委员们纷纷说出了“不”字，比劳埃德料想的还要整齐。劳埃德非常激动。背叛西班牙民主政府，与法西斯分子为友的张伯伦终于要垮台了。这个世界还是有道理可讲的。
劳埃德同时还注意到艾德礼在不知不觉中控制了会议的进程。他没有开宗明义地展开讨论，没有提出“我们该怎么办”这类问题，更没有给与会者迟疑和踌躇的机会。他把委员们逼到墙角，让他们自己做出选择。劳埃德确信艾德礼达到了他想要达到的结果。
艾德礼说：“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你们愿意在另一个首相掌权的联合政府中工作吗？”
委员的回答没有刚才那么一致，那么响亮，但所有人的回答都是“是”。劳埃德环顾四周，发现所有委员都支持这个想法。如果有人反对的话，他们绝不介意投票进行表决。
“如果是这样的话，”艾德礼说，“我会告诉张伯伦，工党愿意参加联合政府，但前提是他必须辞职，选举出一位新首相。”
桌子旁响起一阵低低的应和声。
劳埃德注意到，艾德礼机智地回避了他们想让谁担任新首相的问题。
艾德礼说：“我现在就去给唐宁街十号打电话。”
说完他离开了会议室。
那天晚上，温斯顿·丘吉尔依例被招到白金汉宫，在任命仪式上被国王宣布成为新一任的联合王国首相。
虽然丘吉尔是保守党人，但劳埃德对他抱有极高的希望。周末，丘吉尔组成了他的内阁。战时内阁包括了克莱门特·艾德礼和艾德礼的副手阿瑟·格林伍德。丘吉尔任命工会领袖厄尼·比文为劳工部长。劳埃德觉得丘吉尔是真心想建立一个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
劳埃德打好包，准备坐火车回阿伯罗温。回去以后，他希望能被迅速派到战场，最好是在法国。但他希望能找到一两个小时空闲。劳埃德很想为上周二的事情找黛西要个解释。越到快见面的时候，他就越不耐烦。
与此同时，德军正在穿越荷兰和比利时，他们以劳埃德完全没想到的速度打垮了盟军的英勇反击。周日晚，比利接通了战争部一个熟人的电话。过后，他和劳埃德从寄宿旅馆的女老板那里借了本学校里拿来的旧地图集，一起研究起欧洲西北部的局势来。
比利用食指画出一根从杜塞尔多夫经布鲁塞尔到里尔的线。“德军正奔向法军防线的最薄弱部分，也就是和比利时接壤的北部。”接着他把手指往下移，“比利时南部是阿登高地，那里是机械化部队难以穿越的山地和丘陵，战争部的朋友这样告诉我。”说完他的手指上移，“再南边是法德边境戒备森严的马奇诺防线，这条防线一直延伸到了瑞士。”接着他用手指翻了一页，“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之间却没有这样的防线。”
劳埃德非常吃惊。“难道以前没人想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