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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东节度使，治太原，与朔方为犄角，备御突厥及回纥。
（四）陇右节度使，治鄯州，控遏吐蕃。
（五）安西节度使，治安西都护府，统辖西域诸国。
（六）北庭节度使，治北庭都护府，防御突厥余部。
（七）范阳节度使，治幽州，控制奚、契丹。
（八）平卢节度使，治营州，安东都护府属之，镇抚室韦、靺鞨诸部。
（九）剑南节度使，治益州，西抗吐蕃，南抚蛮獠。
（十）岭南节度使，治广州，安南都护府属之，绥服南海诸国。
玄宗设置的这一防御体系在对外防御上是较为严密的，它们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互为犄角，同时，又可以彼此牵制，互相防范，不至由于兵力过重而导致边将作乱。但制度是一回事，具体执行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最大的问题就是将帅久任，不按时换防。由于府兵制的废止和募兵制的实行，当兵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类似当今的雇佣兵）。而边兵在边地长期驻守一地，久不更调，便逐渐变成了地方节度使的私人势力。兵士只知将帅，不知有皇帝。这无疑就增加了边将拥兵自重的可能性，为其作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后期，更演变出一人身兼任数镇节度使的情况，危机更加严重。
宰相李林甫的边将策略更加重了这一危机。他为了独掌相权，不仅控制朝廷百官，对于边帅的防范也不遗余力。
自唐兴以来，军事统帅都用忠厚名臣，规定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四夷之将，犹不专大将之任，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这些名臣往往从节度使的位子上直接入为宰相。所谓“出将入相”，便是指这种情况。开元时期，像郭元振、薛翊、张嘉贞、张说、杜暹、萧嵩、李适之等名臣，都因为在边地立下功劳，由大将直接提拔入相。从边将中提拔一直是唐朝选相的一条重要原则。
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相权，便想杜绝出将入相的根源。天宝六年（747年），李林甫向玄宗进奏：“凭陛下的雄才大略，国家的富裕强盛，而蕃人还没有消灭，是因为用文臣为将帅，怯懦不胜任作战。陛下如果真要消灭四夷，扬威海内，就不如用武官，武官不如胡将。胡将生下来时就气力雄大，少年时养在马上，善于骑射，长大了练习战阵，这是他们的天性。陛下如果安抚笼络他们，任命他们为将，使他们为朝廷尽力死战，那么夷狄就不难解决了。”
任用蕃将并不是李林甫的发明创造，唐太宗贞观年间已有先例，但和李林甫此时的别有用心完全不同。贞观时期，太宗用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蕃将为将，这些人均为大唐奋勇杀敌，且战功赫赫。然而，唐朝廷使用蕃将时也是大费心机，常以汉臣予以牵制，避免不利于朝廷。李林甫提出的建议则是以蕃将为边关主帅，委任他们一方军政大权。这完全是李林甫的私心。绝大多数蕃将不识汉字，是以功勋再大，没有可能也没有资格担任宰相，这样，李林甫就可以从根本上杜绝了边帅入相的道路。十分可惜的是，曾经英武决断的玄宗没有看透李林甫的奸诈用心，竟然采纳了这一建议，先后提拔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人为边帅。这不得不说是玄宗在军事上的最大失误。在这些蕃将中，玄宗又首用安禄山，对安禄山的器重和恩宠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此时的局势，兵力的分布内重外轻，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之流，精兵强将集中在北方的边境，不免养虎成患，遗患无穷。在众多蕃将之中，以安禄山最为飞扬跋扈，身兼三处节度使，十余年不迁徙，最终酿成“安史之乱”。历史学家认为：“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
节度使的权力也愈来愈大，他们不仅统兵，而且逐渐掌握了当地的民政、财赋、刑法权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新唐书·卷五十·兵志》），这无疑成了其后地方割据势力的最适宜的土壤和温床。这些节度使表面上听命于朝廷，实际上阳奉阴违。为了拉拢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以其部下官爵。官多俸禄多，朝廷的军费开支因此大大增加。
天宝年间，大唐的危机已经不是来自于外部敌人的威胁，而是内部边防的势力。天宝元年，全国军队57万人，49万都驻守在边镇，京城内外驻兵仅及边军的六分之一。外重内轻的局面，成为大唐最危险的暗流。这暗流，到安禄山恩遇最浓时，便开始蠢蠢欲动了。
第三章 风流多情李三郎
美丽并不是罪过，但美丽却往往是罪恶的一个起因。正是因为玄宗对杨玉环的宠爱，使国家大权旁落，渔阳鼙鼓动地来。大唐帝国从此急转直下，盛衰易势，迅速地走向没落。可以说，杨玉环的温柔乡直接导致了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剧变。这场剧变，成为唐朝由极盛走向极衰的转折点，从而也成为中国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中国就开始了长期的向衰。之后的朝代虽然有短暂的武功强盛或疆土扩大，但却是不可与盛唐比拟的。而玄宗对杨贵妃的招致不幸和灾祸的感情则成为中国文学上最有代表性的悲剧主题，无数诗词、小说和戏剧争相演绎。
【一 糟糠之妻忘得快】
一般来说，女性在历史上的作用非常微弱，尤其是在像玄宗这类英主的光芒下。但帝王与后宫的感情纠葛往往成为历史舞台上的另一条辅线，即使英武的皇帝也不能例外。于是，某些后妃通过控制和影响有权势的帝王，在历史发展中的起到了“点睛”的作用，甚至直接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哪怕是不经意的。尤其在唐朝，妇女相对开放独立，皇宫中的后妃能够与宫外的亲属保持密切的接触，在通常的情况下，她们的近亲便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宫廷的政治斗争之中。
这里要特别提到玄宗生命中的4个女人——王皇后，武惠妃，梅妃，以及杨贵妃。这4个女人在玄宗身边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各不相同。按照三类人的划分来看：王皇后参与了历史，最终却是为历史潮流所左右的人；梅妃则是典型的女人命运，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之舟，最终死于安史之乱；武惠妃和杨贵妃则是属于局部改变了历史的人。无论她们最初的动机如何，争宠也好，爱情也罢，因为她们的丈夫是大唐天子，她们对丈夫的影响势必将影响到国家的命运。
白居易的千古绝唱《长恨歌》，使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脍炙人口，流传千古。受了艺术作品的影响，后人总以为玄宗是个对爱情十分专一的多情男子。其实，这个风流天子是个典型的好色之徒，不但朝秦暮楚，而且寡恩薄情。糟糠之妻王氏曾与玄宗风雨同舟，虽是患难夫妻，但还是落得个十分悲惨的下场。
王氏出身于山西望族，同州下邽人，梁冀州刺史神念之后。李隆基还是临淄王的时候，王氏被纳为临淄王妃。当时李隆基一家并不显赫，在武则天的高压下，甚至时常有生命危险。王氏一进入李家的大门，便不由自主地卷入了政治的风浪之舟。
李隆基与父亲一家一度被武则天幽禁，行动不得自由，经济上也极为拮据。有一次，李隆基过生日，堂堂大唐藩王，竟然家境艰难，无以为贺。还是王氏的父亲王仁皎脱下自己身上穿的衣服，去换了一斗面，做了一顿汤饼，才勉强为李隆基过了个寒酸的生日。
在李隆基当上皇帝之前，王氏很好地扮演了贤内助的身份。李隆基计划铲除韦氏之时，特意把与太平公主商定的计划告诉了王妃王氏。王氏不免为丈夫担心，倘若事败，不仅李隆基性命不保，合家老小也会牵连受诛。但她深明大义，竭力赞成丈夫的大事，表示愿与丈夫共生死。只是想到公公相王年迈，禁受不起这般折腾，便向丈夫提出，不要把这事告诉父王，万一事败，以免连累父王，再说假如父王不同意反致走漏消息，坏了大事。李隆基深以为然。夫妇俩又对起事过程的一些环节反复进行了谋划讨论。这就是《旧唐书》中记载所说：“上将起事，颇预密谋，赞成大业。”王氏超乎一般女人的坚强性格由此可见，李隆基对她的见识显然是十分看重的。
李隆基在当藩王的时期，府中除了正妻王氏外，还纳有不少美貌的姬妾，相比之下，姿色平常的王妃就不那么受宠了。但王氏是结发妻子，李隆基对她一直很是敬重。加上当时李隆基忙于经营政治，女人再如何美貌，在他心目中也都处在次要位置，所以王府中妻妾之间也都相安无事。
李隆基即位为玄宗后，共过患难的王妃王氏立即被册立为皇后，王皇后的父亲王仁皎进为太仆卿（属于地位较高但并不重要的职位），兄长王守一擢为尚乘奉御。然而，这并非王皇后好运的开始。玄宗天性风流，生性好色，容貌普通的王皇后必然要面临色衰爱弛的厄运。
即位初几年，玄宗尚能尊崇皇后，以礼相待，对皇后的外家也颇能优待。皇后的兄长王守一是玄宗推翻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时的密谋者之一，玄宗在未得势时，便与他交往甚密，后特意将睿宗第七女薛国公主嫁给他为妻，结为至亲，并封其为驸马都尉。皇后的父亲王仁皎，累迁至开府仪同三司、国公。不过，王氏家族从未得到任何重要的有权势的官职。玄宗在任用外戚这方面一直非常小心翼翼（后来当他遇到了杨玉环后，便完全改变了）。甚至他对待自己的亲弟兄也是如此，只让他们担任有名无实的荣誉性职务。新即位之初，玄宗显然不希望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来分享他的权力。但到了晚年，他对政务产生了极大的厌倦，反而愿意将权力交给亲信的人，比如李林甫和安禄山。
王仁皎病死后，玄宗准许特别优待，想按自己外祖父窦孝湛死时的丧葬规格，为岳父王仁皎修筑高达五丈一尺的坟茔。大臣宋璟、苏颋坚决不同意，劝谏说：“官居一品，坟只高一丈九尺，先朝开国元勋，坟高亦不过三丈许。从前窦太尉坟，已逾越礼制，怎可再蹈前辙？万望陛下遵守朝廷成制，成全中宫美德。”（《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二》）玄宗这才作罢。
但是，婚后多年的王皇后一直没有生育，随着后宫妃嫔宠姬越来越多，她愈发受到玄宗的冷落。玄宗早年在潞州任职时曾纳一名赵姓娼家女，长得妖冶迷人，能歌善舞，性格温婉可人，颇得玄宗宠爱。玄宗即位后，册立赵氏为赵丽妃。此外，后宫中还有皇甫德仪、刘才人、杨妃、钱妃等，经常有十分香艳的一幕：“帝每后宫春宴，使妃嫔各插艳花，亲捉粉蝶放之，蝶止者幸焉”（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
天子的多情，也感染了身边的人。玄宗曾经组织宫女们为边塞军士缝制衣服。有个兵士穿上了这批衣服，还在短袍中发现了一首诗，诗曰：“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畜意多添线，含情更着绵。今生已过也，重结后身缘。”兵士读了颇为神往，便将这件事报告了主帅，主帅报告了玄宗。玄宗十分感动，找出了写诗藏于袍中的宫女，将她嫁给了发现诗的兵士。边塞士兵听闻后都十分感动，一时传为佳话。事见明人蒋一葵所著《尧山堂外纪》。
开元二年（714年），朝野上下盛传当今皇帝将广选民间女子，以充后宫。玄宗听到风声后，立即命有关部门准备车牛，将后宫多余宫女从内朝正殿南面的侧门崇明门遣送回家。为此，玄宗还专门下了一道敕旨，表示“往缘太平公主取人入宫，朕以事虽顺从，未能拒抑”，如今人颇喧哗，“以为朕求声色，选备掖庭”，“见不贤莫若自省，欲止谤莫若自修，改而更张，损之可也”（宋·王溥《唐会要·卷三》）。显然，这道敕旨是出于平息舆论，表示不求“声色”。玄宗的“见不贤莫若自省，欲止谤莫若自修”这两句话，表达了他损情抑欲的决心。但实际上，他是热爱女人的，而且，在挑选女人的眼光上，他极为独到而挑剔。天子风流好色的这一点，日益显露了出来。后宫开始不那么平静了。
因为王皇后无子，赵丽妃所生的儿子李瑛被立为太子。之后，皇甫德仪、刘才人也各自喜得贵子。王皇后越来越感到玄宗的冷落，危机感也越来越强烈。这时候，光彩照人的武氏出现了。她一出现，顿时使王皇后由不幸沦入了绝境，赵丽妃等人也由有幸沦入了不幸的行列，色衰爱弛后的厄运一并降临在这些不幸的女人们身上，甚至由此而祸及已经被立为太子的赵丽妃的儿子李瑛身上。
【二 要当皇后的武惠妃】
中国古代的后宫是一个无声的战场。和其他战场不同的是，战争的起因是君王的宠爱，这里没有硝烟，只有脂粉。要取得战争的胜利，美貌的武器必不可少，但并不能够长久，最后的胜利往往属于一种人——貌美，且工于心计者。
玄宗继位之后，励精图治多年，眼见社会一片太平景象，难免开始洋洋自得起来，以为盛世难逢，国事无忧，便想在后宫逍遥自在地欢度春秋。他生性渔色，一生纳妾无数，据说后宫养有宫女4万人，见诸史册的著名嫔妃，除杨贵妃外，还有刘华妃、赵丽妃、皇甫德仪、刘才人、武惠妃、高婕妤等人。这些人中，武惠妃是最受李隆基宠爱的妃子之一。
武惠妃为恒安王武攸止（武士彟哥哥的孙子，武则天的堂侄）的女儿。她本是金枝玉叶，但因为年幼时父亲病逝，按惯例被送入宫中由武则天抚养。然而风光的日子没过几年，武则天一手创立的武周王朝垮台，这个小女孩也变得一钱不值，无人理睬，由此沦落为一个小小的宫女。到玄宗即位时，小宫女已经长大成亭亭玉立的少女，十五六岁，芙蓉颜面，豆蔻年华，有着姣丽可人的容貌与流光溢彩的风情。最为人称道的是，她天生有种贵族气质，举手投足间有武则天的风范，气度逼人，一下子就引起了玄宗的注意，由此得幸。武氏性情乖巧，善于逢迎，很快就博得玄宗的欢心，逐渐变成专宠专房，日夜陪侍在左右。不过，武氏虽得玄宗的宠爱，当时朝廷上下却正处在一致反武的高潮下。武氏身为武三思的侄女，难免受到牵连，她想得到“妃”的名分，也一直是困难重重。直到开元十二年（724年），始赐号惠妃。
武氏一连生下了4男3女，为玄宗嫔妃中生育最多的人。由此可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她完全占据了玄宗的后宫生活。武氏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取名叫李嗣一，为玄宗第九子。“嗣一”这个名字代表着玄宗无比的重视，因为他觉得这个孩子是自己所有儿子中最好的。可惜，这个长相秀美的男孩在襁褓时就夭折了。玄宗十分悲痛，追立为夏王，赠谥号为悼。李嗣一死的时候，玄宗还住在东都洛阳，因此被葬于龙门东岑。
不久，武氏又生下了一个“貌丰秀若图画”的儿子李敏（玄宗第十五子），但同样在襁褓中死去，被追立为怀哀王。其后武氏又生上仙公主，仍是早死。及生李瑁（玄宗第十八子）之后，玄宗生怕他再早死，不敢留在宫中养育，而让宁王李宪（玄宗长兄）的妃子收养在宁王邸，由宁王妃元氏亲自哺乳，并对外宣布李瑁是宁王与元氏之子。李瑁后来被封为寿王，寓意就是玄宗希望他长寿不要夭折。顺便提一句，就是这位寿王李瑁，长大成人后娶了杨玉环为寿王妃，从而为杨玉环走上历史舞台埋下了伏笔。
之后，武氏接连生下儿子盛王李琦、女儿咸宜公主、太华公主，开始恃宠而骄，不但不把赵丽妃等嫔妃放在眼里，就是对王皇后也颇有失礼怠慢之处。王皇后好面子，时常当面训诫武氏。武氏怀恨在心，便经常在枕边向玄宗哭诉，说皇后如何因妒忌生嫌，如何故意欺辱她。玄宗此时的心思全在武氏身上，自然很生气，痛斥了王皇后一顿，并打算废除王皇后。他召秘书监姜皎（李林甫的舅舅）商议此事，预备以皇后无子为借口将其废黜。
不料姜皎虽为玄宗心腹，却很同情王皇后，向王皇后私下泄露了此事，过早地暴露了玄宗的意图。王皇后知晓后立即跑到玄宗面前，哭着说：“妾不过得罪了陛下的宠妃，并未得罪陛下。陛下不念结发之情犹可，难道竟忘了当年太上皇被幽之时，家无隔宿之粮，妾父脱下衣衫换来米面，为陛下作生日汤饼的事么？”（《新唐书·卷七十六·王皇后传》）原话为“陛下独不念阿忠（阿忠为王皇后对其父王仁皎的称呼）脱紫半臂易斗面，为生日汤饼邪？”玄宗听到这话，总算天良发现，便不再做声了。
从这一点上看，玄宗比他的伯父中宗李显差远了，中宗感激患难之妻韦氏，虽然因此而酿成大祸，但从情感上来说，他更值得赞扬。
姜皎泄密一事后来被人检举出来，玄宗非常生气，但一时又找不到处置姜皎的借口。当时的宰相张嘉贞迎合玄宗的旨意，便罗织姜皎的罪名，称“姜皎妄谈吉凶之事”。姜皎是帮助玄宗登上皇位的大功臣，却依旧被处以杖刑六十，流放钦州。姜皎之弟吏部侍郎姜晦也受到牵连，被贬为春州司马。姜皎在赴钦州的途中死去。姜皎死后，玄宗回忆曾经与姜皎同生共死的往事，颇为思念，废后之事暂时搁在了一边。
又过了几年，武氏越加骄横，常向玄宗搬弄是非，使玄宗重又生出废后之念。然而，王皇后为人相当不错，在宫中深得人心，除了武氏外，无论是嫔妃，还是普通宫女，都与王皇后相处融洽。玄宗想罗织王皇后的过错，竟然找不到一个人说她的坏话。这使得玄宗相当惊讶，一时下不了废后的决心。王皇后的兄长王守一见妹妹中宫地位动摇，心中很是不安。他想，皇后要是能生一个儿子，就可以避免被废的厄运。于是，他在自己家中设坛祈神。有一个叫明悟的僧人，知道了王守一的心思，便向王守一建议说：“皇后若想求子，应先祭拜南北斗，然后取一段霹雳木剖开，在里面刻上天地字以及玄宗的名字，合而佩之，祝曰：‘佩此有于当如则天皇后。’便可得子。”（《旧唐书·卷五十一·玄宗废后王氏》）王守一不辨真伪，立即信以为真，进宫告诉了王皇后。王皇后求子心切，也不辨好歹，一切照办。谁知这事被武惠妃探知，立即向玄宗告发。
自汉代以来，历朝皇宫最忌行巫蛊之术。玄宗一听，马上跑到中宫王皇后处，亲自搜查，果然在王皇后身上搜到了证物。王皇后分辨说：“此物实为求子所用，并非咒诅厌胜之物。”玄宗哪里肯听，他正愁找不到废后的把柄呢。
这事在后来者看来，僧人明悟出现得蹊跷，后来也不知所终。因此，有许多人推测，这僧人多半是受了武惠妃的指使，故意设好圈套，引诱王皇后上当。
开元十二年（724年）秋，玄宗亲手起草敕书，下制曰：“皇后王氏，天命不祐，华而不实。造起狱讼，朋扇朝廷，见无将之心，有可讳之恶。焉得敬承宗庙，母仪天下？可废为庶人，别院安置。刑于家室，有愧昔王，为国大计，盖非获已。”（《旧唐书·卷五十一·玄宗废后王氏》）又逼迫皇后兄长王守一与薛国公主离婚，随后赐他自杀。
王氏弄巧成拙，丢了皇后位置不说，还害得兄长丧命，又懊悔又伤心，在冷宫恹恹成病，于当年十月便死了。有野史记录说：“王庶人死因成谜。”
王氏善于抚下，在后宫极得人缘。后宫上下念及王氏的为人，大多为她不明不白的死悲痛流泪。玄宗听到发妻死讯，追忆往事，也有些后悔，下令以一品之礼将她安葬于长安无相寺，但仍然没有恢复王氏的皇后名号，也没有追查王氏死因。大概他心知肚明，知道追究起来，势必牵扯出武氏。38年后，即宝应元年（762），代宗李豫即位，王皇后的冤案才得到昭雪，复尊王氏为皇后。
王氏死后，玄宗一心想要册立心爱的武氏为后，他先册立武氏为“惠妃”。这个名份是玄宗的首创，表示位居后宫诸妃之上，与当年高宗为武则天独创的“宸妃”有异曲同工之妙。随后，玄宗又封武惠妃的生母杨氏为郑国夫人，弟弟武忠、武信也分别越级提拔。
在古代，皇帝立后是国家大事，玄宗命群臣庭议，但意外遭到了以宰相张九龄为首的群臣的反对。大多数人认为武惠妃是臭名昭著的武三思的侄女，不能立其为后。这其中，措辞最激烈的要数御史潘好礼。他上书谏言说：“臣闻诸礼，父母仇不共天。《春秋》‘子不复仇，不子也。’陛下欲以武惠妃为后，何以见天下士？妃再从叔祖非他，三思也；从父非他，延秀也。二人皆干纪礼常，天下共嫉。夫恶木垂荫，志士不息；盗泉飞溢，廉夫不饮。匹夫匹妇尚相择，况天子乎？愿慎选华族，以称神祇之心。…今太子非惠妃所生，而妃因有子，若一俪宸极，则储位将不安，愿陛下详察之。”（《新唐书·卷七十六·王皇后传》）大意是：武惠妃不是太子生母，如果立为皇后，她因自己有儿子，势必想法动摇储位，改立她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群情汹汹，众臣反对得十分激烈。众怒难犯，这时的玄宗还不算十分昏聩，见大臣们多不赞成，也不好逆流而上，只得将立后之事搁置起来。但他仍然下令在皇宫之内，武惠妃享有与皇后同等的服秩品级待遇。这样一来，武惠妃便成了不是皇后的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