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在金军的武力威胁下,宋孝宗不得不屈辱求和。除割让海、泗、唐、邓四州,又割去商、秦(今甘肃天水)两州;交换的条件只是双方世为叔侄之国,宋帝正皇帝之称,不再向金称臣,改称侄皇帝;原来的“岁贡”改称“岁币”,每年金银、绢各减至二十万两匹。这便是耻辱的“隆兴和议”,也称为“乾道之盟”,“隆兴”、“乾道”均为宋孝宗年号。和议成立后,宋金双方保持了约四十年的和平关系。
宋孝宗虽与金国订立了隆兴和议,但又不甘于就此妥协,他独掌用人大权,亲自处理政事,继续作收复失地的打算。为此,亲力亲为的宋孝宗忙得不可开交,曾对身边的人说:“我每天都要游行全国一周(指处理各地文件)。”他积极选贤任能,准备任用一批和自己同样有志恢复的大臣,被一度闲置的老将虞允文便被重新起用,任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成为两副相之一。
本来宋孝宗还准备让虞允文任宰相,但主政的参知政事钱端礼一心想当上宰相,多方阻挠虞允文。不久,钱端礼因接受玉带被吏部侍郎章服弹劾,并说玉带是经虞允文转送,后来虽然查明纯属诬告,但虞允文还是被迫去职。不过,宋孝宗念念不忘隆兴和议之耻,而虞允文是朝中抗战派的主要代表,后来还是被任命为宰相。
虞允文执政后,在各地修筑城防,积极准备北伐。宋孝宗对他极为信任,曾说:“丙午(靖康元年,1126年)之耻,当与丞相(指虞允文)共雪之。”就在此期间,御史萧之敏弹劾虞允文擅权不公。宋朝的台谏制度相当厉害,虞允文不得不自请罢政待罪。在关键时刻,太上皇宋高宗竟然出人意料地站出来为虞允文说话,而且话说得相当掷地有声:“采石之战时,他萧之敏在那里呢?”意思是说当年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力挽狂澜时,他萧之敏还不知道在哪里呢。虞允文因此被复职,而萧之敏也被贬官。
乾道八年(1172年),宋孝宗派虞允文到四川整军备战。宋孝宗对虞允文此行寄予厚望,亲自到正殿为虞允文饯行,并特许虞允文在殿门乘马,持节度使仪仗出京城。这是非常特殊的礼遇。虞允文离开京师前,宋孝宗郑重其事地与虞允文约定:“如果你出兵,朕未出兵,那是朕负你,如果朕出兵,你未出兵,则是你负朕。”预定由虞允文从四川、山西出兵,宋孝宗派朝廷主力进军两淮,双方最后在河南会师。由此可以看出,宋孝宗对虞允文的信任有限,否则也不会一再强调“你负我”还是“我负你”的话了。这不仅是宋孝宗一个人的问题,长期以来,宋朝对手握重兵的将领信任都相当有限,这也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最直接的后果。
虞允文到四川后,在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适当增加将士的俸禄,使能养家以提高士气;养马户可以免除赋役,由此鼓励养马,以增加马匹数量;又听取大将秦琪的意见,改变兵力分散的状况,以使军势首尾相应。虞允文积极备战,但却一直没有明确提出出兵的计划。等了一年多,宋孝宗实在沉不住气了,以密诏催促虞允文尽快发兵。虞允文由于军需未备,不愿仓促出兵。宋孝宗为此相当不满。虞允文深知宋孝宗的心意,为了不负厚望,日夜奔忙,“戴星乘马,冰满鬓髯”,终于积劳成疾,于淳熙元年(1174年)二月辞世,时年六十四岁。
虞允文死后,宋孝宗怒其迟迟不出兵,不肯给他谥号。当他后来看到虞允文留下的军队全部是精壮之兵时,这才恍然大悟,动情不已,赠虞允文太傅,赐谥忠肃。
虞允文为人慷慨磊落,胸怀大志,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他出将入相几二十年,孜孜于国事,一直是朝中最坚决的抗战派。最难得的是,他一直留心搜罗人才,所提拔举荐的洪适、汪应辰、王十朋、赵汝愚、晁公武、李焘等人,后来均成为一代名臣。
虞允文之死对宋孝宗打击相当大,不光使出兵四川的计划落空,也使宋孝宗失去了朝中最有力的支持。当时在南宋的统治集团内部,绝大多数人已经安于偏安一隅的现状。虞允文死后,宋孝宗任用王淮为宰相,理财备战,然而,抗战决非仅仅是皇帝和宰相的事,朝中的大臣如龚茂良、史浩、周必大等,均反战主和。这让宋孝宗的决心受到极大挫折,加上辅弼无人,心力交瘁的他也开始迟疑动摇了。从此以后,他失去了收复中原的斗心,再也不提北伐一事,当年隆兴北伐前的激昂和热情,已经成为心中永远的记忆,再也不复重来。想来他的心中,应该是充满了壮志未酬的悲哀和落寞的情怀吧。
7.辛弃疾的英雄泪
金人入占中原后,对中原人民实行残酷的统治,疯狂掠夺土地,称做“括田”、“刷田”,赋役也十分沉重。最初,金人还实行“以人口折还债负”的政策,即把负债者变为奴隶,并捕捉壮丁到西夏和蒙古地区换战马,这些做法激化了民族矛盾,直接导致了风起云涌的人民抗金斗争,人数一度达到几百万之多。只是,这些自发的抗金斗争虽然牵制了金人南侵,却遭到了以宋高宗为首的投降派的打击,义军被称为“盗贼”,行动也受到南宋朝廷的多方阻拦,最终导致这些孤军奋战的义军在金人的围剿下先后归于失败。
不仅如此,金人还强迫沦陷地区的汉人接受女真习俗、剃发易服。还在完颜宗泽守汴京时,金人便强令河东河西汉人“髡头辫发”。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九月,金元帅府又下令禁民汉服,髡发不如式者处死,即所谓的“髡发令”。代州(今河北代县)一军人被查验出顶发稍长,大小不合样式,即被当场处斩。保义郎李舟被强行髡发,竟然愤懑一夜而死。无辜受害者不可胜计。在这样的情况下,沦陷之地的汉人自然更加思念宋朝。
绍兴九年(1139年),金国把陕西、河南地“赐”给宋朝,宋向金称臣纳贡,金国归还已死在五国城的宋徽宗和皇后的棺木。而金国内部却因此发生了分裂,河北金人统治下的汉人纷纷南归。金元帅府不得不下令沿河置寨,防止汉民渡河南归,并下令凡是南归及渡人的船夫都要处死。但还是有不少汉人冒险南归。这其中,有个叫李世辅的人值得一提。李世辅,绥德(今陕西绥德)清涧人,父李永奇。金人占领延安后,为了笼络当地汉人,授予李永奇父子官职。但李氏心向宋朝,图谋归宋,不料事泄,李永奇被杀。李世辅逃脱后,向西投靠了西夏,被西夏主李乾顺授为鄜延岐雍经略安抚使。李世辅借得西夏兵后,回师攻破延安,挖出了杀父仇人的心脏,报了杀父之仇。其后,他放弃已经到手的西夏高官厚禄,主动南下归宋,跟随他南归的多达二千人。
自北宋灭亡始,中原沦陷区的抗金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就在海陵王完颜亮亲自率大军南下侵略的这一年,二十一岁的山东青年辛弃疾不堪忍受金人的剥削和压榨,毅然聚众两千,举起了抗金的大旗。这位后来以词著名的豪放派诗人,实际上一开始是以起义军领袖的身份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辛弃疾,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历城(今山东济南)人。辛氏一族为山东望族,北宋灭亡时,山东被金人占领,辛弃疾的祖父辛赞本来要渡河前去投奔南宋朝廷,但因受家族拖累,未能及时南渡,被迫出仕金国,曾任亳州谯县令、开封府知府,官至朝散大夫。辛弃疾出生时,山东已为金兵占领长达十二年。辛赞身在曹营心在汉,常常带着幼小的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希望将来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在祖父谆谆教导下长大的辛弃疾,一直心念故国,有“大丈夫生于乱世,当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之志。辛赞也对辛弃疾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曾经两次派他到金都燕京参加进士科考试,名为赶考,其实是派孙子借机打探观察金国形势,为将来恢复故地做打算。不过很可惜的是,辛赞没有能等到看到南宋恢复中原的希望就病故了,辛弃疾悲痛之余,决心继承祖父的遗志。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山东、河北一带的汉人不堪金人的压榨,奋起反抗,辛弃疾感觉时机来临,也揭竿而起。当时山东一带民变蜂起,除了辛弃疾一军外,还有贾瑞一军。刚好此时济南府农民耿京、李铁枪等人不堪忍受金国繁重的赋税,率领当地农民奋然起义,攻占莱芜、泰安军,自称天平军节度使,节制山东河北忠义军马,一时间声势浩大,于是山东各地小股义军如贾瑞、辛弃疾等均率众往附耿京,甚至大名府一带的王九义军也表示愿受耿京节制。
辛弃疾加入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后,因为文才出众,任掌书记一职,负责起草书檄文告,掌管义军大印。辛弃疾还说服了济南府另一支首领为义端和尚的义军归附了耿京,义端和尚懂得兵法,与辛弃疾又是老相识,因此很受重用。不料义端和尚别有用心,趁辛弃疾不备,偷走了义军大印,投奔金军。耿京为此大为恼火,打算将辛弃疾处死。辛弃疾恳切地说:“义端是我引荐的,他盗印逃走,我理应负责。请给我三天时间,让我把义端抓回来。如果过了限期,我还不能取回大印,愿意接受重刑。”耿京同意了。于是辛弃疾单枪匹马往金营的方向奔去,果然在半路追上了义端和尚。辛弃疾杀死了义端,取回了大印,由此也重新赢得了耿京的信任。
而金主完颜亮的南侵并不顺利,金人内部矛盾重重,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辛弃疾深谋远虑,力劝耿京归顺南宋朝廷,与南宋军队配合作战,共图收复大业。耿京于是派诸军提领贾瑞南下,负责与南宋朝廷联络。贾瑞是个粗人,不识字不懂礼仪,主动要求辛弃疾同行。
此时正值宋金交战,金军正要进攻两淮,局势难料,宋高宗一改之前视义军为“盗贼”的态度,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知东平府兼节制京东、河北路忠义军马,辛弃疾为天平军掌书记、补右承务郎,贾瑞补敦武郎、閤门祗侯,并让他们回山东向耿京传达南宋朝廷的旨意。
就在辛弃疾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耿京义军内部发生哗变,受金人利诱的张安国、邵进等人密谋杀害了耿京,带领一部分义军投降了金人,其他义军群龙无首,因此溃散。辛弃疾到达海州(今江苏东海附近)一带时,听到了耿京被杀的消息。血气方刚的辛弃疾在惊愤之余,立即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约海州统制王世隆等五十人驰赴金营。当时张安国正与金将饮酒庆贺,辛弃疾等人骤然而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张安国擒获,然后在五万金兵大营中从容离去,并鼓动万余名士兵反正,长驱渡淮,顺利将张安国带到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辛弃疾的意气风发、机智果敢之举,在南宋朝野引起巨大震动。宋人洪迈记录说:“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文敏公集·卷六·稼轩记》)
然而,南宋朝廷对北方汉人一直存着很深的戒心。早在北宋宣和年间,朝散郎宋昭就曾经上书宋徽宗说:“或则又谓山后之民皆有思汉之心,或欲归顺,此尤妄诞之易见者。不惟北虏为备日久,山后之民,往往徙居漠北。又自唐末至于今,数百年间,子孙无虑,已易数世,今则尽为蕃种,岂复九州中国旧民哉?”谈论的虽然是燕云地区的汉人,但实际上代表了宋朝对待北方汉人的普遍态度。北宋抗金名将李纲也曾抱怨燕云汉人说:“以金人夷狄之性,贪婪无厌;又有燕人狡狯以为之谋,必且张大声势,过有邀求,以窥中国。”甚至有不少人认为金人灭掉北宋其实是“皆燕人及中原叛逆协谋所致”。而到了南宋,对北方汉人的歧视和戒备比北宋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辛弃疾声名显赫一时,但其命运可想而知。他渡淮南归后,并没有真正得到南宋朝廷的信任,被立即剥夺了义军兵权后,派到地方任小官,担任江阴军签判一职,从此沦入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境遇。不久,宋孝宗即位,重用主战派大臣张浚,进行了宋室南渡以来的第一次主动北伐,但却因内部矛盾重重而失败。


第44章 靖康耻,犹未雪——宋与金(20)


之后,投降派重占上风,金宋签订了“隆兴和议”。辛弃疾不顾“归正人”的身份,主动向宋孝宗上《美芹十论》(又称《御戎十论》),客观地分析了宋金双方的形势,提出了周密详尽的恢复大计和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又向右丞相虞允文上了《九议》,陈述抗金方略。他的政论文笔势磅礴,充满豪情,被后人视为南宋时期政论文的大手笔,只是为词名所掩,不为人熟知。
尽管辛弃疾念念不忘收复中原,积极上书建策,但在苟安的风气下,他的一系列恢复中原大计如石沉大海,这使他陷入极度的悲愤和苦闷之中,便将满腔激情和对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的关切、忧虑,全部寄寓于词作之中,留下了大量感人肺腑的诗篇,从而成为继苏轼之后最杰出的豪放词派诗人。他的成就不仅影响了南宋词坛,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正如清四库馆臣所说:“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翦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
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
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
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
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辛弃疾的这首《水龙吟》正是报国无门、悲壮激烈的心情的写照。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国家,伴随着飞逝而去的年华,建功立业的梦想留给诗人的除了绵绵不绝的诗意,还有深深的锥心之痛,让诗人不禁流下了英雄泪。在黑暗如幕的年代,热血英雄空有满腔抱负和胆略,只能□泪。
淳熙二年(1175年)四月,茶贩赖文政率众在湖北起义。当时,江西、荆湖等地茶户和茶贩经常结成团伙武装贩运私茶,与官府多有冲突。赖文政起义后,从湖北攻入湖南、江西,屡败官军,声势日大。宋孝宗任命方师尹为江西提刑,节制诸军,前去镇压,但方师尹畏死不敢上任。无奈之下,宋孝宗改任辛弃疾为江西提刑。这是辛弃疾南归后首次担任要职,他也不负所托,于当年九月将赖文政诱杀于江州(今江西九江)。
这样,辛弃疾在长期担任了地方小官后,最终步入了一方诸侯的行列。之后历任湖北、江西、湖南安抚使等职,从一个义军的掌书记成长为南宋朝廷的封疆大吏。
任江西安抚使时,当地正值严重旱灾。辛弃疾上任后,立即命人在大街上四处张贴赈济榜文,只有八个字:“劫禾者斩,闭粜着配!”立竿见影,非常有实效。连著名理学家朱熹听说后,也夸奖辛弃疾说:“这便见得他有才。”二人由此结为莫逆之交。朱熹对辛弃疾的才华能力极为赞赏,称赞他“卓荦奇才,疏通远识”,“经纶事业,有股肱王室之心;游戏文章,亦脍炙士林之口”。
朱熹,又字仲晦,晚号晦翁、云谷老人、沧洲病叟、遁翁,别称紫阳。婺源(今江西婺源)人,后居福建建阳。为南宋著名理学家,世称“朱子”。朱熹幼年从父朱松学。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松病逝,朱熹遵父遗命,到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里依附朱松生前挚友刘子羽。刘子羽视朱熹如己子,建紫阳楼,以供朱熹母子居住,朱熹遂定居武夷。在五夫里,南宋宿儒胡宪、刘勉之、刘子□均授朱熹以学。朱熹年仅十九即登进士。后与宰相赵汝愚结为死党,协力对付权臣韩侂胄。韩侂胄一派最终获胜,先后将朱熹、赵汝愚罢免出朝。韩侂胄一派执政后,开始全面反道学。朝中反道学的大臣纷纷揭露朱熹道学的欺骗和虚伪,称道学是伪学。朱熹辛苦经营的道学集团迅速瓦解,道学一片声名狼藉。其实这是韩侂胄人为制造的用于打击政敌的政治事件,凡是他的政敌,均被指为道学之人。庆元二年(1196年),道学被禁止,朱熹降官两级,其学生蔡元定也被流放道州(今湖南道县)。两年后,朱熹病死。辛弃疾曾经与朱熹同游武夷山,赋《九曲棹歌》,朱熹还为辛弃疾的两间斋室亲书“克己复礼”和“夙兴夜寐”。朱熹死后,其门生朋友惧怕韩侂胄权势,无人敢去送葬。唯独辛弃疾不是道学中人,却亲自前往吊唁,还写文章吊唁道:“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而朱熹名誉扶摇直上,成为所谓的圣人,则是后来的事了。
辛弃疾一直力主抗金北伐,任湖南担任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时,创置了战斗力极强的“飞虎军”,并拿出大量缗钱购买飞虎军的所需铁甲、马匹等。虽然花费巨大,但由于辛弃疾善于斡旋,事情都办得妥当。然而朝中大臣争相弹劾他贪污受贿、聚敛民财,宋孝宗命枢密院为此下“御前金字牌”(性质同岳飞所接的十二道金牌),命他立即停建飞虎军营房。不料辛弃疾接到金字脾后,先藏了起来,不让旁人知晓,只日夜督促加快建设,等到飞虎营栅成后,这才上表向宋孝宗“开陈本末”,来了个先斩后奏。飞虎军建成后,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
辛弃疾既是抗金英雄,也是治世能臣。他一生以恢复为志,以功业自许,日夜渴望驰骋沙场,弯弓杀敌。尽管他每到一处为官,均有建树,然而始终命运多舛,备受排挤,以致壮志难酬。由于每每在地方任上整顿改革,妨碍了权贵们的利益,而其祖父辛赞曾仕金人也成为巨大的政治累赘,辛弃疾最终被“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等罪名弹劾,长期落职闲居于江西上饶一带。
关于辛弃疾财力来源,一直有颇多议论。传说他为了获得充足的军费,不惜采取走私军用物资的活动,就连辛弃疾的好友朱熹都曾经截获过他走私牛皮的商船,因而他一生中几次被弹劾罢官,都是“奸赃”、“敛聚”、“好色贪财”这类罪名。而辛弃疾落职后在江西上饶带湖一带大修宅邸,富丽堂皇,也反衬了他个人确实有足够雄厚的经济实力。辛弃疾曾经走私是实,但其入仕期间,不遗余力地打击贪官污吏也是其政绩之一,他的钱财,仅仅是善于经营所得。就连辛弃疾本人,也自比于昔日富足天下的范蠡,“一棹归来,只做个,五湖范蠡”(《洞仙歌·开南溪初成赋》)。
中国士人有“隐居以求其志”的传统。在长期赋闲期间,性格豪爽的辛弃疾也创作了大量反映自然、田园风光的词作,这些词作既反映了他对丘壑林泉之乐的喜爱,也表现出了胸襟抱负难以施展的苦涩。
岁月如梭,转眼间,已经是宋宁宗赵扩当政。正是在宋宁宗时期,南宋发动了最后一次北伐,而这次北伐的起因只是根源于争权夺利的需要。
宋宁宗赵扩先后有两任皇后,第一任皇后韩氏北宋名臣韩琦六世孙,也是当朝权臣韩□胄的侄孙女。最初,韩氏与姐姐一起被选入宫中,但并非做嫔妃,而是专门伺候太皇太后吴氏(宋高宗皇后)。韩氏善解人意,深得吴太后欢心,吴太后为了她的前途着想,将其赐给了当时还是嘉王的赵扩。韩氏出身名门,加上是吴太后所赐,身份格外不同,一到赵扩府邸就被封为新安郡夫人,后来又晋封为崇国夫人。赵扩当上皇帝后,韩氏也跟着水涨船高,进封为皇后。不过,韩氏的富贵并不长久,她只当了六年皇后,便得病死去。正因为韩氏死得太早,中宫虚位,才使得以工于心计闻名的杨氏得以封后。此后,杨氏走上南宋的政治舞台,直接导致了南宋局势的急剧衰颓。
韩侂胄,字节夫,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宋名臣韩琦的曾孙。韩家世代都是皇亲国戚,祖父韩嘉彦娶宋神宗第三女,父韩诚娶宋高宗吴皇后之妹,韩侂胄本人也娶了吴皇后的侄女,后以恩荫入仕。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韩侂胄与宗室赵汝愚等人拥立宋宁宗赵扩即皇帝位。宋宁宗即位不久,韩侂胄就逐赵汝愚出朝廷,并从此掌握军政大权达十三年之久。在他擅权的前七年,制造了“庆元党禁”,凡与党人有牵连的,不得任官职,不得应科举。开禧元年(1205年),韩侂胄为平章军国事,立班宰相之上。最为讽刺的是,就是这位权臣建议追封岳飞为鄂王,并削去秦桧所封王爵。
杨氏出身卑微,其父亲姓氏不见于正史。据说最初她是跟随母亲张氏入隶德寿,充当宫乐部的女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戏剧演员。杨氏美艳出众,且才华出众,善于作诗,曾作宫词五十首,词意清新。如此知书达礼,又通贯古今,不久,杨氏便引起了太皇太后吴氏的注意,于是成为吴太后的侍女。杨氏举止得体,善于应对,吴太后对她格外青睐有加,甚至由此招来了宫女们的嫉妒。有一次,吴太后沐浴,宫女们故意撺掇杨氏试穿吴太后的衣服,说她穿上一定会很好看。虚荣心十足的杨氏经不起怂恿,竟然真的去试穿吴太后的衣服,结果被宫女们在吴太后面前告了一状,说她有僭越行为,意图不轨。不料,吴太后不但没有怪罪杨氏,还训斥捉弄杨氏的宫女说:“你们用不着大惊小怪,也许她(指杨氏)将来就会穿上这身衣服,拥有我这样的地位。”吴太后不过是随口之言,想不到后来竟然应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