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那天罗叔叔是最后一个走的,因为我父亲留下他说了点事,其实说的就是给我找对象的事。他走的时候已经九点多钟,夜深了,演戏的人都走了,看戏的人也走了,闹热的冯公馆一下安静了。我在天井里帮徐娘和小燕收拾东西,罗叔叔和父亲、母亲一行从父亲的办公室出来。罗叔叔看到我,把我叫过去,表情暧昧地说:“嗯,确实是长大了,完全是个大姑娘了嘛,今年是二十几了?”妈妈跟过来,抢先说:“二十一了。”罗叔叔的口气更神秘,“看来我是该履行责任了。”我以为他说的是让我去他那儿工作,说:“我才不当记者呢。”罗叔叔笑道:“谁让你当记者了,工作的事我就不管了,让你爸爸管吧,他在上海有那么多关系,肯定会管得比我好。”我问:“那你要管我什么?”罗叔叔看看我父母,母亲接住了话头,笑嘻嘻地对我说:“罗叔叔要替你介绍对象呢。”罗叔叔说:“关键是老天给你派了个人来,我上个月刚认识的,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耶鲁的高材生,写诗写小说,非常有才气,家里也不错,父母亲都是大学教授,仪表也是堂堂的。怎么样,有兴趣吗?”我拉下脸,说:“没兴趣。”罗叔叔说:“你见了就会有兴趣的。”我说:“我才不见,我不需要。”父亲笑了笑,饶有兴致地说:“你不需要,我们需要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的事。”我马上想到他们把罗叔叔留下来是在谈这事,心里顿时火冒三丈。我对罗叔叔说:“对不起罗叔,我对你的好意不感兴趣,失陪了。”说完,掉头离去。
我不知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也许把我的这种强硬态度理解为不好意思,第二天,罗叔叔就带着那位仪表堂堂的“高材生”上门来见我,我死活不肯下楼,父亲上来请我也不领情,让父亲非常生气。等那人走后,父亲对我大发一通火,我一气之下,把我和高宽恋爱的事情一五一十跟他亮出来,高宽的照片,一大堆信,都翻出来给他看。后来母亲也来了,我哭哭啼啼地告诉他们,我跟高宽是怎么恋爱的,我们曾经有多么好,好了有多长时间,现在又为什么分了手。但分手的原因我是胡编的,我说:“我把我被鬼子强暴的事跟他说了,他接受不了,就跟我分了手。”我说得有鼻子有眼,有时间,有地方,地方就是双鱼咖啡馆,时间就是那一天。我父母亲完全相信了,因为这是我这几个月来唯一一次出门,他们都记得这事。我这么说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别管我这闲事,管不了的,没人会再娶我的,死了心吧。
但我父母没有死心,他们背着我让阿牛哥去找高宽,他们想同高宽私下谈一谈,争取改变他。我后来知道,当时高宽已经接到命令要去重庆,阿牛哥找到他时他正在准备行装,很忙碌,没时间接待他,加上一听是我父亲要见他,一股恶气涌上心头,态度很恶劣,只说了一句:“堂堂的冯大人要见我干什么,我又不是什么富家子弟,他的女儿我高攀不上,回吧。”就关了门。高宽以为我嫁给富家子弟一事是真的,父亲听了高宽的“回音”,以为真是他把我抛弃了。很奇怪,那段时间,我违心撒的每一个谎言都能成真,无人能识破,这就是命。
高宽,一个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一个曾经深深爱我的人,都无法接受现在的我,要忍痛割爱,要分道扬镳,更何况那些未来的萍水相逢者。这是最简单不过的推理。所以我的现状,我的婚姻,一定让我的父母亲伤透了心,绝望了。为了确保我未来的婚姻,他们绞尽脑汁,用尽心机,决定另辟蹊径。很快,他们安排我出国去旅游,不可思议又不言而喻的是,还给我安排了一个陪客——阿牛哥。我听了马上猜到他们葫芦里藏的是什么药——他们是怕我嫁不出去,想让阿牛来收购我这个“废品”!陪我出国旅游是假,创造机会让我们培养感情是真。可怜天下父母心!
可对我来说,这无异于养了几个月的“伤口”又被扒开了,撒了一把盐。我欲哭无泪,既没有争辩也没有伤心,是一种心痛极了、失去反抗的麻木和冷漠。那天晚上,是我最后一次面对母亲,她看我无动于衷,催促我表态:“点点,你说句话啊,你怎么想的?如果你同意的话,你爹要给你们去办护照、签证,有一大堆事呢。”我看看妈妈,轻轻地说:“妈,让我想一想,我明天给你答复好吗?”妈妈劝我说:“你不要想得太复杂,我们就想让你出去走走,散散心,看看世界,交交朋友。”我说:“知道,妈你去忙吧,我好累,要休息一会。”妈妈走后,我觉得我的灵魂飞走了,剩下的只是一具空壳子。我真的感到很累,像又死了一次的累。
我可以想象,呆在这个家里我的伤口将不断被人以关心和爱的名义打开,因而永远不可能愈合。与其留下来受煎熬,不如一走了之。这天晚上,我下定决心要离开这个家。我写了好几份留言,有的很长,都撕了,最后只留下一句话:
爸爸,妈妈,大哥,大嫂,二哥,小弟,我走了,你们不要找我,权当我死了。
就走了。像一只迷途的鸟永远飞出了巢。
当一个人真心要躲藏起来,别人是很难找到的。我连夜离开上海,坐车,又坐船,第二天傍晚才到达目的地:一个跟我家里人从来没有来往过的女同学家。这里离上海市区有四五十公里,没有汽车,没有邮局,没有警察,只有水牛、桑树、竹林、池塘、鸡啼、鸟鸣。同学的父母都是养蚕的桑农,我每天在鸟叫声中起床,吃过早饭出门,和同学一起去桑园摘桑叶,下午去河里摸螺蛳、网鱼,晚上天一黑就上床睡觉。新的生活方式让我变成了一个新人,没有过去的荣华富贵,也没有了过去的生不如死的苦痛,我在用疲倦和粗糙的生活抹平了痛苦,只是有时晚上失眠时,痛苦才会重新造访我。不过总的说,我对现状是满意的,如果允许,我愿意就这么一直活下去,直到老死。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出来时没带多少钱,同学家靠养蚕谋生,生活十分拮据。同学有两个哥哥,原来都在军队里,大哥还当了团长,每月给家里寄钱,在村里算是有钱人家。可是大哥去年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了,二哥的部队在浙江被打散,至今生死不明。我怎么好意思寄生在这么一个被悲伤的阴影日夜笼罩的农家中?我呆了不到一个月,便悄悄溜回城里,寻找新的出路。我找到另一个同学,小学同学,她是个犹太人,父母在教会工作,我想去教堂当修女,希望他们帮我联系。他们答应了,让我回家等消息。我又回到乡下同学家里,不到半个月,犹太同学托人给我捎来了南京拉贝先生办的女子教会学校通知我入学的报到书。这是我当时最向往的一条出路,看到这份通知书后,我激动得哭了。
乡下同学一直不知道我出了什么问题,虽然她曾多次问过我,我都敷衍过去。小痛才会叫,痛到极限时是无声的,麻木的,对谁都不想说,因为没有谁可以为你分担。直到这时,看到我捧着这份异常的入学通知书后的异常表现,她坚信我的生活出了大问题,才咬住不放地追问我:“点点,你必须告诉我,你到底怎么了?你跟家里闹什么矛盾了?”我无语又无语,有语也等于无语,“对不起,我真的不想说。”我要把我经历的那些事都带到棺材里去,跟谁都不想说。她又问我:“高老师知道这些事吗?”我摇头。她说:“你不是喜欢高老师吗?你应该跟他说说。”我想说,如果我还愿意跟他说就不会想去上这种学校了,可话到嘴边又变了。我说:“都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我的心已死,今后活的不过是我的身体而已。”她用加强的口气说:“不会的,不会的,这不是我所了解的你,点点,你不是个弱女子,我一直欣赏你敢爱敢恨不服输的性格。”我说:“那是以前的我。”现在的我更相信,人不过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而已,很渺小,很脆弱,因为人世太复杂,太冷酷,太残忍。我到最后分手也没有跟她说明真相,真的不想说。我了解自己,我不需要安慰,我要行动,要去过一种崭新的生活:没有生活的生活。
第二天,我告别同学,踏上了去南京的旅程。我要去拥抱另一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又残酷地把我留下了。我提着行李,随着拥挤的人流走进月台,一个警察突然把我叫住:“你,站住。”我只好站住。
“你去哪里?”
“南京。”
“票呢,拿出来我看看。”
我递上票,让他看。就在这时,我无意中看到了柱子上的通缉令,惊呆了。警察看完票还给我,让我走,可我像是被钉在地上,动弹不了。
警察觉得奇怪,“你怎么了?”他发现我在看通缉令,顿时变得严肃地责问我,“怎么,你认识他?”
我当然认识,但怎么能说实话呢?我佯装走神,反问他:“你说什么?”他说:“问你呢,”手指着通缉令,“是不是认识他?认识他要说,可以领赏的。”我说:“我真想领这个赏,可惜没这个福气啊。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他说:“昔日上海滩上有名的漕帮主冯八金的儿子。”
我问:“他怎么了?”
他说:“上面不写着嘛,通匪,杀了皇军,罪该万死,全家人都死了,就跑了他一个。”
我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他可能也不知道,瞪我一眼,对着通缉令上的头像饶有兴致地说:“跑,跑,看你往哪里跑,天网恢恢,插翅难逃。”
火车缓缓开走了,我在最后一刹那跳下了列车——我的心还没有完全死!可是我的家人,父亲、母亲、大哥、大嫂、小马驹、阿牛哥、徐娘、小燕、小龙、小凤……真的死了,没了,消失了;我家的房子也被鬼子霸占了,大门口赫然立着两个持枪的小鬼子,门楼上、父亲的汽车上、阿牛哥的摩托车上,都插着雪白血红的狗皮膏药旗,小弟屋前的那棵老柞木树被砍掉了,堆在弄堂里,长出了血色的蘑菇……这一切,就发生在我离家出走的第三天夜里!
4
下面的事是后来二哥告诉我的。
那天,是二哥介绍钱叔叔和杜公子认识的,两人在厢房相谈后心里都有气:钱叔叔愿望落空,心情郁闷,当即走了;杜公子也是心气不顺,找到二哥发牢骚,怪二哥给他介绍认识了这么一个“不识相的家伙”。二哥问他怎么回事,杜公子说:“神经病!他让我去杀人,杀鬼佬。”二哥听了情况后心里暗喜,他那时正处在疯狂地杀鬼佬的热情中,有人愿意出钱要一个鬼佬的人头,正中他下怀。当晚,二哥便登门造访了钱叔叔,把“生意”揽了下来。
跟踪几天后,二哥把打死东东的那个日本佬的情况已摸得很清楚:他年纪五十岁,是日本某新闻社驻中国记者,住在闸北区胡湾路上的一个院子里,每天上午很少出门,晚上经常很迟回家,有时也睡在外面。他有个固定的情人,是个唱昆曲的小姑娘,二十来岁,住在大世界附近的一条弄堂里。他虽然身上有枪,但身边没有任何随从。于是,二哥行动了,一天晚上,他把自己打扮成车夫,拉一辆黄包车,守在唱昆曲姑娘的楼下。只有他一辆车,鬼佬从楼里出来,别无选择地上了他的车。二哥拉着他,轻而易举把他送去见了阎王爷。
疯狂的二哥啊,你太大意了!你不想想,一个记者身上有枪,且敢当街打死人,说明他决不是一般的记者。确实,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有后台的,他的同胞兄弟山岛鸠晶,是当时上海宪兵司令部的第三号人物。
山岛怎么会让自己的哥哥死得不明不白?他发动宪兵队开始了兴师动众的全城大搜捕。于是,一条条线索被梳理出来,最后自然理到钱叔叔的头上。钱叔叔被鬼子带回去刑讯逼供,一天下来皮开肉绽,倒是没开口,为了保护二哥。可到了晚上,鬼子把钱叔叔两个女儿又弄进来审,还威胁钱叔叔,如果天亮前不把人交出来要处死他两个女儿,逼得他精神崩溃,供出了二哥。宪兵队押着钱叔叔连夜闯到我家抓二哥,因为找不到二哥恼羞成怒,大开杀戒,最后连猫狗都不放过,见人就杀,见活物就灭。惟有阿牛哥和二哥,因为没在家,侥幸躲过一劫。当时已经深夜一点多钟,正常的话他们都应该回家了,尤其是阿牛哥,这么晚肯定在家里。是我救了他们,我出走后,全家人都在找我,那天他俩被父亲派去外地找我,阿牛哥去了我父亲的老家乡下,二哥去了苏州我母亲老家,当天都回不来,就这样才幸免于难。
二哥才是最该死的!我后来经常想,如果鬼子那天在家里抓到二哥,会不会就手下留情,饶过这一家子人呢?
我的家就这么毁了,而我却因此而生。天塌了!灾难让我走出了困境,我决定要好好活下去,为我的父母而活,为他们报仇。我血液里流的是冯八金的血。第一件事,我要找到二哥。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我想吴丽丽可能会知道,便去找她。丽丽姐的男人在上海是有家室的,军统工作又秘密,去会她的机会其实很少,大部分时间她是一个人,很无聊,便经常邀母亲和二嫂去打牌。上海沦陷前我陪母亲去过多次,房子很好的,一栋黄色的独门独户的小别墅,有一个佣人叫何嫂,我也认识。那天我敲了好长时间的门,何嫂才来给我开门,开了门又不想让我进去,说丽丽姐不在家。我问她去哪里了,何嫂说她已经几天没回家了。我注意到,何嫂神情紧张,说话语无伦次,便不管她阻拦,硬推开门闯进去。
屋子里很乱,楼上的家具都堆在楼下,显然是要搬家的样子。我问:“怎么回事?要搬家吗?”何嫂说:“是的。”我问:“搬去哪里?”她说不知道。我预感是出事了,问她:“出什么事了?”她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小姐已经三天没回家了。”我问:“陈先生呢?”我问的是丽丽的男人。何嫂说:“先生今天上午来过一回,说这儿已经被鬼子盯上,让我赶紧整理这些东西,准备搬家。”我沉吟一下,问她有没有见过我二哥,她说十几天前见过,最近没见过。我问她:“你知不知道我家的事情?”她说:“咋不知道,出事后二少爷就躲在这儿,天天哭呢,天杀的鬼子!”我问她知不知道现在二哥躲在哪里,她不知道,说:“满大街都贴着他的头像,我想他应该不在城里。”会在哪里?我看见电话机,决定给罗叔叔打个电话问一问。
我打通电话,罗叔叔一听见我声音非常震惊,问我在哪里。听说我在吴丽丽这儿,他在电话那边不禁地叫起来:“天哪,你怎么在那里,马上离开那里,不要让任何人看见你在那里,快走,越快越好。”我小声说:“已经有人看见了。”他说:“不管是谁,一定要堵住她嘴!”他给我一个地方,让我速去那里等他。我挂了电话,联想到何嫂刚才说的情况,我猜测现在这儿可能已经成了是非之地,便吩咐何嫂:“不要跟先生说我来过这里,跟任何人都不要说,鬼子都以为我死了,谁要知道我还活着,万一被鬼子盘问起来,对你反而是多了一件事,知道吧?”何嫂说:“你放心,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我还是不放心,走出门又交代她:“你就权当没看见我,万一刚才有人看见我进来,你就说不认识我这个人。”何嫂说:“好的,我知道,你快走吧,老天保佑你平平安安。我知道你家一向对吴小姐好,我不会伤害你的。”说着流了泪。她这话、这样子让我更加认为,丽丽姐已经出事了,肇事者可能就是她男人,陈录。
果然,见了罗叔叔后,罗叔叔告诉我:丽丽姐已经死了,就是被她男人陈录害死的。“为什么我叫你赶紧离开那儿,”罗叔叔说,“陈录是个混蛋,跟日本人绞在了一起,他要知道你的下落也会把你卖给鬼子的,吴丽丽这次就是被他卖了,包括你二哥。”我急切地问:“我二哥怎么了?”他笑了,说:“别急,你二哥是虎,虎就是猫,有九条命。”罗叔叔说,“这个王八蛋就是命大,把你父母亲害死了,自己却几个生死劫都挺过去了。”
“他现在在哪里?”
“你想见他?”
“是的。”
“算你幸运,掐着点冒出来了。”
原来罗叔叔已经安排二哥这天晚上离开上海。几个小时后,在江边的一个阴冷潮湿的涵洞里,我见到了比父亲还要老相的二哥——见到之初,我以为是父亲!他已在这个鬼地方躲藏三天了,一直在等机会离开,今天晚上恰好有一艘船要给鬼子去嘉兴运粮食,船老大是个地下党,姓赵,与罗叔叔一起参加过北伐战争,是老乡兼老战友,交情笃深。他妻子姓郭,是个大胖子,比赵叔叔要大半个人。后来赵叔叔和郭阿姨都跟高宽去了南京,郭阿姨代号老P,就是香春馆里的那个老板娘。赵叔叔代号老G,一直跟着我和高宽,名义上是我的管家,实际上是我们电台报务员,同时又兼管高宽的安全工作,高宽外出时一般都带着他。别看赵叔叔个子小,力气可大呢,扛着两百斤一袋的大米上船,如履平地,面不改色,大概是经常撑船锻炼出来的。
从见到我开始,不管我问什么、说什么,二哥一直没有跟我说一句话。他不但老了,还傻了。悲痛让他变成了废物,变成了哑巴,变成了一个痴呆人。我以前从没有见二哥流过泪,可这一路上他都在流泪,无声地流泪,常常泪流满面,睡着时也在流。最后,泪水变成了黄水,有一股脓臭味,显然是眼肉被泪水灼坏了。等我们下船时,他双眼已经肿得像嘟起的嘴巴,眼皮子红红的,鼓鼓的,眼眶只剩下一条线,根本睁不开眼——这下子,他不但成了哑巴,还是个瞎子,走路都要人搀扶。
赵叔叔把我们安排在嘉兴码头附近的一户农户家里,主人家的老爷子懂一点中医,给二哥熬鱼腥草的水喝,又用艾草灸脚踝上的两个穴位,两天下来眼睛的肿总算消了下去。第三天,有只小木船来接我们,上船后我发现竟是阿牛哥!
原来,罗叔叔想把我们送回乡下老家去避难,又怕鬼子去过村里,有埋伏,所以先去侦察一番,结果遇到了阿牛哥,便让他来接我们走。罗叔叔真是我们的福星,我们三个天各一方的人,就这样又有幸相聚了。
二哥见了阿牛哥后,号啕大哭一场,这才开始张口说话。一路上,他断断续续地向我和阿牛哥讲述了他干的傻事——帮钱叔叔行凶得赏,和这一个月来东躲西藏的经历。这段经历里,吴丽丽和她男人陈录扮演了重要角色,后来高宽牺牲后,组织上让他接任老A的工作前,曾要求他对这段“历史”有个文字交代,为此他专门写过一个材料,如下:
我家被鬼子满门抄斩后,我没地方藏身,就去找了吴丽丽。当时陈录不在上海,说是去浙江了,一个月都回不来,吴就把我留在她的屋里。但事实上陈根本没离开上海,陈所以这么骗她,是因为吴老嫌他来看她的时间少,缠得他心烦,才撒谎说走了。我呆到第三天,陈得到口风,说我跟吴住在一起,当天夜里就闻来捉奸。我越窗而逃。毕竟是匆忙逃走的,在房间里留下很多破绽,如烟头,衣服,头发丝。气味等等。但我总想,他即使知道也不至于对吴起杀心,谁想到他……简直比鬼子还狠!还毒!他其实不是要捉奸,而是要捉我,捉了我,好去找鬼子领赏。看我逃跑后,他当作什么事也没发生,把吴丽丽骗过去了。
我离开吴后,本想马上离开上海,但两个原因促使我留下来:一个是我恰巧在街上遇到了一个以前我帮助过的人,他正好在吴丽丽家附近开了家客栈,并且保证一定会保护好我;另一个是,当时大街上已经四处贴了抓逮我的通缉令,我想到小妹点点肯定就在城里,一定会看到这个东西,然后一定会去找吴丽丽了解家里的情况。小妹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能抛下她不管,这么一想我决定等一等再说。我住下来后,让客栈老板给吴丽丽捎信去,这样万一小妹去找她就找得到我。
吴丽丽是个不大有心计的人,她以为陈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知道我住在哪里后经常抽空来看我,给我送点吃的、用的:我的枪都还在她家里呢。哪想到,陈录已经把吴丽丽的佣人何嫂收买了,吴经常外出,老往一个方向走,让何嫂觉得异常,向陈汇报了。陈便派人跟踪吴丽丽,几次跟下来,我的情况全被摸清了。一天晚上,吴丽丽来得比平常晚,而且是空手来的,没给我带吃的。我说,你既然来该给我带点吃的,我还饿着肚子呢。她说今天陈带她出去应酬了。我说,那你可以不来。那天我情绪不好,说话很冲,我们闹了点不愉快,把她气走了。可想到我还没吃晚饭,她出去后又给我买了东西回来,让我很感动。她说,我就知道你这德行,坐牢了还要人服伺,我是前辈子欠你的。我一边吃东西一边说,行了,别做怨妇了,麻烦你不了几天了。我想小妹可能离开上海了,我也不能老是这么等下去。她说,她今天上午去了我家,找我家对门的几家人问了情况。这是我叫她去的,因为我想,小妹知情后首先会回家去,看鬼子霸占了我们家,可能会去找邻居了解情况,所以让她去探听一下。我问她有什么消息,她说没有任何消息,看来点点至今都还不知道情况。我说,她可能已经离开上海了……就在这时,我突然神经质地感觉到外面好像有动静,停下来侧耳听,又打开窗户看,末了又让她出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