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去了，我把身上和枕头下的枪都取出来。不一会，她在外面喊：“二虎，快跑！”我刚跑到门口，她又喊：“快跳窗跑，敌人来抓你了！”她话音未落，一个“鬼子”不知从哪儿窜出来，举着枪冲进我房间。我率先开枪，打死了他。紧接着，一伙“鬼子”迅速从楼梯上冲上来。丽丽冲进屋，关住房门，对我喊：“快跳窗跑！跳窗，快！”我说：“快，一起走！”她说：“他们是来抓你的，我没事……”话没说完，外面枪声大作，门被射穿，丽丽中了弹。负伤的丽丽死死顶住门，为我争取了十几秒钟，我才得以跳窗而逃。就这样，吴丽丽死了。那些人都穿着鬼子的制服，初看是鬼子，其实是陈录的手下，那个被我打死的人我认识的……
陈录借鬼子的名义杀人，是够狠毒的，但后来这事恰好被我利用了。我到重庆后，把假鬼子说成真鬼子，这样陈便有勾结鬼子的嫌疑，直接导致他没有当成上海军统站站长。这是他觊觎已久的位置，之前他其实已经代理多时，按理是板上钉钉的事，没想到最后被人夺走。到手的鸭子飞了，他一气之下投靠了李士群，身败名裂。这是1939年冬天的事，那时我已经成功打入军统，在戴笠身边工作。
5
话说回来，还是1938年春天，我和二哥、阿牛哥一起回到乡下老家：浙江德清县的一个叫冯家门口的古老山村。这里距著名的风景名山——莫干山，只有二十公里，属于丘陵地貌，青山绵延起伏，平原迤逦铺展。正是阳春三月之际，山上山下到处是油菜油汪汪流泻的翠绿，蓬蓬勃勃地显露出春天盎然的生机。冯家门口是个大村庄，一片片白墙黑瓦的村庄横逸在青山与平原的连接处，仿佛一抹陈年的旧梦嵌在新春的瞳眸里。一条清澈的小河绕着村庄而过，流水潺潺。一株大皂角树屹立在村头，繁花似锦，如伞如盖。我和二哥都是农民打扮，阿牛哥更是了，走在这样的乡间土路上，一点也不引人注目。阿牛哥站在路边的大皂角树下，翘首望着眼前的村庄，疲乏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轻松的笑，对我说：“小妹，到家了，我们到家了。”
我已经累不可支，听了这话一下子坐在地上，说：“再不到的话，我看我也到不了了。累死了，上次回来没感觉有这么远啊。”阿牛哥说：“那当然，你坐在轿子上就是睡一觉的工夫嘛。你上次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说：“三年前，我高中毕业，上财会学校之前，父亲让我专门回来祭祖。”二哥本来还有兴致听我们谈话，听到父亲一词，突然萎靡下来，一个人走开去，走到树背后。他默默站立一会，忽然跪在地上，对着远处的青山哭诉：“爹，妈，列祖列宗，老家的父老乡亲，我冯二虎对不起你们啊。”
阿牛哥拉起二哥，说：“走吧，要哭这不是地方，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阿牛哥带我们绕过村庄，走过一座木桥，钻进一个山坞里。在山坞里走了约两里路，眼前顿时开朗起来，正是夕阳西下之时，视线极远，我看到山坞尽头，一个半山坡上有一大片新土，新土处有一片灵幡在随风飘扬。走近了，才发现，这是一片新坟，其中有两座特别的大，肩并着肩，那是我父母的坟……原来，阿牛哥这么多天来就在忙这事：让死者入土为安！
阿牛哥告诉我们，他是第二天中午回到城里的，从四桥码头上的岸。这个码头原来是我们家的，那些在码头上拉生意的车夫都认识他。“我刚上岸，他们中就有人告诉我家里出了事。”阿牛哥说，“我赶回家看，果然如此，鬼子已经把房子封了，门前坐着两个人，没有穿制服，也不带枪，我估计应该是维持会的人，鬼子临时安排他们在看门，守屋。我从后花园溜进去，进屋就闻到一股呛人的血腥味。我顺着那气味找过去，最后在天井发现了大片血迹。鬼子一定就在那儿杀的人，集中在那儿杀的，那个血啊，流得满地都是，几乎每一块石板上都沾满了血。因为太多了，虽然过了那么长时间，有些地方血还没有干，摸上去黏手，血糊糊的。我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找到他们的尸体，就找来几块毛巾，把能吸的血都吸了，心想这样即使以后找不到他们的尸体也可以给他们葬个衣冠坟。这么想着我又去每个人房间，各收了他们一套衣服。本来我想尽量收一些值钱的东西，但鬼子很快进来了，我只好匆匆忙忙撬开冯叔的办公桌，拿走了两只金元宝和一把手枪。”
我当场向阿牛哥要了这把手枪，不仅仅因为这是父亲的遗物，我是要以此表明，今后我要为父母报仇。
阿牛哥给了我手枪后接着说：“接下来我决心要找到他们的尸体。我问遍了街坊邻居，包括街上收马桶的、卖豆浆的、补鞋的，凡是平时在那一带出入的人，我都找上门去问。终于问到一个人，他给我提供一个人，说那天是他拉走了尸体，他就是我们家后面那条街上那个拉马车的苏北人。我找到他，求他，好话说尽，他就是不承认，死活不承认。后来我火了，把一只金元宝和手枪一起拍在他面前，让他选。他还是怕死，选了金元宝，告诉我一个地方，竟然就是我们家那个被废弃的货运码头。我去了码头就知道了，他开始为什么不敢承认，因为他黑心哪，他根本没有安葬尸体，只把他们丢在垃圾堆里！”
除了没有发现小马驹，其他人都在，包括家里的工人，还有两只狗，总共十七具尸体。后来阿牛哥把他们都运回老家，在这青山之中，找了这片向阳蓄水的山坡，把他们都安葬了。他没有请任何人，每一座墓穴都是他一锹锹挖出来的。
听了阿牛哥说的，二哥和我都感动得跪在他面前。人死了，入土为安，这是比天都大的事啊，阿牛哥啊，你对我们的恩情比天还要大啊！我们哭着，磕着头，感谢着阿牛哥的大恩大德。阿牛哥又惊又气，一手拎一个，把我们俩拖到父母亲坟前，骂我们：“这才是你们要跪的地方！”说着自己也跪了，对着我父母的坟号啕着：“冯叔啊，冯婶啊，你们看，我给你们带谁来了，是二虎和点点，他们都好好的，冯家还有后代哪，以后每年都有人给你们扫墓，你们就安息吧。”我们也跟着号啕大哭，哭声回荡在山坞里，把林间的鸟都吓飞了。
二哥一跪不起，一直跪了三天两夜，直到昏迷过去。阿牛哥把他背回家里，养了几天，二哥恢复了身体，还是上了山，他在父母坟前搭了个草棚子，除了下山吃饭外，其他时间都呆在山上，白天黑夜守着坟。坟地长出的新草绿了，花开了，我们一次次劝他下山，他就是不听。他经常说一句话：他们都是我害死的，我无脸再活着，活着就是为了陪他们。
据说，一天早晨，山上来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汉，坐在二哥棚子前，无精打采地吧嗒着旱烟，一边自顾自说起来：“冯八斤有今天，我三十年前就料到了，他杀的人太多，结的冤太深，虽然后来他有心想回头，用金盆洗了手，用金子修了庙，给村里建了功德祠，做了一些善事好事。但终究是在阳间行的凶太多，在阴间留下太多要找他算账的小鬼。一个小鬼法力不够，治不了他，但多个小鬼聚在一起，大鬼也要听他们的。这不，发作了吧，这么多坟就有这么多条命，都是用来给他还债的。我看你已经在山上呆了好长时间了，我知道你是在守陵行孝，可是我要劝你下山。听我的，小伙子，下山吧，为什么？因为你日日在这里做孝，那些小鬼都看见的，你不怕这些小鬼也来缠你？”二哥说：“就让他们来缠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老汉说：“这么说你不是八斤的儿子。”二哥说：“我就是他儿子，是老二。”老汉说：“既是他的儿子你就不该说这话，八斤是条血性汉子，你这样子哪有什么血性，猪狗都不如。”说罢走了，走远了又丢给二哥一句话，“与其在这里被小鬼缠死，不如回城里去报杀父之仇。”
这天晚上二哥下了山，向我和阿牛哥讲起了遇见老汉的经过。虽然他对老汉的长相描述得有鼻子有眼睛，但阿牛哥问遍村里所有老人，都想不出有这个人，我们甚至去邻村找也没找着。我一直以为，二哥可能是做了个梦，把梦当真了。不管是不是梦，这件事确实改变了二哥，他重新振作起来，开始酝酿回城里去报仇。这也是我和阿牛哥当时的想法。事实上，在二哥蹲守父母坟前的那些日子，我天天都跟阿牛哥在学习打枪。家里有几杆猎枪，我迷上了它们，天天上山去打猎，苦练枪法。阿牛哥自己也在练，他本来枪法就很好，练了以后就更好了。山上有野兔和山鸡，很难打的，我经常一天都打不到一只，而阿牛哥总是满载而归。每次提着野物下山，阿牛哥总是会说：“这些尸首要是鬼子就好了。”我们已经在心里杀了无数个鬼子！我们已经商量好，不管二哥怎么想，我们一定要回城里去杀鬼子报仇。二哥加进来后，我们深受鼓舞，更加坚定了信心。
一天晚上，二哥把我和阿牛哥都从床上叫起来，说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父亲告诉他，家里藏了一箱宝贝，让他去找。我不相信，怎么可能呢？父亲已经出去三十多年，爷爷去世后家里的房子空了也有好几年，父亲怎么会在这里藏宝贝？我们在上海有那么大的房子、院子，哪里不能藏，要藏到乡下来。二哥说：“你不了解父亲，为什么父亲经常要我们回来祭祖？这里才是我们的根。”他宁愿相信梦，也不相信我的理性分析。没办法，我们只好陪他找。找了三天，一无收获，我和阿牛哥都懒得找了，只有二哥还不放弃，整天在房子里转来转去、东敲西敲，像个捣蛋鬼似的。一天晚上我听见他在后院的猪圈里敲，声音很大，我下楼想去阻止他，结果看到一堆金灿灿的金元宝和金条。
是砌在猪圈的石墙里面的，总共有九只金元宝，十根金条，一块金砖。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啊，我们正愁没钱去买武器，谁想到父亲早给我们准备好了。二哥拿起一只金元宝，痴痴地端详一会，突然对着金元宝叫了一声爹，说：“树欲静而风不止，我想收手但收不住，看来这就是我们冯家人的命。爹，当年你被恶人逼上绝路，靠自己打的刀子斧头去闯江湖，今天那些玩意顶不了用了，我要靠这些玩意去换最先进的武器。”
有了这些宝贝，二哥的心思更大了，他决定去上海买一批枪弹，拉一伙人马，组织一支铲鬼队。第一个队员就是我，我领受了我们铲鬼队的第一项任务：进城去找杜公子买枪弹。要不是罗叔叔及时来看望我们，真不知我会有什么下场。事后我们才知道，杜公子那时已经在替鬼子偷偷做事情，我若去找他买枪弹，无异于飞蛾投火。
第三章
1
罗总编穿着乡下人的土布衣裳，挎着一只布袋，几乎就在我出门前一刻钟，出现在我们面前。他看我整装待发的样子，问我要去哪里。我说：“上海。”他问：“去上海干吗？”这问那问，我们说了实话。他听了十分愕然，问：“这是谁的主意？二虎，是不是你的？”二哥承认了。罗叔叔听了很生气，严肃地批评他一通，然后开导他说：“二虎，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做法我绝不赞同。三十多年前你父亲可以拉一支人马去闯他的世界，但如今时代变了，你要闯的‘江湖’也变了，鬼子有庞大的组织，武器精良，人员众多，你拉的队伍再大也是杯水车薪。”
二哥说：“你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忍着，可我们忍无可忍啊！”
罗叔叔说：“你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复仇。”
二哥问：“什么方式？”
罗叔叔说：“革命，参加革命。”
二哥问：“怎么革命？跟谁革命？”
罗叔叔其实是有备而来的，他从衣服的夹层里抽出一面红色的旗帜，认真地铺展在桌上，对我们一字一顿地说：“跟着它！”这是一面中国工农红军军旗，但二哥哪里认识，问：“这是什么？”罗叔叔笑了，“你连这都不知道，这说明我的宣传工作没做好，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军旗，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旗。”
“罗叔叔，你是共产党吗？”我们都问。
“是的，我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成员。”罗叔叔第一次对我们公开他的秘密身份。
尽管家里早有这种猜测：罗叔叔是共产党，但是真的被他本人这么活脱脱证实在眼前时，我们还是倍感震惊。事情实在来得太突然，我们没有表态，而罗总编心里似乎有的是说服我们的底气。这件事就像一个急于想出嫁的姑娘遇到了求爱者，结局是笃定的。就这样，当天下午，我们进了山，去了墓地，当着父母亲的英灵，举行了庄严的入党仪式。最后，罗叔叔对我们说：“从今往后我们就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战友情比兄弟情还要深，深就深在今后我们要生死与共，志同道合，为一个主义——英特耐尔——同呼吸，心连心，共命运。来，现在我们一起把手放在一起，你们跟着我说，共产党万岁！中国万岁！日寇必败！中国必胜！”
我清晰记得，这一天是1938年6月20日。
一个月后，我们三人先后回到上海，参加了第一次党组织活动：长江七组的成立仪式。会议是在赵叔叔的轮船上开的，与会的有罗叔叔、赵叔叔、郭阿姨，我们兄妹三人，另有罗叔叔的司机，共七人。今后我们就是一个小组，罗叔叔是组长，赵叔叔和二哥是副组长。在这个会上，二哥把他从老家猪圈里挖出来的宝贝：九只金元宝，十根金条和一块金砖，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罗叔叔问我和阿牛哥的意见，我们也表示同意后，罗叔叔拿出一只金元宝，对我说：“这一只你留着，是你父亲给你的嫁妆。”我不要。罗叔叔和大家都执意要我收下，就收下了。然后罗叔叔又拿出两根金条交代二哥，让他去开办一个公司。二哥是有做生意天赋的，以后他就是靠这两根金条启动做生意，当了大老板。
阿牛哥留在船上，做了赵叔叔的帮工，我呢，罗叔叔把我安排去了一所中学当老师。我们基本上隔十天聚一下，再次见面时，我和二哥、阿牛哥都没有一下互相认出来，因为我们都是全新的身份，异样的穿着：阿牛哥是船夫的打扮，赤膊，折腰长短裤，一块脏毛巾搭在肩头，像煞一个船工；二哥蓄了人中一字胡，西装革履，扎领带，戴着金戒指，俨然一个阔老板；我扎着一根独辫子，穿着蓝印花布斜襟衫，朴素的样子像个刚进城的乡村姑娘。这次见面，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二哥给阿牛哥搞来了一支英国造的小口径步枪，据说射程有五六百米远。大约过了一个多月，二哥又带来了一支长枪，这是一支改造过的狙击步枪，德国出产，配有瞄准镜的。就在这次会上，罗叔叔第一次给阿牛哥下达任务——暗杀二哥曾经的好友杜公子！
2
杜公子确实该死！他居然公开投靠日本人，当了中日友邦会会长，这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货色，名为友邦，实际上是日本特务机构，专门在民间收集抗日力量的情报，是笑里藏刀的下三滥角色。但二哥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因为跟杜公子故有的交情，不同意罗叔叔的这个决定。他说：“都是出手，与其杀他不如杀一个鬼子。”罗叔叔说：“鬼子那么多杀哪一个？”二哥说：“宪兵队哪个头目都可以。”罗叔叔说：“鬼子头目不是那么好杀的，出门汽车，下车有护卫。这是阿牛第一次行动，不要挑难的，先拣个好上手的活为好，以后可以增加信心。”二哥说：“那么让阿牛说说看，杀谁容易，我敢说阿牛一定会觉得还是去我家杀鬼子容易。”罗叔叔笑了，“你呀，我看还是想搞个人复仇。”二哥说：“不是的。”罗叔叔依然面带笑容，说：“莫非是跟杜公子的交情在起作用？”二哥说：“这怎么可能。”罗叔叔说：“确实，不能念旧情。你是最知道的，什么杜公子，他本姓李，为了攀附杜家势力才自称杜公子，今天又攀附鬼佬，这种人是最没有骨头的，有奶便是娘，最该死的，你今后在感情上一定要跟他一刀两断，视他为敌人。”二哥说：“这我知道，我心里早跟他绝交了。知人知面不知心，他妈的，我真是瞎了眼，跟他交了朋友。”罗叔叔说：“嗯，你怎么冒粗口了，你现在是大老板，要学着点文明礼貌。”二哥打了自己一个嘴巴，认真地从身上摸出一根缠了红丝线的牛皮筋，套在手腕上，说：“我晚上回去罚跪半个小时。”
这根牛皮筋是我给他准备的。我还给他准备了一个心字形胸佩，里面夹着父母亲的头像。为了改掉他的坏脾气和鲁莽粗暴的行事作风，我跟二哥约定，只要他犯一次错，比如说粗话、冲动发气、违反组织纪律等，他就在手腕上戴一根牛皮筋告诫自己，晚上回家要打开胸佩，对着父母亲的照片罚跪。二哥后来真的变了一个人，就是从这么一点一滴做起，重新做人的。
二哥接着说：“不过我要申明一下，我反对去杀杜公子，或者说李走狗吧，可不是因为念旧情，而是我真的觉得去我家杀鬼子更容易，为什么？因为阿牛熟悉那儿的地形和机关，我家后院有个暗道，直通河道，我估计鬼子现在肯定还没有发觉这个暗道，阿牛从那儿进去、出来，绝对安全。”罗叔叔问阿牛：“是吗？你也这么想吗？”阿牛说是的。罗叔叔问他：“可是你想过了没有，你得手以后敌人会怎么想？谁知道暗道？他们住在里面都不知道，你凭什么知道？敌人因此马上会猜到，是你老二又回来了。”
这一下把二哥说服了。
罗叔叔接着说道：“为什么我说杀杜公子容易，因为他现在还没有被人杀的意识，经常一个人在外面窜，我们很容易掌握他的行踪，挑选一个绝杀的机会。”
确实如此，后来阿牛哥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他躲在两百米外的一栋废弃的居民楼上，把杜公子当街打死在东洋百货大楼前，神不知，鬼不觉。这是阿牛第一次出手，枪法神准，干脆利落，为他以后做一个出色的狙击手开了一个绝佳的好头。在随后的半年多时间里，阿牛多次应命出击，任务有大有小，无一失手，每一次都出色、安全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让我们小组在党内名声大噪，据说重庆和延安都知道有我们这个小组。
做地下工作犹如潜于水中，一有机会总想上岸喘口气。这年春节，我们是回乡下去过的。我们是四个人：我、二哥、阿牛哥和罗叔叔。
罗叔叔出事了，感情出了问题，年轻的夫人离开了他，外面都认为是两人年纪相差太大的原因。其实不是的，是信仰的原因，她对共产党没有好感，以前罗叔叔一直对她瞒着自己的身份，后来不知怎么知道了，她接受不了。她没有这么高的政治觉悟，要求罗叔叔在她和信仰之间作选择，罗叔叔没有选择她，春节前两人正式分了手。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叫罗叔叔一起跟我们回乡下过年，他也高兴地答应了。作为父亲的老朋友，我们对罗叔叔本来就有一份很深的感情，现在又是我们信仰的领路人、小组的领导，我们对他的感情更深了。就我个人而言，我后来心里一直把罗叔叔当作父亲看待的：虽然不是父亲，却胜似父亲。
我们到乡下的第二天是腊月二十八，正好是阿牛哥的生日。一大早，二哥在早饭桌上就嚷道：“今天我们要好好给阿牛过个生日，一个阿牛今天过的是二十四岁生日，二十四岁可是个大生日啊。再一个嘛，这半年来阿牛屡立功劳，为我们小组争了光，也为我们家添了荣誉。阿牛啊，听说你的事迹已经上了延安的报纸，毛主席都知道了，了不得啊。”我用玉米粉花了一个下午时间，给阿牛哥做了一个特大的金黄色的大蛋糕，二哥把擦枪油涂在火柴棍上，做了二十四枝假蜡烛，让阿牛哥隆重地许了一个愿。我问他许了一个什么愿，罗叔叔让他别说。
“说了就不灵了。”罗叔叔说。
“来年多杀鬼子。”阿牛哥还是对我说了。
无酒不成席。我们找乡亲去买了一坛他们自制的番芋烧，酒过三巡，大家都有些兴奋，互相敬来敬去，敬出了好多平时不便说的话。比如我，就在这天晚上认了罗叔叔当干爹。罗叔叔说：“要做我女儿，要先敬酒，敬三杯。”之前我已经喝了不少，加上这三杯，就醉了，失态了，哭个不停，一边哭一边把自己不幸被鬼子强暴的事也说了，完全失控了。第二天我当然很后悔，但事后看说了其实也有好处，我和罗叔叔的感情更深了，我对他可以毫无保留地倾吐衷肠，他更像父亲一样的待我了。以后，我在私下场合都叫罗叔叔为干爹，他也乐于我这么叫他。
年三十那天，下午，我们一行四人进山给父母他们去上坟，带去了很多吃的、用的。当天晚上，我们早早吃了年夜饭，因为二哥和阿牛哥执意要通宵陪父母去守岁。我也想去，但天太冷了，他们怕我身体吃不消，不同意，让干爹在家里陪我。我们送他们进山，回来的路上，我与干爹说了好多知心话。回到家天已经很黑，我们便各自回房间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