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见证书中描述的那段历史，我去了布哈拉的皇宫城堡。城堡是一座城中之城，历经千年风雨，却在1920年9月布尔什维克的炮火中损毁大半。它的使命也倏然终结，成为一座故宫式的博物馆，只要微不足道的门票就能进入。
在苍白的日光下，城堡矗立在那里。两座土黄色的瞭望塔，夹着中世纪的门楼，仿佛沙漠中的幻影。门楼上曾悬挂着意大利囚犯胡乱制造的机械钟，如今早已不知所踪。我怀着一种时过境迁的心情走进去，与我同行的是一群穿着长袍的乌兹别克大妈。
19世纪，俄国开始进军中亚，目的是开辟一条前往英属印度的通路——这是彼得大帝时代就定下的国策。为了应对俄国的威胁，英国也开始把目光投向这片土地。当时，中亚还没有一张现代意义上的地图。英国人的如意算盘是，借助当地汗国的力量，阻挡俄国人南下的脚步。
1838年圣诞节前夕，英国上校查尔斯·斯道达特只身来到布哈拉。他的秘密使命是说服布哈拉的埃米尔纳斯鲁拉共同对付俄国。事情似乎从一开始就不顺利。傲慢的英国人忽视了东方礼数，也低估了纳斯鲁拉的虚荣。他既没带来丰厚的礼物，连介绍信也只是由印度总督签发，而非英国女王。他骑马进入城堡，与埃米尔挥手致意，后者只是冷冷地看他一眼。很快，斯道达特就被投入满是毒虫的地牢，为自己的无知和傲慢付出了代价。
此后三年，纳斯鲁拉像玩弄老鼠一样戏耍斯道达特。纳斯鲁拉登基时就屠杀了三十多位皇族，弥留之际也要目睹妻子女儿死在面前，才肯撒手人寰。他的施虐手段驾轻就熟，而斯道达特别无选择，只能任人宰割。一天，刽子手下到地牢，斯道达特以为自己死期将至，终于不可抑制地崩溃——他在地牢中皈依了伊斯兰教。
1841年，孟加拉轻骑兵团的军官康诺利只身前来营救斯道达特。他仍想说服纳斯鲁拉与英国结盟，并为英国商品打开中亚市场。命运再次戏弄了英国人。康诺利也被投入地牢。纳斯鲁拉写信给维多利亚女王，没有得到回复。印度总督也拒绝承认斯道达特和康诺利与英国有关。英军入侵阿富汗失败的消息传来时，纳斯鲁拉终于确信，大英帝国不过是个二流国家。他对两名英国囚犯的惩罚，不会产生任何后患。
1842年6月17日，在众目睽睽之下，两个英国人被赶至城堡下面的广场上，挖掘自己的坟墓。随后，他们被缚住双手，跪在坑前。我不知道斯道达特死前呼唤的是上帝还是真主。显然，两者都没能帮到他。
我参观了英国人的地牢——没有大门，只能通过一条绳子进出。墙上挂着铁链，拴在一个假人的脖子上。如今，这里没有毒虫了，但是有人们扔进来的硬币。一个乌兹别克大妈走到地牢旁边，祈祷一番，顺手丢进几枚硬币。哪怕世界上最阴暗恐怖的角落，最终也会变成游客的祈福之所。
斯道达特和康诺利音讯全无。他们在英国的亲属筹了一笔钱，委托约瑟夫·沃尔夫神父前去打探消息。沃尔夫带着几十本阿拉伯文版的《鲁宾逊漂流记》上路了。他吸取了斯道达特的教训，虽然穿着神父的法袍，但一见到纳斯鲁拉就高呼了三十声“真主至大”。纳斯鲁拉被逗得哈哈大笑。他问了沃尔夫一些问题，每次都以大笑收场。最终，沃尔夫保住性命，在“天佑女王”的军乐声中，离开布哈拉。
站在城堡的废墟上，可以眺望布哈拉的老城，然而一道铁门拦住了去路。保安走过来，脸上带着微笑。那微笑的潜台词是，他只需要一点贿赂。他接过钞票，塞进制服的口袋，左右看了看，打开大门。
城堡的废墟是布尔什维克的杰作，如今宛如一座荒山。四天的激烈炮轰，摧毁了大部分城堡。末代埃米尔抛下心爱的娈童，流亡阿富汗。两周内，一万四千名布哈拉群众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宣布效忠“新的埃米尔”，卡隆宣礼塔上红旗飘扬。
1959年，中亚的最后一块面纱，在广场上被当众焚烧。但是站在城堡的废墟中，望着城内经学院的穹顶，望着城市土黄色的轮廓，你会感到布哈拉仍然是一座中世纪的东方城市，并且会永远延续下去。
那天晚上，我疲惫地回到旅馆，随即入睡。我梦到自己被埃米尔关进了地牢。突然，外面炮声轰响，墙壁的土块纷纷坠落。我惊醒过来，发现有很多老鼠在房间里乱跑。打开台灯，老鼠的影子消失不见。我松了一口气，这不过是布哈拉留给旅人的阴影。
5
老城池塘的南侧是一片古老的犹太社区，我惊叹于犹太民族竟然离散到了这里。一天傍晚，我漫步在犹太社区的小巷里，心里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毫无修饰的泥墙破败不堪，狭小的木门如同紧紧抿住的嘴巴。几乎没有开在外墙的窗户。即便有，也都以木条封住窗口。很多房子挂着生锈的大锁，门上的出售告示也已被风吹烂。我几乎没看到当地居民——人们要么在悄无声息地生活，要么已经离去，离散到更遥远的地方。
暮色像潮水一般，冲淡小巷仅有的土黄色。一扇门突然吱呀一声，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颤颤巍巍地走了出来。他戴着犹太人的小帽，一把胡子全都白了。岁月仿佛刀子一般，在他的脸上刻出纵横交错的皱纹。他看了我一眼，避开我的注视。他的长相和我在布哈拉见到的任何一位老人没有什么区别，但表情带着警觉，仿佛那是历史带给犹太人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
他的小孙女也走了出来，穿着红毛衣，卷曲的黑发梳成马尾。她冲我短暂地一笑，露出两颗洁白的门牙。她扶着老人慢慢走向对面的房子。那栋房子的门缝下面，隐约透出温暖的光线。我发现，那是一座犹太教堂。尽管外表和普通民宅无异，但牌子泄露了房子的真正用途。那牌子并不起眼，字迹也已经涣漫，仿佛要刻意隐藏起来。
等女孩从房子里出来，我问她是否能进去。她点点头，又笑了一下，但那笑容的成分里大概更多的是尴尬。她把手指放在唇边，示意我要小声。我告诉她，我会的，然后轻手轻脚地推开门，走了进去。
院子给人一种成年累月积淀下来的印象。墙边堆放着椅子，墙上挂着大大小小的相框。有耶稣和摩西的照片，有各个时代的圣人，也有不少黑白老照片，里面的人物穿着埃米尔时代的服装，大概是生活在布哈拉的犹太教拉比们。
透过窗子，我看到房间里聚集了二十多个布哈拉犹太人。他们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站在墙边，全都戴着犹太人的帽子，正在相互交谈。大部分人的相貌和普通布哈拉人无异，但有几个人的肤色更加苍白。房间的一角，有一把小小的椅子，上面垂着红色的绸带，那是男孩接受割礼用的。房间中央的桌子上，摆着一本摊开的祈祷书。我后来发现，虽然祈祷文用希伯来语写成，却以西里尔字母注音。布哈拉的犹太人早已不会说希伯来语，他们的母语是塔吉克语和俄语。
一个多世纪前，布哈拉有四千多名犹太人，掌控着这里的冷染行业。只有他们懂得如何冷染出布哈拉地毯上与众不同的颜色。他们炙烤桑树上的一种虫子，将其碾碎，获得那种特别的深红色——这种深红色是布哈拉手工地毯的灵魂。
然而，犹太人经济上的富足从未转化成政治和社会上的影响力。在伊斯兰教主导下的布哈拉，犹太人必须戴上皮毛制成的方帽，表明自己的身份。他们还要在腰间围上一条布带，表明他们明白，作为犹太人，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被处以吊刑。犹太人在城墙内不能骑马，甚至布哈拉第一位有钱购买汽车的犹太富商，也得将汽车停在城门之外。
在一位拉比的带领下，房间里的犹太人开始祷告。他们双手捧在胸前，像是在阅读一本没有形状的圣书。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这间亮着灯光的屋子，仿佛浩瀚宇宙中的一座避难所——或许真的如此，对这些布哈拉的犹太人来说。
祈祷结束后，房间里沉静几秒钟，然后人们恢复了交谈。我与一个走到门口的犹太人聊了起来。他四十多岁，个子不高，穿着精致的意式西装，打着领带。他告诉我，他以前住在这里，八年前移民去了美国。这一次，他特意回到布哈拉，看看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见见尚在的老朋友。他告诉我，今天是犹太教的“住棚节”，所以人们聚在一起祈祷。布哈拉所有的犹太人，包括那些只是偶然造访的犹太裔游客，都会来到这里。他指着房间里的一对夫妇说，他们是从以色列过来旅游的。
我问起他在美国的生活。
“开始很艰苦，”他说，“去美国之前，我几乎不会说英语。”
他说，苏联解体后，布哈拉的犹太人陆续离开了这里。大部分人移民以色列。如今，依旧生活在布哈拉的犹太人不到两百人。
“你为什么不去以色列？”我问。
“我的儿子今年十八岁。在以色列的话，他必须去服兵役。那是以色列法律的规定。但我不想让他上战场，不想让他经历危险和战争……”他停顿了一下，思考着如何措辞，接着说道，“我们生活在布哈拉的犹太人已经与穆斯林共处了几百年。你看到了，我们住在这里，再往那边走几步就是穆斯林社区。我们最清楚，战争永远不会让两个宗教或民族和解，永远不会。”
我走出犹太家庭教堂，想回到老城池塘，但在昏暗的小巷中，很快迷失了方向。我经过另一座犹太教堂，它看起来更正式，也更像一座教堂。然而当我走进去，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教堂里有一个为住棚节而搭建的棚子，挂着塑料瓜果。一位年老的犹太拉比独自坐在募款箱前，身后的墙上全是外国政要来这里参观的留影，其中包括美国前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希拉里·克林顿。
老拉比面无表情地站起来，带我走进房间。他以一种背诵文件似的官方口吻，开始向我讲述布哈拉犹太人的历史：他们的祖先来自伊朗的设拉子和土库曼斯坦的梅尔夫。他们是被帖木儿迁徙到布哈拉的。苏联时代，他们受到诸多迫害，很多人移民国外。现在，政府倡导宗教平等，情况有了很大改善。人们不再移民国外，还有五千多犹太人生活在布哈拉。
“可为什么我看到很多犹太人在出售房子？”我问。
“那些房子太老旧了。”
“苏联时代允许移民？”
老拉比没有回答。他转而向我介绍来过这里的名人。他自己也在那些照片中，看上去比现在年轻得多。然后，他告诉我，讲解到此结束，我可以随意捐款了。
在这样重大的节日里，竟没有一个犹太人来这里，似乎已经说明了一切。我一边把钱塞进募捐箱，一边回望这座空荡荡的教堂。老拉比坐回椅子上，闭上眼睛，像是累坏了，又像是在回忆往事。
他坐在那儿，等待下班时间的到来。
第5章 困守咸海的人
1
离开布哈拉，绿色渐渐稀薄，我很快置身于克孜勒库姆沙漠。孤独的公路箭一般地射向西方，距离下一片绿洲——花刺子模，还有将近五百公里。
面包车里响着欢快的乌兹别克音乐，然而窗外的景色却无法令人欢欣。我望着那片淡粉色的荒漠，想起克孜勒库姆的本意就是“红色沙漠”。它铺展着，蔓延着，如同毫无节制的病毒，最终在目光所及之处，化作一片空蒙的天际线。
在天际线的另一边，在更遥远的地方，阿姆河正在静静流淌。它像一把利刃将“红色沙漠”与“黑色沙漠”（卡拉库姆沙漠）分开，也顺便划分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经过花刺子模后，阿姆河将转头向北，奔向咸海。
然而，为了灌溉棉田，苏联时代的引水工程已令阿姆河气竭。它还未及注入咸海，就在荒漠中蒸发殆尽。咸海的面积逐年缩减。按照现在的速度，很快就会从地球表面上消失。
我的计划是先前往花刺子模，然后北上咸海。我不知道一路上会遇到什么，但旅途会变得更加艰险。我闭上眼睛，听着风沙打在玻璃上的嗒嗒声。六年前，我也走过这条公路，那次的运气更差，几乎一直穿行在褐色的沙尘暴中。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一家路边餐厅。电路已经被大风损毁，阴暗的屋内冷得令人瑟瑟发抖。每个人，包括司机，都点了伏特加。
窗外出现了一些工业定居点的痕迹——那是加兹利，一座苏联时代的天然气城市。然而，司机告诉我，天然气已经枯竭，整座城市正在沙漠中日趋枯萎。面包车停下来，要在这里午餐。餐厅看上去颇为粗野。葡萄架下摆着两张木榻，铺着花花绿绿的坐毯。几个当地男人正斜倚在那里喝伏特加。他们的脸色黑黄，带着边地之人的凶悍。一个人斜着眼睛看了我一眼，然后拿出牙签，张开嘴巴，露出几颗亮闪闪的金牙。
午餐吃了烤肉和馕，蔬菜只有番茄和洋葱，井水泡出的茶有股很重的咸味。但是在沙漠深处，这已是最好的招待。即便在今天，克孜勒库姆沙漠依然给人与世隔绝之感。我试图思考，一个多世纪前，那些大博弈的玩家们，面对的是怎样的景象？
实际上，能活着到达花刺子模的人已属幸运。1839年冬天，俄国将军佩罗夫斯基率领着五千名士兵和一万匹骆驼，进军花刺子模的中心城市——希瓦。当时，克孜勒库姆沙漠的积雪厚达一米，骆驼以每天一百只的速度死去。成群的饿狼像阴影一样尾随着队伍，觊觎着那些冻僵倒下的尸体。结果，俄国人连打出一颗子弹的机会都没有，就已溃不成军。
很难想象，在这样的荒漠深处，会突然出现一条宽阔的大河。两个多小时后，我透过车窗看到了阿姆河——这条中亚的神圣河流正在一片不毛之地中金灿灿地流淌。面包车停了下来，我穿过公路，向阿姆河走去。乌兹别克司机让我小心行事，因为这里是乌土边境，很可能会有士兵。
河水的流量显然比以前小了，我走在过去阿姆河的河床上。河对岸是土库曼斯坦，显得无名无姓，只是另一片无边无际的荒漠。出乎我的意料，河水非常清凉，甚至清澈。放眼望去，它流过的土地没有任何景观——不仅河上没有桥梁或船只，也看不到一点人类的痕迹，只有一些枯树倒毙在岸边。俄国人曾经天真地希望，阿姆河最终能把他们带往印度，这也是他们急于控制希瓦的原因。但是阿姆河发源于帕米尔高原，担当不起这样的重任。灌溉花刺子模的棉田，已经令它不堪重负。
一个穿着迷彩服，扛着冲锋枪的士兵，突然出现在我身后，喝令我必须马上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