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老板是中国人？”
他伸出一只巨手，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简易帐篷。此时，太阳已经涣散成一片刺眼的白光，仿佛给大地蒙上了一层迷雾。透过那层淡淡的雾霭，我看到一个男人站在帐篷前，正望着大海。
“他的名字，王。”巨人说。
咸海王戴着一副茶色眼镜，牙齿已经被烟草熏黑。他身材消瘦，有点驼背，说话有山东口音。后来他告诉我，他是山东滨州人。
“听工人们说，你在收集一种虫卵？”寒暄过后，我问。
“那其实是一种微生物。这种微生物经过深加工后，可以作为虾的饲料。”他说。
为了开采这种虫卵，咸海王已经在荒无人烟的咸海边生活了七年。每年有将近大半年的时间，他独自住在身后的帐篷里。
走进帐篷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他在这里没有女人，因为帐篷里有一种单身已久的混乱。墙角堆放着中国运来的食品箱子，案板上躺着菜刀。一只觅食的小猫，正小心翼翼地穿过锅碗瓢盆，四处吸着鼻子。帐篷的大部分空间被一张堆满杂物的木板床占据。床脚处支着一张小矮桌，上面垂下一只油腻的灯泡。一个中国北方农村的小煤炉，把帐篷里烤得又干又热。这几乎就是帐篷里的全部家当，有一种建筑工地里临时住处的感觉，而不是一个人长达七年的居所。
我们围着炉子坐下来。已经很久没见到中国人的咸海王，提出泡点中国茶。他抓了把茶叶，把熏得乌黑的水壶放在炉子上。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住在这么简陋的帐篷里。他说，他曾经让工人搭了个蒙古包，但是一场罕见的风暴把蒙古包的龙骨都吹弯了，于是他决定改住这种便于修理的帐篷。
这里没有手机信号，没有网络，离最近的Wi-Fi也有一百六十公里。那是厂房的所在地，原来是苏联的鱼罐头厂。所有的补给，包括淡水，都要从厂房运过来。他两个月去一次厂房，收发邮件，向中国总部汇报工作，再驾车返回这里。
一个工人走进来，用简单的俄语交谈几句后，又转身走了。但依然能看出，工人对他非常尊重。咸海王讲起他的治理之道。他时常对工人们说，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一门心思地挣钱。他禁止工人喝酒，但也知道，私下里人人都会喝。只要不闹出事来，就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管这叫“中国人的智慧”。
白天的时间过得特别快，夜晚则无比漫长。去海边转转，看看虫卵的情况，检查一下工人的工作，白天就这么过去了。到了晚上，他会简单做点饭。因为吃不惯工人做的菜，他从来都自己做饭。他兴奋地告诉我，前几天弄到了一点大白菜，还没吃完。那种口气，仿佛谈论的不是大白菜，而是大闸蟹。
长时间的与世隔绝，令他的烟瘾大增。谈话中，他几乎一刻不停地抽烟。“天黑以后，还要有酒，没有酒是很难熬的。”他吐了口烟说。
有时候，感到实在太寂寞，他会叫上一个工人，到帐篷里陪他喝酒。中国带来的白酒很快喝完，现在他喝更容易弄到的伏特加。尽管如此，每到一个临界点，他还是会濒临崩溃。
“在这种地方待久了，都会有崩溃的时候。”他把烟狠狠地咽进肺里又吐出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呢？心慌得难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不瞒你说，昨天我就差点崩溃。”
于是，他骑上四轮摩托，在无人的丘陵上狂奔。冲上高原，再冲下来，让飙升的肾上腺素麻痹自己。路上，他与一只母狼狭路相逢。他们互相看着对方，仿佛也在看着自己。然后他突然加大油门，冲向母狼。母狼吓得转身逃跑，发出凄厉的嚎叫。这样折腾了一个多小时，脸已被风吹得麻木，心里才终于好受一些。
夜幕降临了。我们走出帐篷，发现一轮弯月正挂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
在我们聊天时，三菱车的司机已经在附近搭好蒙古包，并拿出从努库斯带来的羊肉、土豆和胡萝卜。他在寒风中生起火，用带来的铁锅做起卡拉卡尔帕克乱炖。木柴噼噼啪啪地响着，溅起的火星好像闪烁的萤火虫。
我邀请咸海王一起到蒙古包里晚餐。他带上了伏特加和珍贵的炒白菜。我们一边吃着白菜和乱炖，一边喝着伏特加。
他向我讲起以前来过这里的人，不时掏出手机，给我看当时的照片。几年前的往事，他依然记得清清楚楚，仿佛在谈论昨天的事。对他来说，每一次来客都像是节日。
“去年是两个马来西亚人，前年是两个香港人。欧美人有，但很少。内地来的人少之又少，”他想了想，继而纠正道，“完全没有。”
除了旅行者，这里也来过荷枪实弹的边防士兵，意欲索贿的政府官员，考察咸海沙漠化的联合国官员——两男一女。
“他们打算在这里种树，后来发现实在太过荒凉。晚上，他们在我这里喝酒，喝得酩酊大醉，之后竟然……”他笑起来，“哎，这个可不能说！”
那天晚上，我们喝光了一瓶伏特加。他几次说要走，却总是主动挑起新的话题。他说，几年前，他的帐篷就在海边，如今距离海边已有一百多米。这只是短短几年的事情。他说，咸海中有一座小岛，传说中有恶龙守护着宝藏。实际上，那是苏联进行秘密生化试验的地方。小岛原本沉没在海底，但因为咸海消退，已经浮出水面。
“这些没人说过，”他在香烟的烟雾中眯缝着眼睛，“但我都知道。”
后来，他终于踉跄地走了。我钻进睡袋，却感到无比清醒。我听着蒙古包外的风声，呼啸着，刮过海面，好像某种生命的哀鸣。
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那里面写了一个名叫库尔兹的白人。他独自生活在刚果的热带雨林中，为大英帝国搜罗了不计其数的钻石和象牙。刚果河流域的每一个人，都听说过他的威名，甚至谈其而色变。然而，当小说的主人公最终找到库尔兹时，发现他只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生活在一个破败不堪的小木屋里。
咸海王当然与库尔兹不同，但是他们都甘愿生活在某种极端的环境里。他们的生命中一定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即便是如此恶劣的环境，也无法摧毁它的内核。
5
第二天一早，我离开了咸海。当我和咸海王告别时，我们只能相约中国再见。透过后视镜中飞舞的尘土，我看到他一直站在那里，直到汽车爬上高原，他才从镜中消失不见。
返回努库斯的路上，我去了咸海王厂房的所在地——一个叫作穆伊纳克的小镇。穆伊纳克曾是咸海最大的港口，典型的鱼米之乡。1921年，苏联发生饥荒，列宁还向穆伊纳克请求帮助。短短数日之内，两万一千吨的咸海鱼罐头便抵达伏尔加河流域，拯救了数以万计的生命。
然而，经过四个小时的颠簸，当三菱车驶入穆伊纳克时，我看到的却是一个贫瘠而荒凉的小镇。到处是黄土和荒地，灰尘扑扑的石头房子，人们的脸上带着困居已久的木讷神色。
由于咸海的消退，这座港口距离海边已经超过一百六十公里。咸海水量减少后，盐分是过去的十几倍，鱼类已经无法生存。穆伊纳克的一万名渔民，因此失去了工作。这一切，只发生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成为环境灾难最令人震撼的注脚。
我来到曾经的码头，发现这里早已没有一滴水。干涸的海床一望无际，上面还搁浅着一排生锈的渔船。我顺着台阶，下到海床，走到渔船跟前。锈迹斑斑的船身上，依然能够分辨出当年的喷涂。船舱里，散落着酒瓶子和旧报纸，还有破碎的渔网。
海洋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渔船四周长出一丛丛耐旱的荆棘。曾经，我的眼前遍布着渔船，如今大部分渔船都已被失业的渔民当作废铁变卖。剩下的这十几条，成为沧海桑田的唯一证据。
我摸了一下船身。在红色铁锈之下，那些钢铁的肌理似乎仍在喘息。置身于这样的场景里，我不能不感到哑口无言。从费尔干纳山谷到卡拉卡尔帕克共和国，我一路上看到了那么多的棉田。它们养育着这个国度，却也让生态环境不堪重负。由于咸海的荒漠化，那些沉积在土壤表层的有毒盐性物质，可以顺风吹遍整个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甚至远至格鲁吉亚和俄罗斯。
早在苏联时代，政府就曾考虑从西伯利亚引水，救助咸海。但那是苏联时代的末期，庞大的帝国已经无力支撑如此宏大的工程。计划最终在1987年正式搁浅。
1994年，五个中亚共和国的领导人达成协议，每年动用百分之一的政府预算治理咸海。但是，没有哪个国家愿意主动削减棉花产量，承受由此带来的阵痛。那意味着让本已脆弱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治理实际上沦为空谈，不了了之。
与此同时，咸海的面积仍在加速缩减。1987年，咸海断流为南北两部分。2003年，乌兹别克境内的南咸海，又断流为东西两部分。也许，用不了多久，世界三大内陆海之一的咸海，就会从地球表面上彻底消失。
我站在港口旁的展示牌前，看着咸海近百年的变化图，回想着我在地图上所看到的那片巨大的空白。周围荒无人烟，只有被遗弃的房子。很多人已经举家搬迁，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还留在这里。
卡拉卡尔帕克司机告诉我，他原来就是穆伊纳克的渔民。十几年前，他咬牙变卖了渔船和家当，搬到努库斯，重新开始，后来才成为一名司机。他总结着自己的一生，一辈子经历过两次巨变：第一次是苏联解体，那意味着国家和身份的转变；第二次则是咸海的消失，那意味着过去几代人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就此终结。
那天中午，他带我去当年的邻居家吃饭。戴着头巾的女主人端出饭菜，然后悄悄退出房间。她的丈夫也离开了这里，在别的城市打工挣钱。
午饭后，我们一起走到庭院。那是秋天最后的时光，一排排西伯利亚大雁，正在空中变换着队列，准备飞往南方过冬。我们静静地看着大雁，想象着它们一路的飞行。然后，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掏出手机，开始对着天空拍照。
因为，在这里，如此生机勃勃的场景并不多见。
* * *
[1] 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是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自治共和国，位于乌兹别克西部，曾为苏联自治共和国，后归入乌兹别克版图。
第四部
土库曼斯坦
土库曼的礼物
1
从乌兹别克斯坦回国后翌年，我终于决定前往土库曼斯坦。五个中亚斯坦国中，土库曼斯坦最为神秘，也最难去。土库曼人不欢迎外国人来访，为此设置了层层障碍。关于这个国家，我找不到太多有价值的信息，仅有的一些文本也只是让我徒增困惑。
我找到一本半自传体哲学作品《鲁赫纳玛》。作者是土库曼前总统尼亚佐夫。他在书中宣称：“这本书是土库曼人敞开的心灵，是对生活的目的和价值的启示……每个土库曼人读过《鲁赫纳玛》之后就会了解自己，那些不了解土库曼人的人则会了解他们。”
我就是抱着了解一下土库曼人这个朴素的愿望阅读的。结果，我发现这本书光怪陆离到了令人咋舌叹息的地步。苏联解体后，尼亚佐夫统治土库曼斯坦二十一年。他在全国范围内竖立自己的雕像，自封为“土库曼巴什”——全体土库曼人的领袖。他认为舞蹈、戏剧和广播不利于土库曼人的成长，于是加以禁止。他规定男性不得蓄须，镶金牙也属违法。他还把一年中的十二个月重新命名，其中一月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还有几个月分别以他家人的名字命名。
“我的主要哲学信条就是完整性。如果没有完整性，也就不可能有民族。即使有了民族，没有完整性它也不会长久存在。”他在《鲁赫纳玛》中写道。可是这本书最缺乏的就是完整性，乃至逻辑性，读起来常给人脑袋上挨一棒的感觉。不过，当我快速翻完这本奇书，倒也发现几处说得通的地方：
“土库曼人是世界上古老的民族之一……但令人吃惊的是，在这浩瀚的书海中竟寻觅不到土库曼人的完整形象。
“我国人民在历史上曾有过辉煌，但近七八个世纪出现了衰落……土库曼人对人类生活的形成、世界科学和生产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贡献的具体数量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根据全面相互结算的结果，土库曼斯坦从苏联独立出去后，苏联欠土库曼斯坦三点八亿美元债务。俄罗斯联邦作为苏联的法定继承人应把这笔钱偿还给我们。鉴于俄罗斯经济困难，我认为不向他们索要这笔债务乃明智之举，因为对我们来说友好地分手比什么都重要。
“最后我做出这样的决定：把全世界土库曼人所具有的一切美好的东西收集在一起，使之体现在一本书中。这样就诞生了《鲁赫纳玛》。让《鲁赫纳玛》来填补我们失去的所有书籍造成的空白，使之成为继《古兰经》之后的土库曼人的主要书籍。”
……
想去土库曼斯坦的唯一办法，是找一家当地旅行社报团。旅游团价格也像《鲁赫纳玛》的行文一样膨胀。可是花了这么多钱，你也注定享受不到相应的舒适。你的行程会受到监视：从入境一刻起，导游就与你形影不离。
我联系了阿什哈巴德的一家国营旅行社。他家的“七日游”报价相对合理，比别的旅行社要低。可即便如此，也足够在东京奢游七日了。我提供了护照扫描件、电子版照片，又填了一个只有六七个问题的简单表格。我听说只要肯花大价钱参团，拿到邀请函只是走走官僚程序。旅行社的经理也是这么说的。他还说，有了邀请函，我就可以在任何口岸办理落地签。
行程很快确定下来。我计划先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努库斯，从附近的边境口岸入境土库曼斯坦（导游会在口岸等我）。我们将参观花刺子模的绿洲城市库尼亚-乌尔根奇——古称玉龙杰赤。随后的一天晚上，我还要在卡拉库姆沙漠中央的“地狱之门”露营。那天正巧是我的生日，这是我为自己准备的生日礼物。
2
我先飞到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斯塔纳——今天的努尔苏丹。10月中旬，阿斯塔纳就已大雪纷飞，气温接近零度。1997年，纳扎尔巴耶夫将哈萨克斯坦首都从阿拉木图搬到阿斯塔纳。当时，阿斯塔纳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北方城市，以严酷的冬季闻名。
阿斯塔纳原名“阿克莫拉”，在哈萨克语中意为“白色坟墓”。索尔仁尼琴在附近的劳改营服过苦役。赫鲁晓夫时代，阿克莫拉成为“垦荒计划”的中心，更名为“切利诺格勒”，意为“垦荒城”。这一时期，大批移民来到阿斯塔纳，大多数是俄罗斯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政治家一度希望将哈萨克斯坦变成俄罗斯的卫星国。索尔仁尼琴在1990年发表的著名书信中，也主张吞并哈萨克斯坦北部。到了1992年，格鲁吉亚、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和邻近的塔吉克斯坦相继爆发内战。哈萨克斯坦似乎也处在岌岌可危的地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