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巴布尔的父亲吗？”
“不，我是巴布尔！巴布尔！”
他穿着一件黑色夹克，领口大敞，开一辆老式欧宝汽车，已经有日子没洗了。
“你饿了吗？”他做了个吃饭的手势。我们钻进汽车，拐进一片被挖土机刨得千疮百孔的空地。汽车开不过去，我们就下了车，连蹦带跳地越过几个壕沟，来到一家乌兹别克饭馆前。
虽然是饭点，可餐厅空无一人——没有像我们这样翻过壕沟来吃饭的人。我们点了两份汤和一个馕。巴布尔掰着馕，用勺子喝着汤，然后不胜爱怜地捞起碗里的那块带骨羊肉。他看起来很疲惫，额头布满皱纹，胡子拉碴的瘦脸因为用力咀嚼而颤抖。
我们艰难地交流着。
我问巴布尔多大年纪了。
他说，四十六岁。
他真的和母亲住在一起？
是的，他和妻子分居了。她的精神有问题。他们的感情破裂了。
他靠什么谋生？
开出租车，他是司机。
就是这辆欧宝吗？
对，这是他自己的车。
他有几个孩子？
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结婚，小女儿在奇姆肯特上大学。为女儿筹备嫁妆要花掉一大笔钱。
他喝完汤，一边小口吃着馕，一边啃着免费的方糖。他倒了一杯绿茶，又放进四块方糖。他把方糖当作宝贝，不知道这东西最终会毁了他。
“下午有何打算？”他问我。
我说，我想先去讹答剌，再回来看艾哈迈德·亚萨维的圣陵。
他说，你至少应该在突厥斯坦待两天。第一天去讹答剌，第二天看圣陵。
我没有告诉他，我原本打算待三天，无奈旅馆客满。
我问巴布尔包车多少钱——讹答剌离突厥斯坦五十公里，在一片荒野上，没有公共交通。他说了一个价格，比我刚在汽车站打听的贵了一倍。即便对于住在家里的客人，他也没有手软。
我说：“有点贵了。”
他好像早已料到，马上说：“我们不妨各退一步。”
他拿出手机，先按出他的价格，归零；再按出我的价格，归零；最后按出“各退一步”的价格——那个数字介于两者之间，但依然比正常价格贵出三成。
他早有准备，说不定在家排练过。那张消瘦的胡茬脸，配合抑扬顿挫的口气，外加耸动的眉骨，活脱脱地展现了一个乌兹别克人的“交易的艺术”，体现了哈萨克人心目中“萨特人”的狡黠。我一时间钦佩不已，于是没再还价，就点头同意了。
我们买了单，走出餐厅。巴布尔把剩下的半块馕用餐巾纸包起来，塞进夹克里。我们再次钻进欧宝，开往讹答剌。
4
整个中亚的噩梦都始于讹答剌。
1217年，花剌子模帝国守将亦纳勒术贪图财货，擅自处死成吉思汗派遣的穆斯林商队，只剩下一位驼伕逃回蒙古。成吉思汗要求赔偿不果，引发第一次蒙古西征。讹答剌的抵抗持续了一百八十九天，最终在1220年2月城破。亦纳勒术被熔化的银液灌入耳朵和眼睛处死。
波斯史学家志费尼记载了这段历史。志费尼出身于波斯贵族家庭，祖父是花剌子模大臣，父亲则投效蒙古。志费尼本人担任过蒙古阿姆河行省长官阿儿浑的书记官，数次随阿儿浑赴哈拉和林朝见大汗。
在《世界征服者史》中，志费尼写到了讹答剌之战的象征性意义：它不仅摧毁了一座城池，更推倒了世界演进的“多米诺骨牌”。讹答剌毁灭之后，成吉思汗决定开始他的征伐之路。每来到一座城市，蒙古骑兵就摧枯拉朽，将其彻底摧毁：撒马尔罕、布哈拉、希瓦、苦盏……那些我到过的中亚古城全都在劫难逃。他的儿孙更是沿着无遮无挡的草原，一路打到中东和欧洲，压垮每一座清真寺，推倒基辅罗斯的教堂，随后又奴役俄罗斯人两个半世纪。
去讹答剌的路上几乎看不到车辆。大部分时间里，我们行驶在一片平坦的荒原上。锡尔河在几十公里外的地方流淌，可是看不到它的身影。按理说，讹答剌应该在锡尔河畔，那也是这个地方会出现一座城市的原因。然而，时过境迁，锡尔河已经改道，讹答剌也变成了荒原上的废墟。
我们经过一片墓地。巴布尔突然举起双手，做出礼拜的手势。到了讹答剌后，他又说十几公里外的村里有一座清真寺，那天是主麻日，他得去做礼拜。他早就做好了决定，并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他说了句一小时后回来接我，随即扬长而去。
我独自在讹答剌的废墟间游荡，难以想象这里曾有过一座城市。土丘之间有考古遗址牌，上面写着：在鼎盛时期，讹答剌的面积几乎是现在的十倍。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重建的堡垒、一段城墙、清真寺的残柱、宫殿的矮墙、几处住宅的断壁以及一个澡堂。现在这些残迹就在眼前，可要分辨出当年是什么，着实需要一番脑力。站在一片土丘上，四下茫茫然，视野所及之处全是荒野。远处的天空阴云密布，灰色的雨柱将乌云与大地连在一起，好像大平原上的龙卷风。那里正在下雨，可是这里只能感受到带着雨味的冷风。
遗址外面有一座土黄色的城门，好像迪士尼的城堡，崭新得出乎意料。细看之后才知道，那不过是几年前修的，为的是让参观者能够想象当年的盛景。我不免想到亦纳勒术站在城门上，望见蒙古军队时的惊骇——当时，那种惊骇还很新鲜，不为世人所知。不会有人料到，这场蒙古风暴会席卷更广阔的世界。但是，正如历史已然昭示的，亦纳勒术的惊骇会像点燃的烽火一样传播，甚至在遥远的匈牙利南部，我也见到过被蒙古人摧毁的城墙——讹答剌是一切开始的地方。
蒙古屠城后，讹答剌并没有马上湮灭，而是残喘将近两百年之久。我眼前的一些断壁残垣，其实是屠城之后重修的。随后，另一位疯狂的历史人物来到这里。1404年冬天，帖木儿带领二十万大军远征明朝。那年的天气异常寒冷，很多士兵和战马冻死在路上。在行经讹答剌时，帖木儿身染风寒。他的阿拉伯传记作者写道：“汤药和冰袋让他的口鼻喷出泡沫，好像一只猛然被拽住缰绳的骆驼。”
1405年2月，帖木儿死在讹答剌。他生前曾发誓将伊斯兰的火种播撒到中华大地，这个梦想就在讹答剌化为乌有。士兵们将他的尸体运回撒马尔罕安葬，讹答剌终于渐渐荒废，沦为一座鬼城。
巴布尔提前回来了，他的心灵已经得到抚慰，看起来意气风发。他说，如果我还想看艾哈迈德·亚萨维的圣陵，那么现在就得赶回突厥斯坦。
我们坐上欧宝，将讹答剌的废墟抛在身后。那道如龙卷风一般的雨柱已经移了过来，大滴雨点从天上狠狠砸下，在挡风玻璃上劈啪作响。
路上，巴布尔接了一个电话。他拿起来听了一会儿，然后一言不发地把手机放在仪表盘上。我听见手机里传来一个女人歇斯底里的咆哮。
“你妻子？”
“一个疯女人。”
5
回到突厥斯坦，巴布尔把我放在艾哈迈德·亚萨维圣陵的停车场。他又说自己有事要办，然后匆匆离去，好像真有什么事要忙。我怀疑他要忙的事与刚才接到的电话有关。
我随着人群走向亚萨维的圣陵，突厥斯坦客房爆满的情况终于有了解释——朝圣者络绎不绝，有些人显然是从遥远的地方赶来。在陵墓前方的玫瑰花园里，我看到两个老妇人穿着卡拉卡尔帕克斯坦的传统服饰——像某种中世纪的斗篷——如同刚刚走出《一千零一夜》的人物。
和撒马尔罕的雷吉斯坦一样，亚萨维的圣陵同样由帖木儿兴建。亚萨维是一个倡导离群苦修的苏菲派圣人，可建造这样的庞然大物往往劳民伤财，真正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展示统治者的权势。在这一点上，亚萨维的圣陵比雷吉斯坦更加不辱使命。因为帖木儿死后，工程就烂尾了。圣陵的正面至今还是毛坯房一般的土墙，没有装饰，没有瓷砖，而已然完工的背面却光彩夺目，像撒马尔罕的那些建筑一样辉煌。
我绕着圣陵走了一周，感到帖木儿是一个被高估的英雄人物。他没有为帝国创造出一个生生不息的文化，只是留下一些建筑，供人凭吊而已。一旦他的个人意志退潮，帝国也就随之烂尾。这些建筑——无论是对于宗教，还是人民——意义都非常有限。
我回到停车场，等着巴布尔来接我。当他的欧宝终于涉过一片水坑出现时，后座上多出了一个年轻女子和两个小孩。巴布尔告诉我，这是他的大女儿和外孙。没想到，巴布尔已经当爷爷了。
年轻女子显得很不耐烦，喋喋不休地说着乌兹别克语。巴布尔一言不发，不时讪笑，像一个被老师训话的学生。我夹在中间，正巧目睹这出大戏。
我们先送母子三人回家，然后才来到巴布尔的住处。巴布尔的家位于郊外一条泥土巷道里，巷子坑坑洼洼，在干燥的夏天全是尘土，雨后就变成一汪汪泥潭，有车轮压过的扭曲花纹。每家每户都大门深锁，一只白色脏猫蜷缩在一洼水旁。
在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前，巴布尔停下车，说到家了。所谓的乌兹别克庭院里藤架倾倒，种菜的土地无人打理。倚着后墙搭建的小砖屋中堆满杂物，房梁上有生锈的钢筋露出。巴布尔告诉我，厕所在院子远端的一扇木门后。后来我发现，那是一个旱厕，只用木头垫起两块下脚处。他没提浴室，看样子也没有，于是我打消了晚上洗漱的念头。
进屋前，巴布尔让我先脱掉鞋，可是那块磨破边的地毯并不比外面干净。小小的灶台是冷的，有段日子没开火了。炉子上放着一只烧黑的水壶，案板上有半颗蔫头耷脑的洋葱。
巴布尔说，平时都是他母亲做饭，现在她去塔什干串亲戚了。
巴布尔带我走进一个房间，说是我的。房间里铺着地毯，摆着一张沙发榻。这张沙发榻可是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它，房间里也就没有其他家具了。一面墙上挂了一张挂毯，让房间多少有了些家的感觉，也流露出一点点乌兹别克风情。不过，我还是有一种被囚禁的感觉，迫不及待地想要出去。
巴布尔表示，他要去清真寺做晚礼拜，我可以自由安排。我觉得他并不想一起吃饭，于是独自离开。我在附近的小超市买了些面包和奶酪，坐在马路边，在暮色中吃着自己的晚餐。马路对面的庭院突然亮起灯，映着淡蓝色的院墙。巷子里传来一阵激烈的狗吠声，先是一群狗凶恶的咆哮，然后是一只狗落败的哀嚎。我看了看手机上的地图：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就是突厥斯坦火车站——沙皇尼古拉时代的建筑。有一瞬间，我很想跳上一辆火车离开这里，回到令人舒心的阿拉木图。
走回巴布尔家时，院子里一片漆黑，客厅里也不见人影。接着，巴布尔从房间里出现了。他已经换了一身睡觉穿的休闲裤，光着脚，昏黄的灯光照着他满是胡茬的脸。他请我进来坐坐。
房间里有两张沙发榻，一张沙发榻上堆着杂物，另一张沙发榻就是他的床。五斗柜上搁着一台小小的电视机，正放着足球比赛。在巴布尔的邀请下，我就坐在他睡觉的沙发榻上。想到他目前的孤独生活，看着这个不像个家的栖身之所，我试着问起他的一生。
他上过大学，一所工业技术学校，但是没赶上苏联分配工作的好日子。年轻时，他干过各种行当，后来才成了出租车司机。
他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妻子从乌兹别克斯坦嫁过来，是他母亲那边的远房亲戚。他们很快生了孩子，但他从未感到过满足——无论是生理上，还是生活上。
“为什么不离婚呢？”
“为什么？让我怎么回答呢？真主不赞成离婚。穆斯林应该小心此事。”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虔诚的？”
“十年前。”他说。那时他在生活上碰到了很大的麻烦。他开始去清真寺，向真主祈祷，最后那场危机终于解除。为此，他一直心存感激。
我点点头，说了句“真主至大”。窗台前，漆成白色的暖气片积满陈年的污垢和锈迹，发黄的墙壁斑斑点点。沙发榻前有一个玻璃茶几，上面摆着糖果、水杯、遥控器和几把铝箔纸板的药片。这些东西杂乱地堆在一起，在灯光下显得老旧沉默——我能感受到其中的凄凉。
我说：“你是穆斯林，我不知道该不该请你一起喝酒。”
他说：“我偶尔也喝酒。”
我走回房间，拿出一瓶在奇姆肯特买的亚美尼亚白兰地——亚拉拉特牌。亚拉拉特是亚美尼亚的一座圣山，也是《圣经·创世记》中诺亚方舟在大洪水后停靠的地方。
我握着酒瓶，回到巴布尔的房间。他坐在沙发榻上，上身微微前倾。小小的电视机荧荧闪动，传递着另一个世界的讯息，也将巴布尔的侧脸映得空洞。
第2章 草原核爆
1
早上，巴布尔开车将我送到突厥斯坦火车站。他昨晚喝得不少，可此刻却显得神清气爽。我则睡得很不好，天亮时才勉强睡着，可很快又被黎明的寒气冻醒。
房间里冷得如同冰窖。我穿上衣服，躺在沙发榻上捱时间。后来干脆塞上耳机，听鲍罗丁的《在中亚细亚草原上》——叶甫根尼·斯维特兰诺夫指挥苏联国立交响乐团。我闭目倾听单簧管和圆号奏出俄罗斯民歌的旋律，然后等待英国管吹出忧郁的东方小调。两种旋律彼此交错，直到隔壁传来巴布尔起床后的咳嗽声。
回到阿拉木图，我琢磨着接下来的行程。我决定深入哈萨克大草原，前往北部小城塞米伊。塞米伊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流放地，也暗藏着苏联时代的秘密核试验场。1949年，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在草原深处爆破成功。在随后的四十一年里，那里又进行了四百五十五场核试验，让哈萨克斯坦成为遭受核爆最多的国家。
我不知道自己能看到什么。去核试验场需要申请特别通行证，而且手续繁琐。我只好委托塞米伊的一家旅行社代办。在中亚旅行时，钱能解决很多问题，但有时候也要看运气。我都已经坐上北上的火车了，旅行社的姑娘才发来邮件，告诉我通行证还没着落：“我们希望明天能拿到。”
因此，前往塞米伊时，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我的忐忑自有原因。哈萨克斯坦幅员辽阔，是世界上面积第九大的国家。从阿拉木图到塞米伊，将是一趟穿越南北、长达一千多公里的火车之旅。我毅然跑到这里，把所有钱投入旅行中。如果旅途不顺利，事情可就惨了。
我买了一张二等车票。包厢里，将与我共度良宵的是一位单亲妈妈，带着一个还没上学的女儿。她们是哈萨克人，住在离俄国不远的小城巴甫洛达尔，是来阿拉木图旅游的。因此，她问我去塞米伊做什么时，我也就实言相告了：“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