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你一个人？”
“是的。”
“塞米伊有什么？”
“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苏联的秘密核试验场。”
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没有被打动，反而更加疑惑。后来我终于明白，要是哈萨克人问你来哈萨克干什么，你可最好别说“一个人旅行”——那会让你显得不太可靠。
发现包厢里有个不太可靠的人后，单亲妈妈变得谨慎了一些，只是出于礼貌，掩饰得很好。那个小女孩年纪尚小，则以一种防卫的眼神看着我。我想在她俩的下铺坐一会儿的计划，变得越来越难以实施。于是，我干脆去了餐车。令我有点意外的是，餐车里窗明几净，视野颇佳，而且不像可怕的俄国餐车——这里没有酒鬼。
此时，我已置身于哈萨克大草原。“草原”这个词，容易让人想到水草丰美之地。可是实际上，哈萨克大草原是干草原。更确切地说，是荒原。不仅十分贫瘠，甚至残破不堪。窗外，偶尔出现一片龟裂的丘陵，偶尔出现一排起伏的山岩，某些地方有小河流淌，闪着鳞片般的金光。在这片大草原上，你会感到火车其实是入侵者——入侵了桀骜不驯的风景。
黄昏时分，火车在一个小站停靠。站牌上写着“乌什托别”。
我猛然想起，以前看过一部叫作《中亚高丽人：不可靠的人》的纪录片：1937年，斯大林将二十万远东朝俄边境的朝鲜人流放到中亚，其中有三四千人就留在乌什托别——这里成了一座朝鲜小镇。
火车停靠二十分钟，我赶紧下了车。站台上有推着小车卖啤酒、熏鱼的小贩，长着一张张朝鲜女人的脸。和哈萨克人不一样，这些女人全都化着妆，穿着也更精致。即便放到韩国乡下，感觉也不会有什么违和感。
三三两两的乘客，穿着背心短裤，下车抽烟，也有人跟朝鲜女人买些下酒小菜。他们说俄语——这些流放朝鲜人的后裔早已不会说朝鲜语。
后来，回到北京，我又翻出那部纪录片重看一遍。里面有这样一段对话令我印象深刻：
“你们的祖国是哪里？”
“你用什么语言思考，你的祖国就是哪里。”
“我们说俄语，可我们生活在哈萨克斯坦。”
“我们不属于俄国，不属于哈萨克斯坦，更不属于朝鲜或韩国。”
“我们是什么人？”
……
列车员吆喝着让乘客上车。火车渐渐加速，掠过站台，掠过平房和铁皮屋顶，掠过杂乱伸展的天线，很快就把乌什托别甩在身后。暮色降临，草原愈显荒凉。我要了一碗红菜汤、一篮子面包、一杯啤酒，然后又要了一杯伏特加。我慢慢地吃喝，看着餐车里的人。
从乌什托别上来一个朝鲜潮男，戴着一顶时髦的毛线帽，正吃着蛋糕。一个穿着跨栏背心的小伙子会说英语，却告诉我他是一名矿工，去阿拉木图看女友。他后来喝多了，喋喋不休地自说自话，最后趴在桌上睡着了。要是在俄国火车上，乘警会把他拎去醒酒，就算他只是一个无害的失恋青年。
我回到包厢，母女二人已经睡去。火车在深夜时分继续穿越草原。等我早上醒来时，车窗外依旧是草原，仿佛没有尽头。乘客们拿着自带的茶杯，纷纷走到车厢连接处，在俄式茶炉前接水泡茶。我问列车员有没有茶杯提供，他开始说没有，后来看我是外国人就给我找来一个。可是，那个茶杯大概是谁用过的，里面还残存着喝剩的可乐。
火车跨过额尔齐斯河上的大桥，横平竖直的街道上点缀着古老的木屋，停着拉达汽车，有流浪狗对着火车吠叫，俨然是一座西伯利亚小镇的景致。接着，窗外出现了工厂和灰黄色的公寓楼，街上有了行人和车辆，扬起路边的尘土。这便是塞米伊市区外围一带的样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俄国人称这里为“魔鬼的粪箱”。
包厢里的母女跟我说再见，我下车登上塞米伊车站的站台，她们也跟着下来，到站台上透气。我这才注意到，原来小女孩的一条腿有点残疾，似乎是小儿麻痹症。她穿着白色芭蕾裤，在站台上一瘸一拐地跛行。
还没出火车站，就有两个警察拦住我，问我来这里干什么。我警惕地说，做生意。这么说倒也没错——如果他们查我的护照，会发现我办的是商务签证。
“会说俄语吗？”
“一点点。”
“箱子里有什么？”
“衣服。”
“打开看看。”
我扒掉行李套，拨开密码锁，打开行李箱。
“这是什么？”
“雨伞。”
他们点点头，示意我可以走了。
“谢谢，祝你们拥有愉快的一天！”
我走出火车站，对出租车司机说：“去游牧人酒店。”
2
游牧人酒店是一家老派酒店，在待客之道上做足了文章。不仅前台略懂几句英文，西装革履的门童还会帮你把行李提到房间。这里不接受网站预订，只能写邮件或者打电话。虽然没几个客人，可是提前两小时入住还是要收取半天房费。
只可惜酒店的设施处处陈旧。电梯间死气沉沉，走廊又长又暗，还铺着歪歪扭扭的地毯。房间形同囚室，只能打开一扇小窗，电源插头更是遍寻不着。你要是想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就得拔掉浴室的吹风机，坐在马桶上。可是浴室的设计偏偏又那么巧妙，能够有效地屏蔽手机信号。于是，你只好呆坐在天鹅绒面的椅子上（上面有若干不明污渍），呆望着窗外的一片苏联小区，听着铁轨上传来的火车声。
二楼餐厅供应早餐，可是早餐的品种有着游牧生活的单调。水果只有遭到虫蛀的苹果，蔬菜只有番茄和黄瓜。我在这里吃了三天早餐，番茄和黄瓜也一日比一日蔫痿，好似目睹一位不思进取的名媛，日日走着下坡路。唯一的安慰是那个俄式大茶炉，煮出的红茶又浓又苦，还带着一股红枣味儿。
旅行社的姑娘叫阿纳斯塔西娅，她答应来游牧人酒店接我，给我带来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她说，好消息是通行证终于到手；坏消息是我马上会发现，我们“无法沟通”。其实她的意思是，她不会讲英语。
可是我们之前一直沟通顺畅。无论是邮件还是短信，她都回复及时，英文看上去也没什么问题。
她说，那是因为她用了翻译软件。不过没关系，旅行社经理拉马扎诺夫先生会说英语，还会说中文，“他多次去过中国”。
阿纳斯塔西娅是一个身材丰满的年轻姑娘，有一头栗色长发。看到我后，她面露微笑，却誓不开口。很难想象，我们刚才还热火朝天地聊短信来着。我们沿着胜利公园走去旅行社办公室的路上，她一言不发，目视前方，一副坚信我们无法沟通的表情。不过，她人很善良，始终走在我的外侧，帮我挡住呼啸而过的汽车和掀起的尘土，就像一只松鸡，小心翼翼地领着小鸡渡过湍急的溪流。
到了旅行社，我立刻就被引见到拉马扎诺夫先生的办公室。拉马扎诺夫先生正坐在一台笔记本电脑后面假装工作。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张他在海南三亚培训时的照片，还有两张参加乌鲁木齐“一带一路”活动的结业证书。可是拉马扎诺夫先生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中文，他的语言天赋只是办公室的美丽传说。他用笔记本上的翻译软件和我沟通。
他写道：“司机和翻译都已安排妥当，明早八点从酒店准时出发。”
他穿着花纹时尚的外套，浓眉大眼，颇为英俊。他接着写道：“你一个人来这里，我们都很担心。如果遇到任何问题，随时与我联络。”
他递上一张名片，我塞进裤兜。然后，他拿起电话，吩咐了一句，我就被领去交费了。
3
从旅行社出来，我松了口气，还有大半天时间可以在塞米伊闲逛。我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如今，故居藏身在一片苏联住宅区里，仿佛时光错乱，把它遗忘在那里。那是一栋西伯利亚式木屋，旁边还有一座小型博物馆。
博物馆是苏联时代的建筑，采光不畅。阴影中坐着一位苏联时代的大妈，她摊开本子，让你登记，仿佛要签下死亡契约。博物馆有英文讲解员，可是那位姑娘说她现在很忙，要等四个小时。四个小时后博物馆就该关门了，于是我决定自己参观。
负责登记的大妈摇身变成管理员。她拿着好大一串钥匙，打开门上的锁。头顶的白炽灯像暖气片走水一样，一阵咕噜乱响，出现在我面前的是陈年的照片、笔记和书籍。
我沿着指引观看。每看完一部分，大妈就把那部分的照明关掉。虽说博物馆有政府补贴，也收门票，但看来还是资金紧张，不得不省钱度日。
185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结束在鄂木斯克的苦役，来到塞米伊充军。他说自己穿上了士兵的外套，但和过去一样是个囚犯。当时的塞米伊是一个“半城半乡”的地方，伸展在一个古代蒙古小镇的废墟中间，位于额尔齐斯河的西岸。多数房子是一层木结构，有一座东正教堂和七座清真寺。当时，俄国尚未征服整个中亚，塞米伊还是哈萨克草原边的边境地带，经常受到游牧民族的入侵。和现在一样，小镇缺少树木，到处灰蒙蒙的，布满浮尘扬沙。
最初几个月，陀思妥耶夫斯基住在军营里，后来才获准在镇上独自生活。他租了一个单间木屋，房主是一个年老的孀妇，家务由这家的大女儿打理。她二十一岁，却已成寡妇。陀思妥耶夫斯基三十三岁，已经度过了四年的劳役生活。他真能抵挡得住身边女性的魅力吗？今天，我们知道，他对寄宿的家庭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曾试图说服那位母亲，不要让她那个非常迷人的十七岁小女儿，偶尔在兵营卖身来补贴家用。
在塞米伊，受过教育的人极为稀少。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找去当家庭教师，从而结识了一位军官。这位军官的兴趣是纸牌和美色，基本都是从手下士兵的妻子和女儿中间挑来挑去。他喜欢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家里为他读报，正是在那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认识了有夫之妇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他的初恋和日后的第一任妻子。
玛丽娅的丈夫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她本人则患有结核病，还有一个七岁大的儿子。但这一切并没有阻挡陀思妥耶夫斯基陷入燃烧的恋情。他们之间的关系充满焦虑和嫉妒，两人撕心裂肺，又互相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时发作的癫痫病，更是令一切雪上加霜。即便只是作为传记读者，我也感到疲惫不堪。
后来，他们终于结婚，在塞米伊租了一套房子。博物馆的大妈领我参观了这套房子。房间里有书桌、茶炉、摇椅，桌上摆着稿纸和水笔。陈设简单，但是实用。以当年的标准视之，或许还称得上舒适。然而，苦苦追求的婚姻却被证明是一个错误：他们仍对彼此心怀怨恨。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背负着养家的重担，省吃俭用，可还是入不敷出。
婚后一年，他已在信中表达出失望和厌世。他的写作也不顺畅，期望获得的声名仍然遥遥无期。他写了一些《死屋手记》的草稿，构思了两部短篇小说，但都没有完成。他唯一完成的作品是一首颂诗，献给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遗孀。正是这位沙皇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发配边疆的。
在诗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放逐之人，试图去安慰一个高贵女人的丧夫之痛。他想要回答一个问题，也是他日后所有小说想要回答的问题：世间的苦难是不是有它们的意义？
在塞米伊，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将自己的不幸视为天命。苦难让他流下“赎罪的泪水”，也让他可以“再度成为一个俄罗斯人，甚至成为一个人”。他在塞米伊生活了六年，完成了人生最艰难的淬炼。
一座城市会被一个伟大的人物照亮，但那只是刹那的光亮。18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获准离开塞米伊，这座城市再度一蹶不振。它没有得到眷顾，自生自灭。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4
为了去核试验场，我花了一笔可观的费用，谁知排场也相应增大。第二天一早，我走出游牧人酒店，发现竟有三个人伴我同行。除了司机和翻译，还有拉马扎诺夫先生本人。
翻译是个叫艾达的年轻人，对于去核试验场这件事，显得比我还兴奋。他后来告诉我，他并非专业翻译，而是培训学校的英语老师。虽然苏联解体后他才出生，但对那段历史一直颇感兴趣。因此拉马扎诺夫先生一找到他，他就痛快地答应了，连报酬都不曾索要。
我本想告诉他，兴趣和工作最好分清。但转念一想，此等人生经验，我也是走了弯路后才无师自通的。要是当时有人这么教导我，恐怕我还会觉得人家倚老卖老。再说，省下的翻译费想必已经进了拉马扎诺夫先生的腰包。他大概需要钱置办行头。他昨天穿的那件条纹西装是意大利货，今天更是穿了一套专业的游猎装。英俊的脸上神采奕奕，抹了发油的头发严丝合缝，好像要去东非大草原来一场野奢之旅。
“拉马扎诺夫先生，你是不是去过非洲游猎？”
“没有，没有，公司的业务还有没拓展到非洲。”
“可是这身衣服很专业。”
“哈，哈哈，哈萨克斯坦也有国家公园，也可以打猎。”
“打什么？”
“大角鹿、棕熊，还有大雕。”
大雕？我估计艾达翻译错了，但没去追问。因为拉马扎诺夫先生打开了后备箱，给我看他带的一大捆口罩和防护服。他告诉我，核试验场里的辐射量依旧十倍超标，必须换上防护服才能进入。翻译这段话时，艾达的表情难掩激动。
我们开车西行，穿过塞米伊，近郊是一些快要倒闭的工厂。过了这里，我们就进入了真正的草原。遍眼望去，一片枯黄。公路的起伏极为柔缓，如同一条狭长的带子，伸向无遮无挡的远方。公路大致与额尔齐斯河平行，但中间相隔着草原，只是偶尔可以看到草木混生的河岸，瞥见奔流不息的河水。
“你能想象吗？俄国人就是沿着这条河入侵我们国家的。”拉马扎诺夫先生说，“他们沿着这条河逆流而上，每隔一段距离就建起堡垒，塞米伊就是由这样的军事据点演变来的。”
“叶尔马克死在这条河上。”我说，“我有一个问题：俄国人把叶尔马克当作征服西伯利亚的民族英雄，哈萨克人也会这么认为吗？”
“不会。”拉马扎诺夫先生语气坚定地说。
司机也加入进来，与艾达和拉马扎诺夫先生一阵讨论。三个人中间，司机的五官最像地道的哈萨克人：脸膛黝黑，眉眼细长，留着小胡子。三个人中间，也只有司机还会说哈萨克语。拉马扎诺夫先生只说俄语。艾达则宣称，他的英语比哈萨克语好上十倍。
“你是做什么职业的？为什么会想去核试验场呢？”拉马扎诺夫先生问我。
“这个嘛……”
我心中暗忖，说我是作家和记者最符合实际情况，但有误导之嫌，让他们以为我想刺探情报，对我谈话就会多有顾忌。说我是自由职业者，虽然也说得通，但会让他们感到不解。如果只是笼统地说我是做生意的，他们肯定会继续追问，我做的是哪门子生意。最好的办法是说出一个职业，既能合理地解释我去核试验场的原因，也令他们不敢怠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