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向导，平时会带客人旅行，”我说。接着，又觉得把自己说得太低了，于是补充了一句，“我自己开了一家旅行社。”
拉马扎诺夫先生恍然大悟：“原来我们还是同行！”接着，他向我讲起自己去乌鲁木齐培训的事。那是他第一次去中国，待了两个星期，见了很多同行。一个叫米娜的中国姑娘还帮他把公司手册翻译成了中文。
“中国女孩好可爱！”拉马扎诺夫先生说。
“米娜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中国的维吾尔族。”
“是吗？真的吗？”拉马扎诺夫先生瞪着我，帅气的面孔突然变得茫然。
核试验场位于塞米伊以西一百六十公里，哈萨克大草原的深处，隶属于库尔恰托夫市。苏联时代，那是一座没有标注在地图上的秘密城市，是苏联的核武器研究中心所在地。冷战时期，多达四万余名科学家和军事人员驻扎在库尔恰托夫。苏联解体后，核试验场随之废弃。如今，库尔恰托夫成了一座濒临死亡的鬼城。
草原上有一条岔路伸向库尔恰托夫。破碎的道路两侧开始出现废弃的住宅。墙面空洞，像被酷刑挖去了眼鼻。交叉路口处，还有一个花坛，可是同样已经荒废，周围是翻出的泥土和倾倒的树木。
拉马扎诺夫先生说，虽然库尔恰托夫不再对外封闭，可人口还是减少了一半以上。现在生活在这里的人，大部分都在镇上的核研究中心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检测核污染情况，消除核试验的灾难性后果。这项工作已经持续二十几年，至今还未结束。
我们径直开到核研究中心门前。这里有门禁，无法开进去。拉马扎诺夫先生下了车，拿着通行证去和军人交涉。随后，我也下了车，做了登记，过了安检，这才进入核研究中心。
这是一片规模不小的区域，积木般地散落着数座建筑。我们要去的博物馆继承了原来苏联时代的小楼，本是核物理学家库尔恰托夫办公的地方。库尔恰托夫主导了苏联的原子弹计划，这座小镇也以他的名字命名。现在，他的雕像就摆在博物馆的入口处。为了开发原子弹，库尔恰托夫曾蓄须明志，雕像也是一副面带虬髯的形象。
博物馆为我配备了翻译兼讲解员，艾达突然发现自己失业了。这位讲解员的英文扎实，词汇丰富，水平比艾达高出不少，可惜脸上长满粉刺，而且体有异味。他的工作热情也成问题。大多数时候只是蜻蜓点水，只有在不断追问下，才肯透露更多细节。有几处的讲解委实太过敷衍，被路过的馆长听到后教训一顿。可他甚有个性，只是默默接受训斥，既不吭声，也不辩解，过后依旧我行我素。
馆长是一位四十来岁的俄国女人，对我倒是颇为和蔼，还亲自带我看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控制台——和007电影中拍的差不多。控制台上有黑色听筒电话，可以直通克里姆林宫，各种仪表和指示灯用来监视系统数据，中间有一个红色按钮，称为“贝利亚按钮”。当各项准备就绪，按下这个按钮，原子弹就轰然爆炸。
为了检验核爆的效果，苏联军队在试验场内建造了房屋和桥梁，仿制了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还放入一千五百只各类动物，以测试原子弹对不同物种的杀伤力。这些无知的动物散落在试验场的不同区域，兀自在寻找食物、喝水、交配，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浑然不觉。如今，被热浪灼伤、遭辐射变异的动物尸体和它们的器官，就用福尔马林药水泡在大大小小的罐子里。与之相比，我看过的任何一部恐怖片都相形见绌。
库尔恰托夫的办公室依旧按照原样保留了下来，书架上摆着一套精装本的《列宁全集》，墙上挂着一幅列宁肖像。讲解员说，我可以坐在库尔恰托夫的椅子上，在留言簿上写下尊姓大名。
我用中文写了两句祝愿世界和平的废话，然后拉马扎诺夫先生和艾达也过来写。艾达写得尤其认真，难掩激动的心情。写完后，拉马扎诺夫先生摆好姿势，让艾达为他拍照。穿着这身游猎装，我觉得他其实更适合站在那些罐子前留影。
讲解员说，1949年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库尔恰托夫被授予了各项荣誉。他后来也参与过氢弹的研制。只是那时候，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堪忧，不久即发生中风。萨哈罗夫接替他成为主导氢弹试验的灵魂人物。
当科学家们目睹了核弹的威力，意识到人类已经站在自我毁灭的边缘，而核按钮掌握在政治家手中时，他们都变成了反核人士。晚年，库尔恰托夫反对核试验，萨哈罗夫更是成为苏联的异见人士。他于1989年12月去世，留下一千五百多页的回忆录。在他去世前两个月，核试验场进行了第四百五十六场——也是最后一场核试验。
哈萨克人终于愤怒了。在电视转播中，诗人苏莱曼诺夫没有按原计划朗读自己的诗歌，而是宣读了一份谴责核试验的声明。接着，阿拉木图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核运动——一百多万人签署了反对核试验的声明。
当时，东欧剧变的大浪已经席卷而来。苏联帝国风雨飘摇。
5
为我讲解时，讲解员不断看表，我以为他有什么急事等着处理。结果，当我们结束参观，赶在饭点之前来到核研究中心的食堂时，发现他已经坐在那里用餐了。
食堂里空空荡荡，有一种苏联式的性冷淡：花岗岩地面、淡绿色的壁纸、铺着白色油布的餐桌、钢管椅。看了那么多被辐射的动物标本，我没什么胃口。拉马扎诺夫先生似乎问题不大。他还多拿了几块蛋糕，装进书包里，说是以防我们到了核试验场缺水少粮。
午饭过后，我们开车去镇上转了转。核研究中心的员工大都回家午休，街上有了些许人气。镇中心只有一条尘土飞扬的主干道，两侧是赫鲁晓夫式的六层住宅楼。这样的楼房在中国北方也很常见，大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走在库尔恰托夫镇上，我竟有一种走在北方重工业小镇的感觉。
我们路过一家小超市、一家理发馆、一家美甲店。这差不多就是库尔恰托夫的全部商业活动。
“有饭馆吗？”
“有一家。”司机说。原来他就生活在这里。十六岁那年，他来库尔恰托夫当兵，复员后留了下来，娶了镇上的女子。他有一儿一女：女儿远嫁他方，儿子还在镇上读书。
艾达说，他的表哥也在这里当警察。他是塞米伊人，却主动申请调到这里。
“为什么？”我没想到还有人主动要求调来这里。
“这里的工资水平和塞米伊差不多，但很清闲，基本无事可做。”艾达说，“也有人把这里当作职业跳板，受几年苦，然后晋升他处。”
草原的天气喜怒无常，突然下起了小雨。天上乌云滚滚，小镇就更显破败。返回核研究中心之前，我们经过一座东正教堂。讽刺的是，教堂以前是杀人如麻的贝利亚的别墅。如今，教堂濒临荒废，周围杂草丛生。拉马扎诺夫先生不由得感叹：在这样没有生活的地方，他最多只能坚持半天。
我们等着上午的讲解员一起去核试验场。谁知随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硬邦邦的军人。讲解员说，核试验场有近两万平方公里，而设施遗迹散落各处。如果没有军方人士带路，我们只会像没头苍蝇，到处乱撞。
这倒也解释得通。只是这样的话，车里的座位就少了一个。艾达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他一定感到万分沮丧，但没有表现得太过明显。他说，他不去了。他一会儿到表哥家坐坐，等我们回来。
为了去核试验场，艾达连报酬都没拿，可是面对眼前的情况，我们也只有把他牺牲掉。不过，这次之后，想必他就学会把兴趣和工作分清了。我跳下车，拍了拍艾达的肩膀，表示安慰。等回到车里，我才猛然意识到，艾达是幸运的。
问题出在那个体有异味的讲解员身上。在博物馆时，空气较为流通，异味还不明显，只是袅袅缭绕，可是一旦关进狭小的密闭空间里，那气味就像暖烘烘的羊膻气，阵阵袭来。开始时，我还能打开一道窗缝，然后对着那道窗缝呼吸。可是进入核试验场的地界后，军人就明确指示：“关闭所有车窗。”
相比吹进带有辐射的沙尘，还是乖乖忍受异味更好。不过，老实说，我也不知道哪种死法更令人愉快。
军人穿着迷彩装，细看之下才发现是能扎紧裤腿和手腕的防护服。他还拿着一个盖革计数器，不时探测周围的辐射值。在这片一万八千平方公里的区域里，进行过四百五十六场核试验，这对于环境和当地居民的影响可想而知。讲解员告诉我，如果要残留的核物质完全清除，至少需要上千年的时间。若以人的生命为量度，那几乎与永远无异。
车窗外是漫无止境的枯黄草原，汽车上下颠簸，仿佛在大海上冲浪。坐在车里，我的确有一种在茫茫大海上追踪鲸鲨的感觉，只不过我们要追踪的是掩藏在荒野深处的核遗迹。
军人不时指点方向，明确发出指令。对于这片在我看来毫无变化的草原，他像对自家后院一样熟悉。讲解员说得没错：如果没有军人带路，我们只会迷失在这里，就算有一位在镇上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司机也无济于事。
视野前方，突然出现一片大型混凝土遗迹。它们伫立在草原中间，俨然一座座钢铁要塞，也像是伸出水面的巨型鲸鱼鳍。讲解员说，那是为了获得核爆数据而建造的掩体。当核爆发生时，测量仪器就放在掩体内部。为了抗受冲击波，钢筋混凝土浇筑得格外厚实，可即便如此——当我们随军人走近查看——墙体经过核爆后烧成了黑色，混凝土之外的东西全都毁了：扭曲的钢筋、仪器的碎片，密密麻麻，满地都是。
附近还有一个地下防空洞，是模拟地铁系统而建。我们徒步走到防空洞前，俯身钻进去。里面漆黑一团，空气如井底一般冰冷。讲解员打开手电筒，四下探照。内部的建筑结构依旧完整，只是经年累月的遗弃后，到处布满尘土和碎石。显然有动物在这里安家了，我们的出现惊扰了它们，防空洞深处传来一阵怪响。讲解员说，测试表明地铁系统具有一定的抗核打击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在莫斯科乃至北京，都有精巧复杂、四通八达的地下系统。
“你还要往里走吗？”他问我，“我觉得里面不太稳固。”
我们钻出防空洞，像土拨鼠又回到草原。讲解员说，这些设施全部建于二战结束后不久。当时苏联经济困难、人员不足，要在荒野上建造如此复杂的设施，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拉马扎诺夫先生亦啧啧称赞。他还像顽童一样，捡起一块石头，扔进洞里，假装倾听回响。
我们回到汽车上，前往1949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弹坑。军人要我们一会儿穿上防护服，戴上口罩，套上鞋套，因为那里的辐射比其他地方又高出不少。汽车又开了一小时，随后远远停下来，司机不想再往前多开了。我们下车换上防护服，戴上口罩，徒步走向弹坑。
四周是凄凄荒草，草尖随风摆动，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但是军人手中的盖革计数器开始上升。弹坑掩藏在一片荒草后，已经形成一片湖水，就像草原上的小湖一样。湖面泛起圈圈涟漪，有鸟儿振翅掠过，四周几乎有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宁静，让人很想坐下来，静静发呆。讲解员说，湖里有鱼，附近的牧民会来这里垂钓。经过多年治理，湖水已在安全阈值内，鱼可以食用。
“那为什么还要穿防护服呢？”
“因为你们是游客。”讲解员说。虽然他此刻也戴着口罩，穿着防护服，只是肚腩太大，把拉链撑开了一道口。他接着说道：“穿防护服主要是为了避免带有辐射的尘埃吹到身上。”
其实，讲解员的话可以换个角度理解：游客在意的事情，对于天天生活在这里的当地人，实在没办法事事介怀，否则生活如何继续下去？我在资料中看到，核试验对几十万哈萨克人产生了影响。试验场周边地区的婴儿死亡率是其他地区的五倍，许多当地人罹患癌症。尽管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已是核试验后的第三代，但他们仍在忍受不同程度的后遗症。
军人用鞋尖拨弄着地上的土壤。他发现一颗焦化的泥粒。那东西就像一颗黑色的鼻屎，混杂在正常颜色的土壤中。他将盖革计数器凑近，数值陡然飙升，瞬间发出警报的啸叫。他告诉我，这就是核爆烧焦的泥土。虽然大部分的地表土壤已经被置换过，但还是有这样的泥粒残存下来。
“这东西具有极强的辐射性，一定要避免粘到身上。”他用鞋尖将这颗泥粒掩埋，然后带着我们离去。
从弹坑走出来，找到司机和汽车，脱掉防护服，摘掉口罩。等我们都坐进车里后，却发现汽车无法启动了。
司机嘬着牙花子咒骂，而我的心情已经麻木。虽然有认路的军人，但要步行走到有人或有信号的地方，至少也得几个小时。在这样辐射超标的地方再待上几个小时无异于慢性自杀，而和体有异味的讲解员闷在不能开窗的车里也同样令人绝望。
在司机的号召下，我、讲解员、拉马扎诺夫先生、军人一起下来推车。司机依旧气定神闲地坐在方向盘后面。如此这般地推了几十米，汽车突然发动起来。拉马扎诺夫先生居然“耶”的一声跳了起来，要和我拍手相庆。
所有人都兴高采烈，车厢里洋溢着喜悦的气氛。要不是我花了一笔巨款，让车里的每个人都满意，他们可是没人想来这里一日游的。现在，工作已经结束，只剩返程。
回库尔恰托夫的路上，我问核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是什么。讲解员说，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不情愿地发现自己成了世界上第四大核国家，仅排在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之后。包括钚在内的大量裂变材料，仍旧留在核试验场的隧道和钻孔中，几乎没有任何防护。美国人担心，这些材料会落入“恐怖分子”和“流氓国家”手中——这被认为是苏联解体后最大的核安全威胁之一。
为了获取西方投资，不被孤立，新生的哈萨克斯坦只有主动弃核。核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就是将特殊混凝土浇注到试验孔中，以结合废钚。这项获得美国资助的秘密工作耗时十七年，直到2012年才基本完成。
我问讲解员：“库尔恰托夫过去拥有那么多科学家，那么多知性活力，可现在人口锐减，日渐衰落。你怎么看待这种状况？”
没想到讲解员立刻翻脸反驳：“谁告诉你库尔恰托夫日渐衰落了？政府会确保这里一直繁荣下去。”
这之后，他没再跟我说一句话。显然，我的问题触动了他的敏感神经，连带体臭都散发得更浓了。
讲解员的反唇相讥不过是一句伤心话罢了。库尔恰托夫原本就是一座因核而生、因苏联而活的城市，现在两者都不存在了。它的辉煌已成往昔，活力也已消散，只有苏联的幽灵还会偶尔闪现在鬼影憧憧的街道上。
回到核研究中心，讲解员既没有与我们告别，也没有一言半语，自己转身走了。拉马扎诺夫先生打电话给艾达，然后我们开车去接他。他在表哥家里无所事事地闷了四个小时。其中有三个半小时，表哥还不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