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名著直捣蜂窝的女孩(11)

“他是什么样的背景？”

“据我了解，他原本是会计师兼税务律师，已经退休十五年。调查工作还在进行中，但从他寄出的信中可以看出，如果社会大众多一点关怀，这场悲剧就可以避免了。”

“他还威胁其他人吗？”

“我得到的信息是有的，但我无法告诉你们任何细节。”

“这对莎兰德的案子有什么影响吗？”

“目前没有。我们有波汀亲口向警员陈述的口供，也有大量对莎兰德不利的鉴定证据。”

“那么波汀企图杀害女儿的报告呢？”

“那个也在调查中，但确实有很明显的迹象显示他企图杀害女儿。目前我们能肯定的是，这是一个不正常的悲剧家庭，成员彼此强烈仇视的案子。”

柯特兹搔搔耳朵。这时他发现其他记者也都和他一样振笔疾书。

毕约克听说索格恩斯卡医院枪击案的新闻后，几乎惊恐得难以自制。整个背疼痛不已。

他花了一个小时才下定决心，接着拿起电话，想打给住在拉赫尔姆的昔日保护者。无人接听。

他细听新闻，听见一段记者会内容摘要。枪杀札拉千科的是一位七十八岁的税务专家。

天哪，七十八岁。

他又试了一次古尔博的电话，仍未接通。

最后他终于受不了不安的煎熬，再也无法待在租来的斯莫达拉勒避暑小屋。他感到脆弱且不受保护。他需要思考的时间与空间，于是收拾了衣物、止痛药与盥洗用具。因为不想用自己的电话，便跛着脚走到杂货店打公共电话到兰梭特旧日灯塔改建的旅馆订房。兰梭特地处偏远，应该不会有人上那儿找他。他预定留宿两星期。

他瞄了一眼手表，要赶上最后一班渡轮就得快一点，因此忍着背痛尽速回到小屋。进屋后，他直接到厨房确认咖啡壶已切掉电源，接着到门厅拿行李。此时他的目光无意间扫到客厅，不禁吓了一跳，立刻停下脚步。

起初眼前的景象令他迷惑。

天花板的灯不知被谁给取下，放在茶几上，改吊了一条绳索，正下方还摆了一张平时放在厨房的凳子。

毕约克望着绳圈，实在不明所以。

接着听见身后有声响，膝盖竟不由自主地打颤。

他缓缓转过身去。

有两个男人站在那里，外表看起来像是南欧人。他还来不及反应，他们便已从容上前紧抓他的双臂，将他抬离地面带往凳子。他试图反抗，一阵有如刀刃般的刺痛窜过背脊。他感觉到自己被举放到凳子上，几乎整个人都瘫软了。

陪同乔纳斯的是一个绰号法伦的男子，此人年轻时是专业窃贼，后来及时改行当锁匠。罗廷耶最初在一九八六年雇用法伦为小组工作，那次的行动需要强行进入某个无政府组织的领袖家中。此后便不时会征召他，直到九十年代中期这类行动逐渐减少为止。当天一早，克林顿再次找上法伦分派任务。法伦每工作十分钟，便可净拿一万克朗的酬劳，但他也得发誓不向行动目标窃取财物。“小组”毕竟不是犯罪集团。

法伦并不清楚克林顿代表谁，但应该和军方有关。他看过杨·库卢写的书，他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但在被老雇主遗忘这么多年后还能重披战袍的感觉真好。

他的任务是开门。他是闯空门的专家。尽管如此，还是花了五分钟才撬开布隆维斯特住处的门锁。接下来乔纳斯进入屋内，法伦则在楼梯间等候。

“我进来了。”乔纳斯对着免持听筒手机说道。

“好。”耳机传来克林顿的声音。“慢慢来，跟我说你看到什么。”

“我现在在门厅，右手边有一个衣柜和衣帽架，左手边是浴室。剩下是一个开放空间，约五十平方米。右手边最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美式厨房。”

“有没有书桌或是……”

“他好像是利用餐桌或坐在客厅沙发工作……等一下。”

克林顿等着。

“对了，没错，餐桌上有一个活页夹，毕约克的报告就在里头。看起来像是原件。”

“非常好。桌上还有其他值得注意的东西吗？”

“有几本书。维涅的回忆录、艾瑞克的《秘警的权力斗争》。还有另外四五本类似的书。”

“有电脑吗？”

“没有。”

“保险箱呢？”

“没有……我没看到。”

“慢慢来，要作地毯式的搜索。莫天森回报说布隆维斯特还在办公室。你戴了手套吧？”

“当然。”

埃兰德趁着和安妮卡两人都刚好没有讲手机的空档交谈了一下，随后走进莎兰德的房间，向她伸出手自我介绍，并打招呼问她感觉如何。莎兰德只是面无表情地瞪着他看。他于是转向安妮卡。

“我需要问几个问题。”

“好。”

“你能不能告诉我今天早上发生了什么事？”

安妮卡说出了与莎兰德反锁在浴室之前，自己所见所闻与反应。埃兰德斜觑莎兰德一眼，又将目光移回律师身上。

“所以你很确定他来到这个房门前？”

“我听到他试图压下门把。”

“这点你非常确定吗？人在害怕或兴奋的时候很容易有幻想。”

“我确实听到他在门外。他看见了我，还举枪指着我，他知道我在这个房里。”

“有什么理由让你认为他是有计划的吗？也就是事先就打算也要对你开枪。”

“我不知道。他拿枪瞄准我时，我立刻头往后缩，将门卡住。”

“这是明智的做法，把你的当事人带进浴室更加明智。这些门太薄，他要是开枪，子弹会直穿而过。我想知道的是他攻击你是为了私人原因，或者纯粹只因为你在看他而起的反应。你是走廊上最靠近他的人。”

“除了两个护士之外。”

“你是否觉得他认识你或是认出了你？”

“不觉得。”

“他会不会在报上见过你？你曾因为几件案子被广泛报道而大出风头。”

“有可能，我不确定。”

“而你从未见过他？”

“在电梯里见过，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人。”

“这件事我不知道。你们有交谈吗？”

“没有。我和他同时进电梯，我隐约注意了他几秒钟，他一手拿着花，另一手拎着公文包。”

“你们的眼神有交会吗？”

“没有。他直视正前方。”

“是谁先进电梯？”

“两人差不多同时。”

“他的表情是否迷惑或者……”

“我说不上来。他走进电梯，笔直地站着，手里拿着花。”

“然后呢？”

“我们在同一层楼出电梯，我就来找我的当事人了。”

“你直接就来这里吗？”

“是……不是。其实我先去了服务台出示证件。检察官禁止我的当事人会客。”

“当时这个人在哪里？”

安妮卡犹疑着。“我不太确定。应该在我后面吧。不对，等一下……是他先出电梯，但停下来帮我按着门。我不是百分之百肯定，不过他好像也去了服务台，我只是脚程比他快。护士们应该知道。”

上了年纪、彬彬有礼的杀人犯。埃兰德暗想。

“是的，他的确去了服务台。”他证实道：“他的确和护士说过话，还遵循护士的指示将花留在柜台。你没有看见吗？”

“没有。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埃兰德已经没有问题要问，内心被沮丧感啃噬着。他以前曾有过这种感觉，也学会了把它当成直觉引发的警讯。好像有些什么难以捉摸，有些什么不太对劲。

凶手的身份证实为艾佛特·古尔博，当过会计师，偶尔也担任业务顾问兼税务律师。年纪已经很大。因为疯狂地写恐吓信给公众人物，最近国安局已对他启动初步调查。

埃兰德根据多年经验知道外头的疯子多的是，甚至有些病态狂会跟踪名人，并躲在后者别墅附近的树林里求爱。当他们的爱没有获得回报——当然不会有回报！——这份爱很快就会转变成强烈恨意。曾有些跟踪狂从德国尾随一名二十一岁的流行乐团主唱到意大利，参与她每场演唱会，后来却因为主唱不肯抛弃一切与他们交往而发火。也有些好伸张正义者再三抱怨真实或想象的不公正，有时甚至演变成恐吓行为。另外还有精神病人与阴谋论者，总之是一些能解读凡人世界看不见的信息的疯子。

像这类将幻想化为行动的愚蠢实例不胜枚举。前外交部部长安娜·林德遇刺不正是这种疯狂冲动行为的结果吗？

但一想到有个精神异常的会计师——或不论他是何身份——一手拿花、一手拿枪地晃进医院，再想到他竟然枪决了警方——而且是由他负责——调查的对象，埃兰德巡官实在不敢苟同。死者在官方记录中名为卡尔·阿克索·波汀，但据布隆维斯特指称，他的真实姓名是亚历山大·札拉千科，一个背叛苏俄的浑蛋情报人员，也是黑帮分子。

札拉千科至少是个证人，但在最糟的情况下，他也可能与一连串命案有重大关联。埃兰德曾获准向札拉千科进行两次短暂的问话，尽管在这两次谈话中后者坚称自己的清白，埃兰德却丝毫不为所动。

杀害札拉千科的人也对莎兰德，或至少对她的律师感兴趣，试图进入她的病房。

后来他企图自杀。医生们表示他很可能会成功，尽管他的身体尚未接收到停止运作的信息，古尔博能出庭的几率已微乎其微。

埃兰德不喜欢这个情况，一点也不喜欢。但他没有证据证明古尔博还有其他不同于外表显现的开枪动机，因此他决定小心行事。他看着安妮卡。

“我决定让莎兰德搬到另一个房间。服务台右侧连廊上有一间病房，就安全上的考虑，住那里比较好，因为房门刚好正对服务台与护理站。除了你之外，不许其他人探病。没有索格恩斯卡的医生或护士允许，谁也不准进她房间。我还会在她房门外安排二十四小时的警卫。”

“你觉得她有危险？”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她有危险，但我想小心一点。”

莎兰德倾听着律师与警员的谈话。安妮卡的回答竟能如此精确、清楚又巨细靡遗，令她十分讶异。而律师在压力下保持镇定的工夫，尤其令她印象深刻。

不过，自从被安妮卡拖下床、进入浴室后，她便头痛欲裂。她出于本能，总是尽可能不和医护人员打交道，她不喜欢求助或是显现出柔弱的样子。但头实在痛得无法好好思考，只得伸手按铃呼叫护士。

安妮卡这趟哥德堡之行原本只是揭开长期工作的一段短暂而必要的序曲，是为了认识莎兰德、问问她目前的状况，顺便将他们兄妹俩为这场官司所拼凑出来的初步策略大纲告知当事人。她原本打算当晚便返回斯德哥尔摩，不料在医院碰上这些意外，害她和莎兰德都还没有机会好好说话。莎兰德的情况比她先前听说的更糟，不但头部剧痛还发高烧，一个名叫安德林的医生不得不开给她强力止痛剂、抗生素等等药物。因此，当莎兰德一搬进新病房，门外也开始有警卫站岗后，院方便要求安妮卡离开，而且态度十分强硬。

已经下午四点半了，她不知如何是好。可以回斯德哥尔摩，但明天可能又得乘车到哥德堡。或者也可以留下来过夜，但当事人可能情况太糟，明天仍不得会客。她并没有订旅馆房间。主要是为受虐妇女辩护的她，财源并不丰厚，昂贵的旅馆开支最好能免则免。她先打电话回家，接着打给律师同侪莉莉安·尤瑟弗松，她是妇女网络的会员也是法学院的老同学。

“我现在在哥德堡。”她说：“今晚本来想回家，但发生了一些事，所以得留下来过夜。能不能住你那里？”

“来呀，那会很好玩。我们都多久没见了！”

“不会打扰你吧？”

“不会，当然不会。不过我搬家了，现在住在一条和林内街交叉的小街道。我有一间客房，有兴趣的话，晚一点可以一块上酒吧。”

“我要是还有精力的话。”安妮卡说：“什么时候方便？”

安妮卡和友人说好六点左右到达。

她搭巴士到林内街，在一家希腊餐馆待了半小时，因为觉得饿，便点了烤羊肉串色拉。她坐了许久，回想一整天发生的事，肾上腺素已消磨殆尽的此刻不由得微微打颤，不过她对自己还算满意。在最危险的那一刻，仍始终保持冷静，本能地作出正确决定。知道自己能有临危不乱的反应，这种感觉挺愉快的。

过了一会儿，她从公文包拿出随身手册，翻开到记事部分，仔细地读过一遍。她对于哥哥为她摘要的计划充满疑虑，当时乍听之下很合理，现在看来却不太完善。即便如此，她还是不打算退出。

六点一到，她付了钱，徒步走到莉莉安位于橄榄谷街的住处，按了朋友给的大门密码。进入楼梯间正要找电灯开关，忽然遭人袭击。有人出其不意地将她推撞到门边的瓷砖墙面，她的头遭到猛力撞击，立刻痛得不支倒地。

下一刻她听见脚步声迅速离去，接着大门打开后又关上。她勉强站起身来，用手摸摸额头，手掌沾了血。搞什么鬼？她走到大街上，正好瞥见一个人从街角转进斯维亚广场。受到惊吓的她呆站了一分钟左右，才又走回门边按密码。

这时她发觉公文包不见了。遇上抢劫了。几秒钟后她才开始感到害怕。糟了，札拉千科活页夹。恐慌不安的感觉开始从心窝往上升。

她缓缓地坐到楼梯阶上。

接着忽然跳起来，手伸进夹克口袋。随身手册。谢天谢地。离开餐厅时她把手册塞进口袋，没有放回公文包。那里头写了莎兰德一案的策略摘要，一点一点都写得清清楚楚。

随后她摇摇晃晃爬上六楼，用力敲着朋友的门。

半小时后她才真正平静下来，打电话给哥哥。她的一只眼已经有瘀血，眉毛上方划出一道伤口还在流血。莉莉安用酒精帮她消毒后，贴了一块绷带。不，她不想去医院。好，来杯茶也好。这时她才又开始能够理性地思考。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布隆维斯特。

他还在杂志社办公室，和柯特兹与玛琳一起搜寻关于杀害札拉千科的凶手的资料。他听着安妮卡叙述事发经过，愈听愈心惊。

“没有骨折吧？”他问道。

“眼睛瘀青。只要稍微冷静一下就没事了。”

“你抵抗了抢匪，是这样吗？”

“麦可，我的公文包被抢了，里头有你给我的札拉千科报告。”

“没关系，我还可以再复印一份……”

他话说到一半，顿时觉得寒毛直竖。先是札拉千科，接着是安妮卡。

他关上电脑，塞进肩背包后，不发一语便快速地离开办公室，跑步回到贝尔曼路的公寓又跑着上楼。

门锁着。

一进家门，就发现放在餐桌上的活页夹已不翼而飞。也不必费力寻找了，他很清楚原来放的位置。他颓坐在餐厅椅子上，脑中一片乱糟糟。

有人来过他的公寓。有人企图湮灭札拉千科的痕迹。

他和妹妹的副本都不见了。

包柏蓝斯基手上还有一份。

但还在吗？

布隆维斯特起身走到电话边，刚拿起话筒随即定住。有人来过他的住处。他满心狐疑地盯着电话看，然后拿出手机。

但要窃听手机通话何其容易？

他慢慢地将手机放到室内机旁边，四下看了看。

我现在遭遇的显然是专业级的对手。他们可以不用破坏门锁轻易闯入，窃听想必也是轻而易举。

他再度坐下来。

看着电脑袋。

要入侵我的电子邮件有多难？莎兰德只要五分钟就能办到。

他思考了许久，又走回去用市内电话打给妹妹，遣词用字十分谨慎。

“你还好吗？”

“我没事，麦可。”

“你把你到达索格恩斯卡医院后到遭人袭击中间发生的事，全部跟我说一遍。”

安妮卡花十分钟叙述完毕。布隆维斯特对于其中隐含的意义不置一词，只是不断问问题直到自己满意为止。他的口气仿佛一个焦虑的哥哥，但内心却以截然不同的层面重建关键重点。

她是在当天下午四点半决定留在哥德堡。她用手机打给朋友，问到了地址和大门密码。六点整，抢匪已经在楼梯间内等她。

她的手机受到监听。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

也就是说他也受到了监听。

否则实在说不过去。

“札拉千科报告不见了。”安妮卡又说一遍。

布隆维斯特踌躇不语。无论是谁偷走报告，都已经知道他手上那份也被偷了。要主动提起听起来才自然。

“我的也是。”他说。

“什么？”

他说当他回到家，原本放在餐桌上的蓝色讲义夹已经不见了。

“这下可惨了。”他闷闷地说：“那是最重要的证物。”

“麦可……真抱歉。”

“我也很抱歉。”布隆维斯特说：“该死！但那不是你的错，我早该在拿到报告那天就公开才对。”

“我们现在怎么办？”

“不知道。发生这种事真是糟透了，会把整个计划都打乱。我们已经没有其他对毕约克或泰勒波利安不利的证据。”

他们又谈了两分钟，布隆维斯特便结束谈话。

“我要你明天就回斯德哥尔摩。”他说。

“我得去见莎兰德。”

“早上去见她。我们得坐下来好好想想接下来怎么办。”

布隆维斯特挂断电话后，坐在沙发上盯着前方发呆。窃听谈话的人已经知道他们弄丢了毕约克的报告以及毕约克与泰勒波利安医师的来往信件，对于布隆维斯特与安妮卡的一筹莫展应该感到很满意。

不过布隆维斯特前一晚研究过秘密警察历史后，至少得知一件事：假情报是所有间谍活动的基础。他刚刚就提供了一些到最后可能珍贵无比的假情报。

他打开电脑袋，取出要给阿曼斯基但尚未送出的副本。这是仅剩的一份，他可不想浪费了。相反地，他会再复印五份，分置于安全地点。

接下来他打了电话给玛琳。她正准备关门下班。

“你刚才匆匆忙忙地上哪去了？”她问道。

“能不能请你再多待一会儿？我有事情想和你商量。”

他已经几个星期都没空洗衣服，衬衫全丢在洗衣篮内。他打包了一支刮胡刀、《秘警的权力斗争》和毕约克报告的仅存副本，又前往Dressman男装店买了四件衬衫、两条长裤和几件内衣裤之后，直接进办公室。他说要先冲个澡，玛琳一边等着一边纳闷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闯入我家偷走了札拉千科报告。有人在哥德堡袭击安妮卡，抢走她那份报告。我有证据显示她的电话遭窃听，所以我的很可能也一样。说不定你家里还有杂志社的所有电话都已遭到窃听。对方既然已大费周章闯入我住的地方，不顺便装个窃听器未免也太笨了。”

“我懂了。”玛琳黯然地说，并瞄了眼前办公桌上的手机一眼。

“继续像平常一样工作。可以打手机，但不要透露任何信息。明天，把事情告诉柯特兹。”

“他一小时前回家了，留了一堆官方调查报告在你桌上。不过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我今晚打算在这里过夜。如果他们在今天射杀札拉千科、偷走报告，又在我家装窃听器，很可能只是刚开始行动，办公室还没遭殃。这里整天都有人在，我不想让办公室今晚唱空城计。”

“你认为札拉千科的死……可是凶手是个精神不正常的老人。”

“玛琳，我不相信巧合。有人正在湮灭札拉千科的痕迹。我不管别人怎么想那个老疯子，也不管他写了多少疯狂信件给内阁成员，他应该是受雇于人的杀手。他是到医院去杀札拉千科的……也许还有莉丝。”

“但他自杀了，或者是企图自杀。有哪个受雇的杀手会这么做？”

布隆维斯特想了一想，随即迎向玛琳的目光。

“如果已经七十八岁，已不怕失去什么，也许就会这么做。他卷进这整个事件，等我们挖掘到最后就能证明了。”

玛琳细细打量布隆维斯特的脸。她从未见他如此沉着而坚定，不由得打了个寒噤。布隆维斯特留意到她的反应。

“还有一件事。我们作战的对手已不再是一群罪犯，而是一个政府部门。这将是一场硬仗。”

玛琳点点头。

“我没想到事情会走到这一步。玛琳……今天发生的事让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会有多危险。如果你想退出，就说一声。”

她心想不知爱莉卡会怎么说。接着她固执地摇了摇头。

第二部 黑客共和国

五月一日至五月二十二日

公元六九七年有一条爱尔兰法律禁止女性从军——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有女性士兵。数百年来募集过女兵的民族包括阿拉伯人、北非的柏柏尔人、西亚的库尔德人、北印度的拉其普特人、中国人、菲律宾人、毛利人、巴布亚人、澳大利亚原住民、麦克罗尼西亚人与美洲印第安人。

古希腊关于可怕女战士的传说极为丰富，讲述女性从小接受战艺训练，诸如武器的使用、如何应对体力不支等等。她们与男人分开生活，自己组军队去打仗。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她们在战场上征服了男人。例如公元前六百年，荷马所写的希腊文学作品《伊利亚特》中便出现了亚马孙女战士。

“亚马孙”一词是希腊人发明的，本义为“没有乳房”。据说女子为了便于拉弓，若非在童年便是在成年后以炽热铁块除去右侧乳房。虽然据说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与盖伦都认同这项手术能增进使用武器的能力，但究竟是否有人确实执行却令人怀疑。在此还有一个语言学之谜：“亚马孙”(Amazon)的前缀“a”是否果真意味着“没有”？有人认为恰恰相反，亦即亚马孙指的是胸部特别大的女人。而且无论在哪个博物馆都找不到任何描绘少了右胸的女人的素描、护身符或雕像，倘若有关割除右胸的传闻属实，这理应是十分普遍的创作主题。

第八章

五月一日星期日至五月二日星期一

电梯门开时，爱莉卡深吸一口气，走进《瑞典摩根邮报》的编辑办公室。时间上午十点十五分。她穿着黑长裤、红色套头毛衣和深色夹克来上班。今天是个地道的五一好天气，穿越市区途中，她发现劳工团体已经开始聚集，这才忽然想到自己已经二十几年没有参加过类似的游行。

她在电梯门边独自隐身站立片刻。上班第一天。从这里可以看见一大半编辑办公室，编辑台就在正中央。她还看见总编辑办公室的玻璃门，如今那是她的了。

她一点也没有把握自己是领导《瑞典摩根邮报》这个庞杂组织的适当人选。她可是跨了好大一步，才从五人杂志社迈入一间拥有八十名记者、九十名行政人员，外加IT技师、美编、摄影师、广告业务与报纸发行所需一切人员的日报。除此之外还有一家出版社、一家制作公司和一家投资管理公司，员工超过两百三十人。

她站在那里扪心自问，这整件事会不会是个天大错误？

这时两名柜台接待人员当中年纪较长那位发现了刚刚走进办公室的人是谁，连忙起身走出柜台，伸手相迎。

“贝叶小姐，欢迎加入《瑞典摩根邮报》。”

“叫我爱莉卡就好，你好。”

“我是比阿特丽斯，欢迎。要不要我带你去找总编辑莫兰德？或者应该说是即将卸任的总编辑？”

“谢谢，我看见他就坐在那边那个玻璃笼子里。”爱莉卡微笑着说：“我可以自己去，但还是谢谢你。”

她快速地走过编辑室，也察觉到噪音量陡降，每个人的目光都投射在她身上。她来到半空着的编辑台时停下脚步，友善地向大伙点点头。

“待会儿我们再正式自我介绍。”她说完便走到玻璃室前面敲门。

即将离职的总编辑霍肯·莫兰德已在这间玻璃笼里待了十二年。他和爱莉卡一样，都是从外面挖掘来的人才——所以他也曾在上班第一天和她走过同样一段路。他抬起头，有点茫然，随后立刻站起来。

“你好，爱莉卡。”他说道：“我以为你星期一才开始上班。”

“我不能忍受再在家里多待一天，所以就来了。”

莫兰德伸出手，说道：“欢迎，你能接手，我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你还好吗？”爱莉卡问。

他耸耸肩，柜台的比阿特丽斯正好端着咖啡和牛奶进来。

“感觉上我的运作速度已经减半，其实我不太想谈这个。一辈子自以为像个长生不老的青少年跑来跑去，却忽然惊觉所剩的时间不多。不过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可不想在这个玻璃笼子里度过余生。”

他说着揉揉胸口。他有心血管的毛病，这也是他之所以要走、爱莉卡也得比预定时间提早几个月开始上班的原因。

爱莉卡转身望着外头编辑室的景象，看见一名记者带着摄影师朝电梯走去，可能正要去采访五一游行的新闻。

“莫兰德……如果我会妨碍你或是你今天很忙，我可以明后天再回来。”

“今天的工作是写一篇关于示威游行的社论，我在睡梦中都能写。如果左倾分子想和丹麦开战，我就得解释他们错在哪里。如果左倾分子想避免与丹麦作战，我也得解释他们错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