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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德曼的问题是他没有朋友、没有女友、没有手机记录，也从未坐过牢。
调查工作集中在寻找叶朗森的车，据推测应该是尼德曼开走了。他们本以为只要几天的时间，车子就会出现，而且很可能是在斯德哥尔摩的某处停车场。但至今仍无影无踪。
“如果他逃出国，会上哪去呢？”
“他是德国公民，按理说会去德国。”
“他好像和汉堡那些老朋友都没联络了。”
安德森摇摇手。“如果他计划去德国……何必开车到斯德哥尔摩？不是应该去马尔默和通往哥本哈根的桥，或是前往某个渡轮码头吗？”
“我知道。早在第一天，哥德堡的埃兰德警官就把追踪工作集中到那个方向。丹麦警方已接获有关叶朗森的车的信息，而我们也确定他没有搭任何渡轮。”
“可是他确实开车到斯德哥尔摩和硫磺湖，杀害了俱乐部的财务经理，而且——可以这么推测——还带走了一笔金额不明的款项。他的下一步会是什么？”
“他得离开瑞典。”包柏蓝斯基说：“最可能就是搭渡轮横越波罗的海。不过叶朗森和女友是在四月九日深夜被杀，尼德曼大可在隔天早上去搭渡轮。我们是在他们死后大约十六小时才接获报案，接着才对车辆发出全面通告。”
“假如他搭了早上的渡轮，叶朗森的车就会停在某个港口。”茉迪说。
“之所以找不到车，也许是因为尼德曼开车经由哈帕兰达出境往北走了。要沿着波的尼亚湾绕一大圈，但十六小时内就能到芬兰。”
“是这样没错，但进芬兰不久就得丢下车子，那现在也该被发现了。”
他们静静坐着无言以对。最后包柏蓝斯基起身走到窗边站着。
“他会不会是找到一个地方先暂时藏身，像避暑小屋或……”
“我不觉得会是避暑小屋。现在这个时节，每个小屋主人都会去查看屋况。”
“他也不会冒险到任何与硫磺湖摩托车俱乐部有关联的地方。他们是他最不想见到的人。”
“整个黑道应该都可以排除……有没有我们不知道的女友？”
他们可以猜测，但没有事实根据。
安德森下班后，茉迪又回到包柏蓝斯基的办公室敲敲门柱。他招手让她进去。
“可以占用你几分钟吗？”她问道。
“怎么了？”
“莎兰德。我不喜欢埃克斯壮和法斯特还有新审判这回事。你看过毕约克的报告，我看过毕约克的报告，莎兰德在一九九一年遭到非法拘禁，埃克斯壮也知道。他到底在搞什么？”
包柏蓝斯基摘下老花眼镜，塞进胸前口袋。“我不知道。”
“你一点概念都没有？”
“埃克斯壮说毕约克的报告还有他和泰勒波利安来往的信函是伪造的。”
“胡说八道。如果是假造的，当初传讯毕约克的时候他怎么不说？”
“埃克斯壮说毕约克不肯讨论这件事，因为这是最高机密。我挨了一顿骂，因为太早采取行动带他来问话。”
“我开始对埃克斯壮有很深的疑虑。”
“他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不能拿这个当借口。”
“茉迪，事实真相不是我们的专利。埃克斯壮说他拿到证据可以证明报告是假的，事实上没有那个文号的报告。他还说伪造得很成功，内容巧妙地混合了真假。”
“哪部分是真、哪部分是假，这个我得知道。”茉迪说。
“整件事的梗概都相当正确。札拉千科是莎兰德的父亲，也是个会打她母亲的混蛋。他们的问题倒也常见——母亲不想提出控诉，所以就这么持续了几年。后来莎兰德企图杀死父亲，毕约克奉命调查事发经过。他和泰勒波利安通过信，但我们所看见的信件格式显然是伪造的。泰勒波利安为莎兰德作了例行的精神鉴定，判定她精神不稳定。某检察官决定不再进一步调查。莎兰德需要治疗，就被送到圣史蒂芬。”
“如果是伪造的……是谁做的，又为什么？”
包柏蓝斯基耸耸肩。“据我了解，埃克斯壮会让莎兰德再接受一次彻底的检验。”
“这我无法接受。”
“这已经不是我们的案子了。”
“而且接手的是法斯特。包柏蓝斯基，这些混蛋如果再敢对莎兰德做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我会去找媒体。”
“不，茉迪，你不会。第一，报告已经不在我们手上，所以你无法证明你的说辞。你会像个偏执狂，然后职业生涯也到此结束。”
“我还有那份报告。”茉迪低声说：“我替安德森复印了一份，但还没来得及给他，检察总长就把资料都收走了。”
“假如你泄漏这份报告，不但会被撤职，还犯了严重渎职的罪。”
茉迪默默坐了片刻，双眼直盯着上司。
“茉迪，答应我别这么做。”
“不行，我不能答应。这整件事里头有些非常病态的地方。”
“你说得对，是很病态。但我们不知道对手是谁，暂时也无法采取任何行动。”
茉迪将头侧到一边。“你会采取什么行动吗？”
“这种事我不会和你讨论。相信我吧。现在是星期五晚上，休息一下，回家去吧。还有……这段谈话从没发生过。”
赛库达斯安保公司的警卫尼可拉斯·亚当森正在用功准备三星期后的考试。此刻是星期六下午一点半，他听见地板打蜡机低速转动的声音，并看见是那个跛脚的深肤色移民清洁工。此人总会礼貌性地点头招呼，但听到他说的笑话却从来不笑。亚当森看着他拿出一瓶清洁剂，朝服务台上喷两下，再用抹布擦，然后拿起拖把将打蜡机清理不到的角落拖一拖。于是警卫重新埋头于国内经济学的书中，继续研读。
清洁工花了十分钟才来到走廊尽头，亚当森所在之处。他们互相点了点头。亚当森站起来让他打扫摆在莎兰德房门外那张椅子周围的地板。自从被派到这里站岗以后，几乎每天都会看到这个人，却记不得他的名字——是某种奇怪的外国名字——不过亚当森并不觉得有必要查看他的身份证。第一，这个黑鬼不能打扫囚犯房间——上午有两个清洁妇会负责；其次，他不觉得一个跛子会造成任何威胁。
清洁工打扫完走廊后，打开莎兰德隔壁的房门。亚当森觑了他一眼，但这与平日例行工作并无两样，那里是清洁工具室。接下来的五分钟内，他倒掉水桶的水、清洗刷子，并将垃圾桶用的塑料袋补放进清洁推车。最后将清洁车推入小工具室。
吉第早已留意到走廊上的警卫。是个金发年轻人，通常一星期会在那里两三天，看书。兼差的警卫，半工半读的学生。他就像墙上的一块砖，把周遭环境看得一清二楚。
吉第很好奇，若真有人企图进入那个叫莎兰德的女人的房间，亚当森会怎么做。
他也好奇布隆维斯特究竟想做什么。他在报上看过关于这名特立独行的记者的报道，也知道和一一C病房区这个女人有关，本以为他会要他偷带东西给她。但他无法进入她的房间，甚至从未见过她。而无论他原本预期什么，总之都不对。
这项工作，怎么看都不违法。他透过门缝看着亚当森，只见他又埋头读起书来。确定走廊四下无人后，吉第从工作服口袋掏出索尼爱立信Z600手机。他看过广告，这款手机要价约三千五百克朗，具有一切最新功能。
他又从口袋拿出一把螺丝起子，踮起脚尖，旋下靠莎兰德房间墙面一个通风口的白色圆盖。然后按布隆维斯特的吩咐，将手机尽可能地推入通风口，接着再将盖子重新旋上。
他只花了四十五秒钟。第二天花的时间会更短。他要做的是取出手机，换电池后将手机放回原位，并将使用过的电池带回家充电。
吉第要做的就是这些。
但这对莎兰德毫无帮助。她房内的墙面应该也有一个用螺丝旋紧的类似圆盖，但除非她有螺丝起子和梯子，否则永远也拿不到手机。
“我知道。”布隆维斯特当时说了：“不过她不需要拿到手机。”
吉第必须每天做这个动作，直到布隆维斯特告诉他不必再做为止。
光做这件事，每星期就能有一千克朗的酬劳直接入袋，而且工作结束后，手机就归他所有。
他当然知道布隆维斯特在打某种怪主意，却想不通会是什么。将一只手机放进上了锁的清洁工具室的通风口内，开了机却没连上线，这实在太疯狂，吉第怎么也想不出这有什么用。如果布隆维斯特想和病人取得联系，还不如买通某个护士偷偷将手机带进去给她。
但话说回来，他并不排斥帮布隆维斯特这个忙——这个忙可是一星期价值一千克朗呢。所以最好别多问。
约纳森回到贺加路住处时，看见一个男人拎着公文包，靠在他那栋公寓外的铁门上，不由得放慢脚步。那人看起来有点面熟。
“约纳森医师吗？”他问道。
“是的。”
“很抱歉在你住家外面的大马路上叨扰你。实在是因为我不想追到你工作的地方，但又得和你谈一谈。”
“有什么事，还有请问你是？”
“我叫布隆维斯特，麦可·布隆维斯特，是《千禧年》杂志社的记者。这事有关莉丝·莎兰德。”
“喔，我认出你来了。是你打的紧急求救电话。她伤口上的绝缘胶带是你缠的吗？”
“是的。”
“做得很好。不过我不和记者讨论我的病人，你得和其他人一样，去找索格恩斯卡医院的公关部。”
“你误会了。我不是来探消息的，而且完全是以私人身份来找你。你什么都不必说，也不必告诉我任何信息。反而是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
约纳森皱皱眉头。
“请听我把话说完。”布隆维斯特说：“我不是随便在路上找外科医生搭讪，而是真的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能不能请你喝杯咖啡？”
“先告诉我是关于什么事。”
“关于莉丝的未来与幸福。我是她的朋友。”
约纳森心想，来者若不是布隆维斯特他是不会答应的。但此人备受瞩目，不太可能玩什么无聊的把戏。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接受访问，也不会讨论病人的事。”
“我完全了解。”布隆维斯特说。
约纳森于是陪着布隆维斯特到附近一家咖啡馆。
“首先，我不会在任何一篇文章中引述你的话，甚至不会提及你。至于对我而言，这番对话从未发生过。我来是想请你帮个忙，但我得解释原因，你才能决定帮或不帮。”
“听起来不是什么好事。”
“我只请你听我把话说完。你的职责是照顾莉丝的身心健康，而身为她的朋友，我也有同样责任。我没法直捣她的脑袋取出子弹，但我有另一项技能对她的幸福也一样重要。”
“那是？”
“我是个调查记者，我发现了她真正经历的事实。”
“好。”
“我可以大略地告诉你，而你可以自己下结论。”
“好的。”
“我还应该声明一下，莉丝的律师安妮卡——你应该已经见过——是我妹妹，也是我付钱请她为莉丝辩护。”
“我知道了。”
“我显然无法请安妮卡帮这个忙，她不跟我谈论莉丝的事，她必须为她们俩的对话保密。我猜你已经在报上看过有关莉丝的报道。”
约纳森点点头。
“她被描写成精神病患者，还是个不正常的同性恋杀人狂。这全是胡说八道。莉丝不是精神病患者，她也许跟你我一样正常。至于她的性偏好与他人无关。”
“如果我了解得没有错，这件案子已经改变了侦查方向。现在被追捕的杀人嫌犯是那个德国人。”
“据我所知，尼德曼是个毫无道德良知的杀人犯。不过莉丝有敌人，有力又卑鄙的敌人。其中有些是秘密警察。”
约纳森愕然地看着布隆维斯特。
“莉丝十二岁那年，被送进乌普萨拉的儿童精神病院。为什么呢？因为秘密警察不计代价想要守住的一个秘密，被她揭开了。她的父亲札拉千科——也就是在你们医院被杀的波汀——是苏俄的叛逃者，是间谍，是冷战的遗物。他还年复一年地殴打莉丝的母亲。莉丝满十二岁时出手还击，趁父亲坐在车内，朝他丢掷了一颗汽油弹。她就是为此被关。”
“我不懂。如果她企图杀死父亲，让她接受精神治疗当然是名正言顺。”
“我的故事，我要发表的故事是秘密警察知道札拉千科会打妻子，他们知道莉丝受到什么刺激才做这种事，却仍选择保护札拉千科，只因为他能提供珍贵情报。于是他们伪造了诊断书，让莉丝非住院不可。”
约纳森满脸狐疑，布隆维斯特看了忍不住笑起来。
“一切细节我都可以提出证明，我还要赶在莉丝开庭的同时写出完整的叙述。相信我，这将会引起轩然大波。请你记得一件事，激怒莉丝的那番殴打让她母亲下半辈子都得住院。”
“好，请说下去。”
“我要揭发为秘密警察作恶，帮着将莉丝埋葬在精神病院的两个医生，要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其中一个还是德高望重的人。但我说过，我掌握了所有的证据。”
“如果有医生卷入这种事，那真是整个医界之耻。”
“我不认为有必要归罪于群体，这只和直接涉入的人有关。秘密警察也是一样。我绝对相信在秘密警察界也有优秀的人才，这只是一小部分的阴谋者。莉丝十八岁时，他们又再度想把她关进医院，这次没有成功，她反而有了监护人。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一开庭，他们就会再一次极尽所能地污蔑她。我或者应该说我妹妹安妮卡将会尽力让她获释，也让法院撤销她目前还存在的失能宣告。”
“我明白。”
“不过她需要弹药，这就是这项策略的背景。也许我应该再提一点，警局里有几个人其实是站在莉丝这边，但对她提起控诉的检察官却不然。总之，莉丝在出庭前需要帮助。”
“可我不是律师。”
“对，但你是莉丝的医生，你能见到她。”
约纳森眯起眼睛。
“我想请你帮忙的事不但违反医德，说不定也是违法。”
“是吗？”
“但是就道德面而言，这么做是对的。她的宪法权利被那些理应保护她的人给剥夺了。我给你举个例子。莉丝不能会客、不能看报或与外界沟通。检察官还强制她的律师不得对外泄密，安妮卡遵守了规定。然而，检察官自己却是记者的主要消息来源，媒体才会不断写那些乱七八糟的报道。”
“真是这样吗？”
“比方说这则新闻吧。”布隆维斯特拿起一星期前的一份晚报。“调查小组内部的消息来源声称莉丝精神失常，导致这份晚报臆测她的精神状态。”
“我读过这篇报道，全是胡说。”
“这么说你不认为她是疯子。”
“这点我不予置评。但我确实知道她没有作过精神状态评估。所以这篇文章是胡说。”
“我可以确切地向你证明泄漏这项消息的人是一个名叫法斯特的警员，他在埃克斯壮检察官手下做事。”
“喔。”
“埃克斯壮会想方设法让审讯时禁止旁听，那么外人便无从得知也无法衡量对莉丝不利的证据。但更糟的是……因为莉丝遭检察官隔离，将无法作充分的准备为自己辩护。”
“这不是应该由她的律师来做吗？”
“如今你想必也推测到了，莉丝是个很奇特的人。我在无意中发现她的一些秘密，却不能告诉我妹妹。但莉丝应该可以选择开庭时要不要加以利用。”
“我明白。”
“为了让她能这么做，她需要这个。”
布隆维斯特将莎兰德的奔迈T3掌上电脑和一个充电器放在两人之间的桌上。
“这是莉丝的火药库中最重要的武器，非给她不可。”
约纳森难以置信地看着电脑。
“为什么不交给她的律师？”
“因为只有莉丝知道如何取得证据。”
约纳森坐了好一会儿，还是没碰电脑。
“我来跟你说一两件有关泰勒波利安医师的事吧。”布隆维斯特说着从公文包抽出一个活页夹。
星期六晚上八点刚过，阿曼斯基离开办公室，徒步走到位于圣保罗街的索德区犹太会堂。他敲开门后自我介绍，开门的拉比本人请他入内。
“我和一个认识的人约在这里碰面。”阿曼斯基说。
“在楼上，我带你去。”
拉比给了他一顶小圆帽，阿曼斯基略一迟疑才戴上。他是在伊斯兰教家庭长大，戴着这个感觉很蠢。
包柏蓝斯基也戴着小圆帽。
“你好，阿曼斯基。谢谢你来。我向拉比借用一个房间，我们可以安静地谈谈。”
阿曼斯基坐到包柏蓝斯基对面。
“你这么神秘兮兮的，应该有特殊原因吧？”
“我就不兜圈子了。我知道你是莎兰德的朋友。”
阿曼斯基点头承认。
“我需要知道你和布隆维斯特打算捏造什么来帮她。”
“我们为什么要捏造什么呢？”
“因为埃克斯壮检察官问了我十几次，你们米尔顿安保到底对莎兰德的案情调查知道多少。他不是随口问问，而是担心你们会爆出什么震撼弹……震撼媒体。”
“原来如此。”
“既然埃克斯壮这么担心，就表示他知道或是怀疑你们在酝酿什么计划，否则至少是和某个心存怀疑的人谈过。”
“某人？”
“阿曼斯基，别耍把戏了。你知道莎兰德在九十年代初曾遭受司法不公的对待，我只怕一旦开庭又要旧事重演。”
“你是民主国家的警察，如果你有这样的情报，就应该采取行动。”
包柏蓝斯基点点头。“我也正打算这么做。但问题是：怎么做？”
“你说你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你和布隆维斯特在打什么算盘。我猜你们不会只是坐在那里无所事事。”
“事情很复杂。我怎么知道能不能信任你。”
“布隆维斯特发现一份一九九一年的报告……”
“我知道。”
“我已经拿不到那份报告了。”
“我也是。原本在布隆维斯特和他妹妹——也就是莎兰德现在的律师——手中的两份报告都不见了。”
“不见了？”
“有人闯入布隆维斯特住处偷走他那份，而安妮卡则是在哥德堡被人偷袭击倒在地，报告也被抢了。两件事都发生在札拉千科遇害那天。”
包柏蓝斯基沉默良久。
“为什么我们还没听到消息？”
“布隆维斯特是这么说的：出版的好时机只有一个，坏时机却数不胜数。”
“可是你们两个……他打算出版？”
阿曼斯基轻轻地点了点头。
“在哥德堡被偷袭，在斯德哥尔摩被闯空门。同一天。”包柏蓝斯基说道：“这表示我们的对手很有组织。”
“我恐怕还得再提一下，我们知道安妮卡的电话遭到窃听。”
“一大串的罪行。”
“问题是：谁干的？”
“我也很好奇。最可能还是秘密警察，他们有理由不让毕约克的报告曝光。可是阿曼斯基……我们现在说的是瑞典秘密警察，一个政府单位。我不敢相信他们会允许这种事发生，我甚至不相信他们有做这种事的技能。”
“我自己都觉得难以消化，更别提还有人晃进索格恩斯卡医院，轰掉札拉千科的脑袋。在此同时，报告的作者毕约克也上吊了。”
“所以你认为这一切背后有一只黑手？我认识哥德堡负责调查的警官埃兰德。他说所有的迹象都显示这起命案完全是一个生病的人一时冲动之举。我们彻底查过毕约克的住处，一切线索也都指向自杀。”
“古尔博，七十八岁，罹患癌症，最近在接受忧郁症的治疗。我们的行动组长约翰·弗雷克伦查过他的背景。”
“结果呢？”
“他四十年代在卡尔斯克鲁纳当兵，后来研读法律，成了税务顾问。在斯德哥尔摩开了三十年的事务所，很低调，秘密客户……如果真有客户的话。一九九一年退休。一九九四年搬回老家拉赫尔姆。没什么值得注意的，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只不过有一两个令人惊讶的细节。弗雷克伦到处都找不到古尔博的资历。任何报纸或专业期刊都没有提过他，也没有人能告诉我们他有哪些客户。就好像律师界从来没有这个人存在。”
“你的意思是？”
“秘密警察是很明显的关联。札拉千科是苏俄叛徒，除了秘密警察之外还有谁会照顾他？接下来是将莎兰德关进疗养院的共谋问题。现在又出现闯空门、偷袭和电话窃听。我个人并不认为秘密警察是幕后黑手。布隆维斯特称他们为‘札拉千科俱乐部’，也就是一小群脱离蛰伏期、躲藏在国安局某个阴暗角落的冷战分子。”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包柏蓝斯基问。
第十二章
五月十五日星期日至五月十六日星期一
国安局宪法保障组负责人托斯登·艾柯林特警司缓缓转动着手上那杯红酒，一面仔细聆听米尔顿安保总裁说话。阿曼斯基毫无预兆地来电，并坚持邀请他星期六到他利丁粤的住处用晚餐。他妻子蕾娃准备了美味的炖菜，他们吃得很开心，也彼此客客气气地闲聊天。艾柯林特猜不出阿曼斯基有何用意。餐后，蕾娃坐到沙发上看电视，留下他们俩在餐桌旁说话。阿曼斯基这才开始说起莎兰德的事。
艾柯林特和阿曼斯基是在十二年前，因某位国会女议员受到死亡恐吓而结识的。当时女议员向党召集人反应此事，国会保安队立刻接获通知，不久也引起秘密警察的注意。在当时，贴身护卫组是所有秘密警察单位中预算最低的单位，但国会议员只要公开出现便会全程受到保护。至于下班后则只能自求多福，而这却也是她最可能遭受攻击的时间。于是女议员开始怀疑秘密警察的保护能力。
某天晚上当她回到家，发现有人闯入她家在客厅涂写淫言秽语，还有在她床上手淫的痕迹。她随即聘用米尔顿安保负责她的人身安全，却并未将自己的决定通知秘密警察。第二天早上，她按照预定行程要前往泰比某间学校时，政府的保安人员与她的米尔顿保镖起了冲突。
那时艾柯林特正是贴身护卫组的代理副组长。他不喜欢看到私人恶霸保镖做政府部门该做的事，却又不得不承认议员有充分的理由抱怨。不过他没有让问题恶化，反而请米尔顿安保总裁吃饭。他们一致认为情况可能比秘密警察所预料的还严重，艾柯林特也了解到阿曼斯基手下的人不仅有做这份工作的技能，而且受到精良的训练，甚至还有更好的装备。最后他们协议让阿曼斯基的人担任保镖，秘密警察则负责犯罪调查与支付酬劳，解决了眼前的问题。
这两人发现自己都十分欣赏对方，后续几年当中双方也合作愉快。艾柯林特很尊重阿曼斯基，当他急于请他来吃饭想私下谈谈，他也愿意听。
但他没想到阿曼斯基会把一枚点燃的炸弹丢到他腿上。
“你是说秘密警察涉入重大犯罪行为？”
“不，”阿曼斯基说：“你误会了。我是说秘密警察当中有一些人涉入这种行为。我不认为国安局局长允许他们这样的行为，也不认为有政府的认可。”
艾柯林特端详着克里斯特拍的照片，照片上有名男子坐上一辆车牌号码以KAB开头的车。
“阿曼斯基……这不是恶作剧吧？”
“我倒希望它是。”
翌日上午，艾柯林特进入总局的办公室后，仔细地将眼镜擦拭干净。他头发斑白，有一双大耳朵和一张刚毅的脸，只是此时的表情却是困惑多于刚毅。昨天他忧虑了一整夜，不知该如何处理阿曼斯基给他的信息。
全是令人不快的想法。在瑞典，(几乎)所有党派都认为秘密警察是不可或缺的组织，但也同时存有戒心，进而无中生有地编造关于他们的阴谋论。丑闻确实不少，尤其是左派激进分子当道、出了一些宪法错误的七十年代。但备受批评的秘密警察在经过五次公开调查后，新的一批公职人员诞生了。他们代表较年轻一派的积极分子，来自国家警察队伍的经济、武器与反诈欺等小组，原本就是调查真正犯罪而非追逐政治幻影的警员。秘密警察已经现代化，特别是宪法保障组也担负起显著的新角色，依政府规定，其任务在于揭发与防范国家的内部安全威胁，即利用暴力、威胁或强迫以图改变我们的政体、影响具有决策力的政治实体或有关单位的决策方向，或是阻止公民行使个人受宪法保障的权利与自由等等的非法活动。
总之，就是捍卫瑞典民主不受真正的或推断的反民主威胁。他们主要担心的是无政府主义与新纳粹主义分子，原因是前者坚持以非暴力方式反抗，而后者既然名为纳粹，就定义而言便是民主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