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数次望向手表，每次徐铭义都会问我：“您有急事吗？”我反复回答：“是的，有点儿事儿。”火盆里的木炭烧得正旺，卧室里十分暖和。他还特意将我的大衣塞进了衣柜，即便我说很快就会告辞，他也不同意，反而一把抓起桌上的大衣走开了。
当手表指针指向八点二十分时，我站起身来，说道：“我该告辞了。”
“再待一会儿多好啊，不过，既然您有急事，我也不便挽留。”说着，他打开衣柜，取出了我的大衣。我向他道谢，穿上大衣，然后将手插入了大衣的口袋。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有奇迹发生，让事先放在口袋里的铁丝消失不见该有多好。然而，奇迹是不会发生的。铁丝就稳稳当当地躺在口袋里，而且，我的手指已牢牢将其握紧。
“我送你到门口吧！”说着，他抢先起身，向外走去。他或许觉得自己是个重病患者，故而步履蹒跚。一步、两步——到第五步时，我便结束了他行走的动作……当然还有他的生命。
想不到竟然如此简单。时间还不到二十五分，下手太早了。本来，一切都应在重新回来时再做，但当时时间还有富余，倘若什么也不做，只是静待时间流逝，哪怕只是两三分钟，我也无法忍受。按照我的计划，要将桌上的手提保险箱打开翻乱，伪装成是小偷所为——现在就做吧！我知道钥匙放在徐铭义那件红色套衫的口袋里，最小的那个便是手提保险箱的钥匙。我戴上手套去开保险箱，但过程有点不顺，等到终于打开箱盖时，我看了看手表，已经到该离开的时间了。
我并未在保险箱里乱翻一气，只是先将箱盖打开，就那样放着。
出门时，我看见了电话。电话铃若是响个不停，一定会被人怀疑。于是，我便摘下了听筒。
虽然心中焦急，但我必须慢步走出公寓的走廊．因为管理室的挂钟尚未报时。一步、两步——倘若走出五步后，挂钟仍未报时，我就要以手表罢工为借口，向管理员询问时间。总之，我必须让他清楚地知道我从这里离开，以及离开的时间。幸运的是，在我计算到第五步时，挂钟终于报时了。我向自己的手表望去，时间完全一致。我停了下来，装作疑惑不解。然后，身后响起了管理员的声音一一“这个挂钟慢了五分钟。”
我宛如得救一般转过身去，管理员确切无误地看清了我的模样。
我又说道：“这块手表已经买了六年，一向很准，我还在想怎么会突然慢了五分钟呢？不禁吓了一跳。”管理员恍然大悟般地笑了笑——做完这些便足够了。
绕行一圈需要两分钟。至于从巷子角落里的锯末堆中挖出旅行提包、脱下大衣、换上雨衣、再将鞋换成海绵胶底的运动鞋，我准备了一分钟的时间。共计三分钟。
我走出“鸥庄”的正门后大步前行，进入狭窄的巷子后便开始奔跑。不知为何，仅仅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那堆锯末堆成的小山竟然消失不见了！附近澡堂的烟囱正向夜空吐着浓烟，锯末堆或许已被搬到了澡堂的燃料放置点，连带那个旅行提包。是因为天黑而没看清？
还是已经交给警察了？我脑中不禁一阵眩晕。
不过，我很快便恢复神智。化装道具本就并不重要。我打算确认走廊无人后，再悄悄潜入，因此，化装只是为了以防万一。雨衣和帽子都不是必需的，我可以竖起大衣的衣领，墨镜和口罩也都在西服里面的口袋里，有这些就足够了。鞋子可以直接脱掉——不，似乎连这个也没有必要。
只有一件事比较棘手，那就是绷带。若要扮成徐铭义，绷带必不可少。倘若借用尸体身上的，用完后再归还，这样做既花费时间，也会令人心生寒意。于是，我只能前往东亚大街的药店购买。
我跑进巷子，向药店奔去。但来到大街上后，就不能再奔跑了，因为我觉得路上的行人似乎都在看我。药店里，一个孩子正在看店。我开口说道：“来卷绷带。”正在看漫画的少年猛地抬起头来，一瞬间，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一丝近乎于惊惧的表情，而我比他更加害怕。不过，我很快便恢复了冷静。悠闲地看着漫画时突然被客人叫住，只怕谁都会大吃一惊。
那孩子慢吞吞地将放绷带的地方指给我看。交钱时，光是找零钱就核算了两次，焦虑不安的我不禁恶语相向。我说的是中文，那孩子应该听不懂，但我很清楚，在这种地方说中文实在过于引人注目。
我似乎给那少年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知道自己做了一件蠢事，但当时情绪激动，也由不得我。
一对情侣正在“鸥庄”的后门附近缓缓漫步，我不得不超过他们。
我竖起大衣的衣领，戴上墨镜和口罩，一动不动地躲在电线杆后面—一那时的时间慢得真是令人难熬啊！
在确认左右无人后，我便偷偷溜进了后门。幸运的是，走廊里空无一人。自我离开后，已经过了十多分钟，或许已经有人进入徐铭义的房间，发现了尸体，并立即报了警。不不，不会的——我对自己如此说道。倘若果真如此，附近应该早已变得一片混乱。
我偷偷溜进五号房间，从里面悄悄将门反锁。钥匙串上一共挂了六把不同的钥匙，我只用第一把便顺利地锁上了门。看来这是个好兆头。我脱下大衣，放在客厅的圆桌上，然后摘下了墨镜。我走进卧室，任凭钥匙插在锁孔里。徐铭义仰面朝天地躺在床上，似乎一切都毫无变化。我站在衣柜镜子面前，开始往头上缠绷带。然后．我又强忍不快，从尸体身上剥下红色套衫，套在了西服外面。
我和徐铭义都很瘦，只是我比他稍高一些。不过，只要弯腰曲背地坐在椅子里，应该就不会被识破。只要装作在下象棋就行了。头上夸张的绷带、遮住半张脸的口罩，以及极其惹眼的红色套衫——只要有这三样，想必任何人都不会发现破绽。我特意挑了与徐铭义极为相似的裤子穿着，但不可能完全相同。若是徐铭义没有这三个显著的特征，我肯定不会想到要假扮他。总之，我先前扮作李源良，此番又装成了徐铭义。
装有象棋棋盘和棋子的盒子放在桌子最下面的抽屉里。我取出盒子，放在低矮的方桌上，然后将桌子的位置尽量摆偏。必须让其他人进入“客厅”，那人将会成为目睹徐铭义活着的有力证人。按照计划，那个证人将端着咖啡壶，来到客厅的圆桌旁。
我将咖啡杯洗净，放在圆桌上，然后向里屋望去。里屋——也就是卧室，摆在那里的方桌一端被墙挡住，站在圆桌旁无论如何都是无法瞧见的。也就是说，“白宫”的女招待是不可能看到同徐铭义下象棋的人是谁。总之，她所能确认的就只有背对着她的徐铭义正在和人下象棋这一事实。
准备完毕。墙上的电话号码一览表中记有“白宫”的号码。我模仿徐铭义的做法，稍稍掀起口罩，故意将声音弄得含混不清，要了咖啡。
我转动门上的钥匙，将门打开。在“白宫”的女招待来之前，若有其他人进来，我就完了。不过，一切都是赌博，只能碰运气了。下象棋的客人已经回去了，徐铭义不是说很少会有客人来吗——找明显感觉到浑身冒汗。我一边用颤抖的手摆弄象棋棋子，发出“啪啪”的声音，一边等待。我觉得已经等了很久，但手表指针显示，其实只过了不到五分钟。“白宫”就在公寓旁边，所以女招待很快便送来了咖啡。
“白宫”的女招待进入房间后，我终于安心了。女招待倒完咖啡离开后不久，外面便响起了九点的报时声。这也在我的计算之中。该做的都已做了。我将红色套衫重新穿回尸体身上，这费了我不少时间——看来我果然还是很惊慌的。然后，我摘下头上的绷带塞进口袋，拿起客厅圆桌上的大衣搭在臂上。我将门悄悄地打开一条细缝，—边脱鞋一边窥视走廊——空无一人。于是，我蹿出门去，从走廊拼命跑到后门，一头冲进了巷子。来到大街上后，我才想起应该穿鞋，大衣也还被我抱在怀中。我又穿上了大衣。
终于结束了——我将手伸入口袋，碰到了那根铁丝。还没结束，必须把铁丝扔掉。而立交桥下的垃圾箱便是它的归属。
除旅行提包遗失外，计划大体已经完成，我也松了口气……不对！我想我当时一定脸色大变。我突然想起，我忘记在手提保险箱里乱翻一气，好装作是小偷所为。不，这个并不重要。但是，在我离开时，那个手提保险箱的箱盖应该是开着的，而当我过了十分钟左右回去后，看到箱盖已经合上了——我当时果然太过惊慌了，竟然没有在意。直到我踏上明亮的街道、长舒一口气时，才终于想了起来。箱盖的确是合上的！我的双腿突然颤抖起来。箱盖不可能自动合上，也不可能有风吹进那个房间。是因为门的开闭吗？不会，我应该已尽量做到悄无声息。自然，也没有地震发生。很明显，在那十分钟里，有人进入了徐铭义的房间。不用说，那人肯定已经发现了徐铭义的尸体。
那个夜晚十分寒冷，我却一边走，一边用手帕擦汗。我当时走路的姿势必定十分难看。我心跳得厉害，简直像要蹦出胸口，为了平息心跳，我本欲放缓脚步，却突然觉得难以忍受，不由自主地迈开大步，匆匆前行。我在心中不停地责备自己……尸体在遇害之后立刻便被发现了，凶手就是在发现者来之前离开的人。我一味地耍小聪明，却反受其害，故意让管理员看到我的模样更是决定性的失败之举。没错，这就是弄巧成拙！
然而，我走着走着，心中开始生出一丝希望。根据我的手表显示，我回到五号房间是八点四十一分。而在我乔装打扮、叫来“白宫”的女招待，然后收拾好绷带和套衫，最后离开五号房间时，我那慢了五分钟的手表显示的是九点整。就算我第一次离开时前脚刚走，那位不明人士X后脚便到，从尸体被发现到我第二次离开的时间，无论如何都不会超过二十分钟。那么，从我离开到现在又过了多久呢？我看了看手表—一九点十五分。虽然比实际时间慢了五分钟，但我的计算与几点几分无关，而与时间的量有关。也就是说，从尸体被发现到现在已经过了半个多小时，但我却没有听见任何警车或救护车刺耳的警笛声。说不定那个不明人士X是个小偷。倘若果真如此，他就不可能去通知警察。我总觉得这个猜测是正确的。我在心中祈祷，希望X存在这方面的弱点，如此一来，他就会保持沉默。
当晚，我一直开着收音机，新闻中始终没有出现关于杀人事件的报道。翌日，到了新闻时段，我带着半导体收音机出了门，边走边认真地听新闻。我愈发确信X是一个梁上君子，因此便逐渐冷静了下来。
前一天我便已经将徐铭义的请求告知了住在酒店的席有仁，他和我约定三点在我的办公室会面。到了三点，席有仁准时抵达，我给徐铭义打了无数次电话，始终无法接通。最后，我拨通了“鸥庄”的电话。接电话的是管理员，我就托他带话。管理员一口答应下来，这也说明，徐铭义的尸体尚未被正式发现。
以上便是我第一次杀人的经过，第二次则更为简单，因为我已有过切身体会——不能太玩花样，最好做得干净利落。
田村曾是朝日产业的员工，与我一同在出口部门工作过。因此，他知道我并不是银行的原董事长，而是董事长的秘书。对我而言，他也是一个不能和席有仁见面的人。孰料，我们却再次相遇了。他遵从政治家叔父的命令，带来了邀请席有仁的请柬。据说，他也会出席招待席有仁的宴会。事情很棘手。他以前曾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因此会说一些中文。其人为人轻浮，又习惯用十分拙劣的中文与中国人交谈，而且极为健谈，特别是在饮酒之后……既然杀了徐铭义，我已经是骑虎难下。起初，我也考虑过收买团村的可能性。他不停地跟我哕唆，说他正被女债主讨债，被追得焦头烂额—一“我现在在帮叔父做特殊工作，很快就能赚到五十万（日元）。不过，一开始还是得老老实实的，所以很无奈。”于是，我提议以三个月为限，借给他五十万日元。他当然欢天喜地地乖乖上钩了。我指定了地点和时间，约好给他现金，当然又另外叮嘱，叫他绝对不能外传，他表示会写好借据再去。
收买田村是很危险的。他是一个卑鄙的人，一旦抓住别人的弱点，恐怕就会纠缠不休。我手头有一瓶未喝的威士忌，大约一年前别人送的。我在其中加入氰酸钾，并带到了约定的地点。田村是一个好酒之徒。
在约定地点，我将五十万日元和那瓶威士忌一同交给了田村。
他那般好酒，或许在回去的计程车中就会喝下掺有毒药的威士忌，升天而去。但出人意料的是，当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抗拒住了威士忌的诱惑。回去后，田村将五十万日元还给了等候良久的女债主。处理完身边琐事后，他才踏上了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道路。这对他而言，委实不易。
我虽然除掉了两个知道我不是李源良、并且意图接近席有仁的人，但没想到，又有一个人出现了——便是李源良的侄女，乔玉。她在美国留学时，曾见过正在视察旅行的席有仁。多年以前，乔玉在信中曾向她的伯父汇报过此事。我只将李源良的死讯通知了乔玉一人，因为她说结婚后打算一直留在美国，却没想到她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而且，在见我之前，她已经和你见过面了，我想她应该已将我的真正身份告诉了你。从你方才的目光中，我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又或者，你在问她之前便已知道，因为你带来了那个象棋棋子。
你给了我宽裕的时间，我要谢谢你的厚意。而且，你还给予了我信任。我想，对你而言，要告诉我乔玉住在哪家旅馆，是需要做出相当大的决断的。因为我很有可能会带着铁丝或氰酸钾前去那家旅馆……然而，你却凝视我的眼睛，说出了旅馆的名字……或许你从未放松警惕，但请放心，我这次要解决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
正如开头所言，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希望在将来有人被冤枉时能够起到作用。承你厚意，希望在那之前不要将此信公开。请原谅我屡次厚颜无耻地提出请求，但我希望能以李源良的名义举办我的葬礼，因为那些人们一直以为属于李源良的业绩和性格，事实上，都是属于我的。我不知道你是会否同意，总之，一切就拜托你了。
第三十四章 评定
在陶展文翻译给小岛听的时间里，朱汉生便将同一页读上两遍，然后急不可耐地等待下一页。
等到最后一页读完，小岛和朱汉生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
“陶先生，您早已知晓此事了，对吧？”小岛问道。
陶展文点了点头。
“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
“我是在同管理员交谈时开始产生怀疑的。李源良——不，是李东昌，他离开‘鸥庄’时，不是曾对管理室的挂钟报时声感到奇怪吗？”
说到这里，陶展文喝了口茶。
“然后，他得知管理室的挂钟慢了五分钟，才终于恍然大悟。有什么不对吗？”朱汉生抢先说道。
“正如这封自白书中所言，他出于慎重起见，上午前往‘鸥庄’时，已经对照管理室的挂钟调整了自己手表的时间。既然如此，手表和挂钟的时间就应该是一致的，那他就不应感到奇怪。”
“可是……”小岛说道，“这件事是读过这封自白书后才知道的。
陶先生，我想问的是，您是从何时开始怀疑五兴社长的……”
“我不是已经说了吗？”陶展文说道，“是从和管理员交谈时开始的。我早已知道五兴社长的手表慢了五分钟。那时，这个懒散的朱汉生曾经忘记上发条，导致手表罢工，于是便像偷腥的猫儿般迅速地瞥了一眼五兴社长的手表，然后调整自己的时间。这一幕恰好被我看见了。后来，我们二人来到这里下象棋，当外面晌起十点的报时声时，我发现朱汉生的手表慢了五分钟。也就是说，五兴社长的手表也慢了五分钟。既然如此，他为何要做出一副奇怪的模样呢？最初的线索只有这个。当我看到水上警署的钟塔时，我就在想，这个男人很可疑。”
“原来如此，的确可疑。”朱汉生说道。
“当我和‘白宫’的女招待交谈后，我开始确信凶手就是五兴的社长。听了那个女孩子的讲述，我便知道，下象棋时的那个徐铭义其实是他人假扮的。”
“为什么？”小岛问道。
“小岛君，你可能不太了解徐铭义那个人，他一丝不苟，甚至严重得会让人以为他精神有问题。我说的没错吧？”陶展文望着朱汉生说道。
“没错。”朱汉生附和道，“他是一个非常神经质的人……不过，这与确定凶手有什么关系？”
“那个人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保证恰到好处，否则不会罢休。不论什么东西，倘若不能规规矩矩地放在原来的位置，他甚至会感到窒息。‘白宫’的女招待曾经说过，门上的锁孔里插着一串钥匙。可是，钥匙串原本不应该在那里，而应该在徐铭义套衫的口袋里，无法想象徐铭义会将钥匙插在锁孔里置之不理。至少，只要徐铭义在房间里就不会。因此，他当时并不在房间里，又或者，他虽在房间里，却已毙命。”
“哦！”小岛依然很疑惑，“不过，这一推理实在太勉强了，缺乏更有力的证据。”
“不，不只是钥匙串。”陶展文说道，“那女招待还说，她看见客厅桌上放着一件大衣。”
“啊！”朱汉生大声喊道，“无论谁来，徐铭义都会将大衣放进衣柜里的。”
“没错。大衣应该放在衣柜里，而不是桌上。还有，那女招待曾经说过，下象棋的对手因被墙挡住而看不见。你们还记得吧？也就是说，当时卧室里的打字机台座是歪斜的，否则至少应该能看见被挡之人的衣角。可是，无论是椅子还是桌子，只要客人稍微弄歪一点儿，徐铭义马上就会将其摆回原位。他就是这样的人，有着近乎于病态的洁癖。所以，他不可能歪着桌子下象棋。由此得出的结论便是——那人不是徐铭义。”
“是这样吗？”小岛脸上仍然带着无法理解的表情。
“小岛君，你看起来好像仍有异议，但你不了解徐铭义的性格，自然便无法理解。其实，我之所以推测身穿红色套衫下象棋的人不是徐铭义，并非仅依据钥匙串、大衣和桌子位置这三点，还有下象棋的人面戴口罩这一点。在卧室里，徐铭义是绝对不会戴口罩的。而且，一旦决定的事，他就绝对不会更改。就不知变通这一点而言，他可谓举世无双。客厅里没有火盆，所以去客厅时要戴上口罩；而到了有火盆的卧室，便摘下口罩——这对徐铭义而言就是永不变更的宪法。”
“没错！”朱汉生强有力地证实道。
陶展文继续说道：“一两件事或许不足以说明问题，但这里摆着的证据足有四个，我便不得不确定坐在那里的人并非徐铭义了。后来我又得知，有一颗象棋棋子夹在朱汉生裤子折边处，被他带回了家。如此说来，徐铭义应该是没办法下象棋的。若是我们，就算少了一两个棋子，也可以用十日元的硬币代替，但徐铭义不会这样做。他曾经只因棋子上染了点儿墨水，就不下象棋了。”
朱汉生重重地点头，“没错，我将棋子带回家后，他确实就没法再下象棋了，他之前的棋子也已经给了我，此外再无其他棋子。”
“人的眼睛是会说谎的。”陶展文说道，“火红色的套衫、夸张的绷带，以及遮住下半张脸的口罩——只要集齐这些道具，人们就不会注意到其他地方。这封自白书中也说了，他们两人裤子的颜色应该是稍有不同的。”
“但陶先生，您的眼睛却没有上当。”小岛感叹道。
“他靠的不是眼睛。这些情况都是‘白宫’女招待告诉他的，所以他靠的是耳朵。”朱汉生纠正道。
“他为何要扮作徐铭义？有必要以此形象示人吗？”陶展文毫不在意地继续说道，“答案显而易见。这是一个让人以为徐铭义当时还活着的小花招，如此一来，在此之前离开的人就是清白的。那么，耍这个小花招的凶手恰恰正是此前离开的人，也就是我、朱汉生、五兴的社长，以及后来才知道叫做辻村的那个矮小男人。我和朱汉生自然排除，还有辻村也可排除。理由很简单——真正的凶手应该会光明正大地离开，因为他甚至需要让人目击自己离开。而且，他还会尽可能地让目击者对他离开的时间留下印象。”
“原来如此，所以他才会以时间为借口跟管理员交谈。”小岛说道。
“没错。倘若管理员不在窗口，他恐怕也会出声将管理员从里屋叫出来，向管理员询问挂钟的时间是否正确之类的。辻村离开时偷偷摸摸的，就像逃走一样，正因如此我才不怀疑他。他不是凶手，但据我判断，他是此案的重要证人，只有他能证明徐铭义当时已经死了。”
这次，小岛重重地点头说道：“所以您才会催促我尽快找到辻村。”
“我已知道凶手是谁，但关键人物辻村却躲了起来。在我看来，只要辻村出面，此案就能告破。但即便如此，我心里仍有些不太踏实。
凶手和作案手法都已经知道了，只有一件事令我感到十分头疼，那就是我完全猜不透作案动机。我本打算向席有仁打听五兴社长的事，甚至因此撒谎，自称是嘉兴中学的教师。可是，我仍然毫无头绪。
正在这时，田村被杀了。小岛君的洞察力十分敏锐，你猜得没错，这一命案的确与徐铭义事件有关。我也认为凶手可能是同一人。事实上，我曾偶然见到田村出现在五兴公司，而且，通过社长和田村的交谈方式可以看出，他们似乎以前就已认识。于是我想，只要调查田村过去的经历，就能找到作案的动机。”
“田村过去的经历正是我调查的……”小岛问道，“您是通过朝日产业这一点知道的吗？”
“就算是吧！”陶展文说道，“而且，当时我在这里读了南洋日报，通过席有仁的《东瀛游记》得知，他与李源良虽有很深的渊源，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们这次竟是初次见面。双方约定插着假花，作为标记。
由此我便大体猜到——五兴的社长或许并不是李源良。倘若有人知道他不是李源良，并且可能会将此事告诉席有仁，那么五兴社长或许就会将其杀死。”
“根据这封自白书所言，您昨天向凶手暗示了这一假设？”小岛问道。
“那时早已不是假设，因为我遇见了真正的李源良的侄女夫妇，已经将事情打听得一清二楚。说暗示有点牵强了，李源良的侄女来到神户，辻村也会出面作证——对五兴的社长而言，这两件事已经是决定性的了，何况我还带去了那颗棋子。”
陶展文缩进椅子里，点着一根香烟，仿佛在宣告谈话到此结束。
“换个话题……”朱汉生开口说道，“那家伙如此这般地求你将他以李源良的身份下葬，身为治丧委员长，你打算怎么办7”
“此事已经得到李源良侄女的谅解了。”陶展文懒洋洋地说道，“倘若举办两次葬礼，伯父也会高兴的——乔玉是这样说的，然后便同意了。我相信李东昌的这封自白书，被归于李源良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我也问过乔玉，情况基本属实。李源良的尸体己被草草火化，不如这次就针对他的业绩举办一次葬礼，而且席有仁也会出席。”
“说不定……”小岛低声说道，“被他杀害的不止两人，而是三人……”
“不，不会。”陶展文打断小岛说道，“起初我也有此怀疑。倘若果真如此，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他的请求的。可是，真正的李源良的确只是死于交通事故。乔玉已在东京将伯父死时的情况打听得一清二楚，此事断然不会有错。”
“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这样做太过宽容了。”小岛带着无法理解的表情嘀咕道，“不仅不揭穿凶手的真正身份，还要举行盛大的葬礼……他可是杀了两个人的杀人犯啊！”
陶展文凝视着小岛，脸上浮现出悲伤的表情。随后，他带着歉意的语气说道：“你能认为他已经疯了吗？”
小岛似乎开始思考这句话的含义。
“一个人若只执著于一件事，他就会变得疯狂。”陶展文说道。
或许的确如此——小岛陷入了沉思。靠着陶展文的翻译，他得以了解自白书的内容。对于死去的李东昌对梦想的热情，以及为了保护这个梦想，不惜去做任何事情的心情，自己也并非完全不能理解。但即便如此，夺取他人性命——是绝对不能原谅的。
“就算是你，若是为了保护比自己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只怕也会变得疯狂吧？”说着，陶展文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连我自己也无法保证。也不知这是幸运还是不幸，我还从未只执著于一件事情过。”
“如果你对做菜无比投入，要是有人乱说你做的菜很差，你说不定就会用菜刀猛砍那家伙。”朱汉生开玩笑地插嘴说道。
“幸好我还有家庭生活，中医和拳法也能分散我的精力。”
“还有象棋。”朱汉生补充道。
“我必须去安排葬礼了，不是李东昌的，而是李源良的。我打算向人们解释，这次葬礼是针对李源良的业绩而举办的……我先走了。”
走到门口，陶展文突然转过身来，问道：“小岛君，你之所以心有不满，是否是因为无法将这一新闻进行独家报道？”
小岛猛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声说道：“不是，没这回事！我绝对没有那样想。”
望着陶展文走出房间的背影，小岛又再次大声喊道：“绝对没这回事！”
然后，走廊里传来了陶展文的声音：“你也疯不了，很安全，因为你并没有一门心思地只执著于工作之中。”
听闻此言，小岛不禁想起了报社一位被人们称作“工作狂”的前辈，倘若那人在此……小岛心头生出一种冲动，只想追上陶展文，解释自己心怀不满的原因——不是因为无法报道独家新闻，而是出于道义上的感情。但是，他并未起身离开椅子，因为这样做就如同狡辩，让他觉得很不舒服，于是他再次考虑，改变了想法。
杀人犯必须受到惩罚，这是道义上的问题。然而，李东昌不是已经惩罚过自己了吗？
第三十五章 尾声十二月三十日
每年除夕，“桃源亭”都会在下午两点打烊。然后，健次和服务员们就会开始大扫除。因此，陶展文纵不情愿，也只能被赶出店门。这时他也不能回位于北野住宅区的家中，因为那里也在准备迎接正月，同样一片混乱。就算他在，也只是累赘。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便养成了习惯，几年来，一到除夕中午就会到朱汉生家去。安记公司的事务所早已收拾干净，还在忙碌的只有一家人所住的里屋。果然，被视为无用之物的朱汉生已经在办公室里备好棋盘，摩拳擦掌，严阵以待。
“哎呀，你终于来了。”
一见陶展文进来，朱汉生立刻将手伸向装棋子的盒子。陶展文则采取“以逸待劳”的古典战术，不慌不忙地坐下来，叫性急的敌人干着急。
“真好啊！”陶展文说道，“你夫人能在正月之前回来。倘若回来晚了，除夕大扫除什么的你大概是不会做的吧？”
“管它呢！”朱汉生一边摆棋子，一边说道，“先一决胜负再说。”
“不要这么心急嘛！”
陶展文拿起放在桌上的《南洋日报》，报纸刚刚空运过来，封条还未剪掉。
“席有仁也回到新加坡的老窝了。”陶展文剪断封条，打开报纸说道，“哦？《东瀛游记》最后一章出来了。
“一会儿再看吧，先来一盘！”朱汉生口中催促，甚至开始替对手摆起了棋子。
“象棋可以稍后再下，先让我看看这个。”
朱汉生不耐烦地咂着嘴巴，陶展文却毫不理会，看起了手中的报纸。
『我此次访问日本的最大目的便是与恩人L氏见面。但可悲的是，这次访问却戏剧性地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和恩人才刚刚见面，我便出席了他的葬礼。谁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呢？L氏因煤气中毒，死于意外——当我在酒店接到T氏打来的通知电话时，顿时感到一阵茫然，眼泪也流不出来。列席葬礼，我的泪腺才终于找回了原有的机能，泪水自双眼滚滚而出，不可遏止。我不记得自己一生中何时曾流过如此多的眼泪，今后只怕也不会再有。泪水蒙胧了我的双眼，一切都变得模糊，甚至连挂在祭坛左右的挽联也看不清楚。那是我所作的挽联——
献身民族产业功高望重
遗德众口皆碑雨泣风凄』
朱汉生早已等得不耐烦，陶展文一放下报纸，就看见他那张紧绷的脸。
“好吧，我来应战。”
战罢数局，二人暂时中场休息。正在这时，小岛来了。他正为年末采访而东奔西走，来这里是为了稍事歇息。同时，他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陶先生，辻村的姐姐给我寄来了五万日元，说是她弟弟欠款的一部分，剩下的慢慢再还。”
“那就好。”陶展文说道。
“来，接着下。”朱汉生从旁催促。
陶展文刚刚才点着了一根烟，便说道：“先等我抽完这根烟。”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合上双眼。《东瀛游记》的末尾附有一篇席有仁为李源良招魂而作的祭文，葬礼上，席有仁曾断断续续地宣读这篇祭文。如今，文中的一字一句都重新浮现在陶展文的脑海之中。
『唯愿百年修好，孰料东瀛招魂。时维农历十一月，寒霜枫叶染丹，悲风四起。呜呼！人生于世匆匆，恍若黄梁一梦，唯令名一世传颂，人虽死矣，其魂未亡……凭棺恸哭，漱词荐酒。唯冀神明，来格来飨。』
陶展文试着设想，若是自己会写出怎样的祭文。若是他的话，文章大概会以《追悼枯草之根》为题。强韧的根深入地下，纵横蔓延，与周围的土壤融为一体，却在突然之间失去了草。人们此前看到的只有地面上草的花叶，而根却在一直——甚至今后也在为继续存活下去，努力地变得更加强韧。
……这些内容恐怕也无法写入祭文之中吧！
“抽完烟了，开战吧！”
朱汉生洪亮的声音将陶展文拉回了现实之中。
他不经意间低下头去，染有墨水的棋子正好摆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