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那位先生是区公所的职员吗？”
“说起来真是丢脸，粗活都被年轻人抢走了，我再怎么不甘愿，也只能靠国家给的钱过活。走吧，我们到日比谷公园的长椅上详谈。”
我一边用导盲杖敲打路面，一边跟在矶村后头。汽车废气的恶臭逐渐消失，我们来到了一处飘着花草植物清香的地方。我闻着花香，脑中浮现了失明前所拍的庭园景象：西洋风格的花坛里，盛开着排列成几何图形的各色花朵，有郁金香、三色堇、油菜花、水仙。想到这里，身边突然爆发出许多宛如小型鞭炮声一般的响亮拍翅声，朝着天空四散飞去。
矶村的脚步声突然消失了，于是我也停下脚步。
“大约八年前，我们在这附近发动了一场游行，从日比谷公园走向地方法院，接着又走向国会议事堂。我们用中国话及一些简单的日语单词大声呼喊，要求政府保障我们年老之后的生活。当我们向警视厅提出申请时，经办人员还以为我们是中国人呢。”
我们再度举步前进，寒冷的空气盘绕在身体肌肤四周，此刻我们多半是走在绿色回廊上吧。头顶上不断传来鸟叫声，听不出是鹡鸰还是麻雀。
借由视觉以外的四感，我看见的景象甚至比过去亲眼所见的还要鲜艳动人。话虽如此，后天失明者的嗅觉与听觉并不比一般人敏锐。我们只是因无法仰赖视觉，所以尽可能以其他感官来弥补。
“我是在一九四四年前往中国东北，当时我才八岁，后来——”
“抱歉，”我打断了他的话，“现在我得集中精神在导盲杖的触感上，能不能等坐到长椅上再谈？”
“好，真是抱歉。”
我跟他默默地走着，左侧的脸颊感觉到灼热的太阳光。不久之后，我跟他并肩坐在木制的长椅上。前方可听见大量水滴宛如骤雨般拍打着水面的声音。
“你说你想问关于阿龙的事？”矶村开口。
“是的，听说矶村先生跟我哥哥正联手打官司？”
“嗯，虽然人数不多，总共只有十五人，但也算是集团诉讼。”
“我哥哥经常跟你聊起从前的记忆？”
“当然，阿龙没跟你提过吗？”
“哥哥很少谈起从前在中国时的遭遇。”
“每个人都有一些不愿想起的往事。”
是不愿想起，还是挤不出来——？
“因为哥哥不太爱提，我只好向与他熟识的人询问。”
“我会尽量帮忙，不过你想知道些什么？”
“——哥哥口中所说的遭遇，有没有什么古怪或不合理之处？”
矶村一听，有半晌没有开口说话，我无法判断他现在的表情是皱起眉头，还是瞪大了眼睛。声音是我判断他人心情的唯一线索。
“村上先生——”矶村的语气变得相当谨慎，“难道你认为阿龙的经历有什么可疑之处？”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哥哥可能是伪遗孤，他可能根本不是村上龙彦，这些话实在有点难以启齿。
“嚓”的一声轻响之后，我闻到一股烟味随着冷风飘来，那味道相当辛辣，感觉会渗入五脏六腑。
“过阵子就要进行反方询问了。下次开庭，轮到阿龙上台做证，要是传出丑闻，对我们相当不利。”
“我只是——”
“你怀疑阿龙，是基于什么理由？”
“我的外孙女需要有人捐一颗肾脏给她，我求哥哥接受检查，但他说什么也不答应。我跟哥哥说，只要先接受检查就行，捐不捐还可再商量，但他连接受检查也不肯。”
我求哥哥了吗？等等，我求哥哥接受检查了吗？
记忆中的画面变得朦朦胧胧，仿佛罩上了半透明的袋子一般。当初在岩手县的老家，我到底跟哥哥说了些什么话，我竟然已没什么印象。越是努力回想，半透明的袋子反而层数越来越多，画面越来越模糊。
我不由得按住了额头，拼命甩动脑袋。
没错，我确实已跟哥哥提过捐肾的事，绝对不会错。
“偏头痛？”矶村问。
“没事。”我回答。
这多半是将镇静剂配烧酒服用的副作用吧。我试着凝聚意识，半透明的袋子一层一层破裂，记忆重新恢复了清晰。
“连接受检查也不肯，不是有些古怪吗？”我接着说道。
“舍不得捐出器官是人之常情。”
“就算我提出DNA鉴定的要求，哥哥也一定会拒绝。我曾考虑过瞒着哥哥偷偷送样鉴定，但我眼睛看不见，没办法偷捡他掉的头发。”
“以这种方式进行DNA鉴定恐怕有困难。访日调查团中，提出鉴定要求的遗孤或候补亲人也不少，我曾听他们提过。由于头发本身没有核细胞，直接拔下来的头发可进行鉴定，但自然脱落的头发不行。”
就算我趁哥哥睡觉时偷拔他的头发，也一定会被察觉。看来只能靠搜集线索来查出真相了。
“喂！你怎么乱丢烟蒂？”前方传来严厉的斥骂声。
鉴定是不用想了。我身旁的矶村发出了衣服摩擦的声音。前面那个人咂了咂嘴，脚步声逐渐远去。
这种随手乱丢烟蒂的习惯，是什么时候养成的？
“——最近到处都禁烟，走到哪里都会挨骂。”矶村也咂了咂嘴，“村上先生，这是一场相当重要的诉讼，希望你能协助我们。”
“我反对哥哥继续打这场官司。明知道赢不了，这么做只是在浪费时间与金钱——”
“连亲人都抱着这样的想法，阿龙承受的压力一定不小。你不明白这场诉讼的重要性，可见你一定不知道我们几十年来过着多么煎熬的生活。”
“战败的时候，我在东北也吃了不少苦。在难民收容所里——”
“阿龙跟我说过，你在战后第一年就顺利回到了日本，而我们可是被扔在中国长达数十年，你跟我们可说是天差地远，我希望你能仔细听一听遗孤的心声。”矶村谈起这个话题，语气仿佛蒙上了一层悲伤的阴影，“我在一九四四年前往东北，当年我才八岁。指派给我们那团人的土地太过贫瘠，不适合发展农业。‘拓殖委员会’早在事前土地勘查时就已得知这一点，却以‘这里是战略上的重要据点’为由，硬把我们那团人分发到那个地方。东北有着天寒地冻的气候，洗好晾起来的衣服，到早上都会变成冰柱。我们只能住在莎草编成的草屋里，从缝隙灌进来的风雪几乎快把我们冻死，连鼻水也快要结冰，当时我母亲常告诫我‘别让鼻水挂在脸上’。不论煮饭还是洗衣服，用的都是融化的雪水。”
跟他的情况相比之下，当时我在东北的家庭要富裕得多，不仅拥有十町步（约十公顷）的肥沃农田，而且还有余力雇用苦力（中国的基层劳动人口）。
日本战败后，有十多万人送命，死因各不相同。有的在与苏联军队的战斗中丧生，有的被掳到西伯利亚后丧生，有的因日本政府的全体动员令而丧生，除此之外，还有饥饿、严寒、疾病，以及——自杀。
在我的眼前，应该是一幅美丽的景色，这里有着直径长达三十米的喷水池、苍翠的树木，以及花坛里色彩缤纷的花朵。但听着矶村的话，浮现在眼皮内侧的画面仿佛逐渐遭乌云笼罩。我甚至可以闻到类似铁锈味的血腥臭气。矶村在法庭上做证时，声音一定也跟现在一样痛苦而嘶哑吧。
“我的母亲为了保住我的性命，只好将我交给中国人扶养。中国有句话说‘棒下出孝子’，意思是教育孩子必须严厉。养父母深信这句话，因此对我相当严格。”
矶村说到这里，突然低声唱道：“追着野兔的那座山——钓着鲫鱼的那条河——”那是一首著名的童谣《故乡》。矶村唱了两句后接着说道：“当初在中国的时候，我为了不让自己忘记日语，经常唱这些童谣或民谣，但我只能偷偷唱。我的境遇跟阿龙不同，养父母对我一点也不好，因此我不喜欢中国人。”
打日本人的是中国人，救日本人的也是中国人，哥哥经常将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但矶村与哥哥不同，对中国人怀恨在心。
矶村继续描述着他的遭遇。他愤然离家出走，成了流浪儿，后又被送进了孤儿院。在孤儿院里，有许多中国孩童都是因父母遭日军杀害才成为孤儿。当时孩童之间流行一种在地上画方格并在里头踢石子的游戏，称为“跳房子”，但矶村根本无法加入他们的游戏，每天不是跟他们打架就是遭受欺凌。那些孩子最常骂矶村的两个字眼，是“东洋鬼”跟“日本鬼子”。
“过了一阵子，另一对中国夫妇领养了我。这对夫妇比一开始的养父母好得多，为了利用他们的善心，我一直装个好孩子。他们供我上高中，毕业后我当上了教师，收入还算不错。”
“——即使如此，你还是想要回国？”
“那当然，就算活在中国，我的心还是日本人。我满心期待只要能回日本，就不会再有人骂我‘日本鬼子’，从此就能过幸福快乐的日子。但是——这个心愿一直无法实现。”矶村的声音中充满着焚烧的怒火，“当时的岸内阁 [3] 走的是亲美、亲台湾路线，引起了中国的不满，后来的长崎国旗事件，更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日中友好协会在长崎市的百货公司内举办了一场中国商品展示会，有日本青年强行将会场上悬挂的中国国旗扯了下来。其虽一度遭警察逮捕，但警察事后以“国旗没有损坏，因此不能以器物毁损罪论处”为由将其释放。
我虽然眼睛失明，却可看出眼前的矶村就像一座盖上了盖子的熔铁炉，乍看之下有如粗犷而冰冷的铁块，其实内部熊熊燃烧着红莲烈焰。
“接下来就进入了‘文革’时期。我们这些日本遗孤，也背负了祖国的罪名。在‘文革’期间，我被红卫兵吊了起来，他们说我是日本派来的间谍，剃掉我的头发，最后他们剥夺我的教师身份，将我流放到农村。”
“中日恢复邦交，我记得是——”
“一九七二年九月。”矶村的语气中带了一丝谴责之意，似乎在怪我竟然没办法立刻说出这种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之年，“那时我分别寄信给日本的厚生省及北京的日本大使馆，请求协助寻找亲人，他们却不当回事，只回应我‘战争已经结束了’！我无计可施，只好亲自到北京碰碰运气。当时外国人专用的宾馆里，住了许多来到中国的日本义工及记者。宾馆周围聚集了许多日本遗孤，在那寒风彻骨的天气下，我们只能拉紧衣领，搓着手苦苦等待。最后有位亲切的日本义工走出来听我们诉苦，又经过一番波折，才促成了遗孤的访日调查团。”
直到一九八一年，厚生省才终于为此展开了行动。在媒体的舆论压力下，日本政府以公费将这些遗华日侨接至日本，展开了一连串的认亲活动。
“——你终于能回日本了？”
“事情没那么简单。你知道法务省对我们做了什么事吗？他们竟然把我们这些遗孤都当成外国人，要求我们提供‘身份担保人’！中国政府官员明明已拍胸脯担保我们都是日本人，日本政府却似乎把中国人都当成了骗子，完全不予相信。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还祭出了《国籍法》第十一条当武器，‘自愿取得外国国籍者，将丧失日本国籍’。但我们可不是自愿取得中国国籍的！”
矶村的声音已不再哽咽，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恨意。我所回应的每一句话，都成了火炉里的燃料。我仿佛看见熔铁炉的盖子弹起，一条鲜红色的火焰之蛇从中喷射而出，想要将我烧成灰烬。
“日本政府基于国家政策而将人民送往中国东北，最后却对遗留在那里的孩子们置之不理，竟然还有脸说我们是自愿留在中国的！我们明明是日本人，想要回国却遭到重重刁难！如果在日本没有找到亲人，或是虽然找到亲人但对方不愿成为‘身份担保人’，我们就都会被遣返回中国！”
矶村说得口沫横飞，我完全没有加以制止。虽然我知道继续听下去很可能会产生不想再追究哥哥的来历的想法，但我还是不肯放弃。因为我心中抱着一丝期待，毕竟矶村是真正的遗孤，从他的话中或许能听出一些玄机。如果哥哥是假货，他在东北的那些回忆都是胡诌或是听来的，那就很可能会与矶村的描述有些矛盾。
“我参加了访日调查团，在代代木的会场里听见有人喊着‘铁平’，沉淀在内心深处将近四十年的记忆重新浮上心头。那是我的日本名字。我终于与母亲重逢了，身旁每个遗孤同伴都在向我道贺。”
“——矶村先生，我现在明白你想要控告政府的心情了。”
“不，日本政府总共抛弃了遗孤四次，我刚刚只说了其中三次而已。战败时抛弃一次，中日断交时抛弃一次，重新建交时抛弃一次——我们好不容易回国了，却又被抛弃了一次。”
“回国之后吗？”
“没错，我们这些遗孤无法说流利的日语，对日本生活也难以适应，日本政府却没有提供任何支持。我们就像被扔进了大海的正中央，身上连救生衣也没有。少得可怜的清寒补助金，根本无法让我们过正常的生活。在政府的严格监视下，我们只能假装自己会游泳——这种痛苦你能体会吗？”矶村的粗重呼吸声，宛如在恫吓一般，“现在还有许多愚昧无知之徒，把遗孤当成外国人。这种人若不减少，隔阂就不会消失。我们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也是堂堂正正的日本人。”
矶村接着又说明，他在中国担任过教职，回到日本后却只能领到每个月两万日元左右的年金。一九九四年后虽然通过了援助遗孤的法律，但遗孤们若要申请每个月六万六千日元的国民年金，得先缴纳保险费免除期间没有缴纳的每月六千日元的保险费 [4] 。
“我们遭到这种对待，当初抛下开拓团自行逃走的退伍军人却能支取高额退役俸禄——真是混账！而且我若与儿子同住，就无法继续支取清寒补助金，因此我就算身上有再多病痛，也无法叫儿子来照顾我。这样的制度完全拆散了我的家庭。不仅如此，我若选择支取那少得可怜的年金，清寒补助金的金额就会遭到削减。”
现在的日本社会，就像一条高速公路，每个人都狂踩油门往前冲，生怕在奔流中落后他人。像我们这种故障的“二手车”，根本跟不上这样的速度。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这些遗孤身上；当初在中国的生活，已让他们的“轮胎”严重磨损，“引擎”也已老化，如今只能不知所措地徘徊在日本的道路上。
“——矶村先生，这么说来，你恨着日本？”
“当初刚提起诉讼的时候，社工常说我‘生活挺好的’。”矶村在模仿时，口吻充满了讥刺之意，“若我生活好过，我就不会提起诉讼了。我们不是恨着日本，只是想要争取一个能够安心养老的未来生活。”最后这句话说得感慨万千，“村上先生，算我求求你，别把事情闹大。”
我若揭发哥哥是个假遗孤，下次询问证人时，被告方的律师一定会针对这点紧咬不放。如此一来，原告方将处于极度不利的位置，最后在诉讼中败北，导致无辜的归国遗孤们继续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
“矶村先生，我明白你的立场，也能体会真正的遗孤们所遭遇的困境。但如果我哥哥真的是假遗孤，我认为还是应该公开真相。”
“何必如此看重血缘关系？”
“遗孤们不也是渴望回归祖国，渴望与血亲重逢？注重血缘关系，是人之常情。”
“你们已当了将近三十年的兄弟，难道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兄弟？”
“若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也不打算追究，但哥哥可能企图用砒霜毒死母亲，我不能置之不理。哥哥为了打这场官司，日子过得非常拮据，我想他一定很想拿到遗产。”
“砒霜——？这不可能吧？”
“还有一点，如果现在的哥哥是假货，那就表示真正的哥哥另有其人。他可能还在中国，也可能住在日本的其他地方，只要能找到他，或许他会愿意将肾脏捐给我的外孙女。换句话说，这场调查行动关系到我母亲及外孙女的性命。”
要查出哥哥的真正身份，只能向当年跟我的家人待过同一个开拓团的人询问详情。但这样的人要上哪里找？是不是该向专家寻求协助？
“请问你是否认识经常帮助遗孤们的专业人士？请放心，我绝对不会给你们添麻烦。就算查出了真相，在你们的官司结束前，我也会尽量不对外公开。”
矶村沉默了一会儿，我听见了抚摸纸张的细微声音。那是什么声音？是他在翻看笔记本吗？但若是如此，为何我没听见翻动纸张的声音？
“比留间雄一郎，遗孤援助团体的职员。我跟阿龙当初获得永久居留权，受过他不少帮助。”
“谢谢你，还有一点——请你不要跟我哥哥说我在调查他的事。”
从矶村的声音听来，他又陷入了迟疑。
“——好吧，我不会说的。”
“谢谢你。”
我站了起来。就在这时，我的膝盖内侧不小心撞到长椅的边缘，陡然失去了平衡。为了避免跌倒，我急忙扭转身体。但就在身体向前倾的瞬间，我撞到了某物体。就触感而言，那应该是某个人的身体。我本来以为我撞到的是矶村，但我听见右侧传来“啊”的一声轻呼，那是矶村的声音。既然前方这个人不是矶村，那就肯定是路人了。
“对不起。”我对着前方的黑暗空间鞠躬道歉。
对方什么话也没说，我只听见快速离去的脚步声。
有很多人在给他人添了麻烦后，一发现对方是视障人士，就会选择默不作声地悄悄离开。但这次的事情是我不对，而且我也道歉了，照理对方该给个回应。我甚至无法判断，对方就这么默默离开，是因为心情差，还是因为完全不放在心上。
回到家之后，我又收到了一封信。里头仍是用点字组成的俳句。同样是寄到了老家，哥哥再转寄给我。算起来这已经是第六封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人寄给我这种让人背脊发凉的俳句？我摸索着从抽屉中取出过去的五封信，用手指重新读起上头的点字。
意思完全连贯不起来，却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恨意。
我在东北到底做了什么事？当时我才四岁，怎么可能做出令人恨之入骨的事情？难道因为年幼无知，对某人做出了某种残酷的举动，而我丝毫没有自觉？
这些信到底是谁寄的？目的又是什么？
* * *
[1] “铜板建筑”是日本一种传统的住宅兼商店建筑形式，外墙铺贴铜板，故此得名。现在的铜板建筑大多建造于昭和初期，拥有悠久的历史。
[2] “长屋”是一种日本传统的集合式住宅，由数间长方形屋舍组合而成，左邻右舍墙壁相连。多见于江户时代至近代的中下阶层地区。
[3] “岸内阁”指的是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在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〇年之间组成的内阁。
[4] 根据日本国民年金保险费制度，每个月的保险费虽可申请免除，但所能领到的年金也会跟着减少。若想支取全额年金，就必须补缴原本欠缴的保险费。
第6章
★
透析仪不断发出细微的声响。
医生曾告诉我们，床边有监控装置，在进行洗肾的过程中，护理师与临床工学技师可以随时观察血液量及透析液的温度等数值。许多医院都禁止病患洗肾时家人陪在旁边，但由香里挑选了一家没有这个规定的医院。
“唉，没事做——好无聊，好无聊——”夏帆咕哝道。
我想办法挤出与外孙女的共同话题。
“对了，夏帆，你不是在踢足球吗？最近还有射门成功吗？”
“我不踢了。”
“不踢了？身体变得那么差吗？”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透析室里，没办法跟其他队友一起练习。”夏帆的声音有气无力，简直像是发条松了的机关玩偶。
“你知道吗？医生跟我说过，还有其他洗肾的方式呢。”
“腹膜透析，对吧？”
“对，就是那个。”
所谓的腹膜透析，是事先在腹部插入导管，病人每隔数小时自行更换透析液包。虽然配件的清洁维护有些麻烦，但好处是不必到医院，自己在家里就可以排除血液中的废物。
“我很讨厌那个方法。以前体育课换衣服时，同学说我肚子上有根管子很恶心。”夏帆说道。
“腹膜透析不管用了。”后方传来由香里的声音，“听说持续了五年之后，腹膜就会渐渐失去机能，所以我们才换成了血液透析。”
“原来如此——”
“妈妈，帮我拿那本书。”夏帆对由香里说道，似乎是不想再与我交谈。
“来，拿去吧。”
听说血液透析通常使用的是非惯用手的手腕静脉，必须插两根针管，所以人没有办法自由活动。
我默默地坐着，坚持了三十分钟左右，每隔几分钟，我就会听见翻动书本的声音。
“——外公，你知道‘かんじん’这个词的汉字怎么写吗？”夏帆突然说道。
“肝脏的肝，肾脏的肾，‘肝肾’？”我回答。
“嗯，因为肝脏跟肾脏都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肝肾’这个词的意思就是‘重要’。但是我的‘肝肾’已经坏掉了其中一个——不对，肾脏有两个，所以是坏掉了其中两个。”
夏帆或许是在强忍悲伤，这几句话说得轻描淡写，简直像是在诉说童话故事中的公主的遭遇。然而，这样的态度更令我感到心疼。
“外公，你的眼睛不是看不见吗？为什么会看不见？”
“这个嘛——”
我一时拿不定主意，不晓得该不该说。由香里曾提过，夏帆在小学里跟健康的同学们相处时，总是郁郁寡欢，连老师都必须提心吊胆地随时注意着她。但是在透析室里，她跟年龄、性别都与自己不相同却同样必须洗肾的病人们相处时，却显得相当开朗。这种必须目睹他人的不幸才能让自己振作起来的精神状态，实在令人感叹。但若我的不幸遭遇能成为她的精神食粮，那就无所谓。不如就跟她说吧。
“应该是在中国生活造成的。至少外公是这么认为。”
母亲曾跟我提过，一九二九年美国发生大萧条，日本也遭到波及，城市里有几百万人失业，农村里卖女儿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两年后，日本东北地区桑叶严重歉收，养蚕业者无法继续养蚕，再加上蚕丝价格因大萧条而暴跌，蚕茧卖价跌落至每贯两日元八十钱，不到往年的三分之一。母亲的老家正是经营养蚕业的，生计因而遭受严重打击。
就在这个时期，区公所职员开始大力鼓吹农民到中国东北开垦。他们声称只要过去，就可获得十町步的农地，能够栽种出大量农作物，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于是，这些满怀希望的农民便在日本国旗及“万岁”呼声的欢送下，搭船自新潟港出海，来到了三江省桦川县 [1] 。开拓团周围一带尽是农地，必须走上很久才能看见森林或河川。
虽然地广人稀，但就像当初区公所职员所说的，每一户都分到了一头牛、一匹马，以及十町步的农地。跟当初住在日本时相比，农地面积是原来的十倍以上，加上土壤肥沃，大豆、玉米等农作物年年丰收。母亲一家人不仅雇用了三名苦力，而且还扩大耕种面积，三年后收获的谷物已多达十二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