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在雯卡的房间里了。我一个人守着茶杯，觉得自己傻乎乎的。虽然没听到你们的对话，但我猜，她一定还是那套把戏。那套她信手拈来的把戏：装作一副梨花带雨的模样，把人玩弄于股掌之中。
我把那该死的茶杯放在床桌上，看着昏昏入睡的雯卡。有一个我，被她唤起了欲望，竟想躺到她身旁，抚摸她白皙的肌肤，舔尝她微张的红唇，亲吻她弯弯的长睫毛。但是，另一个我却憎恨着她。一瞬间，我猛地向后退去，因为我看见母亲的身影与她重叠在了一起。
我得回去学习了，但房间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我。我拿起窗台上的半瓶伏特加，对着瓶嘴喝了两口。接着，我开始到处乱翻。我翻看了散落在桌上的纸张，还有雯卡的记事簿。我打开她的柜子，试穿了她的几件衣服，查看了她的药箱。看到里面的安眠药和镇静剂时，我并有没特别吃惊。
她拥有瘾君子的全套装备：罗眠乐、二钾氯氮卓、劳拉西泮片。后面两盒药差不多空了，但那瓶安眠药几乎是满的。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搞到这些药物的。在药盒下面，我发现了几张旧处方，是戛纳一个名叫弗雷德里克·吕本斯的医生开的。看来在这个大夫眼里，这些东西不是毒品，而是糖球。
我知道罗眠乐是什么药。它的分子成分是氟硝西泮，主要用于治疗严重失眠。但是，由于它会导致上瘾，而且半衰期很长，所以使用时是有时间限制的。这种精神药物不可以随便或长期服用。我也知道，为了达到迷幻状态，有人把它和酒精，甚至和吗啡一起服用。我从没试过，但对它的毁灭性药效有所耳闻：无法自控，行为反常，甚至伴有记忆力的完全丧失。我们学院的一个老师是急诊科医生，他告诉我们，由于过量服用罗眠乐而被送到医院抢救的病人越来越多。另外，该药物有时会被强奸犯利用，以使受害者丧失反抗能力和记忆。据说，在格拉斯乡间的一场狂野派对上，有个姑娘服用了大量的罗眠乐后自焚，并跳下了悬崖。
我太累了，脑子一片混乱。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想法，我竟想把这些精神类药片都扔进那杯茶里。我并不想杀死雯卡。我只是想让她从你我的生活里消失。我常常会幻想，幻想雯卡在大街上被车撞死或者自杀了。我并不想杀死她，却往手里倒了一把药片，又把药片放进了滚烫的马克杯里。所有这一切只发生在短短几秒内，我好像分裂成了两个人，真正的我置身事外，而完成这一系列动作的，则是另一个我。
我关上门，走回自己的房间。我已经站不住了。这次，疲惫彻底击垮了我。和雯卡一样，我也倒在了床上。我拿出文件整理夹和解剖卡。我得学习，得把注意力集中在课业上；然而，我的眼皮不由得合上了。睡意将我彻底裹挟。
等我醒来时，夜已经深了。我浑身湿透，仿佛发过高烧一般。收音机闹钟报时了，此时是夜里十二点半。真难以置信，我竟一下子睡了八小时。我不知道这段时间里你有没有回来过，托马斯。我也不知道雯卡怎么样了。
我一阵后怕，过去敲她的房门。由于没人应声，我决定直接进到房间里。床桌上的茶杯已经空了。雯卡还在睡觉，还是我离开时的姿势。至少，这是我所希望的。然而，当我凑近她时，我发现她身体冰凉，已经没有了呼吸。我的心脏骤然停跳，一记重击向我袭来。我彻底崩溃了。
也许，这是个早已写好的故事。也许，从一开始，结局就已注定：一切将在死亡和恐慌中结束。我知道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终结自己的生命，永远告别一直以来压抑在心底的痛苦。我敞开房间的窗子。彻骨的寒冷钳住了我、啃噬着我、吞没了我。我跨上窗台准备跳下去，却无论如何都无法完成这个动作，仿佛黑夜之神在嗅闻我后不愿收留我，仿佛死神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我这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身上。
我惶恐不安，如幽灵般穿过校园。先是那片湖，然后是栗树广场和行政楼。一切都是黑的、昏暗的、没有生气的。只有你妈妈办公室的灯还亮着。而我想找的，也正是她。透过窗子，我认出了她的身影。我走了过去。她正在和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说话。一看见我，她马上意识到出大事了。她和弗朗西斯向我走了过来。我两腿瘫软，倒在他们怀里，向他们讲述了一切。我抽泣着，话音断断续续，前言不搭后语。在联系紧急医疗救助服务中心前，他们冲进了雯卡的房间。是弗朗西斯最先过去查看尸体的。他摇摇头，确认没必要再打急救电话了。
就在这时，我晕了过去。
当我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你妈妈的办公室沙发上，腿上还盖着被子。
安娜贝尔就坐在我身边。她的平静令我吃惊，更让我心安。我一直都很喜欢她。从我认识她的那天起，她就对我既慷慨，又照顾。在我前进的道路上，她始终在支持我、帮助我。也多亏了她，我才能得到这间学生公寓。她鼓励我建立信心攻读医学预科班，甚至还在你疏远我时用心安慰我。
她问我身体有没有好些，让我给她详细讲讲发生了什么事。
“所有细节都要讲出来。”
在讲述的过程中，我再次历经了害死雯卡的全过程。我的嫉妒，我一时的疯狂，还有过量的罗眠乐。当我想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时，她把手指放在了我的嘴唇上。
“不管你怎么后悔，都没法让她活过来。除了你以外，还有人看到了雯卡的尸体吗？”
“托马斯有可能看到，但我觉得没有。整栋公寓里，只有我们俩没有离校。”
她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努力抓住我的视线，神情严肃地说：
“接下来将是你生命里最重要的时刻，范妮。你不但要做出一个很难抉择的决定，而且必须尽快定夺。”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完全想不到她接下来要和我说的话。
“你有个选择要做。第一种是报警，把真相告诉警察。那意味着从今晚开始，你就要睡在监狱里了。开庭时，原告和公众舆论会把你撕成碎片。媒体将高度关注这个事件。你会成为人们口中的邪恶少女，恶毒凶狠，嫉妒心强，成为残杀闺密的恶人，而你杀掉的，还是学校里人见人爱的女王。你已经成年了，刑期会判得很长。”
我被吓呆了，可安娜贝尔却继续说道：
“等你出狱时，你已经三十五岁了，后半辈子你要始终背负着‘杀人犯’的恶名。换句话说，你的生活还没真正开始就已宣告结束。今晚，你的双脚已经跨进了地狱，永世不得超脱。”
我觉得自己正在溺水，头上似乎挨了一记闷棍，呛了一大口水，无法呼吸。沉默了好一会儿后，我开口说道：
“那第二种选择是什么？”
“努力逃出地狱。我愿意帮你。”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妈妈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你不用考虑那么多。首先要处理掉雯卡的尸体。至于其他的，你知道得越少，对你越好。”
“我们没法让一具尸体就这么凭空消失。”我说。
这时，弗朗西斯走进办公室，把一本护照和一张信用卡放在了桌上。他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打开了扬声器：
“您好，圣克罗蒂德圣殿酒店。”
“您好，请问明晚还有房吗？两个人。”
“有，不过是最后一间了。”酒店的工作人员答道，随即报了价格。
弗朗西斯很满意，说这间房他要了，还用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名字做了预订。
你妈妈看着我，示意我计划已经启动，只等我表态，便会继续执行下去。
“你自己待两分钟，好好想想。”她对我说。
“在地狱和生存之间做选择，我不需要两分钟。”
从她的眼神里，我看出这是她想要的答案。她再次坐到我身边，抱住了我的肩膀。
“你必须明白，只有完完全全按照我说的去做，事情才能成。什么都别问，也别去找原因，找解释。这是我唯一的条件，而且是你必须接受的条件。”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什么样的计划才能行得通，不过，我恍惚觉得，安娜贝尔和弗朗西斯已经掌控了局面，能够修复无法修复的事情。
“如果你犯下一丁点小错，就全完了。”安娜贝尔神情严肃地警告我说，“不只你会进监狱，我和弗朗西斯也会被牵连进去。”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随后问她我需要做什么。
“现在，你要做的是回去好好睡一觉，以便明天有个好状态。”她答道。
你知道最疯狂的是什么吗？那天晚上，我竟然睡得特别香。
第二天，当你妈妈过来叫醒我时，身上穿的是一条牛仔裤和一件男士夹克衫。她把长发拢成发髻藏在一顶鸭舌帽里。那顶鸭舌帽是一个德国足球俱乐部的。当她把一顶棕红色假发，还有雯卡的白点粉红毛衣递给我时，我明白了她的计划。这就好比她在戏剧俱乐部里让我们做的情景表演练习，要我们把自己想象成另一个人。有时，她甚至用这种方式来选配角色。只是，这次的情景表演不是五分钟，而是一整天；我赌的，不是一场剧里的某个角色，而是我的整个人生。
直到现在，我都记得自己穿上雯卡的衣服、套上那顶假发时的感受。是充实，是兴奋，是完满。我就是雯卡。我具有那份轻盈、自如和灵气，以及她所特有的高雅的轻佻。
你妈妈坐上阿尔卑斯跑车的驾驶位，带着我离开了学校。保安打开门栏时，我放下车窗向他致谢。在圆形广场上，我还跟路政局两个扫雪的工作人员打了招呼。到达昂蒂布车站后，我们发现，由于前一天取消了不少车次，国家铁路公司加开了一趟开往巴黎的列车。你妈妈买了两张票。火车上的时间过得飞快。为了让乘客们看见我并且模糊地记住我，我在每节车厢里都走了走，但没有在同一个地方停留过久。到达巴黎后，你妈妈告诉我，她之所以选择圣西门路的那家酒店，是因为半年前她曾入住过，知道那里值夜班的人年龄很大，应该比较好骗。我们大概晚上十点到达酒店，以第二天一大早就要退房为借口，当晚便结了房费。为了让人们相信雯卡确确实实来过这儿，我们留下了足够多的线索。点一杯樱桃可乐是我的点子，而你妈妈则想到的是丢下一个化妆包，包里还有一把留有雯卡DNA的梳子。
你知道最疯狂的是什么吗？那一天——我用两瓶啤酒和一片罗眠乐结束的一天——是我生命中最令人兴奋的一天。
那种兴奋，堪比速降滑雪或高空跳伞时的感觉。第二天早上，一切再次变得阴郁、令人不安。从睁开眼的那一刻起，我就处于几近崩溃的状态。怀着深深的自责和对自己的憎恶，我觉得一天都活不下去了。但是，我答应了你妈妈，要坚持到底。我已经毁了自己的生活，不能再把她也拽下深渊。伴着黎明的微光，我们离开酒店乘上了地铁。先是十二号线，从巴克路坐到了协和广场，然后换乘一号线，直接到达了巴黎里昂站。安娜贝尔在前一天晚上给我买好了回尼斯的火车票。再晚些时候，她去了巴黎蒙帕纳斯火车站，乘火车前往朗德的达克斯。
在车站对面的一家咖啡厅里，她对我说，最艰难的考验即将来临：学会把一切埋在心底，继续生活下去。但她马上又接着说，她确信我能够做到，因为我和她一样，也是个战士，唯有战士，才是她真正尊重的。
她告诉我，对我们这样出身贫苦的女人来说，生活就是一场无休止的战争：我们要时时刻刻准备着，要为了一切而战斗。看似强悍的人不一定是强者，看似柔弱的也不一定是弱者。很多人都在内心深处进行着无声、痛苦的斗争。她说，最难的挑战就是将谎言坚持到底。为了学会对别人说谎，首先要懂得对自己说谎。
“范妮，说谎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否认真相：用谎言彻底歼灭真相，直到你的谎言变成真相。”
安娜贝尔一直陪我走上站台，在我的车厢前拥抱了我。她的最后一席话是为了告诉我，我们可以带着血的记忆活下去。她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她自己曾亲身经历过。最后，她给我留下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文明，只不过是覆盖在极度混乱表面的一层薄膜。”
第14章 舞会
他在黑夜里沦陷。就在意识到这一点的同时，他终止了意识。
——杰克·伦敦，美国作家
范妮似乎发了热病，在极度狂躁中结束了她的诉说。她从石阶上起身，站在了教堂中央，好像随时要倒下似的。她在木质长椅间踉踉跄跄的模样，让我联想到了遭遇海难的客船，以及船上最后一名乘客。
至于我，并不比她坚强多少。我的呼吸几近停止。这些真相，犹如一记记重拳，将我击倒在地，倒在崩溃与昏厥的边缘。我的思维已然停止，无法衡量事态的发展。范妮谋杀了雯卡，我母亲主动帮她处理了尸体……我并不拒绝真相，但这真相似乎不太符合我印象里的母亲和好友的性格。
“等等，范妮！”
范妮突然冲出了教堂。一秒钟前，她还虚弱不堪，可现在，她却跑得飞快！
妈的！
等我踉跄着爬上楼梯来到教堂前的广场上时，范妮已经跑远了。我追着她跑起来，却严重扭伤了脚踝。她甩开我太远了，而且跑得比我快。我一瘸一拐地穿过村子，尽可能快地跑下瓦谢特坡。我来到车前，把贴在车上的罚单揉成一团后坐了进去，犹豫着下一步该怎么走。
我母亲。我得去找母亲谈谈。只有她能证明范妮的话，也只有她，能帮助我辨别真假。我打开在教堂里关掉的手机。父亲没再联系过我，但马克西姆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让我给他回电。我一边启动汽车，一边打通了马克西姆的电话。
“托马斯，咱们得谈谈。我发现了一件事，非常严重的事……”
从他的声音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别样的情绪。与其说是恐惧，更像是真真切切的脆弱。
“告诉我。”
“不能在电话里说。咱们晚些时候在鹰巢见。我刚到圣埃克苏佩里，来参加晚会，得忙点竞选的事。”
一路上，在奔驰车安静的驾驶室里，我努力整理着思路。所以，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六，在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的校园里，一共发生了两起杀人案，前后间隔不过几小时。先是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然后是雯卡。为了保护马克西姆、范妮和我，我母亲和弗朗西斯利用两桩谋杀的先后顺序，制造了一出以假乱真的私奔。他们首先处理了尸体，随后将失踪地点从蔚蓝海岸成功转移到了巴黎，这才是真正的绝妙之处。
这一事件中，实则蕴藏了一种温情：父母们联合起来，情愿冒尽一切风险，也要保护当年的我们，保护他们刚成年的孩子们……可我的大脑却拒绝接受它，因为它关乎雯卡的死。
回想起范妮对我说的话，我决定打电话给一个医生，确认我心中的一个疑点。我本想联系我在纽约的全科医生，但我只有他诊所的电话，而周末诊所不开门。由于没有其他人可以联系，我只能把电话打给了哥哥。
说我们不太通电话，都是一种委婉的表达。成为一个英雄的兄弟绝对是件可怕的事情。每次和他讲话，我都会觉得自己偷了他的时间——那些时间本该是用来拯救穷困孩子们的——这让我们之间的对话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嘿，兄弟！”他接通电话时说道。
和往常一样，他那完全不具亲和力的热情，把我搞得气力全无。
“嘿，热罗姆，最近怎么样？”
“托马斯，用不着费心和我闲聊。说吧，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至少今天，他省了我不少事。
“我今天下午看见妈妈了。你知道她得了心梗吗？”
“当然。”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是她不让我跟你说的。她不想你担心。”
说得真好听……
“你知道罗眠乐吗？”
“当然知道。那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现在已经开不了了。”“你服用过吗？”
“没有。你为什么问这个？”
“我正在写一部小说。故事发生在九十年代。得吞下去多少片药才能致死？”
“我不清楚，这得看药剂含量。大部分药片里含有一毫克的氟硝西泮。”
“所以呢？”
“所以，我觉得还得看人体的机能。”
“你可没说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来。”
“科特·柯本曾试图服用罗眠乐自杀。”
“我还以为他是中弹自杀的。”
“我说的是试图自杀，在他死前的几个月，但是失败了。当时，人们在他的胃里发现了五十多粒药片。”
范妮说的是一把药片，那应该远远不到五十片。
“如果只服用了十五片呢？”
“你会有被注射毒品的感觉，也许会接近昏迷状态，特别是在混合了酒精的情况下。不过，我还是得说，这得看药品剂量。九十年代那会儿，生产罗眠乐的药厂也出过两毫克的药丸。如果是这种情况，十五颗药丸加上占边波本威士忌，的确可以把人送上天。”
又绕回去了……
这时，我的脑海里突然跳出了一个新问题：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弗雷德里克·吕本斯的戛纳医生？他二十多年前从业来着。”
“马布斯博士[1]！他在那一带很有名，可以说是臭名远扬。”
“马布斯，是他的外号吗？”
“还有别的呢，”热罗姆嘲讽地说，“什么瘾君子弗雷多、毒贩杀人狂弗雷德·克鲁格啦……他自己是个瘾君子，也给别人提供精神药物。不管是能干的还是不能干的，他都干过：使用兴奋剂、非法行医、贩卖处方等等。”
“他被吊销行医资格证了吧？”
“是的，但我觉得为时已晚。”
“你知不知道他住在哪儿？还在蔚蓝海岸吗？”
“他那样乱用精神药物，怎么可能长寿。我上大学那会儿，吕本斯就死了。你的下一本书是部医学惊悚小说吗？”
我回到学校时，天已经黑了。校门口的自动栏杆是开着的。访客只需打声招呼，门卫在名单上找到名字就会放行。我从没报过名，所以名单上不会有我，好在那家伙几小时前见过我。认出我后，他直接放我进了校园，让我把车停在湖边的停车场里。
夜晚的景色非常美，与日光下的美景相比，显得浑然天成。在地中海风的吹拂下，天空明净，繁星点点。走出停车场，一路上都是回光灯、火把和彩灯，它们把校园映衬得那般迷人，指引来宾走向欢喜之地。每届毕业生都有相应的晚会。体育馆里的那场是面向一九九〇到一九九五届毕业生的。
刚一进场，我就有点不适应。呈现在我眼前的，简直是场化装舞会，“九十年代最差着装”大概是最为切合的主题。四十好几的人们，纷纷从衣柜里翻出匡威鞋、高腰破洞裤、棒球夹克和格子花呢衬衫。爱运动的则穿上了胯裆裤、厚运动衫和尚飞扬羽绒服。
我远远地瞧见了马克西姆。他穿着一件芝加哥公牛队的队服，身边围满了人，好像他已经当选了议员似的。所有人都在谈论马克龙。在这个满是企业家、自由职业者和公务员的聚会上，人们仍然不敢相信，从今以后治国的，将是一个不满四十岁的总统，他说英语，深谙经济学，用一种务实的方式表达了破旧立新的意愿。如果说法国想做出某种改变，要么趁现在，要么永失良机。
马克西姆看见我时对我比了个“十分钟？”的手势。我点点头表示同意，一边等他，一边钻进了人群。我穿过大厅走到冷餐台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冷餐台贴靠着的那面墙，正是藏匿着两具尸体的那面；二十五年来，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和雯卡的尸体，就在这里腐烂变质。墙上挂着花饰，贴着老招贴画。和今天上午一样，我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没有不适，没有不安，也没有负面的情绪波动。但我知道，我的大脑正在竭尽全力拒绝接受雯卡的死。
“先生，您想喝点什么吗？”
谢天谢地，这回有酒喝了。甚至还可以点鸡尾酒，有专门的服务生负责制作。
“您可以给我来杯卡布琳娜[2]吗？”
“当然。”
“来两杯！”从我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我转过身去，认出了奥利维耶·蒙斯，马克西姆的爱人，昂蒂布市立图书馆的馆长。我夸赞了他的两个小女儿，聊了聊发生在“并不一定那么美好的美好旧时光”里的逸闻趣事。虽然我记忆里的他是个装腔作势的知识分子，可事实上，他却魅力不凡、幽默感十足。闲谈了两分钟后他对我说，最近几天，他发现马克西姆很焦虑。他确定马克西姆有什么事瞒着他，而且还确定我知道这些事。
我决定做个真假参半的回应。我告诉他说，在接下来的选举中，马克西姆的几个对手想翻出旧账，逼他退出竞选。我说得模棱两可，还随口提了提从政所需的代价。我向他承诺，会帮助马克西姆，让这些威胁很快成为遥远的过去。
就这样，奥利维耶相信了我的话。这真是生活里的一大奇事：虽然我是个天生焦虑的人，却具备一种安定人心的奇异能力。
服务生端来了我们点的酒。碰杯后，我们开始戏谑地打量起人们的着装来。说到着装，奥利维耶和我一样，穿得简单朴素。其他人就远非如此了。看来，好多女性都很怀念那个年代盛行的露脐装。还有些人穿着牛仔短裤，在T恤衫外套了一条花边连衣裙，戴着超短锁骨链，或者拎个系有印花方巾的手包。好在没人敢把巴福罗厚底鞋穿出来。可所有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只是出于好玩？还是为了从已逝的青春里留住些什么？
我们又点了两杯鸡尾酒。
“这回，可别那么舍不得放卡莎萨了！”我要求道。
服务生听进了我的话，给我们做了两杯非常浓烈的酒。我向奥利维耶道了别，端着鸡尾酒来到了露台上，那里聚集着抽烟的人。
聚会才刚刚开始，可在大厅深处，已经有人开始服用可卡因，吸食大麻了。这些东西是我一直以来都敬而远之的。斯特凡纳·皮亚内利身穿一件破旧的皮夹克，还有赶时髦乐队的T恤，正把胳膊架在栏杆上，一边抽着电子烟，一边小口呷着不含酒精的啤酒。
“你到头来还是没去看演出？”
他抬了抬头，示意我看向一个五岁的男孩，小家伙正在一张张桌子底下玩捉迷藏。
“我爸妈本来答应替我带埃内斯托的，却在最后一刻突然有事。”他一边说，一边吐出了一口香草蜜糖面包味的烟。
皮亚内利狂热的政治倾向，从他给儿子起的名字里就能看出来。
“是你给孩子起的名字吗？埃内斯托，是切·格瓦拉的那个埃内斯托[3]？”
“是啊，怎么了？你不喜欢吗？”他扬起一条气势汹汹的眉毛说。
“喜欢，喜欢。”我赶紧答道，以免他动气。
“他妈妈觉得这名字太老土了。”
“他妈妈是谁？”
他的脸马上板了起来。
“你不认识。”
皮亚内利这个人真的很好笑。他觉得，对他人的私生活感兴趣这件事很正常，但前提是，被窥探的人不是他自己。
“是塞利娜·福尔潘吧？”
“对，是她。”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文学毕业班的一个女生，对各种不公现象愤愤不平，在学生罢课活动中冲锋陷阵。这个女版斯特凡纳一直追随他到了文学院。在极左运动中，他们曾为争取学生权利和弱势群体权益多次并肩作战。两三年前，我在纽约飞往日内瓦的一次航班上遇见过她。塞利娜完全变了个人。她拿着迪奥女式手包，同行的是个瑞士医生，看得出来，她很爱他。我们简单聊了几句，我觉得她非常快乐、幸福，当然，我不会把这些讲给皮亚内利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