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哈迈德是在十一月份去世的。如果他跟警察说了，体育馆的墙早就被警察拆了。”马克西姆说。
虽然他的脸上仍写着担忧，但我却觉得和今天上午相比，他明显少了些煎熬，多了些情绪控制。
“我同意你的说法。他可能和其他人讲了这件事，但没有对警察说。你那边怎么样？去警局了吗？”
他抖了抖脑后的头发说：
“去了，我见了德布鲁因局长。你猜得没错，他并没有问我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事。”
“那他想问什么？”
“他想跟我谈谈我爸的死。”
“具体谈什么？”
“我一会儿跟你说，不过在这之前，你得先看看这个。”
他把带来的文件放在我面前。
“和德布鲁因的这次谈话让我开始思考一件事，我爸的死会不会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被杀有关系？”
“这回我完全听不懂了。”
马克西姆给我理了理他的思路：
“我认为，我爸是被那个寄匿名信的人杀死的。”
“可你上午才跟我说过，害死弗朗西斯的，是入室劫匪呀！”
“我知道，但我之前没想那么多。简单地说，从警察那儿了解到一些情况后，我心里开始有了疑虑。”
他伸出手，示意我打开文件。
“你先看看，然后我们再接着说。我去弄杯咖啡，你要吗？”
我点了点头。他站起身，走向放着咖啡机和全套咖啡用具的角落。
我埋头读起了这些文件。里面有大量的新闻简报，都是关于去年年底和二〇一七年年初涌现的抢劫潮的。五十多起案件，分别发生在阿尔卑斯滨海省、圣保罗-德旺斯和穆然村的各大富裕街区，以及戛纳和尼斯内陆地区的豪华住宅区。每次的作案手法都一样。四五个蒙面人冲入房间，释放催泪瓦斯后将房主捆绑监禁起来。劫匪持有武器，残暴凶险。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现金和珠宝。为了获取银行卡和保险柜密码，恶棍们曾多次肆无忌惮地殴打被害人。
这些案件在当地引起了极大恐慌，并造成了两起死亡：一个是在劫匪入室时死于心脏骤停的女清洁工，另一个就是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仅在弗朗西斯居住的奥蕾莉亚庄园内，就发生了三起入室盗窃案。作为蔚蓝海岸最安全的地方之一，这种案发率简直令人咋舌。这三起案件的受害人中，有沙特阿拉伯王室的一个远亲，还有位法国大老板、艺术品收藏家，后者资助过不少项目，与当局关系密切。案发时，这位大老板并不在家。然而，由于没能在别墅里找到钱财，蒙面匪徒们气急败坏，为了泄愤，大肆损毁了墙上的油画。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在这些油画中，有一幅《挖出战斧》价值连城，其创作者是倍受艺术市场青睐的当代画家西恩·洛朗兹。油画的损毁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波及了美国。《纽约时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了这起入室盗窃案件，而昔日蔚蓝海岸的花魁地产“奥蕾莉亚庄园”，如今已然沦为“不可去的地方”。仅在三个月时间里，这里的房价就陡降了百分之三十。为了消除民众的恐慌，安全部门成立了专案组，抓捕相关案犯。
自此，调查进度明显加快了——DNA提取，电话监听，全面警戒。二月初的一个清晨，警方在意大利边境的一座小村庄里展开突击调查，逮捕了十几个马其顿人，其中有些是黑户，有些是惯犯。警方搜查了多户人家，查获了珠宝、现金、手枪、弹药、电子器材和假证件，还找到了蒙面面具、刀具和一部分赃物。五个星期后，犯罪团伙的头目在巴黎市郊的一家宾馆里落网。他藏匿了大量赃物，并且已将其中的大部分在东欧转手卖掉了。匪徒们在尼斯被提起公诉，目前已关押入狱，等待开庭受审。他们对其他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拒不承认抢劫了弗朗西斯。这并不奇怪，因为一旦被指控故意杀人，他们将面临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我全身战栗，既恐惧又激愤地翻阅着一页页新闻简报。接下来的内容全是关于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被抢劫和袭击的报道。马克西姆的父亲并不是被简简单单暴打了一顿，而是被拷打折磨以致死亡。有些文章提到了他严重肿胀的面部，伤痕累累的身体，还有被手铐割伤的手腕。我开始明白马克西姆说的话了，脑子里也构建出了事件的经过。有人从艾哈迈德那里知道了当年的事，随后控制并拷打了弗朗西斯。也许是为了让他承认某件事情？承认什么呢？难道是他对克雷芒之死该负的责任？还是我们为此该负的责任？
我继续读下去。《观察家》杂志社一位名叫安热莉克·吉巴尔的记者，似乎看到过警方的调查报告。她的文章主要写了西恩·洛朗兹那幅画的损毁，但也同时提到了奥蕾莉亚庄园的其他几宗入室盗窃案。据她所说，当行凶者离开时，弗朗西斯可能还活着。在文末，她还提到了奥马尔·拉达德事件的类似情节，声称比安卡尔蒂尼曾一度蹭到窗边，试图用鲜血在窗玻璃上写字，似乎他认识行凶者。
这段叙述让我的血液瞬间凝固。我一直都很喜欢弗朗西斯，在他帮我处理克雷芒被杀事件之前也是如此。他对我很好。一想到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遭受的痛苦，我就一阵心惊胆寒。
我从这堆文件里抬起头来。
“劫匪们从弗朗西斯那儿都拿了什么？”
“只有一样东西，他收藏的手表。不过，据保险公司估值，总价至少有三十万欧元。”
我还记得，弗朗西斯热衷于收藏手表，尤其对瑞士品牌百达翡丽情有独钟。他收藏了十几种款式，把它们视若珍宝。我十几岁时，他常常高兴地把手表拿给我看，还给我讲相关的历史，用他的热情感染着我。我还记得他收藏的Calatrava系列、超级复杂功能系列，还有杰罗·尊达设计的Nautilus系列。
从今天上午起，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你爸爸是什么时候搬去奥蕾莉亚庄园的？我之前以为他一直住在这儿。就是旁边的房子。”
马克西姆的表情有些尴尬。
“我妈妈去世前，他有时住在这边，有时住在那边。奥蕾莉亚庄园算是他的一个地产项目，他投了钱。作为开发商，他给自己留了一座漂亮的别墅。说实话，我始终都懒得去那个地方，甚至在我爸离世后，我都是让保安打理房子的。我觉得，那里就是我爸胡搞的地方，他在那儿和情妇约会、叫应召女。有段时间，我甚至还听说他组织过性爱派对。”
弗朗西斯一直都有色鬼的名声。我记得他还大讲特讲过自己的猎艳经历，只不过我没怎么记住那些女人的名字。即便他行为出格，我还是很喜欢他。这种喜欢有些情不自禁，因为对我来说，他仿佛是个囚徒，被复杂、扭曲的人格所困的囚徒。他的法西斯式谩骂、大男子主义和反女权主义言论由于过于极端而显得不够真实，而且似乎和他的实际行为并不相符。他的大部分工人都是马格里布人，跟他关系很好。他是个作风老派的老板，当然，有些家长式的专制，但绝对是让手下靠得住的人。至于对待女性，母亲曾有一天对我说，他公司的所有要职都是女性员工担任的。
我的脑海里掠过一段记忆，随后是更为遥远的另一段。
那是在二〇〇七年的香港。我三十三岁。我的第三本小说刚刚出版。经纪人给我在亚洲安排了几场签售，地点分别是河内的法国文化中心、首尔的顶级高校梨花女子大学，还有台北的信鸽书店和香港的欧陆法文图书公司。在文华东方酒店二十六层的酒吧里，我和一名记者相向而坐，窗外是一望无际的香港天际线。我久久凝视着一个男人，他就坐在离我们十几米远的地方。那是弗朗西斯，但我当时并没有认出他来。他正在读《华尔街日报》，身上的西装剪裁完美，说着一口足够流利的英语，毫不费力地和服务生聊着日本威士忌和苏格兰调和威士忌的区别。过了一会儿，专栏记者发现我已走神许久，面露愠色。我赶紧回过神来，绞尽脑汁，用一个还算巧妙的回答回应了她的提问。而当我再次抬起头时，那人已离开了酒吧。
一九九〇年春天，我还没满十六岁。父母、哥哥和姐姐都去西班牙度假了，我独自在家复习语文。我喜欢这种独处的清静。从早到晚，我都沉浸在教学大纲罗列的书单里。每读完一本书，我就马上想要读下一本；那就好比一次次发现之旅，邀你深入探究字里行间的音乐性和画面感，反思其中蕴含的现代意义。一天，快到正午时，我出去取信，发现邮递员把弗朗西斯的一封信投进了我家的信箱。我决定马上把信给他送过去。由于我们两家房子间没有隔断，我直接从比安卡尔蒂尼家的后院走进去，穿过了草坪。有一扇落地窗是开着的。我没吱声就进了客厅，打算把信封放在桌上就走。突然，我发现了坐在扶手椅里的弗朗西斯。他没有听到我进来的声音，因为迷你收音机里正播放着舒伯特的即兴曲。这本身就很奇怪，要知道，在这座房子里，能被提到的音乐人往往只有米歇尔·萨尔杜[2]和约翰尼·阿利代[3]。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弗朗西斯正在读书，而且不是随便一本什么书。我虽然没有走近，却能看到映在窗玻璃上的封面：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哈德良回忆录》。我目瞪口呆。弗朗西斯一直大肆声称自己这辈子从未读过一本书。他四处宣扬对知识分子的鄙夷，说他们生活在泡沫里，而自己却从十四岁起就在工地上累死累活。我踮着脚尖走了出去，满脑子都是疑问。我曾见过无数个想把自己伪装成聪明人的傻瓜，却头一回看到一个想把自己塑造成傻瓜的聪明人。
“爸爸，爸爸！”
叫喊声打断了我的回忆。草坪的另一头，埃玛和路易丝正向我们跑来，我母亲就在她们身后。我下意识地合上文件，以及文件里蕴藏的恐怖。当两个小姑娘跳进她们爸爸怀里时，母亲对我们说：
“孩子交给你们了。我去小超市再买些杏。”
接着，她在我眼前晃了晃手里的钥匙，那是我放在门口收纳盒里的迷你库珀车钥匙。
“托马斯，我开你的车去。我的车被马克西姆的挡住了。”
“等一下，安娜贝尔，我马上把车挪开。”
“不，不用，我还得去趟商场呢，来不及了。”
她一边看着我，一边坚持说道：
“这样一来，托马斯就没法像个小偷一样逃跑了，更不能对我的杏肉水果馅饼置之不理。”
“可我得出去一趟。我需要用车！”
“你开我的好了。钥匙就在车上插着呢。”
母亲就这样走了，完全没给我留任何反抗的时间。就在马克西姆从布口袋里掏出玩具哄孩子时，我的手机在桌上嗡嗡振动起来——一个陌生号码。我心存疑虑地接听了来电。是克劳德·安热万，《尼斯早报》的前主编、斯特凡纳·皮亚内利的良师益友。
那人还算热情，但太话痨了。他告诉我他住在杜罗河畔，用了足足五分钟向我吹嘘葡萄牙这个地方有多美。我把他拉回到雯卡·罗克维尔事件上来，想探探他是否相信官方的说法。
“肯定不是真的，但又没法证明。”
“您为什么这么认为？”
“直觉。我一直觉得所有人都没查到点子上，不管是警察、记者，还是她的家人。说白了，我甚至认为大家都搞错了调查方向。”
“怎么讲？”
“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抓住重点。我想和你说的不是什么细节，而是很大的东西，一种没人看见、但又把调查变得无疾而终的东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虽然他的话语很模糊，但我却听懂了，并且同意他的看法。这位老记者继续说道：
“斯特凡纳跟我说，你想知道是谁给那两个舞者拍的照片，对吗？”
“对，您知道是谁吗？”
“当然知道！[4]是个学生家长，伊夫·达拉纳格拉。”
我对这个姓有点印象。安热万帮我理清了记忆：
“我查了。他是弗洛朗丝和奥利维娅的父亲。”
听他这么一说，我模糊地忆起了弗洛朗丝·达拉纳格拉。那姑娘爱运动，个子很高，估计得比我高十厘米。我参加数理化会考那年，她正在读生物毕业班，但我们一起上过体育课，甚至还有可能在男女混合队打过手球。然而关于她的父亲，我却没有任何印象。
“是他自己拿着照片来找我们的，那会儿是一九九三年，就在我们发表了第一篇有关雯卡·罗克维尔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失踪事件的文章后。我们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张照片，后来使用了很多次。”
“是您对照片做了处理吗？”
“没有，至少在我的记忆里是这样的。我记得买来照片后，我们没做任何处理就直接刊登了。”
“伊夫·达拉纳格拉，您知道他现在住哪儿吗？”
“知道，我给你查到了，地址发你邮箱吧。你会大吃一惊的。”
我对他表示感谢，告诉了他电邮地址，还应他要求，答应随时告诉他我的调查进展。
“我们是不会就这么忘掉雯卡·罗克维尔的。”结束通话前，他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老爷爷，您也不看看这话是对谁说的！
当我挂断电话，马克西姆给我准备的咖啡已经凉了。我站起身，打算去接杯热的。确定孩子们玩得很好后，马克西姆也来到咖啡机这边找我。
“你还没告诉我德布鲁因为什么叫你过去呢。”
“他想让我辨认一样东西，那东西和我爸的死有关。”
“快告诉我，他让你看什么东西了？”
“星期三晚上，风特别大，海浪汹涌，卷来了大量海藻和垃圾。前天上午，市政卫生部门派了人去清洁海滩。”
他望向孩子们，目光闪烁模糊。喝了一口咖啡后，他继续说道：
“在拉萨里海滩，一名市政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个黄麻布小口袋，是风浪卷到岸上的。你猜猜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我摇摇头，完全摸不着头脑。
“袋子里装的是我爸的手表，他所有的收藏。”
我马上明白了这个发现意味着什么。那些马其顿劫匪和弗朗西斯的死没有任何关系。他遭遇的不是入室抢劫。为了掩盖罪行，凶手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的入室盗窃风波。他之所以拿走了手表，就是为了伪装成抢劫案件。随后，他又处理了“赃物”，以防留下证据或遭遇突击搜查。
我和马克西姆交换了眼神，随后同时把视线转向了两个小姑娘。我的身体瞬间冻结成冰。从此，危险无处不在。我们身后，始终尾随着一个一心复仇的敌人。那人并非如我最初所想的那样，仅仅是为了敲诈勒索或制造恐慌。
那是个凶犯。
是个走上战争之路的杀手，执行着无情的复仇计划。
* * *
[1] 朋友之间的叫法，把“拉斐尔”缩短成“拉法”。
[2] 法国知名歌手。
[3] 有“法国猫王”之称的摇滚歌手。
[4] 原文为葡萄牙语。
与众不同的男生
我发动了母亲的汽车，敞开车篷，在灌木丛和蓝天间，驾车向内陆地区驶去。微风徐徐，景色如诗如画，和我内心汹涌的苦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更确切地说，此时的我，很焦虑，却又异常兴奋。其实，我心生希望，即便目前我还不敢承认。在今天下午的几小时里，我真真切切地感知到，雯卡没有死，我就快找到她了。如果真能如此，我的生活会一下子找到意义，变得不再沉重；如果真能如此，我心中的负罪感将永远消散。
在那几小时里，我认为自己就要赌赢了——我不仅即将发现雯卡·罗克维尔事件的真相，还将幸福、活力满满地走出这场探寻。是的，我真的以为，我将带着雯卡冲出神秘牢笼的禁锢，而她，也将把我从忧伤和逝去的青春中解救出来。
一开始，我马不停蹄地寻觅着雯卡；后来，年复一年，我开始等待，等待她来找我。然而，我从未放弃过，因为我有一张别人不知道的底牌。那是另一段回忆。并非什么确凿的证据，而是内心深处的一种笃定。这种笃定，如若出现在陪审团中，可以毁掉一个生命，或者给予它绽放的希望。
那是几年前的事了。二〇一〇年，在圣诞节和元旦之间，纽约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暴雪，城市陷入了瘫痪状态。机场关闭，航班取消，曼哈顿被冰雪覆盖了整整三天。十二月二十八日，暴雪终结，阳光灿烂，照耀全城。接近正午时分，我走出公寓，去华盛顿广场附近遛弯。公园门口的小径是象棋棋友聚集的地方。我心血来潮，打算和谢尔盖下一盘棋。谢尔盖是个俄罗斯老头，我们碰见过几次。在二十美元一局的棋局里，他总是在最后关头赢了我。我在一张石桌前坐下，决定一雪前耻。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有步好棋可走——用我的马吃掉对方的象。当我从棋盘上拿起棋子时，视线也随之抬起。陡然间，我的心脏一阵剧痛。
雯卡就在那儿，在小径的尽头，在离我十五米远的地方。
她坐在一张长椅上，埋头读着一本书，双腿交叉，手里拿着一个纸杯。光彩照人。比高中时代更阳光、更甜美。她身穿浅色牛仔裤，芥末色麂皮外套，围着一条大围巾。虽戴了一顶毛线帽，我却可以感知到，她的头发比原来短了，也没了红棕色的光。我揉了揉眼睛。她手里拿的书，是我的。就在我想要开口叫她时，她抬起了头。那一瞬，我们的目光交汇在一起……
“喂，你他妈的到底还下不下棋啊！”谢尔盖质问我说。
几秒钟的工夫，我就看不到雯卡了，那会儿公园里正好来了一群中国人。我站起身，穿过人群，跑过去找她，可当我跑到长椅旁时，雯卡已经不见了。
这段回忆究竟是否可信？我看到的不过是瞬间的一幕，这一点我承认。由于害怕那画面越来越模糊，我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重温它，直到将它定格成永远。它能让我的内心获得平静，我再也离不开它了，即便我知道它是那般脆弱。所有的回忆都有虚构和重建的成分，而这段记忆却因为太美而显得那么不真实。
一年年过去，我开始怀疑那画面的真实性。也许，是我在胡思乱想吧。然而，如今，这段回忆却重新具有了特别的意义。我再次想到了《尼斯早报》前主编克劳德·安热万对我说的那段话：“所有人都没查到点子上。说白了，我甚至认为大家都搞错了调查方向。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抓住重点……”
安热万说得没错。然而，事情正在发生变化。真相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也许我正在被人追杀，但这并不令我恐惧。因为，是那个杀手让我再次靠近了雯卡。是他，给了我机会……
然而，独自一人，我是无法战胜他的。为了破解雯卡·罗克维尔的失踪之谜，我需要重新回到记忆里，探访曾经的我，那个与众不同的高中男生。那个男孩，积极勇敢，心灵纯粹，还有着些许优雅。我知道，我不可能让他复活，但他从未真正消失。即便是在生命中最灰暗的时刻，他仍然留存在我的身体里。一个微笑、一句话语、一抹灵光，时而闪现而出，提醒我不要忘却曾经的自己。
现在，我确信，只有他能够揭开真相。因为，在找寻雯卡的路上，我尤其需要拷问的人，正是我自己。
第11章 在她的微笑背后
摄影中不存在不确定，所以每张照片都是确定的，却没有任何一张照片是真实的。
——理查德·阿维顿，美国摄影家
伊夫·达拉纳格拉住在比奥高地的一座大别墅里。造访前，我给他打了个电话，号码是克劳德·安热万给我的。我运气不错。首先，他六个月以来一直住在洛杉矶，最近刚刚回到蔚蓝海岸；其次，他完全知道我是谁。他的两个女儿、我的高中校友弗洛朗丝和奥利维娅——我对她们的记忆虽然模糊，但绝对真实——读过我的小说，还很欣赏我。于是，他主动邀请我去见他，就在他位于维涅阿斯路的别墅兼工作室里。
“你会大吃一惊的”，安热万这样提醒过我。通过查阅达拉纳格拉的个人网站、他的维基百科页面还有网上关于他的文章，我了解到他已经是摄影界的知名人士了。他的个人经历非常奇特。四十五岁前，达拉纳格拉都在家里扮演着慈父的角色。他曾是尼斯一家中小型企业的监察员，二十年来只和卡特琳一个女人结过婚，有两个孩子。一九九五年，母亲的去世让他顿悟，自此开启了全新的人生。达拉纳格拉离了婚，辞了职，前往纽约放飞自我，投身到了自己最爱的行业——摄影中。
几年后，他在《解放报》最后一版上向读者坦言，在那段时间，他选择直面自己的同性恋倾向。让他一举成名的是一组裸体照，照片高调地模仿了摄影师伊文·潘和赫尔穆特·纽顿的摄影美学。之后，经过时光的洗礼，他的作品渐渐具有了个人风格。从此，他开始拍摄传统美学并不认可的人体形象：超重或身材矮小的女人、皮肤烧伤或截肢的模特、正在接受化疗的病患。达拉纳格拉成功地升华了这些特殊肢体。我一开始还持怀疑态度，如今却讶异于他的作品所展现出的力量。那些照片，既无败笔，也不扭曲。它们并非为身体多元化高唱赞歌的政治宣传，而是弗拉芒克[1]传统画风的锋芒再现。在精细的手法、创造性的背景，以及光的运用下，这些照片像极了经典的油画作品，把你带入一个美、欢喜、快感和愉悦相互交融的世界。
我开着车在小路上缓缓前行，道路两边是橄榄树和矮石墙。每块高地都通向更为狭窄的道路，道路前方是成群的住宅——翻新过的老庄园、现代化的房子，还有建于七十年代的普罗旺斯别墅群。驶过一处形如发卡的弯道，枝干粗壮、树叶婆娑的橄榄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片棕榈林，仿佛把马拉喀什[2]搬到了普罗旺斯。伊夫·达拉纳格拉已经给了我大门密码。我把车停在铸铁大门前，沿着布满棕榈树的小路向别墅走去。
突然，一个黑影狂吠着朝我扑来。是一只安纳托利亚牧羊犬，个头非常大。我怕狗。六岁那年，在给一个小伙伴庆祝生日时，他家的法国狼犬突然蹿到了我身上，无缘无故地咬了我的脸，让我险些瞎了一只眼睛。它留给我的不仅是鼻子上方的一个疤痕，还有对犬科动物深刻且无边的恐惧。
“安静，于利斯！”
在巨型牧羊犬身后，别墅的保安出现了。那是个手臂健壮的小个子男人，身穿海魂衫，头戴大力水手鸭舌帽，胳膊的长短似乎和身体不成比例。
“别这么凶！”他抬高了声调说。
短毛、大头、身高八十厘米的安纳托利亚牧羊犬对我怒目而视，让我不敢向前多迈一步。它大概已经感受到了我的恐惧。
“我来见达拉纳格拉先生！”我对保安解释道，“是他把大门密码给我的。”
男人丝毫没有怀疑我，但“于利斯”却已咬住了我的裤脚。我忍不住大叫了一声，保安不得不徒手和狗厮打起来，试图让它松开我。
“松开，于利斯！”
“大力水手”很恼火，向我连声道歉，说：
“我不知道它这是怎么了。它平常温驯得像只毛绒狗熊。可能是因为您身上的某种气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