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伯特的表情很局促不安。
“他们用不同的词汇，”奥威尔继续说，“这是一种很复杂的语言。他们可以有一打联络员，他们用不同的日历……西方这边使用更多符号和密码。我就是从这里入手的。我就是这么用右手击了一下鼠标，就到了三千英里之外。”
“你是说因特网。”
“在电脑屏幕上看着那些情报感觉很好。”奥威尔说，摸摸他扁了的鼻子，因为用了皮维碘软膏，他的鼻子成了橘黄色。阿尔伯特试图用纸板和胶带让他的鼻子直着，但是他也知道，如果不尽快把奥威尔送到医院，一个月后他们就不得不得把他的鼻子弄断，因为会长歪的。
阿尔伯特想了想。
“那么这个胡全，他要去找凯因。”
“我记不得很多。除了找凯因，这家伙似乎很严肃。实际上我给凯因的是一份原始资料。我还没有来得及分析细节。”
“那么……”
“我是给他一份免费样张，你明白。你给他们一点儿，然后你就等着结果。到时候他们会找你要更多，别这么看着我。人总得挣钱吃饭。”
“我们得把那份资料拿回来。”阿尔伯特说，他用手指敲着他的椅子。“因为首先，袭击你的人对你所知道的甚感担忧。其次，胡全在这个探险队里……”
“我所有的文件资料现在要么丢了，要么已经被毁，要么被烧了。”
“不是所有，还有一份备份。”
奥威尔慢慢才明白阿尔伯特话的意思。
“没门。想都甭想。那个地方可是刀枪不入。”
“没什么不可能的。除非一件事：就是我还得再饿几分钟。”阿尔伯特说着，拿起他的车钥匙。“休息一下。我半个小时后回来。”
神父刚要出门，奥威尔又叫住他。刚才阿尔伯特要打破凯因公司“堡垒”的想法让他担心。而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他放松他的神经。
“阿尔伯特……”
“什么？”
“我改主意了，你还是给我买点儿巧克力吧！”
[1]积家再造三问表：Jaeger-LeCoultre,瑞士勒桑杰的钟表制造商。1833年建立，拥有二百多项产品专利，一千多项不同产品。
[2]ISL：InternationalServiceLiaison。国际服务联络人。是国际间谍活动服务组织。
[3]7-11：小型连锁店，营业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上11点，卖些食物和小商品。
第二十三章注射器
老师和组织的头目都告诉过胡全，神没有刺激他们的心和灵魂，对于坚持和平，害怕流血，想要脱离组织的叛徒，就该让他们痛苦地消失。
胡全现在对这些话已深有体会，他可以听到自己内心的呼唤，这种呼唤在别人那里也许只在嘴唇上嘟哝，但是对他来说，已经成为心底的呐喊。
这次成为组织的领袖之一，更让他感到那种心底的呼喊。他有特殊的才干。赢得兄弟们的认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从来没有去过阿富汗或者黎巴嫩。他没有跟着正统的路子受训，但是那些话在他心底深深扎根，就像小树上盘起的葡萄藤。
那是在城外的一个仓库，一个兄弟抓住另外一个人，后者因为外界的诱惑动摇了和神之间的契约。胡全知道了这件事后，主动要求亲手来处决这个他们眼里的叛徒。
去仓库的路上，胡全买了一个注射器针头，他轻轻把针头弄弯顶住车门。他的任务是走进去和那个叛徒谈话，对这些要拥抱安逸的人，要把他们从地球上铲除。他的任务就是让叛徒承认错误。
老师曾告诉过他要坚定，现在看来他做的是值得的，因为全世界都在看着他。
叛徒浑身光着，手和脚都绑着，他等着听胡全的话。
胡全没有说话，他走进仓库，直接走向叛徒，把他手中弯曲的针头杵进那人的眼睛。根本没听见那人的尖叫，胡全按住注射器，继续刺。丝毫没有犹豫，接着，他又把针头刺进叛徒另外一只眼睛。
没过五分钟，叛徒就开始求胡安赶紧杀了自己，他惨叫着，拼命地扭动身躯，直到绳子深深地嵌进肉里。
胡全笑了，他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他的使命就是制造痛苦，让那些违背神旨意的人去死。
胡全——注射器。
那一天让他得到了自己的名誉。
第二十四章凯因的身世
挖掘地，欧姆达瓦沙漠，约旦
2006年7月15日，星期六，中午12:34
“一杯‘白俄罗斯’，谢谢。”
“你让我惊奇呢，奥蒂罗小姐。我还以为你会喝一杯‘曼哈顿’[1]，一些更时髦的或者更后现代的。”雷蒙德·凯因微笑着说，“我来自己兑酒，谢谢，雅各。”
“你肯定吗？”罗素问，似乎让老人单独和安德莉亚在一起不是很高兴。
“放松点儿，雅各，我不会跳到奥蒂罗小姐身上去。除非她想。”
安德莉亚发现自己脸红了，像个学生。亿万富翁调酒的时候，她开始看着周围的一切。三分钟前，当罗素来到医务室接她的时候，她很紧张，手都直哆嗦。她花了几个小时整理修改她要提的问题，她撕掉五页草稿，把它们扔进纸篓。这个人可不是一般人，她不能只问些一般问题。
当她走进凯因的帐篷，她却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了。帐篷被分成两间。一间好像是休息室，也是罗素工作的地方，那里有桌子，手提电脑，还有，正如安德莉亚怀疑的：那里还有一台短波收音机。
所以你们使用这个和“比蒙号”联系……还以为和我们一样你们也无法和外界联络呢。
右边有一道薄薄的帘子隔开，是凯因的房间。也证明他和助手共处一室。
真想知道这两人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他那“都市玉男”的形象还有他自以为是的态度，总觉得罗素不能全信。也许我在采访中可以得到一些线索。
安德莉亚穿过帘子，立刻闻到一股檀香木的香味。这里有一张简便的床——当然肯定比医务室里的床垫舒服多了——床占了屋子的一半。一个小型盥洗室，和大家共用的一样，还有一张小桌，上面没有一张纸。也没有电脑。还有一个小酒吧，两把椅子是这里唯一的家具。所有的一切都是白色的，一摞书堆得很高，快赶上安德莉亚的高度了，如果走得太近，随时有翻了的危险。她刚想看看都是什么书，这时凯因走进来。
近距离看凯因，他似乎比安德莉亚第一次在船上瞟到他时高，五英尺七英寸的样子，他身上的肌肉有些萎缩，白头发，白衣服，光着脚。整体看来，他仍然显得很年轻，直到你走近看他的眼睛才看出老态。他的眼睛像两只蓝色的洞，被两个充满皱褶的袋子裹着，暴露了他的年龄。
他没有伸出手来，安德莉亚的手停在半空，他笑了一下，似乎在抱歉。罗素已经告诉过安德莉亚，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试图碰到凯因先生，但是安德莉亚不试一下她还是不信。不管怎么说，这样会给她一些机会。这个亿万富翁在递给安德莉亚鸡尾酒的时候，显然有些不自然，凭安德莉亚职业记者的训练素质，让她当然不会放弃喝一杯的，不管一天中什么时间，她都会随时喝点什么。
“从一个人喝什么，你可以看出这个人很多东西。”凯因说，递给安德莉亚杯子。他的手指放在杯子上端，让安德莉亚有足够的地方可以从下面接过去而不会碰到他自己。
“是吗？那么一杯白俄罗斯说明我是什么样的人呢？”安德莉亚一边问，一边坐下喝了一口。
“让我想想……一杯甜甜的混合物，很多伏特加，还有咖啡，奶油，这告诉我说你很爱喝酒，而且你可以控制你的酒量，你已经花了很多精力想找出你最爱什么，你对环境很在意，并且你很喜欢命令别人。”
“太棒了，”安德莉亚不屑地说，这是她对自己不是很有自信的时候的最好抵抗方式。“你知道吗，我肯定你已经在这之前调查过我，所以知道我喜欢喝什么。在一般的小酒吧找不到一瓶新鲜的奶油，更别说一个慈善家亿万富翁的家里了，你很少有访客，尤其是在约旦中部，而我看到你在喝威士忌加水。”
“现在轮到我吃惊了。”凯因说，他喝酒的时候背对着安德莉亚。
“真理和谬误最接近的时候，我们的心理就平衡了，凯因先生。”
亿万富翁转过身，看着安德莉亚皱了皱眉，但是没出声。
“我想说的是，你是在测试我，而我给了你一个你希望的答案。”安德莉亚继续说，“现在请告诉我，为什么给我这个采访你的便利？”
凯因坐在另外一把椅子上，避开安德莉亚的目光。
“这是我们的协定啊。”
“哦，我想我问错了问题，我是说，为什么是我呢？”
“哦，这是一个富人，一个施予者的诅咒。每个人都想知道他背后隐藏的动机。每个人都有一个计划，尤其当他是个犹太人的时候。”
“您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女士，恐怕你要想想你要什么答案：是单回答你呢，还是对所有人的回答？”
安德莉亚咬了咬下唇，她生自己的气。这个老家伙比她想的要难对付。
他在挑衅，但丝毫没有着急。好吧，老家伙，我就陪着你。我要打开心扉接受你整个故事，然后在你根本想不到的时候，找出我要的答案。我会深挖到底，即便揪出你的舌头也要得到。
“您不是在吃药吗，怎么还能喝酒？”安德莉亚说，她的语气故意带着攻击性。
“我想你也判断出，我吃药是因为我的广场恐惧症。”凯因说，“是的，我吃药是因为我的焦虑，我是不该喝酒。但是我不管。当我曾祖父八十岁的时候，他可不愿意当个不给朋友买酒喝的人。奥蒂罗小姐，如果我用了什么土语你不明白就请打断我。”
“那样的话可能我老要打断您了，我什么土语都不知道。”
“随便。我的曾祖父总是喝酒，我祖父总说：‘你得悠着点。’可他总是说：‘滚开，我已经八十岁了，我想喝就喝。谁也管不着。’他死的时候九十岁，是一头驴踢到了他的内脏。”
安德莉亚大笑起来。凯因在说到自己祖先的时候，声音变了，就像讲故事似的，故意用不同的声调。
“你知道你家族很多事情，你和你兄弟们很亲近吗？”
“不，我的父母死于二战。尽管他们告诉我一些，但是我记不得什么，因为那时我刚出生几年。我知道的我家的事情都是后来从外界获得的资料。是我自己有能力去收集的时候，我去欧洲寻根，寻遍欧洲。”
“跟我讲讲你的根。我想录音，你介意吗？”安德莉亚问，从兜里掏出她的数码录音机。这个录音机可以录好几个小时，质量非常好。
“随你。这个故事从一个寒冷的冬天开始，那是在维也纳。一对犹太夫妇走着去一家纳粹占领的医院……”
爱丽丝岛[2]，纽约
1943年12月
尤岱在黑暗中静静地哭泣。土耳其号已经到港，海员在指挥分散在甲板上每一个角落的难民下船。每个人都急切地出来透气。但是尤岱没有动，他抓住约拉冰冷的手，不相信她已经死了。
这不是他第一次和死亡打交道。从离开拉斯法官的藏身之处他就见了许多。逃出那个洞穴，那里令人窒息但是安全，之后就是无数的可怕打击。第一次看到阳光他就知道那里藏着可怕的怪物，第一次走在街上就让他知道任何一个小角落可能都有危险，每次穿过街道，他都先看一眼，然后迅速跑过去。第一次坐火车，那巨大的轰隆隆的声音和那些在过道里走来走去的怪物把他吓坏了，他们在到处抓人。幸运的是，如果给他们看那张黄色的卡片，他们就不会再理你。第一次在旷野里他就讨厌雪，那种残酷的寒冷让他走在路上脚冻得要命。第一次看见海，他觉得那是最最可怕的一种经历，好像是一个监狱，他就在里面向外看。
在去伊斯坦布尔的船上，尤岱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这才让他感觉好受些。只花了一天半时间，他们到了土耳其港口，但是他们等了七个月才得以离开那里。
为了获得签证，约拉·梅尔不懈地努力。那时土耳其是一个中立国家，很多难民聚集在港口，人权组织的咨询处排着长长的队伍。每天英国都有名额限制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美国也拒绝很多犹太难民的涌入。对于在集中营中的屠杀，世界变成了聋子的耳朵，即使像《伦敦时报》这么著名的报纸提到纳粹，只含混地说是“可怕的故事”。
尽管困难重重，约拉还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她在街上讨饭，夜晚用自己的外套给小尤岱盖好。她尽量不用拉斯法官给她的钱。他们睡在任何可以躺下的地方。有时候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小旅馆，有时候是一个拥挤的红十字会门口，那里到了晚上，难民会占据每一寸地方，以至于早上你起来，如果发现你还是一个人占着一个地方，那简直就是奢侈。
约拉可以做的就是希望和祷告。她不认识任何人，她只会说依地语[3]和德语，她拒绝说他的母语，因为那给她带来痛苦的记忆。她的身体越来越差，一天早上她刚开始咳嗽的时候，她看见了血。她决定不再等下去了。她鼓足勇气，把手里所有的钱都给了一个牙买加水手，那人在一艘飘着美国国旗的货船上干活。那船几天后就起航。水手同意了。于是他们和几百名在美国有亲戚的犹太人一起上了船，那些人因为有亲属得到了去美国的签证。
约拉死于肺炎，那是船到美国前的三十六个小时前。尤岱寸步没有离开约拉，虽然他自己也病着。他的耳朵严重感染使他的听力受阻，好几天耳朵都是堵着的。他的头就像一个装满果酱的桶，任何一个大一点的声音对他来说就像马飞驰而过，因此当水手大声叫他离开这里时，他没有听见。为了吓唬他，水手踢了他几脚。
“走啦！木瓜。他们在海关等你啦！”
尤岱还想抓紧约拉。可是那个水手——一个矮小的满脸疙瘩的男人——一把抓起他的脖子粗鲁地想把尤岱拽开。
“有人会来搬她。你滚吧！”
孩子使劲挣扎。他伸进约拉的兜里找着他父亲留下的信。约拉告诉过他很多次这封信的事。尤岱找到信，放进自己的衬衣里面。水手又抓住他，在可怕的日光下，尤岱只能离开了。
尤岱走下甲板，进到一个屋子。这里是海关。官员们都穿着蓝色的制服，坐在长长的桌子后面等着那些移民。尤岱发着烧，浑身哆嗦着，他排在队伍里。他的脚在他那双破鞋里像烧着了一样疼，他想逃走，躲进黑暗里。
最后终于轮到他了。一名海关工作人员从眼镜后面看着他，那人长着一双小眼睛，嘴唇很薄。
“姓名和签证。”
尤岱看着地板，他不懂官员的话。
“我可没时间和你磨蹭。你的姓名和签证。你反应迟钝啊？”
另外一个有一撮小胡子的年轻官员走过来，想舒缓一下他同事的情绪。
“别上火，克莱德。他自己来的，可能不懂你说的话。”
“这些犹太老鼠知道的比你多。该死！今天这是我接待的最后一班船，最后一个人。我有一箱冰啤酒等着我享受。高德，你要是高兴你来对付这个小子。”
小胡子官员走过来，眯眼看着尤岱。他开始和尤岱说话，开始用法语，然后用德语，又换成波兰语。孩子还是看着地板不出声。
“他没有签证，而且有些呆。下班船我们把他遣送会欧洲。”那个戴眼镜的官员说。“说点什么啊，傻瓜。”小胡子官员屈身倾向桌子对着尤岱的耳朵叫。
开始尤岱什么也没听到。但是突然他的脑袋非常疼，好像被刺到了一样，很热的脓水从他耳朵里流出来。
他用依地语急促地大叫起来。
“警察！”
小胡子生气地看着他的同事。
“够了，克莱德。”
“无身份小孩，不懂任何语言，没有签证，驱逐出境。”
小胡子官员迅速地查找孩子的口袋。没有签证。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找到，除了一些面包屑和一个用希伯来文写的信。他检查看看里面是否有钱，但是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封信，他把信放回孩子的口袋。
“他懂你的话。见鬼！你听到他说的名字吗？他也许把签证丢了。你不要把他驱逐出境，克莱德。如果你这么做，我们可还要至少耽误十五分钟。”
戴眼镜的官员长长出了口气，他放弃了。
“让他大声说出自己的姓名，让我能听到。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喝啤酒了。要是他不说，我就立刻把他驱逐。”
“帮帮忙，孩子。”小胡子小声说，“相信我，你不想回到欧洲死在那里的孤儿院里吧？你要说服这个人，告诉他外面有人在等你。”他又用自己唯一知道的依地语说，“家？”
尤岱嘴唇哆嗦着，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他说了第二个词：“克翰。”
小胡子看着眼镜同事，舒了口气。
“你听见了，他叫雷蒙德。全名雷蒙德·克翰。”
凯因帐篷
跪在帐篷里的塑料厕所面前，他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不呕吐，他的助手想让他喝点儿水，但是没用。老人最后忍住了恶心，他讨厌呕吐，虽然那样会让他暂时舒服些，可是会让他身体里的一切都精疲力竭。这是他灵魂的真实反映。
“你不知道这花了我多大的精神啊，雅各。你不知道啊，那个女人……跟她说话，看到我自己的一切都暴露在外。我实在不行了。她还想再来一次呢。”
“恐怕你还得和她多待一会儿。”
老人看着屋里尽头的吧台。他的助手看出了老人的企图，把不赞同的目光投向老人，老人把脸转向别处，叹了口气。
“人类真是充满矛盾，雅各。我们最终喜欢上自己以前最讨厌的东西。把我的故事告诉给一个陌生人让我如释重负。刚才一度让我感觉又和世界有了联系。我本可以骗她，或者真的假的混在一起说，可是结果我却告诉了她所有的事情。”
“你这么做是因为你知道这不是正式采访。她不能发表。”
“也许吧。或者也许是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你觉得她会怀疑什么吗？”
“不会，先生。不管怎么说，我们就快成功了。”
“她很聪明，雅各。靠近了看她，她可能成为这次整个事件的一面魔镜呢！”
[1]白俄罗斯和曼哈顿：鸡尾酒名称。
[2]爱丽丝岛（EllisIsland）：在纽约州纽约港的岛屿。与自由女神像相邻。1892年1月1日开始，许多来自欧洲的移民从这里踏上美国土地，进行体检和接受移民官询问。现在是移民博物馆。
[3]依地语：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
第二十五章水车被炸
安德莉亚和医生的帐篷
安德莉亚从噩梦中惊醒。她还记得梦里浑身冒冷汗，是因为黑暗中的恐惧，她想知道自己在哪里。这个梦境反复出现，但是她总是不知道是什么。每次醒来她就忘了，只留下恐惧和孤独。
但是现在医生立刻就出现在她身边。爬到她的床垫上来，坐在她的身边，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安慰她。一个是害怕走得太远，另一个是不敢。安德莉亚轻轻哭泣，医生抱紧了她。
她们的额头相碰，然后是她们的嘴唇。
就像一个花了几个小时使劲上爬山坡的汽车，最后终于到了山顶，接下来就是决定性的平衡。
安德莉亚的舌头疯狂地寻找着医生的舌头，医生吻着她回应。医生脱掉安德莉亚的T恤然后用舌头追寻着湿润有些咸咸的皮肤。安德莉亚躺在垫子上，她不再感到害怕。
就像汽车从山顶冲下来，没有闸。
挖掘地，欧姆达瓦沙漠，约旦
2006年7月16日，星期日，凌晨1:28
她们仍然彼此靠着，说着话，这样待了很长时间。说一会儿就吻一会儿，就像她们不敢相信对方还在自己身边一样。
“啊，我说医生，你真是知道怎么照顾你的病人啊。”安德莉亚说着抚摸着医生的脖子，玩着她卷曲的头发。
“这是我誓言里虚伪的部分。”
“我还以为是希波克拉底[1]誓言。”
“我的誓言是另外一个词。”
“不管你怎么开玩笑，我还是会生你的气。”
“对不起我开始没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安德莉亚，我想谎言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还有什么是你工作的部分？”
“我的政府想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现在你不要再问我，因为我不会说的。”
“我有让你说的办法。”安德莉亚说，在医生身上爱抚着。
“我肯定可以扛住审讯。”医生小声说。
两人都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医生发出一声长长的呻吟。然后她把安德莉亚抱过来，对着她耳朵小声说：
“加德娃。”
“什么意思？”安德莉亚也小声说。
“是我的名字。”
安德莉亚吸了口气，她很惊讶。医生感到很快乐，她抱紧了安德莉亚。
“你的秘密名字？”
“千万不要大声说出来。现在你是唯一知道的。”
“那你的父母呢？”
“他们都去世了。”
“对不起。”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妈妈就死了，我父亲死在内盖夫[2]的监狱。”
“为什么他会在哪里？”
“你真想知道吗？这可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故事。”
“我的生活一直就是令人沮丧的，医生。听听别人的故事可能是个不错的变化。”
两人稍微停顿了一会儿，然后海瑞尔还是讲起她的故事。
“我父亲是一个我们国家情报局的高级特工。一共只有三十个人。很少有人可以达到那个职位。我已经在情报局工作了七年，但我只是一个助理特工，最低级的。我现在三十六岁了，所以估计没有什么提升的机会。但是我父亲二十九岁就是高级特工了，他在国外做了很多工作，1983年他执行了最后一次任务。他在贝鲁特住了几个月。”
“当时你没和他在一起吗？”
“只有他去欧洲或美国时我才跟着他。那时候贝鲁特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其实对谁来说都不是个好地方。在那里他遇到了安东尼·福勒神父。安东尼当时要去贝卡山谷[3]营救几个传教士。我父亲非常敬重他。他说去搭救这几个人是他见到过的最勇敢的行为，而且对这次营救，任何媒体连一个字的报道都没有。对这几个传教士只是说他们被释放了。”
“我想可能是因为这种事不合大众的胃口。”
“是这样。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我父亲意外发现了一些事：情报说一些恐怖分子开着一辆卡车，里面装了满满一车炸药，他们要去炸毁一个美国军事基地。我父亲把这件事报告了他的上级，他的上级说，如果美国人总是把鼻子伸向黎巴嫩的话，他们活该。”
“那你爸爸怎么做了？”
“他给美国使馆发去一封匿名信，警告他们，但是没有提供线索，这封信没有引起美国人的重视。第二天一辆装满炸药的卡车撞在了海军基地的大门，杀死了二百多名海军。”
“上帝啊！”
“我父亲回到以色列。但是事情并没有完。CIA向我国情报局要求一个解释，有人提了我父亲的名字。几个月后，在他从德国回家的路上，在机场他们把他拦下。警察搜查他的行李，发现了两百克的钚[4]，于是成为证据，说他企图要将这些东西卖给伊朗政府。如果伊朗有了这些东西，他们可以制造一个中型核炸弹。我父亲进了监狱，根本没有审讯。”